我的童年生活在一个物质匮乏的时代，由于家里兄弟姐妹多，父母收入低，生活状态更是低于一般水平。全家人除了吃饭外，很少能有钱去享受丰富的水果。记得小的时候看到别人啃苹果，忍不住馋虫暗暗蠕动，两眼发直，心想：“什么时候才能想吃苹果的有苹果，想吃梨的时候有梨呢？”
1976年初我们知青组搬来到了大官庄，听说村里有一个苹果园，很希望能分到果园去干活，那样的话随时就可能吃到甜甜的苹果了。可遗憾的是我和高军被分到了第8生产队，据说是全大队个小队中最穷的一个。全组只有葛瑞梅和刘敏分到了林业队（下辖果园），一个担任会计，一个担任保管，好羡慕她们倆啊！
大官庄的林业队是全大队的经济支柱，管辖着汶河沿岸包括果园在内几里路长的一大片森林，还有村里、村南水渠边上的许多树木。知青虽然不属于林业队，但由于林业队的固定人员很少，当果园打药，摘苹果或者其他活需要较多人手的时候，往往就把知青调了去。虽然知青干活没有多少经验，但我们这些人年轻，比较听指挥，且较少偷懒，堪称大队书记的一支“别动队”。
“刮树皮”
刚到大官庄不久，大概就在二三月份，大队里安排我们到林业队“刮树皮”。据队长张运发介绍，苹果树上有一些害虫，它们喜欢藏在果树的表皮下过冬，因此要用人工的手段把果树的表皮刮掉，收集起来烧掉，然后树干上刷上生石灰水，就可以除掉这些害虫了，以保证春天到来后果树不会生病。
听起来“刮树皮”很简单，无非就是每人拿一把特制的小刀，钻到果树底下给树身“挠痒痒”。可是由于果树很矮，人要趴在树底下才行。二三月份天气还比较冷，直接趴在地上当然受不了，于是队里发给每人一块麻袋片垫着。就这样，为了除掉果树上的小爬虫，我们这些人都变成了“大爬虫”，卧一回儿，仰一回儿，侧一回儿，坐一回儿，“转辗反侧”、“摸爬滚打”，没个正经姿势。耳边回响着北风吹过森林发出的呼啸，寒冷浸透了棉衣、棉帽，冻麻了手脚、耳朵，绝没想到一心盼着的果园劳动会是这个样子！
不过，经过几周的艰苦劳动，当看到果园里的果树都穿上了雪白的“裙子”时，心里还是涌起一种成就感，幻想着果树穿上绿衣，结满果子的样子。
“皮褥子丢了”
春天过后夏天来了，果园里的果子挂满了枝头，让从那里路过的人们不禁馋蜒欲滴。为了保护集体的果园不被侵犯，林业队除了扎紧篱笆，大修围栏之外，还组织了人员日夜看守和巡视，有几位知青也被编进了值班的队伍。
值班也不是件轻松愉快的事。白天还好，晒晒太阳，满园子转转，基本不会出问题。可值夜班的就比较辛苦，休息的地方就是用树枝和草苫子搭成的棚子，里面铺上点草和草席，既潮湿又阴冷。夜里在那里只能打个盹，还要时不时地出去查看，防止有人夜里钻进来偷果子。
值过夜班的人跟我讲过，在树林里巡逻可是件锻炼胆量的事。夜里的树林到处黑黝黝的，提着盏马灯也就能照亮几步远的地方，再远了什么也看不清楚。再说风吹树叶唰啦啦地响，周围黑影晃动，不知道有什么玩艺儿会从树后面蹿出来，有时候远处还传来夜猫子的叫声，让人毛骨耸然。当然了，夜里巡视果园不会是一个人的，一般会安排两个人以上，转一圈就回去歇着，换另外几个人出去。
有一天还是出事了；有一位知青担心树林里潮湿，夜里休息太凉，特意带了一床皮褥子铺在草棚子里。谁知他出去转了一圈回来，却发现皮褥子不见了，问谁也不知道。估计可能是了解内情的人拿走了。后来此事报告了大队，查了一段时间也不了了之，那位知青也只好自认倒霉。
“甜甜的软梨”
大官庄的果园主要有两种水果；一是梨，二是苹果。先说梨吧，那是一种特殊品种，社员们称之为“茄梨”。它个头不是很大，但成熟后软软的，咬一口又甜又香。可它的缺点是成熟太块，不易保存，很容易烂掉。在当时的储藏和运输条件下，这种梨没有给大队带来很多的收入。
梨成熟的季节早于苹果，大约麦收后不久就到了摘梨的时候，知青们又调来协助摘梨和搬运，大队还组织了一大帮“识字班”（注1）负责挑选，分级和包装。那些梨要一个个用白纸包起来，仔细地码到筐里，然后送到县外贸，不知销往何方。当然了，面对琳琅满目黄澄澄的梨，我们压抑了很久的馋虫早就按捺不住了，解馋的时候终于到了。大伙在一起的时候不好意思去摘果子, 可一转身别人看不见的时候, 就赶紧从树上揪一个下来, 三下两下塞到嘴里, 连洗洗擦擦都来不及。
有一天队长拿着一个啃了一口的梨跟大伙说：“我看到这个果子挂在树上，但是被咬了一口。这肯定不是动物咬的，而是我们其中的一个馋猫干的。咱林业队并不限制大家吃水果，但是，一是不能乱扔果核，吃完要埋在土里；二是不准带出园外，否则以偷窃论处。” 既然有了许可，咱就可以“开浑”了，记得有一天我竟然吃了七个！
为了奖励大家，林业队还卖给知青一些梨，让大家休假的时候带回潍坊，也让知青们的家长品尝一下乡下的口味。记得当时的价格是每一毛五一斤，每斤称两个多梨，二十多个梨才两块钱来钱，的确是太便宜了！
“掰苹果”
除了打药，摘苹果是林业队最忙碌的季节，大队又调来很多社员和知情帮忙。秋高气爽，活也不累，这时候在果园劳动无疑是一年里最舒服的时刻。果园里到处欢歌笑语，社员们面对着满园满树的苹果喜笑颜开，脸上洋溢着丰收的喜悦。
果园里的苹果品种是“国光”，这是当年最流行的一个品种，由于苹果的顶部有一个五角星形状的花心而得名。这种苹果个头不是很大，但产量高，味道也不错，很受大众喜欢。
果园中间有几间屋子是林业队成员办公和休息的地方，前面的空场上铺着几张席子，摘下来的苹果在堆的象座小山，众多女社员围坐在那里，按照技术员的指导用特别的模板把这些苹果按照大小分级，分别包装、装筐和过磅，然后用拖拉机运走。那时候自己的体格比现在强，一筐苹果50斤，两手拾起来不用费劲就可以举到拖拉机的拖斗上，由上面的人接过去码好。
尽管担任林业队会计的小葛和刘敏这个季节很忙，但在那里干活的男知青还是很愿意跟她俩开玩笑，尤其是刘敏，是一个很健谈的女孩。她有一手绝活，男知青都比不上，那就是“掰苹果”；随便拿一个苹果给她，她用左手拿着，右手的拇指按住苹果顶部，稍一用力，只听“喀嚓”一声，一个苹果被齐唰唰掰成两半！
看来好象是大一点的苹果好掰，因为两手把持的住。有一次我故意找了一个小一点的，也就是核桃那么大:“这么小的苹果，拿都拿不住，捏也捏不稳，看你怎么掰？” 没想到，刘敏接过来二话没说，眼睛都不看，“喀嚓”一声，照样把它掰作两半，真是绝了！
当时在苹果园干活的知青，无论男女，多数都学会了“掰苹果”，而且还成了一种“习惯”。无论何时，只要吃苹果，都会自然不自然地把它掰作两半。这种“习惯”一直维持了好多年，直到结婚后被太太骂为“毛病”，才逐渐改掉了。
做粉皮
林业队不忙的的时候也搞一点副业，其中之一就是做粉皮，粉条，做粉皮的地方叫“粉房。大官庄产地瓜，除了掺在玉米面里摊煎饼，另一项很大的用途就是做粉皮。这些粉皮可以供给本村的社员，也可以到集市上去卖，给大队增加一点收入。
做粉皮是需要技术的，并不是任何人都会做。好象做粉皮的那老乡叫“同善”，他的儿子“纪安”当时在地委办公室当秘书，他的家属也住在地委西院，我们很多人都见过他。
我曾经被调到粉房帮忙，那里是几件草屋，屋里中央有一盘石磨，用来把地瓜或者地瓜干兑上水磨成浆，然后用很大的一块白布包把地瓜浆兜起来，吊到屋梁上把里面的水控干。
粉房里还有一个大锅台，一口大锅里蓄满了水。灶里点火后用一架风箱鼓风，火苗从锅底下蹿出来，弄得屋里乌烟瘴气，呛得人几乎睁不开眼。
已经控干了水的地瓜浆变成了白色的块状，做粉皮时要把它弄碎，过秤后放在一口大缸里，倒入清水，搅拌成糊状。这时候大锅里的水也滚开了，只见同善左手拿一个茶盘状薄铝盘子，右手持一长勺，从大缸里舀一勺地瓜浆出来，倒入那个薄铝盘子，然后把那个盘子放在大锅里象一只小船似地漂着,并让它旋转，眼瞅着那些地瓜浆很快被烫熟，变色凝固成一张薄薄的粉皮。他把那个盘子取出来，放入一个冷水盆里涮一下，再把已经成型的粉皮倒扣到旁边的一张 是由高梁杆拼成的“平板”上，一张粉皮就成了。待那板上排满了粉皮之后，就由另一个人拿到外面的太阳底下晒干。
怪不得当时买来的粉皮上有时会发现还粘有高梁杆皮呢，原来粉皮是在这样的“板”上晒干的！农村人真的是很有智慧，因陋就简，就地取材，做到了物尽其用。
做粉条的过程和做粉皮程序差不多，不同的是那些地瓜粉浆不是放在薄盘子里，而是通过以个笊篱漏到滚开的水里烫熟，然后用一根木棍挑出来，挂到外面的架子上去晒干。
我在那里帮了几天工，见识了做粉皮和粉皮的全过程，当然了，做粉皮和粉皮还是需要点技巧的，弄不好那粉皮就厚薄不匀，粉条会落到锅里捞不上来，因此人家只是要我当“伙头军”，或者帮着搬运。
卖腊杈
农村里扬场，堆草垛都需要用到腊杈，一种用细木条做成的杈子。到了林业队后才知道，原来那种杈子是用一种特别的树-“腊条树”做成的。
大官庄村南有一条水渠，水渠边上就种着一些腊条树。这种树长不太粗，但很有柔性，上面只留两个树杈，当它们长到两米左右高就割下来，运到林业队去做腊杈。
我去林业队帮着做过几天腊杈，当然还是当“伙头军”，帮着烧火。不过不是烧大锅，而是点火烤腊条树，火候由林业队一位名叫王胜的社员掌握，烤一会，弯一弯，直到把一棵小树修的拿起来顺手，杈子的角度合适为止。
这些杈子做成后除了留一些給本村的各小队用之外，多数都是卖到其他的村子里去。有一天，林业队的一位社员（名字我记不得了），带着我，推着二十多杆腊杈上了路。那些腊杈并不重，我们两个那天走了四五个村子，直接到那些村子的场院上去，找那里的生产队长或者保管，推销我们的腊杈。如果他们需要，就会讲一下价钱，拿起腊杈来比划几下看看是否顺手。一杆腊杈也就十几元钱的样子，有的队里会留下几杆。可问题是多数都没有现钱，都是写一张白条，要我们某月某时再去取钱。一路下来，走了几十里路，除了是从前那里曾经留过腊杈，这次是去专门取钱的之外，多数都不给钱。看来，林业队的这项腊杈副业挣钱还真难！
赶集途中被逮记
前后三批知青几乎都到林业队劳动过。第一批知青中的葛瑞梅和刘敏就工离开后，第二批知青中的赵志红和王爱华又接了她俩的班，分别担任了林业队的会计和保管。到林业队的知青们每天早晨都要沿着通往河边的一条小路，披着薄薄的晨雾往林业队走去。有时她们还会唱着歌：“一条小路曲曲弯弯细又长，那里是我们难忘的地方。。。”
虽然担任会计和保管,可她俩平时什么活都干,比如挑水，打药，推小车，运地瓜，送粪，同男社员、男知青一起劳动。给苹果打药的情景我记的最清，当时每个人都被生石灰水弄的浑身雪白，男的就象长了了白癫疯，女的象是刚从山洞里领出来的白毛女。更可怕的是无论打什么药都不戴口罩，那滴滴危可是剧毒的农药，现在早就被禁用了，回想起来都有点后怕。打农药最好的回报就是不长虱子了，浑身上下浓浓的药味，连蚊子都吓的躲地远远的。
高健和赵伟波他们还经常赶集卖树苗，卖苹果，林业队的树苗和苹果是大官庄的重要收入来源。卖树苗一般要到昌乐地界的高崖和临朐地界的白塔和蒋屿等地的集市上去，因此需要走很远的路。有一次他们赶集遇到了雨，浑身湿透的高健着了凉，回来就病倒了。
因为担任会计和保管，赵志红也经常跟着外出赶集。有一回天还没亮就起了床，赶着林业队的那辆小驴车，载上树苗，在队长运发的带领下上路了。
从大官庄到高崖也不过五六里路，个把钟头就到了，因此不需要这样匆忙。那天他们之所以起的早是为了赶到蒋屿去，这叫作“起个早五更，赶个好大集”。由于走的太急，小毛驴没有喂饱，路上慢腾腾的，运发大叔心里着急，可又不能帮它更不能替它。上高崖西边的那个大上坡时，那小驴走的更吃力了，看样子坚持不下去了。
于是，运发大叔突发奇想，对身边的赵志红和两位社员说：“趁着天还没大亮，你们两个到路边的地里去掰几个玉米，喂喂小驴，看它怪可怜的。” 赵志红和那两位社员革命立场也不坚定，只知道听队长的话没错，傻乎乎地到地里去掰人家的玉米。没想到秋收在即，人家有看庄稼的呢，他们被看坡的人逮了个现行。哎呀，别提多尴尬了，赵志红这辈子从来都没那么丢过人，脸红的肯定赛过初升的太阳。还是运发大叔见多识广遇事不慌，腆着脸给人家赔礼道歉，把一切罪过都揽到自己身上。看坡的人见他们态度很好，再说逮到个姑娘也不好办哪，总不能领回家去吧？还是送个人情让她们走吧。于是，他们就继续赶路了。那小毛驴吃了鲜嫩的玉米，内心一定充满了感激，咯噔、咯噔地走的更欢实了。
京唐的故事
大官庄社员的文化水平普遍很低，小学初中的都很少，许多人甚至还不识字，高中毕业的那就更是凤毛麟角了。林业队也是如此，可有一个人是特例，他就是京唐。
京唐当年也就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由于常年农村劳动，日晒雨淋的，看起来要苍老的多。他在林业队好象很孤立，整天闷着头干活，几乎没有人搭理他。后来听旁人说，他曾经是安丘一中的高才生，很有文才的，可惜毕业前赶上文革，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文革中，他趁着“造反”的热潮，成了安丘县一员有名的“革命干将”，甚至担任了安丘革委会的一个重要角色。
文革中也有几次反复，造反派被打下去之后，京唐灰溜溜地回到了大官庄，当然是处于革命群众的“管制”之下，生活难以为继，于是跑到东北当了“盲流”，据说在延边地区住了好几年，还学会了中医，在那里行医为生。他回到大官庄后仍然处于被监督的状态，不能乱说乱动，只能夹着尾巴做人。
知青们倒是没有那么多顾虑，很愿意跟他接近，因为大家发现他跟别的社员有点不一样，讲话文绉绉的，喜欢咬文嚼字，出口成章，有时还讲点典故或者历史故事之类。赵伟波就经常跟他顶嘴，京唐就编一些顺口溜还击，俩人一来一去的很有趣味。
应该说，若不是文革，京唐说不定是大官庄的第一位大学生呢！可惜了，文革耽误了一个人才。
19/05/2016 多伦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