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文龙，广州人，１９６３年考上清华大学工程化学系，与蒯大富同班，“文革”初期曾短时间参加蒯大富的“蒯派”后，不再介入清华的派性斗争，成了“文革”的逍遥派。１９６９年分配到广西南宁工作，“却以思想罪打成“现行反革命”判了个十八年！在狱里悲惨煎熬度日如年，直至四人帮垮台三年半多，才平反脱离苦海。并且霉运继续如影随形，一辈子挥之不去。”
此文是曾文龙的回忆录的节选。
一
１９６９年元旦，我赴广西最大的制药企业报到，在南宁制药厂当工人。我一生的快乐时光随六十年代戛然画上句号，苦难深重的七十年代正张开虎口扑面而来。
１９７０年春，不记得是一月还是二月，仅凭《蒯选》第一张大字报上有我的名字，清华学府的掌印者迟群、谢静宜，专门一纸公文去函广西，要求将我作为清华５１６重要头目清查。南宁制药厂革委会主任和三个军代表，立马成立专案组对我专了政，抽调十几个民兵全脱产，日夜荷枪（开头还实弹）轮值。他们拍桌子瞪眼睛，勒令我交待与蒯大富都干了什么！
我和蒯文革交集的事情就那么几天，屁大点事，写了一页纸就再也没什么好写的。蒯成为井冈山红卫兵司令就睡在别的地方，我逍遥派一个，千真万确不知道他都干了什么。
专案组跑了几趟北京，没查出我有何问题，但不肯放过我，从第二个月起，让我整年在几个民兵监管下天天挖防空洞，星期天再加上工厂里十来个“４２２牛鬼蛇神（骨干分子）”一起干。对我的５１６审查关押，历时竟长达１４个月。后来才知道，化９０２十人小组其他同学的审查半年就结束了，而广西山高皇帝远，迟群谢静宜早就把我忘了，才不管我的死活呢。荒唐的是：十四个月后，专案组才想起要到清华问问怎么搞下去，回来突然就放了我，叫我像以往那样正常上班。
５１６审查结束，却居然不给我作个否定结论！三个军代表不明不白写了句：“此人经５１６审查”，就塞入我的档案袋，像如来佛的五指山压住孙悟空，要镇个五百年。——被“５１６审查过”，就这样莫名其妙成了我“历史污点”，黑我一辈子。我真比窦娥还冤啊，我真的至死都不会明白这“５１６”到底是什么鬼东西！
我在恢复自由重新到车间上班后，每次返广州探父母都极力去找单位联系欲调走。而那几年，一次又一次原本都说好可接收的单位，总是调档案去看后就退。终于有人告诉我，档案袋里有这么个东西：“经５１６审查”！
——这还只是办调动所碰到的阻力，以后几十年，还不断遇到“此人不能重用、提拔”的阻力。
我找南宁制药厂政工科论理，他们推托：“你的确被审查过。又没说你是５１６。现在军代表走了，我们无权拿出来。”
厂革委会主任于青槐，是原来在监狱管劳改犯转业来的军官，对所有职工都凶巴巴的，职工背后都叫他“土匪”。我血气方刚，敢当面顶撞他。这家伙很记仇，总拦阻着不让我调走，明知我身体弱小多病，还年复一年地尽让我干重体力的活：仓库搬运工啦，拉锅炉扒出来的热炉渣去填水塘啦，挖防空洞啦……累得我不到三年就胃出血四次，连在清华的岁月，我一生总共８次消化系统大出血（３个＋号以上的）。
很多群众对我很同情，生活上给予各种帮助，劝我不要硬碰。
有个很同情我的工人，带我到几十公里外的武鸣县农村，介绍我认识一位４０岁左右的奇人黄某。黄大哥热情地接待我，同意医治我的胃溃疡病，并只收了我很少礼物。他给我服用了三剂药（每剂不同），就真的神奇地把我的胃病彻底根治好了。时至今日，四十多年随便喝酒吃辣及以前不敢沾的食品如萝卜、榄角、酸菜，都再没半点复发。黄大哥是个农民，其实不会看病，必须拿医院确诊是消化系统溃疡的病历，大出血过的，他才给治，但保证治必痊愈，永不再犯。除此之外他并不会医治别的病。他的师父要他立誓不得外传，临终只传子。后来听说他没来得及传子就意外车祸，不知世间是否还有此绝世秘方？
他是我的救命大恩人，否则我有那老胃病肯定挺不过不久接踵而来的严酷监狱生活，早就人命危浅呜呼哀哉了。
二
广西是文革重灾区，韦国清的土皇帝地位一直稳固，他对４２２派的打击无所不用其极，手段毒辣。什么揪出“反共救国团”，炸水库决堤坝淹死大量躲在地道的４２２群众，出动正规部队用坦克、重火器剿灭４２２武斗人员，不惜把南宁三十几条主要马路差不多轰平（我刚去南宁时看到的废墟景象有如电影《攻克柏林》大结局），地上到处血迹斑斑。广西不但多处发生将“地富反坏右、造反派”全家灭门的惨案，还要吃人肉、心、肝，生殖器泡酒喝……真是惨绝人寰！我亲自问过两名吃人者：“你有人性吗？不知道这是犯罪吗？”他们理直气壮地回答：“毛主席说好人打坏人，活该。他们是阶级敌人，我吃他们何罪之有？你什么立场？”
我在南宁已很注意对广西两大派的事情一概不表态，但由于清华的老团、老四以前到广西串连都一律明确支持４２２造反派，所以广西联指派和韦国清都十分痛恨清华大学出来的人，我躺着就能中枪。
１９７５年１２月，北京“反击右倾翻案风”刮至广西，厂政工科背后让职工揭发我的日常言论。被恐吓的个别年轻职工说我在跟他们喝酒时，他们谈到文革打倒许多将帅、高官的事，我讲了一句成语“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政工科马上成立专案组，上纲上线为“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诛杀开国功臣”，于是开大会宣布把我隔离审查，关在厕所旁的房间，蚊蝇多得差不多可以把人抬起来，民兵在外站岗日夜严密看管。
上次５１６审查只是要我交待与蒯大富干了什么，没搜我的东西；这次不同了，强行把全部物品仔细翻遍。不但拿走日记、笔记本、信件，还顺手牵羊把我全部邮票取走，没写清单。我从８岁跟别人开始学集邮，不但拥有１９４９年后的很齐全好品相的票子，而且拥有清朝邮票四五十张（不敢集国民党时期的邮票），其中“慈禧６０大寿”和“宣统登基”两套是我最珍贵的新票——后来平反，这些价值不菲的邮票就通通没发还给我，从此消失得无影无踪，这在今天可是几百万以上的财富打了水漂啊。我现在重新收集１９４９年后的邮票，再也无法集齐全。
这下一“抄家”，我的日记里曾断断续续记有的对文革的一些“随想”便曝光了。
政工科整理成材料上报，而姓于的“土匪”与南宁市第三把手肖寒（他女婿颜景堂是广西联指派的头领）是同村人，更亲自直接把材料送肖寒家里。肖寒转呈广西土皇帝韦国清。这样，我被韦国清选中作为广西批邓的头号活靶子，写进了广西壮族自治区区党委批邓文件往下发。１９７６年四月初，公检法对我正式逮捕，关押到南宁看守所。
我被戴上“邓小平在广西的代理人”这成吨重的帽子，轮番拉到省市直属机关和工矿企业，挂大牌子并“坐喷气式飞机”批斗，人们高呼口号总是第一句“打倒邓小平”，第二句“打倒曾文龙”。
当时公检法合并，审讯过场的形式是这样的：公安两个人问“这些物品是不是你的？”就要我在笔录上画押，历时仅１０分钟；然后检察员一个人来复核，更快，几分钟完事；审我的法官是个女的，也只有一个人，问话约半小时。这就是文革时期的司法程序。后来问其他犯人，他们说你这样快走过场是好事，没尝过稀奇古怪的刑具是很开恩的了。
我面对法官，不承认是“含沙射影攻击领袖诛杀开国功臣”，在我日记写有的东西我承认，但强调是个人思想，对文革有自己的疑问，从来没向外传播过。我在清华大学几年，连两派都没参加，自出娘胎更没有做过任何实际行为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以，根据宪法我有思想自由、言论自由的公民权。
法官申斥道：“你吃了豹子胆！连毛主席都敢攻击？你不承认含沙射影？可我有人证物证，就能判你。毛主席他老人家一句顶我们一万句，他一个脑袋顶我们六亿个脑袋，难道你自以为比毛主席还聪明？敢对文化大革命说三道四！这就完全是反党反社会主义行为。所以，你不能享有宪法的言论自由的权利”。
我说“这不符合逻辑，应先有宪法保护我的公民权，而不能先定罪再剥夺我的权利。”
法官说“少废话。告诉你，以你的罪行，我完全可以枪毙你！！！我还是认真了解过，你出身很好，社会关系也清楚，就手下留情只判你个十八年，好好改造吧。”
我说不服。她说“我们把你送去该去的地方，你一定会服的。审讯结束。”然后她按了一下铃，叫人把我押回看守所。
８月２３日，召开了南宁市十几万人参加的公判大会，以“现行反革命”罪，判我刑期１８年。四大罪状：１，含沙射影攻击毛主席诛杀开国功臣，为被打倒的走资派鸣冤叫屈；２，恶毒攻击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是“大革文化命”；３，丧心病狂攻击江青“想当武则天”；４，与邓小平一唱一和，攻击文艺界只有８个样板戏“一枝独秀。”
宣判后，两辆大卡车站满了军人手持冲锋枪，押着五花大绑的我，在南宁主要马路游街示众了一大圈。挂着沉重木牌子的铁线，把我的后脖勒出半个月还深深一道血痕。
我就如此从清华大学的最高学府，无端跌入苦难深重的囚牢，不禁泪如雨下……只能叹时也命也运也！
三
监狱，对于作奸犯科的刑事恶徒来说，或许是改恶从善的地方；但对犯思想罪的人来说，却无论古今中外俱适得其反，让受害者更勤思索更趋觉悟而已——因为真理从来都不是压服的。
我在看守所呆了四五个月，再押解到了广西第一监狱，即英山监狱。那里关的全部是刑期１５年以上的男犯，有一万二三千个犯人左右。四面环山的盆地，十几米高的围城，上有电网和机枪，军人全天候严守。有两次发生犯人逃跑被打死，要我们端着饭盒排队一边吃一边看。犯人都是被开花弹打死，或内脏大翻开，或半片脑袋炸飞，狰狞恐怖。所以，别想逃跑。
犯人一进鬼门关，就得换上拼缝得极难看的防逃囚衣，原自有衣物焚毁，我后来平反都只有穿此囚衣一路在鄙视的目光下回到家。
犯人全月伙食费仅５元，包括定量４５斤米的全部伙房开支。长年累月一天三顿只有盐水腌白菜或南瓜佐饭，食毕饭盒扔水池也飘不出半点油花。每月杀一次猪，人均一两开斋。逢春节国庆中秋加点冻肉厂拉来的积压内脏、小鱼，都吃得津津有味。平时能抓到昆虫挖到蚯蚓逮着老鼠，绝不浪费。我们整天都觉得饿。
另有２元入账本登记，每月都有一天由管教干部带两个已服刑多年的老犯人出去集中为各人购买牙膏肥皂、火柴香烟、纸笔信封等，不能买食物。半年可写一次家信，必须交管教干部先看和收发。
约五六十犯人编为一个中队，睡上下两排大统铺。早上６点吹号起床劳动，晚上１０点关灯睡觉。每晚饭后开会，背诵《监规》并自查，然后众人批斗，互相监督互相揭发。每周一次轮流报罪状并认罪自批。每三人编成固定一组，不论何时何处三个人都必须一起行动，包括寒冬夜大小便，也得三个人一起跑出百把米外上厕所。一个政治犯要指定两个刑事罪人作“同伴”，理由是刑事犯只危害个体，政治犯却危害全社会。
初来乍到，要背熟二十几条“监规”，强调必须认罪伏法，好好改造。
我从一开始就只肯“伏法”，不肯“认罪”。第一次轮到我自报案情，我说：“我是清华大学毕业生，是准备为国家搞原子弹的。对文革有自己的看法，两派都没参加，没干过任何坏事，我认为我只属于思想认识跟不上，不是犯罪。”——这下子，把所有人都听得眼睛瞪大了许多！这监狱从来没人敢不认罪。几个管教干部马上喝令我“闭嘴！”，然后让大家批判我。但没有发生殴打我的事情。
批判结束，我两个“同伴”警告我，等着关“单监”！
第二天一早，其他犯人列队去工作，单独留下我。有两个管教干部领我去监舍最偏远处，那里有一长排暗无天日的小笼子，每个笼子关有单个带着手铐和沉重脚镣的人，饭从小洞塞入，几个月没有放风没有洗澡，肮脏不堪形如鬼魅，很怵人。
管教干部问我：知道违反监规、不认罪伏法会怎样了吧？
我答：我不会触犯监规，但我不会认罪。
居然没锁我，把我带回其他犯人劳动的地方，叫那两个“同伴”看紧我，就没下文。大家都非常惊奇，说我够特别的。
过了两天，王副监狱长单独和我谈了次话，然后说他会去南宁法院了解情况再说。
大半个月后，他找我说：“法官向我交底，你的案子是韦国清亲自拍板定的，改不了；由于你不肯认罪，法院派人和我去了你家，要你父母签字，你父母也不签字，说你想为国家搞原子弹才考去清华，怎么会反党反社会主义呢？——我现在对你也同情，但我们是看牛的，法院叫杀谁就杀谁，叫放谁才能放谁。”他压低声音说：“北京上头有了新变化，江青几个叫四人帮的被抓了，你的案子或许有转机，说不定很快平反，或有特赦的一天。但我忠告你，未释放一天就老老实实遵守监规一天，不然没好结果。我明天让你转到技术室，与图纸打交道，既发挥你的专长，也不那么辛苦。”
一年等一年，我到平反出狱再没见过他。但我心里得到安慰，他是个有良知的人。
我每半年递一次《上诉》。四人帮垮台已三年，韦国清还一直坚持喊“广西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中国要是没有胡耀邦，文革无数的无辜犯人无论怎样申诉都只能沉冤不雪。中国的法律就是这么回事。
这个监狱一万几千个犯人，除少数人派去种菜外，其他人分成很多工种，从浇铸到总装，生产一种六缸V型柴油发动机，每天都有十几卡车的成品运走。后来还自行设计增加生产一种重型卡车。技术室有七八个大学毕业的犯人，跟着一个刑满留场的老工程师，从设计、描图到编工艺等，负责全部的技术资料。我们离生产区远远的，平时管教干部一般不来监督，午饭后还可趴在制图板上睡半小时。
我的“同伴”说，“劳改了十几年，看见不认罪而不被关单监还优惠工作的只有你，再就是××中队那个林泰，就你们两个人啦。”他们偷偷带我去“串监”，认识这位另一个大队的特殊人物。
林泰，就是电影《英雄虎胆》主角曾泰的原型，任柳州市刑警大队长，因“吹捧邓小平”，判１５年关进来了。他更硬气，不但不肯认罪，而且任何劳动都拒绝干，在监舍里自由自在的。我从他那里听到了美丽的阿兰小姐与他真心相爱，帮他完成任务的故事。结局是林泰虽然成了周恩来授勋的“新中国十大侦察英雄”，而极左的顶头上司不但不让他们结婚，反而秘密把阿兰小姐枪毙了，阿兰小姐不是传说中的死于自杀。林泰从此神经变得有点不正常。
更令我感慨的是，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底我无罪释放时，比我还早一个月拿到平反判决书的林泰就是赖着不走，要求派飞机送他去北京见邓小平。他后来如何，我就不知道了。
监狱里三教九流、各路神仙和妖魔鬼怪，构成特殊的社会生态，令人大开眼界。其中杀人、抢劫、强奸的人渣就不去说它啦。而因文革是造反派４２２各地的头目干将的被关不少，４２２总头头熊一军找到我，原来他的妻子是我在南宁制药厂的同班组工人。因用印有老毛头像语录的报纸擦了屁股的、失手跌碎伟人石膏像的、老毛死时只知买红布准备结婚或试剪双喜字的，自己生日家宴被举报及不合时宜聚众吃狗肉“涉嫌庆祝”……如此这般入狱的，广西就达过千之众。技术室就有个大学生，下班回家看见笼里的鸡有点蔫就杀了吃，马上五花大绑，以“幸灾乐祸罪”判１５年，妻子离婚。他神经兮兮了，每过不久就自言自语。……老毛离世，也要无辜累及华夏苍生多少家破人亡！这个世道正常吗？我估计后来英山监狱拨乱反正的案子会有一半人。
英山监狱里没有任何报纸杂志及广播，听不到任何外界信息，更不像老蒯坐牢那样不用劳动，每月吃４５元伙食，还能看电视、学英文。广西监狱图书室唯一有的是马恩列斯毛的全套著作。我可能也是唯一耐心通读了这些书的犯人。我发现马恩每本书的扉页那句“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在中文全变成“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大有玩味之处；我读到马克思的《资本论》立论根据是商品价值完全由劳动时间创造，而不考虑提供厂房、原材料、运输、管理等资本成本，是否正确？我发觉恩格斯晚年在修改马克思早年的主张，从巴黎公社的革命转向议会斗争夺取政权……；从列宁断言资本主义世界已到垂死挣扎阶段，为何几十年东风还压不倒西风？中国历朝历代肇始，统治者都安抚百姓，休养生息，为何老毛要“不断革命”，一批批地将自己人陆续地打成敌人，推向对立面？……我想，出狱后要多看近代历史资料，研究两个世纪以来深深影响全人类的整个共产主义运动到底怎么回事。我不能白坐这个牢，我要做个明白人。
我在监狱里还有一件事值得记录。
某天，我小腹剧痛非常，完全不像过去的胃疼。便向管教干部报告。在我的“同伴”陪同下，到监狱医务室看病。
那个医务室只有１０平方米面积，只有一个中年犯人吴医生，也只备有简单的治疗感冒、拉痢等小病的药。
吴医生一检查，即诊断我是急性阑尾炎，马上要开刀。他让我等着，自己去监狱外领取手术器械：一把手术刀、一把手术钳，缝针和羊肠线，碘酒和酒精、纱布和药棉，还有一小包止痛药片。简单得不能再简单！
就在这个没有消毒的房间，没有麻醉药，没有助手，吴医生给我做了约一小时的手术。没有麻醉药，他就用纱布包裹着短木棍让我咬紧不松口（防止因痛咬断舌头），又用布绳子把我捆在窄窄的病床（防止因痛手乱动）。他安慰我说，他原来是有名的外科主任，做过无数盲肠手术，叫我放心。条件如此，必须病人配合。
我在体验关云长刮骨疗毒的滋味下，吴医生的确麻利，落刀准，很快地取出我已变黑的盲肠，让我看了，说再耽误你就会腹腔炎感染死亡。他很快缝好伤口，给我服了止痛药。手术很棒，愈合后只留下浅浅１·５公分长的疤痕。
我问他：怎么进来的？他说“有次碰到一个女病人非常漂亮，实在忍不住，一失足成千古恨。”我忍不住笑起来。他马上制止我：“缝线有限，你把伤口笑得崩开，我没法救你”。我又从鬼门关脱险。
我像永远记得那个治好胃病的农民一样，也不时记起这个治好我盲肠炎的大夫。很感谢他们，我生命里的恩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