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精句：“一个无限追求道德高地，且以此将人分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格分裂的虚伪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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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喜欢军事和历史。我发现历史上的和现行的美军的战略，总是通过各种军事手段“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上”。对这一点，早些年我总是不解: 如果能够迫使敌人回到谈判桌上，就说明自己已经占上风了，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彻底消灭敌人? 谈判只会给敌人以喘息之机，将来再消灭他们不就更费力了吗?
我的不解是很正常的。你看看中国历史上历次改朝换代，可有一次是占上风的一方愿意坐下来谈判的? 每一次都是斩尽杀绝不留后患。明燕王朱棣夺权之后，对朱允炆手下官员进行“抄瓜蔓”式的大屠杀，不光杀掉官员的亲戚，而且杀掉亲戚的亲戚，亲戚的朋友，朋友的亲戚，导致被杀官员故乡数十个村庄的村民全数被杀，房舍一空。中国人愿意坐下来谈判，一定是自己是弱的一方，比如偏安的南宋，而愿意在占上风的情况下谈判的对手，从来都不是中国人。
中国人这种斩尽杀绝不留后患的心态，发源于儒家文化中“世人非正即邪，正邪势不两立”的理念。这个理念，是今天中美冲突的根本原因，也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所有浩劫的根源。
第一节: 尊重敌人、对敌人也要公平的西方文明
与这个儒家理念完全相反的，是建立在基督教之上的西方文明。基督教对西方文明有多大影响？千百年来，上至国王下至农夫仆人甚至盗贼，西方（欧洲）没有一个人不信基督教的。西方文明整个就是从基督教里面生出来的。英国人有一句话：“不列颠创造出了莎士比亚，而圣经创造出了不列颠。” 犹太人逼迫罗马统治者把耶稣定死在十字架上，但耶稣断气前却说: “上帝呀，请原谅他们，他们不知道。”整本新约圣经的没有为耶稣的死谴责任何人，就连出卖耶稣的门徒犹大，都没有一句谴责评判的话。基督教的根本教义就是谦卑，不指责评判别人。在耶稣眼里，一个一生严守上帝戒律，苦学经书，并因此洋洋自得的法力赛人，还赶不上一个一生横征暴敛，贪污腐化，此时在圣殿里自惭形愧低头忏悔的税吏，谦卑的重要性压过你一生的操守。所以你只能努力把自己做好，如果别人做不到这么好，那是他和神之间的事，你没有资格去评判。耶稣曾经对信徒说: “你自己眼睛里有一根大棍子，怎么能去跟别的兄弟说，你眼睛里有根刺，让我帮你挑出来吧！”所以你永远不会听见一个西方社会里的体面人评判别人。
基于这个谦卑、不评判的文化，西方人认为，不同的人、地区、宗教、政党、民族、国家之间的冲突，原因都只是大家的经历、教育、阶层、习俗或地缘利益不同。敌人的心也是肉长的，都渴望幸福，爱家人和朋友，谁都不一定是奸邪小人，而且很可能还是个正人君子（希特勒在当时的德国人看来就是标准的正人君子，所以德国人才会为他战斗到几乎最后一个人）。这种愿意相信敌人是和自己一样的好人的态度就叫做“同情心、同理心”。这就是为什么西方民主国家的不同政党在议会里面常年争吵，互相指责对方无能，但一旦退出政坛，双方很可能成为好朋友。在参议员麦凯恩的葬礼上，共和党前总统小布什偷偷塞给民主党前总统奥巴马的妻子米歇尔一块糖的温馨一幕，就完美地诠释了西方人的这种尊重对手的同理心态。
这种尊重对手的同理心态甚至适用于战场上的死敌，这就是旨在保证交战过程公平合理的骑士规则。1415年，英格兰国王亨利五世因为曾祖父的血缘关系，认为自己应该继承法国王位，与法国谈不拢，于是率军入侵法国，与法军在艾金科特（Agincourt）交战。开战前，双方的贵族信使作为裁判员，肩并肩地来到战场附近的山丘上观战。战斗中，法国的重装骑兵在英国长弓手的如雨利箭下损失惨重，阵亡近万人。战斗结束后，法国信使认可英王获胜，同意命名此次战役的殊荣归英王，于是亨利五世便以附近的艾金科特城堡之名来命名这次战斗。战后英军将俘虏的法国骑士们放回安排家事。家事安排完毕后，所有人自行返回英军阵营继续作战俘，因为战俘可以用赎金赎回，这是获胜一方战利品的一大来源。而没有赎金的俘虏则会被杀。那些自行返回的法国骑士们并不都是亿万富翁，很多人会为此倾家荡产，有些人付不起赎金会被砍头，但他们仍然会回来，因为一诺千金是骑士荣誉的一部分，而骑士荣誉的重要性远远高于财产和生命。
近代和现代的西方文明，就是从那时候的基督教教义和骑士规则延续下来的。要了解近现代的西方文明，必须了解美国。而要了解美国，必须了解美国内战。在内战之后的150年里，一直到今天，美国人所表现出的所有品格特质，在这场内战之中都有淋漓尽致的体现。
西点军校是美国和世界上顶尖的的军校，美军中大多数高级军官都出于此校。内战中南军有150个将军来自西点，包括南方总统戴维斯和令北军闻风丧胆的南军统帅李将军。内战爆发，所有学员均受招辍学去带兵打仗。大部分南方学员都打算回去为自己的州战斗（内战前美国人对国的忠心远远不如对州的忠心，所以才会有内战），所以临别时很多好朋友们依依惜别，因为下次见面就是战场上刀兵相见，以命相搏了。西点的地理位置在纽约州，在北方控制区的腹地，远离南北方交界线。这些北方出资出力培训出来的顶尖军官就要去为南方打仗了，这不是放虎归山吗? 要是在中国，还没开战，所有来自南方的或者对南方怀有同情的学员们就早已上了黑名单，而且都已经被监控起来了。一旦决策者决定开战，这些人会被立即逮捕，如果运输途中或关押地点不可靠，有劫狱风险，就地处决也是可能的。然而北方对这些打算回南方的西点学员毫无阻挡，来去自由。
刚一开战，北方总统林肯就任命军事奇才罗伯特.李为北军总司令。如果李接受认命，人力、经济规模、科技水平只有北方几分之一的南方一年内就会投降，阵亡的美国人不会超过几千人。即使李不接受认命，只要他不去为南军效命，内战仍然会在一二年内结束，双方阵亡人数不会超过几万。但李徘徊一夜，决定拒绝林肯任命，为自己的南方州弗吉尼亚效命。林肯没有阻止他。结果李一次次击败数倍于己、装备和粮草都远胜于己的北军，内战才得以拖了四年，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62万美国人战死。
为什么北方会放虎归山? 还是因为基督教文明里尊重对手力求公平的心态。“如果你想回去，我就放你回去，咱们战场上凭实力见输赢。” 如果你不公平地赢得战斗，只可能被包括自己人甚至家人鄙视，身败名裂指日可待，自己死了，子女都抬不起头来。所以任何一个懂得一点美国历史和政治的人都会告诉你，如果林肯下令截流逮捕李和西点南方学员，第二天就会在议会里被骂个狗血喷头，议会会正式向被截流的人道歉，然后隆重地护送他们到南方。从此上流社会就不会再看得起林肯，他的政治生涯就算结束了。
这种对敌人也要讲公平，遵守规则的哲学，和中国人对敌人不择手段，胜者王侯败者囚的哲学，完全是两头的两个极端。内战爆发前，为了安抚南方防止他们分裂，联邦政府通过了《逃亡奴隶法》（fugitive slave law），规定如果南方的奴隶逃到没有奴隶制的北方，奴隶主有权到北方来抓捕，当地的司法系统及联邦军队必须提供协助。开战以后，北方就此法是否应该继续贯彻展开了辩论。支持继续实行该法的人认为南方的行动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叛乱，所以联邦法律依然适用于南方。大家想想，内战的爆发就是因为北方要废除奴隶制，现在南北方都开战了，北方人还在讨论是否应该协助南方的奴隶主捉拿奴隶! 中国人听起来一定觉得美国人是神经病是不是? 这就是法律和规则在美国人眼里的地位。
1861年5月，弗吉尼亚州三个南方的黑奴从南军要塞逃到了北方控制的蒙罗要塞。第二天，奴隶的主人一位南军上校举着白旗来到蒙罗要塞，引用《逃亡奴隶法》，要求北军交还那三个奴隶。要塞司令官著名政治家巴特勒回答说，因为弗吉尼亚州宣称退出联邦，所以联邦法律不再适用于弗吉尼亚州。于是他礼貌地请这位上校回去了。从此北方都采用这个法律依据，这才给这场辩论画上了句号。
在中国会发生这样的事吗？你都是我的敌人了，和你还讲什么法律? 敌人一个上校自己送上门来，马上抓起来，上报“俘虏敌军上校一名。” 当然，如果在中国，这个上校自然做梦也要不会想到去敌人阵营去讨要财产。
有中国的脑残粉红说，美国想找茬跟中国开战，这样就不用还欠中国的巨债了。典型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我可以把身家性命压上和他们打赌: 就算美国把中国彻底打败，新的中国政府在美国占领军的鼻子底下成立，美国也不会赖掉战前欠中国的一分钱。
在西方文明里，战争的目的不是肉体上消灭对手，而是当双方有巨大利害冲突，又无法通过谈判解决时，最后以战争来决定谁让步。“你打不过我，你就让步，然后咱们继续做生意，甚至继续哥俩好”。这就是为什么我所看到美军的战略意图总是“迫使对手回到谈判桌上”。
中国人读到这里会问: “西方人这种做法听起来是确实很有贵族气质，但实际上对自己有什么好处呢？我怎么觉得他们太僵化缺乏变通呢?”
第二节: 儒家文化使冲突的成本极高
在南军统帅李将军在里士满向北军统帅格兰特将军投降的当天，双方队伍之中的西点同窗就聚到一起喝酒了。请注意，这不是因为双方都原谅了对方: 他们从来都没有恨过，相反，双方都对对方的勇敢和献身精神由衷地钦佩。内战中李将军一直拒绝叫北军“敌人”或是任何带有贬义的称呼，他只叫他们“那些人” （those people）。受降仪式上，当衣衫褴褛、形削骨瘦的南军残部走向列队的北军缴上武器时，吹号手一声令下，全体北军士兵行持枪礼，向这些倔强的对手致敬。内战中阵亡的62万美国人有一大半是由于李将军一次次以少胜多，为南方力挽狂澜，否则内战一年就结束了，所以李可以说是“双手沾满了美国人民的鲜血”。然而李在宣誓忠于美国政府之后，直接回家了，没有受到任何惩罚，安享晚年，余生里不仅在南方是英雄，在北方也受到崇敬。只有南方战俘营的主管，因为不给北方战俘提供足够的食物和基本生活设施（其实也不能怪他，因为南方在北方的围困下给养严重匮乏，连南方老百姓都饿得皮包骨），导致上万战俘惨死，而被判绞刑。整个美国社会似乎在停战的那一瞬间就和解了，就不再有仇恨。在美国人关于内战的记忆里，在成千上万关于内战的书籍文献里，南北双方都是被歌颂的英雄，没有高傲的胜利者和被谴责的阶下囚。
从此，美国南北方就再没有发生过任何冲突。
这就是西方骑士规则的好处: 那就是冲突和战争的成本非常低。一旦双方同意停战，双方都相信对方的诚意，所以就可以立即刀枪入库。而且，因为彼此都钦佩对方的勇气和职业精神，彼此没有仇恨厌恶，所以昔日战场上的死敌可以立刻坐到一起喝酒，共同翻开和平共处的新篇章。
相比之下，在中国文化背景下，由于儒家文化“世人分正邪两派，正邪势不两立”的理念，冲突的双方不需等到战场上刀兵相见，往往在第一次口角时，双方就已经互视对方为奸邪小人了。既然是奸邪小人，对他自然不必讲任何公平原则，自然可以不择手段，背信弃义。双方既如此互相对待，自然就加深了彼此的鄙视和仇恨，矛盾肯定就会迅速激化，演变成你死我活的冲突。即使签署了停战协议，双方都知道这只不过是缓兵之计，没人会蠢到相信对方有和平的诚意，因为自己就没有，所以仗一定要打到一方被株连九族彻底消灭的程度，而民族为此付出的代价则常常是十室九空。
1861到1865年的美国内战是美国历史上最惨烈的战争，此后美国在所有战争中的阵亡人数之和，包括两次世界大战、韩战、越战，都比不上这个内战。然而内战时美国人口3100万，死亡62万，只占人口的2%。安史之乱和美国内战相似，都是国内部分地区反叛分裂，战前中国人口8000万，战后仅存1600万，死亡率高达80%。中国历史上的其他内乱的破坏性都和安史之乱差不多。
这就是儒家文化带给中国人民的浩劫。
第三节: 一个言行不一、不守规矩、不讲信用的民族
儒家理论在宋朝的程朱理学主导下开始走向极端，变得伪善、反常识和反人性。在理学宗师程颐手中，儒家思想的“存天理，灭人欲”的禁欲主义与人的本能和需求完全脱节，变成了99.99%的人都不可能达到的圣人境界。比如有人问程颐: “寡妇无依无靠无法生存，能不能再嫁”，他说: “断然不能! 生死事小，失节事大!” 另一方面，儒家理论中“人非君子即小人，君子与小人势不两立”的理念得到空前的加强。这就使得中国人一方面非常害怕被纳入小人的范畴，所以嘴上一定要大义凛然，仁义道德高入云端；另一方面又根本不期望自己能够接近圣人的标准，所以行为上非常的一般，远远不如基督教文化下的西方人。自己有利可图时什么都做得出来，但看见别人有失小节后却一定要抢占道德制高点，义正辞严。这使得中华文化言行不一的程度远远超过其他的民族和文化，成为中华民族在全世界鹤立鸡群、特立独行的一道景观。
记得中国刚开放时，妈妈所在大学的教研室党支部书记去美国做交换学者，回来后跟妈妈感叹: “美国大学里随便什么人，一个打字员，都够得上咱们优秀党员的标准!” 程朱理学的“朱”是朱熹，是将儒家理论深化广化的鼻祖，然而他因为和同事官员唐仲友争夺一位漂亮妓女失败，竟然公报私仇，上书弹劾。标准高入青云的儒家文化的宗师鼻祖，其操守赶不上美国大学里面的一位打字员，实在是令人扼腕叹息。
我从小喜欢看《三国演义》，对诸葛亮的智慧敬拜得五体投地。然而出国多年，对西方基督教文化有了深刻了解以后，我开始从另一个视角来看待《三国》里面的人和事。赤壁之战时刘备的实力微不足道，长坂坡之战凸显出了赵云的英勇，但也说明刘备的那点队伍面对曹军，与其说是两军对垒，还不如说是官军追捕逃犯。最后诸葛亮打着“联合抗战”的旗号游说东吴，刘备才算有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东吴没有蔑视刘备，相反，将其视为平等盟友，将诸葛亮待为座上宾。东吴独撑危局，与数倍于己的曹军反复鏖战，而刘备则抓紧时间休养生息，扩充力量。最后东吴在赤壁的决战中击败曹操，而刘备在坐收渔利之后不但不感恩，反而趁东吴在抗战中损失惨重精疲力尽，攫取了战略要地荆州。所罗门王说: “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历史只不过是一次次地重演。诸君看完上述三国旧事，是不是觉得非常的耳熟? 只消将故事中的魏、蜀、吴换成日、共、蒋，不就是中国八年抗战的故事吗? 一模一样是不是?
要知道，不要说对盟友背信弃义背后捅刀子，就是对敌人不讲信用出尔反尔，如果发生在美国，领导人也会众叛亲离身败名裂。然而这种 对盟友背后捅刀的行径在中国，却被作为智慧的最高境界写入演义，脍炙人口，千古称颂。由此可见中国人道德标准有多么低。
儒家文化“汉贼势不两立”的理论的影响，不仅在国与国的层面上，而且在普通百姓的层面上。不论是对配偶，朋友还是同事，仁义道德只适用于我和你好的时候。一旦咱俩闹翻，我把你划为奸邪小人，那么根据正邪势不两立的准则，仁义道德的标准就不再适用于你，我对你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就成了诸葛亮式的智慧了。这就是中国人唯利是图、不讲信用、不守规矩、道德水平低下的根本原因。当一个文化强调极高的道德标准时，达不到这个标准的人自然会破罐破摔，而貌似达到这个标准的人则会满心骄傲，蔑视他人，而骄傲会生出各种恶性，生不出任何好东西。所以即便是貌似达标的人，实际上也往往和朱熹一样，满肚子男盗女娼。所以一个无限追求道德高地，且以此将人分类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人格分裂的虚伪的社会。
和儒家文化完全相反，基督教文化追求谦卑，认为谦卑压过人一生的操守。理论上，一个劣迹斑斑的人如果在神前如那个税吏一样真心忏悔，他在神的眼里就高过一个一生行善积德但自视甚高的人。所以在西方社会你很容易就能做一个好人。但实际生活中，谦卑和佛教的“无我”是同一个心理状态。对佛教的真谛有身体力行的人都会告诉你，谦卑无我使人远离各种恶性，自然而然地生出各种美德。所以建立在基督教文化基础之上的西方文明就没有人格分裂的问题，社会上最受人尊敬的人一定是道德操守最高尚的人，而他/她又必定是最谦卑的人。
就是基于这种《三国演义》式的”对敌人不择手段背信弃义是智慧“的心理，那些旅美学者从美国政府拿大笔的科研经费，利用美国的科研设施和世界一流的科研环境进行科学研究，然后偷偷把研究成果卖给中国。华为一方面希望占领国外市场，一方面又暗中做出伤害客户的事情，在自己生产的服务器里面安装木马，以便中国随时可以监控甚至掐断用户的通讯。这种对敌人背信弃义的做法适合于中国人内斗，因为中国人认为这是智慧的表现，谁通过这种做法赢得了先机，谁就是诸葛亮，天下有才之士就会纷纷归附。然而这不适用于跟西方人打交道，因为你只能在西方人没有发现之前占一些小便宜，对方一旦发觉，必定对你深恶痛绝。现在美国FBI对这些中国学者展开大规模调查，导致很多人被炒甚至自杀，美、加、英、澳、新等国纷纷对华为亮起红灯，就是中国背信弃义的结果。
要知道，就是二战期间盟军和德国之间彼此都还是有一些信任的，比如，基于公平交战的原则，交战双方不攻击对方的领导层。盟军事先得到准确情报，1943年1月30日纳粹空军元帅戈林和宣传部长戈培尔将在柏林的庆祝纳粹党执政10周年的庆典上讲话并实况转播。如果盟军轰炸现场，可以除去希特勒的左膀右臂和其他大量纳粹党高层领导。然而盟军只是派出三架蚊式轰炸机轰炸了柏林广播电台，中断了戈林的讲话。纳粹党之所以敢在一个大厅里举行高级干部的集会，就是相信对手会遵守不攻击对方的领导层这条规则。
现在，中国在西方的可信度彻底崩盘。不光是中共的可信度崩盘，华人作为一个文化种群也是如此。你想想，那些旅美几十年的顶尖华裔学者美国公民可以算是华人里面的精英了吧？受教育最高，最西化，如果他们都可以利用美国的善意和信任吃里扒外，和一个敌对国暗中勾结，那么，在西方人眼里，还有一个中国人可以信任吗？你的对手对你完全没有任何信任，你不论答应什么对手一概不信，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局面。在英文里面这叫”you have lost all your leverage over your opponent”，最接近的中文翻译是“你对你的对手失去了任何施加影响的能力。”
第四节: 决策者思维僵化，一次次造成民族的巨大灾难
“人非君子即小人，二者势不两立”的儒家理论不仅将中国人逼入言行不一的墙角，而且造成决策者思维僵化，画地为牢，一次次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的灾难。
儒家文化自汉朝开始被统治阶级采用，在宋朝初期和中期，还没有极端到悖逆常理的程度，所以北宋皇帝赵恒才有可能采取灵活变通的策略，和侵占了自己国土的辽国签下不平等的“潭渊之盟”，每年进贡，换来了中原人民一百年的和平与繁荣。后来金国灭辽后占领中国半壁江山，赵构又向金帝称臣进贡，结果偏安的南宋成为当时全世界科技文化最发达的国家，GDP全球第一，首都临安人口过百万，有大规模的造船、陶瓷、纺织、印刷、造纸等行业，行业分工超过360行，甚至有了信贷汇款，宴席派对服务，香水调配师，外语翻译，餐饮外卖等等中国近代都没有的行业，火药、纸币、罗盘等都是那时候发明的。日本学者甚至称南宋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这都要归功于赵构的忍辱负重和灵活变通。
然而，儒家文化经过宋朝程朱理学的深化、广化、极端化，到宋末时，统治者在“汉贼势不两立”的高牌巨匾之下已经思维僵化，失去理性。南宋和蒙古结成军事联盟，两路夹击金。金亡后，南宋与蒙古以盟友关系约定以淮河为界。江南布满稻田，河道纵横，不利骑兵驰骋，对塞外的蒙古人来说是陌生的异域。如果南宋统治者有当年赵构一半的灵活变通，那么这个和平关系完全可以维持下去，南宋的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可以继续它的“文艺复兴”，再给它一二百年，中国可能取代欧洲成为世界文化科技的中心。
然而此时的南宋统治者的头脑已经僵化。蒙古军和宋军夹击金时，宋军在金军打击下溃不成军，而金军主力在蒙古军团打击下土崩瓦解。我们现在回顾历史，任何一个不严重弱智的人都应该明白这说明什么，然而宋的统治阶层就是看不见。在他们看来，蒙古和金一样，都是贼，我们天朝和他们是不可能和平共处的，跟他们不必讲什么信用。于是宰相郑清之和大将赵范就决定撕毁和约，趁蒙古没有防备，收复黄河以南所有土地。你能想象吗？士兵上马后吓得脸色苍白死死抱住马鞍的宋军，主动向正在全世界摧枯拉朽风卷残云的蒙古帝国翻脸开战！这就是儒家思想的威力！结果没有任何悬念，蒙古灭宋，宋二百年积累下来的文化底蕴和高超的经济模式和科学技术水平毁于一旦，中国倒回了蛮荒时代。
时光荏苒。到了明末。本来女真人本来并无吞并中国的野心，只想逼迫明政府接受他们吞并东北的现实，接受后金汗国和明帝国平起平坐的地位。这个和平条件要是赵构听了一定会大喜过望，因为赵构不仅失去了淮海以北的大半个中国，还要接受金国的册封做儿皇帝，每年还要进贡三十万两白银。与此相比，皇太极的和平条件应该是美若甘泉了。然而由于“汉贼势不两立”的理念根深蒂固，赵构之后的中国人没有人记得他以忍辱负重换取百年和平，然后无为之治安息民生，成就中国历史上最繁华时代的功勋，记住的只有他苟且偷生向贼人低头、丧权辱国的耻辱。到了崇祯的年代，中国人僵化的头脑里面已经容不下任何与贼人妥协的想法了。清军第四次入关时，李自成叛军逼近首都，明王朝国库枯竭，已经站在毁灭的边缘。河南军区长官卢象升帅军驰援北京，崇祯自己不好说，问他意见，暗示他提出议和，但卢象升义正辞严地说: “臣主战。” 一战而亡，全军覆没。后来兵部尚书陈新甲奉旨秘密与清议和，进展颇好。如果崇祯能够安定边陲，将吴三桂的强大的辽东兵团调回来剿灭内乱，然后修养民生，明王朝还有东山再起的机会。但议和的消息走漏，自古对皇上唯唯诺诺的官场居然一片哗然，骂声四起，逼得崇祯将陈新甲处斩，明王朝丧失最后的和平机会，中华民族遂陷入异族奴役近三百年。这些群情激昂的士大夫们无法容忍和贼人平起平坐，换来的却是跪在贼人面前三百年。
又过了几百年，到了现今的时代。美国的军事实力与中国相比，和当年的蒙古帝国一样（见《准确量化：中国综合军力是美国的百分之一！》）。美国花空了国库在全世界充当警察维持秩序，中国搭顺风车，利用这个秩序大发其财。美国认为，一个国家经济富足了，老百姓一定会要求话语权，政体一定会走向民主。于是美国一方面听任中国对美国产品筑起森严的贸易壁垒，一方面对中国产品开放国内市场，导致每年对华贸易逆差几千亿美元，中国因此积累起巨额的财富。
这是一种什么境界？这就好像当年强大的蒙古帝国不仅主动将全部国土归还宋朝，自行退出塞外，而且每年还白给宋朝三百万两白银！
对于这种局势，不仅灵活变通的赵构要乐疯了，就是头脑僵化的宰相郑清之和大将赵范，恐怕也要对着蒙古连声感谢了吧？然而当今中国的当权者却偏偏不这么想！
在他们的僵化的脑子里，我们是汉，帝国主义是贼，汉贼势不两立，所以不论我们从他们那里得到什么好处，我们都没必要感谢他们；不论我们和他们有什么协议，我们都没必要遵守；而且我们和他们迟早有一战，所以一定要抓紧时间，利用一切机会手段，增强自己的势力，削弱对方的实力。
于是，中国通过投资、留学生、孔子学院对美国大肆进行文化和间谍渗透，盗窃从航天到种子各行各业的知识产权，暗里对美国等西方国家大肆进行黑客攻击，窃取军事技术就罢了，连中立国瑞典和红十字会等中立组织也不放过，最近还盗走了几十万美国政府雇员的数据。在南海，中国藐视国际惯例，武力强占争议岛礁，前脚新帝刚刚亲口答应奥巴马所占岛礁不军事化，后脚就把导弹运到岛礁上。
所有这些事情，你从战术上看，中国确实在不停地占便宜，但你从宏观的战略上看，中国现在正在做的相当于：当强大的蒙古帝国主动退回塞外，而且每年白给宋帝国三百万两白银的时候，羸弱的宋帝国追出塞外，非要跟蒙古翻脸开战！
结果美国终于认清了：和中国的这个新朝庭没有讲和的可能性，只能摧而毁之。于是美国对华发起一波又一波的进攻。贸易战。限制中国人赴美。对付孔子学院。限制中国在美投资。战舰闯南海岛礁，穿台湾海峡。B52战略轰炸机数次逼近海南岛。台湾旅行法。高官访台。台湾军队赴美国训练。台湾官员首次进入美国联邦机构(蔡英文参观美国宇航局)。强迫新华社美国、环球时报分社注册为外国政府代理人。制裁中国军方。对台三亿美元军售。计划全面禁止中国留学生赴美留学。计划与台湾在台湾海峡联合军演…
结局会是什么? 和宋末一样，应该没有什么悬念吧？
从宋到明到如今，因为儒家文化的毒害，中国的统治者一而再再而三地犯下同样的超级脑残的错误，然而他们似乎从来都无法从中汲取任何经验教训。当他们从上一次犯蠢所造成的百年浩劫中最终缓过一口气，他们会再一次以更加愚蠢的方式犯同样的错误！
儒家文化和基督教文化之间的对比，不是不是和服和西装、中国菜和西餐之间的对比，而是残忍和人性、虚伪和真实、愚昧和智慧之间的对比。中华民族如果要摆脱这个千年诅咒，必须摈弃儒家文化，拥抱基督教文化中谦卑、平等的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