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代铭校长“文革”访谈录
一，执笔者的话
我１９６２年从广西师院历史系毕业，分配到南宁四中任教。与我一起分到四中的还有中文系的几个同学。黄代铭校长和文行恕书记对我们几个年青老师十分关爱。在我们心目中，黄校长是一位可敬可亲的长者，而只比我们大几岁的文书记，也如亲密无间的兄长一般。黄校长“文革”前后在四中治校几十年，这期间，大凡在四中工作过的教师和上过学的学生，一提到校长，无不赞誉校长敦厚待人的品格和平易近人的领导作风。校长，一位温文尔雅的谦谦君子也。
我离开广西后，每回南宁，都忘不了去探望我可敬的老校长，促膝谈心，回忆往事，自然也谈到四中的“文革”劫难。校长的“文革”回忆，让我大为震颤。原来这位为人人称道的好人校长，在“文革”期间长时间受尽了一些丧失人性的学生的百般折磨和凌辱，这些学生，甚至曾千方百计地要弄死与他们无怨无仇的校长。征得校长的同意，我把校长的“文革”回忆记录了下来。现在校长仙逝有年，而我则八十人生了。我总不能让校长九死一生的“文革”蒙难回忆，在深藏中湮没。为此，我将校长的“文革”回忆整理成文，公诸于众，为校长讨回个历史公道和人格尊严，以告慰校长在天之灵。
同时，这篇回忆录也是对“文革”的罪恶的揭露和控诉。在“文革”红卫兵运动兴起中,中学的校长老师是首当其冲受迫害得最厉害的群体。北京师大女附中卞仲耘校长是被宋彬彬等红卫兵在批斗中活活打死的。南宁一中校长黎宗昌也是被南宁 一中“联指”学生用哑铃等体育器械活活打死的。这些殴打残杀校长老师的凶手，虽说当年还是学生，但他们到底是读过书的人，有的也是到了成年人的年龄，对自已的所为应负责任的。
这些学生如健在的话，也都步入花甲之年了。经历了人生沧桑，有了生活阅历，他们对自己当年的恶行，按理应有所反思和悔悟的。但据我所知，南宁四中有一些在“文革”中伤害过许多老师同学的学生，至今没有半点悔悟之心，他们把自己责任完全推给了当时的客观环境。当然，如果没有“文革”，他们不会有机会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但在“文革”这样暴戾的社会历史条件下，为什么四中的绝大多数同学没有象你们那样丧失人性，不择手段整人、出狠手往死里打人呢？从这角度看，你们是不应逃避自己的责任的。
其实，当时四中同学多数对那些“文革”打手的恶行并不认同，只是敢怒不敢言吧了。有一些学生对受害的师生还暗中给于相助的。如黄校长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初中９３班的胡炳松同学是一位，还有一位也是９３班的，女同学陈银好。胡炳松的事，黄校长在回忆录中已提及了，陈银好的事在这说一说。陈银好同学的父亲是航运工人，她是“响当当的红五类”，当时“盾牌红卫兵”首批成员。当这些清一色由“红五类”组成的“盾牌兵”在南宁市疯狂抄家时，陈银好同学多次被迫随同前往，但在抄家现场她从不参与行动， 只作无奈的沉默者，遇上同班同学将要被抄家，她都提前通风报信。
我曾是９３班的班主任，当时在我这个老师的眼里，胡炳松和陈银好都是最一般不过的学生。但在那“打砸抢抄抓杀”的血腥时期，正是这两位平淡无奇的学生，却坚守了道德良知的底线。他们的义举不管是当时或今天，都令人赞叹敬佩。一些“文革打手”，至今仍将自己当年恶行，归咎于客观，个人责任则推得一干二净。他们，人老了却未返良知，与胡炳松、陈银好同学相比，可悲可鄙也。
二，黄代铭校长“文革”回忆采访录
从1966年北京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三家村”为起点，揭开了批判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的序幕。接着是批“海瑞罢官”，继而以“反修防修”为藉口，把矛头指向党内走资派，乃至向走资派夺权。我们基层当权派也属走资派之列。随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竟成了“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大字报铺天盖地而来，均上纲上线、上挂下联，自下而上又自上而下，最终指向党政要人刘、邓、陶，朱德、贺龙、陈毅等老帅也无一能幸免。
红卫兵拿着“尚方宝剑”当太上皇，到处搞打、砸、抢、抄、抓，我除每天接受轮番批判外，和一批有“政治问题”的教工，进行监督劳动，被划中为牛鬼蛇神，每天负责打扫学校环境。
文革初期，有过游斗当权派的高潮，我常利用休息时间偷偷溜出去看游斗，不是出于好奇，而是要练胆量，因为这个玩意总会有朝一日降临到自己头上。
群众组织分裂为两派后，武斗逐步升级，从动手动脚发展到真枪实弹，冲击军区抢枪炮和子弹。四中是“联指”据点，把教学大楼砌成堡垒式的结构，楼梯只容一个人侧身而过。“4.22”被逐出校外，以百货大楼、展览馆及“造反楼”为据点，与对面桂剧院，广西日报社展开激烈的枪炮战，深夜还可以听到双方高音喇叭对骂，毛泽东的语录和每一句话都当着“最高指示”。
在武斗阶段，我的任务是打扫教学大楼的四个厕所（两层分男女），规定每个厕所每天要冲足8个锑桶的水，擦至无臭味为止，厕所内本有水龙头，但均堵死不准使用，一定要到楼下百米开外的水龙头取水。我曾被派到食堂当厨工，趁此机会向厨师“五哥”学到了做馒头的手艺。
某天红卫兵在部队抢来一辆军车，是“磨老三”（学生磨文宾的外号）在操场学驾驶，我回家对我爱人说：“我可能会被坐车游斗了！”果然不出意料，第二天上午，林光荫（高21班学生，红卫兵头目之一）就命令我换好衣服准备上车，我当时穿的是一件破烂的背心和短裤，我说不必换了，就这样上车吧！于是他把一个大黑牌要挂到我颈上，然后命令我上车。我气愤的说：“不必麻烦你们了，我会自己挂牌、自己上车。”于是我手提黑牌挂上后，轻身一跃而上。同车的还有教师陈政和陈名三。我挂的黑牌上写着 “死不悔改的走资派”，陈政的是“反革命分子”，陈名三的是“叛徒”。汽车开动了，司机是磨老三，按规定不许抬头，个人手提锑桶一个，沿途不停地敲打锑桶，以招引观众。汽车好象经过主要街道，因不能抬头，不知街名，行一段就停下来讲自己的“臭史”，车上有机枪两挺，步枪数枝上穿刺刀，但我心里很定，知道这是用来保护我们的，提防反对派劫车也！汽车没有到解放路，因为这是4.22的据点，不到一小时就返学校。因为我们早已习惯了随遇而安，对这些小动作自然是不足挂齿。
某天教学大楼据点的军火库失火，烧掉了所有木门窗，因救火时该库充满了水，红卫兵就命几个“牛鬼”——陈名三、甘岳钟和我去清理积水，只见遍地弹壳，我和陈、甘站成一排清理乱物，忽听“砰”的一声，在我旁边的陈名三叫了声“哎哟！”，便双手捂住下阴说：“我受伤了，”红卫兵命我背他去医院，我说我背不动，于是甘岳钟（体育教师）主动愿背陈去骨伤科医院。事后才知在陈的睾丸内取出一颗左轮子弹头，我想如果子弹稍偏一点，就是我倒霉了，总算马克思有眼吧！不过，陈名三真的是很冤枉，那个开枪者如果是有意的，到今天也应该遭到报应了！
大楼的教室均为“联指”战士的宿舍，用课桌拼成大平铺。一旦水龙头漏水，红卫兵就叫我进去扫水，我取了一根蚊帐竹绑着扫把，扫床底自以为是“巧干”，谁知“太上皇”不允许，一定要我跪着爬进去扫，我不依，屁股就挨了两鞭，只好爬进去，好汉不吃眼前亏。某天一个红卫兵叫我进一个空教室去，说有任务交代，谁知进去之后，有一个用绳绑住我的双手，按我跪在地上，另一个用禾叉顶住我背部，我只好俯身向前，但时间稍长就感到十分难受，想把身子直起来，但身子一直，禾叉就刺着背部，感到剧痛，就叫将起来。绑我双手的人从子弹筒中倒出雷管，用纸片卷成“”，强行塞入我口内，开始点火，在死近临头的时候，求生的欲望使我本能地站起来，企图冲出门外求生。此时另一个人用带铁环的厚帆布皮带往我的头部猛抽，顿时满头鲜血，我只好不顾一切地夺门而出，正好军训团王政委路过见状，问我是怎么回事？我说红卫兵对我行私刑，我受伤了，要求去看病，政委说去吧！但红卫兵的头头干预，要我请假并只给30分钟看病时间。天啊！从四中到第一医院30分钟来回还不够用，哪有这个天理！？更痛心的是，看病的医生知道我是“走资派”后，竟不敢开假条，说给些药你涂上去算了。后来若不是元未从北京迅速寄来云南白药，真不知这是如何结局？
某日，驻守在“联指”和“4.22”据点——桂剧院和百货大楼中的两派对战中，四中“联指”战士陈智德阵亡，“联指”遂把其尸体运回四中，摆在教学大楼前的球场，准备公祭。为了搁好其棺木，就命数名“牛鬼”（我是其中之一）从四楼用手把砖运到楼下，规定每人每次搬运必须把砖叠高至下巴，每块砖约数公斤，而且每层楼梯在碉堡化后只容一个人侧身而行，搬运非常吃力，搬运完后砌成平台，把棺材架于其上。有一红卫兵大声喝道：“黄代铭，你先睡下去给烈士垫尸吧！”当时我对这个兽性命令毫不畏惧，淡然地说：“此事我不会做，也做不好，因为它不合毛泽东思想。”那红卫兵说：“会不会，敢不敢，都要你做！”我继续抗议，争持之下，军训团杨队长来了，问是怎么回事？我说明情况，并说我不能做。杨便说：“哼！这是谁的鬼主意，你们想想，用牛鬼蛇神给烈士垫尸，不是沾污烈士吗？谁有种谁就自己做吧！”在座的红卫兵均无言以对。杨继续说：“留着他每天把厕所扫得干干净净不好吗？……黄代铭，你滚回去睡觉，明天一早把厕所洗擦干净！”我知道杨是以智救人，十分感激，说了声“是”就回去了。跟着一个红卫兵头目喝道：“明晨四时半，带锄头、开水、雨帽和饭来这里集合，另有任务，要是迟一分钟，就要你们的狗头！”说是面向刘炳熏、方家祥、甘岳钟等几人。我回家的路上，有红卫兵拿着竹枝在后面赶，我扑了一跤，他就往屁股猛抽几下，自是痛不堪言。回家后我对妻说了此事，她默默无语，只是黯然流泪，随后安慰我说：“想开点吧！一切灾难都会过去的！”我又说明次晨布置的“任务”，并预测说：“明天埋‘烈士’，必然要我们挖坑，如果在山上埋了我们，就回不来了，你要做好思想准备，想开些！”第二天早晨我们均准备按吩咐集合，人到齐了，立刻有一个红卫兵命令我们一字排开，面朝北在背后向着我们拉动步枪的抢机，咔嚓有声，我心里明白，不会在这干掉我们的，那不是沾污了这片场地，果然只是恐吓而已，之后仍是杨团长叫我们回去，说不要你们了，明天一早搞清洁卫生吧！
第二天一早，我在四楼打扫厕所时，看到大楼前灯光球场中间放着“烈士”的棺材，周围围着一大群“联指”战士（包括师生），他们臂挂黑纱，胸戴白花，默默的绕棺材走一周，出殡时，这个队伍也默默地跟出去。
经过一幕幕惊心触目的场面，我对人生想得更透，对“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人生者，百代之过客！”这两句哲言理解得更深，对此后的生活更善于“逆来顺受”。
武斗过去又转为平静的劳动，又是黎明即起洒扫庭。有一天，当我扫庭院时，有一位学生在我耳边偷偷地说：“黄校长，慢慢扫吧！定一点，将来四中校长还是你做的！”我认出他是初中93班学生胡炳松，已经很久未听到这种善良的语言了，明知他的话完全是幻想，但还是很感激陈同学的安慰，他患有哮喘病，绰号“百病”，正是这位学生，后来又热情的地帮我家把煤球搬到三楼去，那时真是好人难得呀！我祝他一生平安！
文革后期复课闹革命，我被派为教研组副组长，组长是工宣队梁集春。我还兼高32班、直属连二排班主任，初一16个班的英语和高中3个班的数学，每周共22节课。
当我重上讲坛的时候。喜悦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特别是上红小兵宣传队的英语课时，那一张张活泼的小脸洋溢着渴望学英语的热情，真是感人至深，可惜我每周只有一节，学生不时追问：“老师，什么时候又上英语课啊？”我恨不得使尽吃奶的力气，在45分钟内教给他们更多更多的东西。
复课闹革命期间成立了校革委会，先是文行恕任主任，继而刘润清担任，随后又是宋岳华接任。恢复校长制后，宋改任书记，由我任校长，1984年退休，退休后仍担任英语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