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中国历史 看四平市变化 （2）决胜四平
朱立平
二战之后，全球博弈的两个庄家是美苏，历史、实力和实际决定，国共的角色分别只能是美苏的两枚马前卒。
但是，三国四方，国共对垒，事在人为，谁胜谁败，马前卒的后续作为成为国共决胜的关键因素。
1、 四平战端开启之前
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美苏迅速确立、恢复甚至扩大了前此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分别需要调动国共这两枚马前卒去落实、去实现、去保卫，于是，三国四方，明争暗斗，大戏开演，东北交通枢纽四平，一时成为国共志在必争、必打、必胜之重地。
其时，国民党军主力远遁西南，中共敌后抗日武装却与东北近在咫尺。
毛泽东对东北志在必得，早已运筹帷幄，但实力不济，表面上也只能争取借助苏联力量，在美苏瓜分整个中国的大势下，先在东北插一脚，分杯羹。
蒋介石生怕中共会背靠苏联，捷足先登，夺取东北，故不惜屈从苏联压力，用允许外蒙独立和租借旅顺港等重大妥协，换取苏联政府承诺一切援助“当完全供给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
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确规定：苏军占据东北期间只能由国民政府派代表设立行政机构，由国民政府派出之军事代表团与苏军总司令部保持联系，东北主权当由苏军交予国民党政府派人派兵接收。
蒋介石随即指示，在长春成立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特派熊式辉为主任，并将东北三省重划为九省二市，同时设置外交部东北特派员公署，以蒋经国为特派员。10月初，行营及特派员公署同时进驻长春，开始交涉接收事宜。
苏联的如愿算盘是如约将东北确立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但眼见美军9月在华北登陆并出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前往东北，看出美国有独霸中国的意图，也开始调整战略，暗中默许甚至扶助中共武装进入东北，借以抗衡美国。
毛泽东早有准备，抓住机会，在不到2个月的时间内抽调10多万兵力数路开进东北，强硬提出“东北由东北人民自治军保护，中央军不得开入，否则引起内战由彼负责”的强硬主张，并武力拦截向开进东北的国民党军队。
苏联虽有心与美国争霸，但国力在二战中消减甚巨，当务之急是休养生息，退而求其次，把中共武装放进东北，苏军及时抽身，准备撤退。
蒋介石眼看苏联变卦，东北即将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险，迅速采取断然措施，将东北行营等撤回关内，宣布放弃接收东北主权。
但是，自苏联占据东北后，中共武装由于得到苏军的同情，也开始进入东北地区。特别是美军9月在华北登陆，并出动军舰运送国民党军前往东北，使苏军怀 疑美国有染指东北企图，改取了暗中扶助中共武装控制东北，以抵制美蒋的策略，更促成中共在短短的一两个月时间里，抽调了十万兵力数路并进开赴东北，并雄心 勃勃地提出了
眼看苏军变卦，且开始撤退，东北有落入中共之手的危险，蒋介石迅速采取了断然措施，将在长春的东北行营等撤回到关内，以苏军违背条约，支持中共为由，宣布放弃接收东北主权，酿成了严重外交事件，导致美国出面，苏联一时十分被动的局面。
11月18日，即长春行营撤至关内第二天，莫斯科即做出反应，宣布延缓撤兵，进而开始强行驱逐进入大城市的中共武装，以显示自己在外交上并未违约，仍将会把东北交予国民政府。 两天后，国民党政府的外交部接受苏方的解释，表示在苏军对国民政府军之运输及行政接收提供协助和便利的条件下，国民政府同意苏军延期一个月撤军，商定苏军延至1946年2月1日自东北撤退完毕。
与此同时，在军事上，国民党军由山海关沿北宁线强行北上，一路打到锦州、锦西，并于12月下旬进一步攻占了北镇、黑山、义县、阜新等地，进而在1946年1月上旬转而占领了热河的北票、朝阳、叶柏 寿、建平、凌源等地。
迫于外交压力而对国民政府做出让步后，苏联改取与国民政府合作的政策，试图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其策略是向国民政府提出要求与中国合办东北工矿企 业，以此来限制除苏联以外的第三国势力进入东北。
蒋介石自然不以为然，他除了不能承认苏联将东北之日满工矿企业视为苏军战利品外，更担心这种合作会便利苏联暗中援助中共。因此，他不仅坚持必须苏军撤离后再谈具体合作方案，而且有意将苏方要求通报给美国人，让美国政府出面反对。
蒋介石的做法引起苏联方面的强烈反感，并增加了对国民党政权的敌视态度。
加之1946年2月美英舆论单方面公开雅尔塔秘密协定内容，国民党又乘机在关内发动大规模反苏示威游行，这就更加坐实了苏方的判断。随着苏军撤退日期到来，无法阻止美国势力进入东北的莫斯科，转而重新支持中共在东北开打，成为一种历史的必然。
11月，中共武装在山海关一线以武力拒止国民党军进入东北失利后，蒋介石更加不把进入东北的中共放在眼里。
12月底，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将军前来中国调处国共关系，蒋成功地促使其同意在停战协定草案中写明:“在中国本部及满洲境内一切军队调动，皆须停止；中华民国国军，为重行建立在满洲主权而开入满 洲及在满洲境内调动，当系例外。”
对此，中共谈判代表周恩来曾力争东北不应例外，最终碍于中苏协定的规定和美国调处的压力，做出了让步，承认有关停止军事调动的规定，“对国民政府军队为恢复中国主权而开入东北九省或在东北九省境内调动，并不影响”。
1946年1月10日，停战协定签订，国民党军有了在东北自由调动军队，接收主权的权利，中共军事力量在东北的存在和中共在东北的地位问题毫未提及，蒋介石否认中共在东北武装和地位就显得更加理直气壮了。
停战令刚一生效，蒋介石就明令进入东北的国民党军队准备作战。一个月后，鉴于苏军撤退在即，他更要求东北行营主任委员熊式辉和东北保安司令杜聿明全力接收东北各战略要点，称:凡要点有苏军者应力予接收；无苏军者可能占领则占领之，总之要努力防止东北成为“第二华北”。在这里，蒋介石准备武力驱除在东北的中共武装的决心已显露无遗。
一方面国民党根本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其精锐部队陆续开入东北，不惜用武力解决中共武装，另一方面中共1946年初在东北的兵力数量大大超过国民党军进入东北的兵力数量，所占地区亦远较后者为多。在这种情况下，双方在东北地区的军事冲突已不可免。
恰在这时，苏方对国民党政府拖延经济合作谈判，复又鼓动反苏游行产生严重恶感，决心藉撤军之机，推动中共将其撤退之地尽行接收和占领，并明确表示援助中共，这自然就导致了国共两军非要在东北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军事较量不可。
1月中旬，国民党第十三军和第五十二军主力已沿北宁路推进至沈阳附近的新民，一部已进入沈阳市 内的铁西区。2月上旬，新六军海运登陆，车运至锦州、沟帮子线。杜聿明为确保北宁路锦州至沈阳段的安全，命令新六军第二十二师和第十三军第八十九师展开对 该段两侧的扫荡作战，由此拉开了国共两党在东北激战的序幕。国共两军2月上旬至中旬在秀水河子、勿欢池、沙岭子几乎同时打了三仗，一胜一负一平，没有分出高下。
眼见东北大战的烽火已经点燃，苏军开始迅速撤军。
1946年2月22日，中共东北局报告中共中央称:苏军代表表示:（一）苏方全力争取在东北插一脚，除大连旅顺口外，正在与顽方谈经济问题，迫其承认苏方地位；（二）苏方努力必会受美蒋阻挠，我们应在政治上保持强硬态度，军事上加强进攻，予以有力配合。（三）不论谈判成功与否，苏方最终目的仍是支持我们确立在东北的主人地位。
据东北局彭真报告，苏军代表明确表示将尽可能满足中共的要求，有关组建炮兵、坦克部队、设立训练基地等问题，均可做进一步的研究和磋商。苏军代表并且承认，他们过去比较顾虑第三次世界大战，态度上比较软，现在不同了，因为国民党发动反苏运动，显示必欲取消苏联在东北的特殊地位，美国则试图藉门户开放之名，深入东北，但美军很难开到东北来。因此，中共应大批增强东北干部，增调主力，确保对东北的控制。 苏军的这种态度，在其总司令马林诺夫斯基元帅等的公开言论中也表现得十分明显。
当时，中共在东北已经有了大约30万以上的兵力，控制着除主要交通干线及其沿线中心城市和锦州以南之外的大部分东北地区，无论如何不可能听任国民党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当停战协定已经成为废纸，苏军撤退在即，不仅不再干涉，反而鼓励大打，胸有成竹的毛泽东自然要大展宏图了，四平在此后几年里，成为毛泽东极为关注的地方。
2、 中共四平保卫战的前因后果
当三国四方在角力、扯皮、纷争之际，政治敏感度极高、战略筹谋力超群、战术落实力恒强的毛泽东先下手为强，乘着苏军撤退之际先占了北满，建立了背靠苏联的稳固根据地。
1946年3月17日，彭真电询中共中央:“我可否在辰兄（指苏军—引者注）同意下及时夺取四平街、哈尔滨及其他长春路支线小城市，作为 将来谈判时让步之资本？这在政治上有无坏的影响。又，对长春是否确定，纵使可以夺取，而辰兄又希望我夺取时，我亦坚决不夺取？”
毛泽东方针已定，复电指示:“国民党还不停战，沈阳以北长春路沿线之苏军撤退区，同意你们派兵进驻，以为将来谈判之条件，时间愈快愈好。” 当天，毛泽东反复考虑后，进一步指示:“速与辰兄接洽，将整个中东路（包括哈市）让我驻兵，永远占住，不让国民党驻一兵一卒”。
毛泽东说得很清楚:“宁可战而失地，不可在谈判中失地”。他认同彭真的想法，相信在四 平一线坚决拒止国民党军北上，“彼方至多用兵攻占南满路及抚顺、本溪，我尚可保持中东路。” 所以，苏军于14日从四平街一撤，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西满军区3天后便武装攻占了四平。
这时，国民党军已经到达东北的部队总共有近6个军，即新一军、新六军、第七十一军、第十三军、第五十二军及第九十四军一部（其中新一、新六、第十三、第七十一军全部为美械装备），总兵力约24万人。 另第六十军正在海运中。这些部队统归东北保安司令部指挥，司令长官为杜聿明（由于杜聿明患病住院，2月下旬后部队归副司令郑洞国指挥，并受东北行营主任熊式辉辖制）。已到东北的部队3月中旬大部主力在沈阳完成集结，19日开始分南、东、北三路展开扇形攻势，准备攻取辽阳、鞍山、营口、抚顺、铁岭、开原、昌 图、四平街。4天后，辽阳、抚顺、铁岭依次被攻陷；10天后，对鞍山、海城及开原、昌图的进攻亦相继得手。
国民党军在苏军撤离区的大举进攻，迫使希望占据中东路全线的中共中央不能不迅速开始部署四平保卫战。
1946年3月23日，毛泽东第一次明确提出，要不惜任何牺牲，以战争换和平。称:“坚决彻底歼灭国民党进攻军队，愈多愈好，不惜重大伤亡（例如一万至二万人）”，如此才能“求得大胜以利谈判与将来”。 次日，毛泽东即开始部署四平保卫战。
他在给东北局并告林彪、黄克诚、李富春等人的电报中道:判断蒋介石必由沈阳出兵向北和我争夺长春、哈尔滨。“我党方针是 全力控制长哈两市及中东路全线，不惜任何牺牲，反对蒋军进占长哈及中东路”。西满“黄李部动员全力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决不让其向长春前进”；“南满主力就现地坚决歼灭向辽阳、抚顺等处进攻之敌”。“如作战结果顽军在辽阳、抚顺地域巩固了他们的地位，以致可以抽兵北上向四平街、 长春前进时，你们须准备及时将南满主力转移至四平街、长春之间，与黄李及周保中协力，为保卫北满而奋斗”。 据此，东北局当天就下达了具体的作战任务，并说明:“此次作战为决定我党在东北地位之最后一战”。
在国共和谈期间双方大打出手，最初主要是增加谈判中各自的砝码，争取各自的国际后援。中共中央在东北大打的初衷，是为了在和平到来之前得到在谈判桌上难以得到的更大的利益，而要达到目的，第一必须取得苏军的密切配合，在东北停战到来之前顺利取得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及其中东路全线；第二必须使东北停战生效的时间不早不晚，早则长哈等地尚未及占领，晚则很可能会被已经增至6个军，并且还在继续增兵的国民党军突破防线。
刚好，美方派专机紧急将刚返回延安的周恩来接回重庆，协商东北停战问题，中共中央一再提醒东北局要赶快设法占领长哈齐三市，强调一旦停战达成，“停战小组即将派到这些城市，保证国民党的占领。但如被我控制，小组亦将保证我军的占领，以待整个东北问题的解决。” 毛泽东因此提出，周争取能使停战协议拖后几天再签字。
同时，毛泽东再三叮嘱东北局加强四平一线的军事部署， 并特别致电北平执行部中共代表叶剑英等，要求叶在停战协定签订后务必要拖延出发时间，以利“我军进驻长春哈尔滨等市”。
中共一线部队眼见苏军态度大变，马上跃跃欲试。西满军区的李富春、黄克诚于3月10日最先提出应控制四平一线，阻止国民党军队北进，向中央发电报称:“苏军突然北撤，国民党一时因情况不明，不敢冒进接收，我军应以一部兵力乘机控制长春路沿线城市，以阻止顽军北进，并吸引顽军于长春沿线，你们如同意，我们即派队进占四平、昂昂溪。”
对此，周恩来明确表示异议，因为他好不容易才争取到让蒋介石承认在东北也有军事调处问题。周恩来想的是，中共中央已经批准2月25日签字的《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该方案规定：在开始整编的头12个月里，政府在东北将编为5个军，中共编为1个军；在后6个月统编后则将东北的6个军缩编为5个军，其中一个军内仍保持1个中共师，其他4个军则统编为政府军。 依照这个方案，中共抢占长春路及其沿线城市，并没有特别的意义。如能就蒋的条件达成协议，就等于使国民党方面承认了中共在东北的合法地位，届时依此向东北派出执行小组，东北问题就可以放到谈判桌上按照整军方案去解决了。周表示:“照东北空气，定不赞成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归国方接收。如坚决不同意此两点，只有准备破裂”。不仅停战小组去不了东北，而且很可能“会影响国内全局”。
毛泽东自1945年11月中旬苏方态度变化后，即因身体不适病休，此前一直由刘少奇主持中央工作。这时，毛泽东刚刚重又开始参加个别重要的会议，马上注意到这千载一时之机，即刻放弃休养，全力投入到处理东北问题的工作之中。
11月1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合拟了给周恩来的电报，说明:东北同志“雄心很大，不了解为什么要让出许多地方给国民党，东北全党全军都是这种心理”。在蒋介石不承认东北停战，拒绝与我们谈判东北问题及不承认我在东北地位时，他们采取比较强硬的政策是好的。只有如此，才能逼蒋与我谈判，承认我在东北地位。如今国民党被迫承认我在东北地位，“你们现在可以承认在停战条件下，国军可以接收沈阳至哈尔滨之长春路上各城市（路两旁不内）。”“我们内心的盘子，长春路的主要部分（即沈阳至哈尔滨）及抚顺、鞍山、本溪、营口、辽阳等数地， 是要让给国民党的。”但“不可一般承认国军有权进驻全部长春路及苏军撤退区。因中东路大部、南满路南段应力争由我接管。至于两路以外之苏军驻扎区，大部已交我接管，一部即将交我，其中除抚顺、本溪准备让出外，其余均不能让。如你们答应国民党有权接收苏军撤退区，则安东、通化、延吉、海龙、合江、佳木斯、黑龙江、洮南、通辽、辽源等地及其他广大地区均到过苏军，而我决不能让，将来不好收口。我们并想以让出长春路主要部分及抚顺、本溪交换国方从热河撤兵。自然，在东北保持我们这种地位，须要经过严重的外交斗争，以至军事斗争，我们要以一切力量去争取。”毛泽东这时的估计是:长春全路及东北全境大打内战，美蒋均有顾虑，“不论他的兵力、士气与民心，也不论国际国内环境，都无在东北大打久打与反苏反共到底之可能”。
可以看出，直到这时，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仍旧相信，东北问题最终恐怕仍将要走和平解决之一途，自沈阳至哈尔滨及其整个长春铁路线，均要交国民党军控制。因此，当东北局报告说苏军提出中共可夺取沈阳时，他们明白复电说明:“苏军退出沈阳后，我军不要去进攻沈阳城，我军进去在军事上必会陷于被动，在政治上亦将处于极不利（地位）。不仅沈阳不必去占，即沈阳到哈尔滨沿途在苏军撤退时我们都不要去占领，让国军去接收。”
就在这时，东北局有电报说明苏军对中共中央行动迟缓、态度犹豫颇为不满，直言批评中共中央对美国人太客气了，更不应该同意让国民党开5个军到东北来。东北局据此认为应争取哈尔滨和齐齐哈尔由中共驻兵，郑家屯以北之平齐线及吉奉线必须归我驻兵。以此为交换，中共“可以让出营口、鞍山、辽阳、四平、长 春、法库，及国民党现所占之地区”，“让出大郑线（大虎山经郑家屯到四平）”一线，并承认“长春路两侧卅华里内，我不驻兵”。抚顺为南北之连接点，最好能争取国共均不驻兵。但必要时，亦可让出。如此，东北之主要矿区，以及近一半人口，均已交给国民党了，应该可以达成妥协。他们相信:以国民党现有兵力，在东北大打，最终也只能占到这么多地盘。据此，他们坚持认为:“绝不能允许国党接收整个长春路与矿区。所谓长春路，包括大连至哈尔滨及绥芬河到满洲里，而矿区 则遍地皆是。……如国民党驻兵整个长春路及矿区，我不仅完全丧失优势，而存在亦将发生严重困难。”
苏军的意见及东北局的建议显然对毛泽东和中共中央产生了极大的触动，就在他特意把东北局的建议批转给周恩来，要求后者以此为的盘子与国民党谈判后， 彭真突然又来电提出了更大胆的建议。他告诉中共中央称:苏军代表表示，凡苏军撤退之地，包括沈阳、四平街，我都可以放手大打，并希望我放手大打。为此他提出:“在军事上可能的条件下，在国民党公开宣传东北军事调动在外，拒绝与我谈判，不承认我之地位的前提下，于苏军撤退时，可否在辰兄同情下，消灭四平以北各大城市之顽军，并占领上述各大城市，逼使国民党与我谈判，必要时再让出一部给国民党以换得和平？”
东北局的这一提议，对于从1945年中共七大召开时就一心想在东北背靠苏蒙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毛泽东来说，显然极具吸引力。中共中央在这一天，即16 日，终于改变了不想突破中苏条约和停战协定束缚的想法，明确赞同了东北局的意见。显而易见，对于共产党人而言，整军方案并不是他们所期望的。中共中央仍旧希望能够取得一块背靠苏联的巩固根据地，故建议:只应“承认政府军进驻沈阳至长春”，长春以北的整个北满，应为中共军队的驻扎地区。
在这一天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中共中央甚至委婉地批评了周恩来太过顾虑政治上要能自圆其说的问题。称:这样提，“我在宣传上及外交上是很能讲得过去的，不是不能自圆其说的。因彼在宣传上、外交上不承认我军任何地位，不解决东北任何政治问题，我自绝对不能再签订一个完全于彼方有利，完全于我方不利的条约。事实上，如彼方不实行停战，沈阳以北之长春路，我亦须进驻，使他不能接收，以逼使彼方停战。如彼方必须规定政府军进驻地区，则必须同时规定我军驻扎地区。”“如彼方不愿意如此作，则内战责任在彼方，不管彼方如何死硬，如何高压，甚至以全面破裂，大打内战相威胁，我们亦绝对不屈服。”
中共中央态度如此，周恩来也只能勉力执行。
让毛泽东颇为意外的是周恩来25日当晚就来电指出:“从各种可能估计，在目前形势下，我方接收长哈两市的时机恐已过去。”因为中苏又在重庆开始经济谈判，苏军现在还不交长哈齐，可见苏方又在以此来作交换条件。“因此争取我驻军哈、长恐只能在谈判中求之”。 据此，周恩来没有采取措施贯彻毛泽东推迟数日签字的指示。27日，国共双方达成了关于派遣小组至东北九省调处停战之训令。训令回避了国共争执不下的政府军接收范围和中共军队驻地等敏感问题，只要求小组执行军事调处工作，使国共两军达成停战。
东北停战协定的迅速签字和周恩来关于苏联方面可能和国民政府达成妥协的情报，使已经有过教训的毛泽东本能地踩了个急刹车。他27日当晚就给林彪和彭真去电，提出即使苏联再度与国民党妥协，你们都应“尽可能争取由我接管三市，否则二市，至少一市”。“如友方为了交换经济上之更大利益，而将一市、二市或 三市交与蒋方，我们同志亦不要感觉失望。此点应在将来适当时机向干部作适当解释。”他敏锐地注意到“停战协定只说派小组到冲突地点停止冲突，并未规定全部停战日期，双方在可继续自由行动一时期”，故坚持我军在以次要力量巩固后方的同时，仍“必须阻止蒋军于四平以南，并给以严重打击，方有利于今后之谈判”。 这种情况直到两天后发现苏军仍在继续帮助中共武装夺取长哈齐三市，才重又改变回来。
中共东北民主联军这时受命负责指挥四平保卫战的，是东北民主联军司令员林彪。林赶到四平街时，国民党新一军主力已经推进到泉头车站以南地区，占据了中长路辽南段，开始和第七十一军一起向中长路辽北段，即四平街挺进了。其前锋离四平街只有30多公里。新六军和第五十二军则担任夺取本溪湖的作战。这种平分兵力的部署与蒋介石提议的部署多少有些区别。蒋的意见是:“对南除收复本溪湖以外，不必再求发展，应暂取守势，而用全力向长春挺进”。他相信:“目前共 军主力全在沈北，应抽调新六军及其他有力部队向北推进，集中全力击破其四平街以南之一役而消灭之，则大局定矣。”林彪显然认为，国民党军当前的主要进攻重心应在南线，即本溪方向，故他有心在四平以南地区集中6个旅的主力，机动作战，力求歼敌。
4月6日，在得知林彪迎敌计划后，毛泽东以中央名义致电林彪，同意其部署，并再度强调要不惜重大伤亡达成目的思想。电称:“集中6个旅在四平地区歼灭敌人，非常正确。党内如有动摇情绪，那怕是微小的，均须坚决克服。 希望你们在四平方面，能以多日反复肉搏战斗，歼敌北进部队的全部或大部，我军即有数千伤亡，亦所不惜。去冬邯郸战役，刘伯承、邓小平所部历时十日，伤亡八 千，卒获大胜，可为借鉴。”
同时，毛泽东亦提出要重视本溪方向的问题，称:“本溪方面亦望能集中兵力，歼灭进攻之敌一个师。”他认为:“上述两仗如能打胜，东北局面即可好转。国民党现有之七个军，包括九十四军及姜鹏伪军在内，此两部或则不齐，或则无力，拟调各军，非半年以上不能到齐，且包括云南龙云部及其他次等部队，大有文章可做。如我能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歼灭进攻之敌六个至九个师，即可锻炼自己，挫折敌人，开辟光明前途。为达此目的，必须 准备数万人伤亡，要有决心付出此项代价，才能打得出新局面。而在当前数日内，争取四平、本溪两个胜仗，则是关键。”
毛泽东本来是寄希望于达成东北停战协定后，国民党军将不得不停止在东北的军事行动，被迫承认中共对中东路及其沿线城市事实上的占领，然后再来通过谈判具体讨价还价，解决两党在东北的势力划分问题。想不到，东北达成停战协定不过4天，蒋介石就公开发表谈话，坚持在政府军完成主权接收之前东北没有内政问题可言，继续否认国民党军在东北有与中共军队停战的问题。 这意味着，只要中共想要保住长春以北不失，就必须要在四平旷日持久地坚守下去。这种情况无疑不在原来的计划之中，毛泽东提出要准备在三个月至半年内组织多次得力战斗，准备数万人伤亡，已经反映出其对即将发生的战斗的艰巨性开始有所预料了。
然而，无论中共中央还是林彪，这时对死守四平都没有太大的把握。中共中央这时发电报给彭真称:“我应力争保持长春于我手，如我能在四平地区大量歼灭顽军，此种可能性是有的，但目前尚未作最后决定，须看看斗争结果如何而定。在未作最后决定前，你们应作长期保持计划。” 该电清楚反映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这时对能否保住长春还是走着瞧的心态。
同样，林彪对打部队所不熟悉的阵地战，且要持久坚持，也没有多少信心。他深知自己所面对的是受过美军训练和指挥的，在国民党军中最精锐的，参加过入缅作战的新一军等中央军。在2月沙岭子战斗中，中共部队就曾与具有同等战斗力的新六军遭遇过，一仗下来，新六军被毙伤俘600余人，自己却死伤失踪达 2100余人，三倍半于敌。4月9、10两日，林彪又亲自指挥近5个旅的兵力与正面进攻之敌展开激战，虽顽强守住了泉头车站和兴隆岭，部队却一战就伤亡了 1700余人。这样打下去，其前情可想而知。
11日，林彪致电中央并东北局说明:“敌新一军卅八师进攻兴隆岭（四平西南六十里），昨日我梁师万毅及罗华生旅配合攻击，将敌击退，消灭敌约两个 营，敌伤亡甚重，现该敌已与泉头车站（四平西南70里）之五十师靠拢，与我对峙。”现泉头与兴隆阵地尚在我手，我伤亡约1700人。敌五十师攻泉头车站阵地连攻3日均未得手，伤亡甚重。另法库之敌七一军所在地点离四平街也仅一天行程。在此种情况下，及在蒋介石继续增兵东北的情况，我固守四平和夺取长春、巩固长春的可能性，及东北和平迅速实现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军方针似以应消灭敌人为主，而不应以保卫城市为主，以免被迫作战。其结果既不能保卫城市，又损伤了力量，而造成以后虽遇有利条件亦不能歼灭敌人。故我意目前方针似应脱离被迫作战，采取主动进攻，对于难夺取与巩固之城市，则不必过分勉强去争取， 以免束缚军队行动。”“在敌继续增兵与进攻的条件下，四平之巩固与长春之夺取均无甚把握，因此我建议我军应采取以便利于消灭有生力量为主作为当前行动的基本方针；建议停止对长春之攻击，将一切攻击长春之兵力的极大部分迅速南下，向四平街前进，与此间部队会合，求得我作战兵力之集中，以便作战。同时对四平街的保持应以不造成军队之被动作战为主，使南满方面之行动亦应根据新的情况采取以上方针。其主力亦须准备抽调上来（待本溪战役结束后），与此间会合，组织一个大的野战军。”
毛泽东长期指挥军事，当然知道林彪的意见有理。但长春眼看唾手可得，且毛仍寄希望于回国述职的马歇尔很快返回会压蒋停战，占长春至少也可增加谈判筹码，故其12日复电中虽同意林彪的意见，应“以集中力量歼灭敌人为主，不以固守城市为主，并须统筹全局，作长期打算”。但仍坚持对“长春如有可靠之内应及在力量对比上有把握，则占领之”。
这时，中共党内对马歇尔的作用显然都抱以相当的期待。西满军区主要负责人李富春、黄克诚一听到美国旧金山广播说马歇尔正动身返华，马上判断东北问题可能在此后一周内是决定的关键，因而致电林彪主张:一、四平还应抵抗一时期，准备消灭敌第七十一军一部，停止其前进。二、杨国夫部暂不南调，以全力攻长春，既使不能完全攻占，占领一部分“亦对谈判有利”。 在这种情况下，得知苏军已定于14日撤离长春，毛泽东自然力主占领长春，并要求林彪和彭真:“守住四平、本溪，以利谈判”。
4月15日，占领法库的国民党方面第七十一军第八十七师企图经通江口向四平迂回，林彪抓住战机，转用主力向该敌发起攻击，并在金山堡、秦家窝棚、达子窝棚一带成功包围该敌，除师长黄炎率少数残部脱逃外，第八十七师大部被歼。这一仗大大振奋了中共中央和林彪等前线将领的斗志。联系到马歇尔几天后就要回到中国的情况，毛泽东对形势估计再度乐观起来。称:“七十一军一个师被我歼灭后，东北局势已转变到根本上于我有利”，马歇尔18日到重庆，“东北停战必很快”，故要求东北局马上与苏军“交涉速从哈齐撤退，以利早日占领，愈快愈好。”同时致电重庆代表团，要求后者掌握好谈判尺度，至24日苏军撤出哈尔滨前，不要轻易妥协。
然而，四平正面的国民党军并没有因为第八十七师大部被歼而停止进攻。不仅如此，保卫四平一线的各部队伤亡却大大影响了部队的战斗力。仅几天后，刚刚提出四平还应抵抗一时期的李富春、黄克诚就不能不致电中央说明:“八十七师消灭后，仍未停止顽军向四平进攻，现新一军已经到距四平七、八公里之地方。连日飞机助战，四平已难保持。”“三师部队从23日铁岭作战起至今天止，已连续27天，伤亡达三千以上。万毅、梁兴初、罗华 生部伤亡达二千以上。”目前最大困难是敌有生力量不断增加，而“我则无新力增加”。
面对这种情况，毛泽东依旧是鼓励部队再坚持几天。他在20日复电鼓励李、黄称:望克服一切困难，争取胜利，十天之后可能好转。毛这里讲“十天之后可能好转”，显然是寄希望于哈尔滨等城市拿下后，马歇尔回来迫使蒋介石接受停战，国民党军在整个东北的大规模进攻将不得不逐渐停止下来。
18日，东北局正式通报打下长春，并俘虏了国民政府任命的长春市长赵君迈等。鉴于此，身为前线指挥官的林彪显然也只能寄希望于马歇尔回来能够压蒋停战了。为了守住四平，只靠手里的6个旅显然不行。他当天即急切地要求东北局迅速调兵增援。他指出:“敌昨日已直接开始攻四平，我守军决战至最后一人”，但目前伤亡甚大，“望令攻长春之杨国夫部曹里怀部及第八旅等有战斗力的部队星夜南下，向四平急进”。
这时，国民党新一军等已进抵四平街城下，分三路猛攻四平及其周围点线，战斗变得异常激烈。由于援兵不至，林彪颇为着急，连电催促。中共中央也清楚地了解，中东路及长哈齐三市能否确保，决定于是否能在四平地区挫敌攻势，因此，毛泽东明确要求东北局迅速按照林彪的要求增兵四平，并且提出:“过去蒋军作战重心放在南面，是因估计长、哈苏军不会速撤。现在蒋军作战重心已经放在北面，以争夺长、哈为目标，故南满我军宜多抽调向北，并须兼程开进，以便集中优势兵力，歼灭大量敌人（至少三、四个师），保卫长、哈。一切决定于战场胜负，不要将希望放在谈判上。”为此不仅在长春附近的杨国夫师应迅速南下参加四平保卫战，而且在本溪方向的程世才、罗舜初部亦应增援四平。
彭真对此自然不稍懈怠，连电各增援部队，全力督催，并电告程世才、肖华、罗舜初，说明:“现战争中心在沈阳以北，四平战役决定全局，望火速执行林总电示，〔派〕两个旅到沈北参战。”“你们是林总直接指挥的，而四平以南之战则是决定全局的有决定的战略意义的，而时机至为重要，稍迟敌增援部队赶到，将来给我以极大之不利，将造成不可挽救的损失与历史的错误，务望兼程赶到清源，搭车北进，切勿迟延。”
其实，由于四平方向作战受挫，国民党在前线已经深感兵力不足了。国民党高层这时对形势的变化更是相当紧张，因为他们摸不清苏军到底会帮助中共到什么程度。21日，在蒋官邸会上，刘为章报告杜聿明相信“我精锐主力聚集，共军虽得苏助尚非我敌”，故力主一举攻占四平街，作战顺利即直下长春，然后以一部主力回师南下消灭南满共军。但徐永昌则明确提出，在国军在东北运输受阻的情况下，切忌孤军深入，万一苏军破脸，大力援共，则情况堪忧。其意，以目前国军兵力和难以控制两翼的情况下，应取政治攻势，军事守势的策略。军事上最大限度只能占到沈阳，且须得到美方谅解与协助，“今日诚不可再进矣”；政治上则应根据中共 攻占长春且公开庆祝的情况，向全国揭发其破坏协商之责任，政府即可在现阶段宣布停止接收，以争取主动。对此，蒋虽一一首肯，但内心里还是不想轻易放弃。蒋介石实在咽不下东北政治中心长春被占这口气，故其一面坚持中共不撤出长春，一切不谈；一面手谕熊式辉等，要后者在军事上斟酌行事，称:“如四平街有迅速攻占把握，则全力图之，否则应即缩短战线，撤至开原彰武线，暂取攻势防御”。
熊式辉很明白蒋介石此时的心理，因为打下长春其实已经成为关乎整个国民党及其政府颜面的一个大问题了。因此，21，22日，国民党军全面推进，除新一军指挥下的新三十八师、新三十师、第五十师继续担任四平正面的进攻外，第七十一军第九十一师和第八十七师残部为左翼，由八面城方向实施迂回，刚刚登陆的第六十军第一九五师亦进抵四平西南，意图发起新一轮进攻。
眼见四平保卫战的形势更加严峻，林彪22日紧急调整部署，命令四平外围部队转向四平以北附近地域，接近守城部队，一面准备随时应援，一面迫敌分散， 以寻求歼敌战机。林彪深知部队不能无限期死守，他亦委婉地催促中共中央指示周恩来加速马歇尔达成妥协。当夜，毛泽东亲电林彪，强调“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同时告诉林彪，马歇尔自18日回到重庆后一直在与蒋谈，今日才开始与周谈，“得恩来电后当即告你”。
23日，即在中共武装进占齐齐哈尔的当天，林彪和毛泽东等人期盼的周恩来的电报终于到了，但来电并没有带来国民党妥协的消息。马歇尔强调，东北的军事政治问题，须到东北了解情况后才能提具体方案。周估计:东北问题非到万不得已，蒋决不愿接受中共的方案。“故我们在东北尚应准备破路大打至数十天，尤其要坚守长春，保住四平街，再消灭几个师”，“争取到我们在政治上地区上绝对占优势”，情况才能根本改变。
周恩来电报中的提议，显然是基于对东北战局的乐观通报得出的。但实际上不要说林彪再大打数十天，就是再在四平坚守两周都很困难。何况国民党军这时还在大举进攻本溪，本溪方面因程世才部被抽走去增援四平，军事形势也极其危险。
26日，林彪特意转报第七旅损失情况，以提醒东北局和中共中央注意前线部队减员和战斗力下降之严重。该旅报告称:自泉头守备战之后，部队受创甚大， 在泉头、双庙、牤牛哨、半拉山门阻击敌人，迟滞敌人前进，虽然给敌人以严重杀伤，但自己本身的伤亡也不下千数。在四平北郊防御战斗中，第二十一团和旅特务 营伤亡百余人。第二十团猛攻任家屯之敌，计伤亡过百数。以上屡次战斗伤亡、失联络已达1700多人，有的连队进行两连合一，有的仅剩班、排。“同时部队白天与敌激战，夜间加筑工事，休息时间甚少，体力、精神疲劳。因此，部队勇气不像过去那样旺盛。”
仗已打到这个份儿上，且马歇尔还在积极调处，毛泽东自然不会轻言放弃。他一面催促周恩来加紧谈判，称长哈齐均已到手，“我在东北应力求迅速停战”； 一面劝告林彪:据情报称新一军已自认进展艰难，且“马歇尔已提出停战方案，有停战之可能，望加强四平守备兵力，鼓励坚守，挫敌锐气，争取时间，对四平守军望传令嘉奖。” 为此，毛泽东甚至提出 “化四平街为马德里”的悲壮口号。
中共中央下决心要死守四平几个月，林彪也只能勉力执行。他于接电当天就致电各部队首长，要求坚决执行党中央关于死守四平的电令，争取大量杀伤敌人，挫敌攻势，延误敌人占领时间，以便造成今后作战的有利形势，并挫敌锐气，使之丧失进攻信心。 但对毛泽东提出的采取灵活战术，在10天之内寻机大量歼灭进攻之敌的提议，他则表示实行困难。他报告称:近10日内恰值夜间无月亮，不便我大军夜间作战，又因地形平坦及新一军已构筑阵地，且七十一军及五十二军六十军各一个师已与该军靠拢，故在10日内歼灭或击溃该军全无可能。“进入东北之敌，为国民党最精锐的，新一军又为其最强者。故我军虽奋勇作战，伤亡重大，弹药消耗甚多，但只能作部分的消灭与击溃敌人，而难于全部击溃与消灭。”
中共占领长春，成为国共谈判的一个更大的死结。蒋介石坚持中共不退出长春就不停止进攻，周恩来受命提出国民党不停止进攻停止运兵就不与蒋谈长春问题，国共两党就东北问题的谈判进一步走入了死胡同。
由于军事上坚守困难，中共中央这时已在考虑妥协的办法。28日，毛泽东已在询问林彪和彭真:“请考虑打下去为有利，还是迅速停战为有利”？ 29日，民盟提议中共军队退出长春，国民政府只派行政人员和平接收，不派军队进入。同时国共重开政治谈判，依据政协决议和整军方案精神解决东北问题。这一让步符合蒋介石坚持的中共必须先退出长春才可谈停战的条件，且在事实上将长春交还给了国民党，马歇尔表示认可，周恩来亦倾向于可以接受。中共中央反复研究，亦决定就此妥协。毛泽东当即电告林彪务必再坚持两天，“望死守四平，寸土必争”，因“时局正在变化，明后日可能签订停战协定”。 不想，蒋介石对这一妥协方案仍旧断然拒绝。
既然没有台阶好下，中共中央不得不破釜沉舟。毛泽东于5月1日电告林彪:“蒋介石已拒绝马歇尔、民盟和我党同意之停战方案，坚持要打到长春。因此， 我们必须在四平、本溪两处坚持奋战，将两处顽军打得精疲力竭，消耗其兵力，挫折其锐气，使其以六个月时间调集的兵力、武器、弹药受到最大消耗，来不及补充，而我则因取得长、哈，兵力、资材可以源源补充，那时便可能求得有利于我之和平。” 而为了便于林彪可以尽其所能地调集东北的兵力，“控制强大机动部队，养精蓄锐”，以彻底挫败国民党军的攻势，毛泽东更明确指示:东北前线一切军事、政治指挥统属于林彪。
四平方向战场自4月底以后开始进入到双方对峙的状态，双方均难以取得军事上的进展。然而，由于杜聿明病愈复职，发现四平、本溪两点平行进攻效果不好，且注意到林彪在四平方向指挥，遂当即调整作战部署，首先集结主力进攻本溪。结果，杜聿明只集中了5个师约8万人，在空军的有力支援下，从4月28日起发起全面进攻，担任本溪保卫战的中共部队防线遭到突破，终于无法达成死守任务，于5月2日 全部撤出了防御阵地。
打下本溪，杜聿明很快下令新六军和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加入四平方面作战。10日，新六军受命附第七十一军第八十八师为右路，自开原向四平东攻击； 以新一军为中路，自现地向四平正面攻击；以七十一军为左路，自现地向四平西攻击，三路以右路为攻击重点，取大弧形包围态势，“同时发动攻势，吸引匪于新四平街附近，包围而歼灭之”。
林彪防守四平的计划即将迎来更加严峻的考验。
在此之前，因辽东军区第三纵队和杨国夫师相继赶到四平前线，林彪可以用来保卫四平的兵力已经达到14个旅之多。由于处在对峙状态的前线一时不必投入如此多的部队，因此毛泽东明确要求林彪考虑不要轻易使用这支援军，以留到能够根本改变战局的关键时刻让其发挥作用。据此，林彪于5月1日提出开辟第二战场，造成前后夹击新一军之势的作战设想。考虑以第三纵队主力两个旅插向四平以南，夺取泉头车站，然后向开原、昌图扫荡，切断新一军的粮弹供给线。万一不能展开时，则占领铁岭一段，构筑工事坚守阵地，与四平守军相互配合用夜战夹击新一军。
毛泽东3日已在考虑建立第二道防线的问题了。他提出:除坚持四平阵地外，应速准备公主岭及他处之第二线阵地。 研究了林彪的计划后，毛于4日表示同意，复电称:“我军准备于双庙子以建立据点， 断敌后路，包围四平之敌而聚歼之，这是一个勇敢的计划。”他提出:“应估计当我断敌后路时，敌必出死力来争，如我能战胜来争之敌，则四平之敌非全线撤退不 可；如我不能战胜来争之敌，则战局仍将成胶着状态，于我不利。为了使我能于双庙子以南确定地战胜来争之敌，引起整个战局变化起见，使用于该方面之兵力，似宜多于两个旅，即于南满调来之两旅外，再加一部兵力。这样，我将以强大力量出现于敌后，保证建立坚固据点及歼灭来争之敌（例如歼灭其一个师），则四平之敌必将退走。我于该敌退走之际，举行反攻，可获大胜。”
参考毛的提议，林彪于4日夜即部署第三纵队第七、第八旅进占双庙子以南地区，夺取泉头车站，并令第三师独立旅向四平以南之昌图、开原进攻，截断沈阳 至四平区段铁路交通。另以保三旅主力在开原以南地区配合作战，力图对四平前线之敌形成两面夹击之势。不料此时国民党军正面兵力雄厚，各部衔接紧密，第三纵队南下行动很快即受到国民党军第一九五师的拦截，其第五十师第一五零团随即亦加入作战，再加上原在辽阳、大安平、本溪一线的新六军及第八十八师这时也全面北上，协同担任四平以南护路任务的第一八二师也投入到对中共第三纵队主力的作战中，第三纵队两旅兵力遭受强敌围攻无法达成任务，林彪开辟第二战场的计划因而落空。
眼看本溪陷落，南满国民党军主力陆续投入四平方面的作战，黄克诚明确提议放弃四平并让出长春。他在给林彪及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出:我军“由关内进入东北之部队，经几次大战斗，战斗部队人员消耗已达一半，连、排、班干部消耗则达一半以上。目前虽尚能补充一部分新兵，但战斗力已减弱。”“顽九十三军到达，如搬上大量炮兵及部分坦克用上来，四平坚持有极大困难。四平不守，长春亦难确保”。“如停战短期可以实现，则消耗主力保持四平、长春，亦绝对必要；如长期打下去，由四平、长春固会丧失，主力亦将消耗到精疲力竭，不能继续战斗。故如停战不能在现状下取得，让出长春可以达到停战时，我意即让出长春，以求得一时期的停战也是好的，以争取时间，休整主力，肃清土匪，巩固北满根据地，来应付将来决战。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东北调动。东北则需要逐步消灭国民党主力，来达到控制全东北的目的。”
时至于此，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已经不能不放弃四平和让出长春了。5月13日，周恩来在报告与马歇尔商谈的经过之后，明确批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因谈不拢就对美、蒋两方代表“事事拒绝，避而不见”的僵硬作法，提出仍须注意谋改善与美方关系，并理直气壮地积极要求解决问题。毛泽东当即表示赞同。15日，毛泽东起草中央致各局及周恩来、叶剑英等人的电报，明确提出:美国政策除一般扶蒋及助蒋在东北作战外，对全国内战尚不赞成。因此我应采取如下对策:甲、不向国民党挑战；乙、对执行部及各执行小组的工作加以调整，改善对美国人的关系，无论美国人如何偏袒国方，我除据理力争外，只要美国未恢复赫尔利政策，策动全国内战，我即应尽可能争取美国人。最近时期，有些地方对美国人关系弄得不好，这当然是由于美国人态度不好所引起的，但我们的争取工作亦有不足，今后应当注意研究争取美国人的工作。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致电林彪、彭真，说明争取马歇尔之必要，并提出让出长春的建议。电报称:“马歇尔在关内主维持和平，此点马蒋不甚一致；在东北主收复长春，此点马蒋一致，但在调整东北政治军事经济等项问题上，马较蒋要开明一点。”鉴于蒋坚持中共军队撤出长春和目前东北的战局，“请你们考虑，军事全局，再打下去是否有利，应否考虑有条件的让出长春，换得其他地区的合法，并取得时间整补部队，以便将来之用？”
当然，中共中央仍旧希望能够在马歇尔的帮助下，与蒋介石来一番讨价还价。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中共中央即提出:可经过民盟试探下列各点:“停战一星期，以便我东北将领会谈。”“长春双方不驻兵，由三三制民主政府（开始是现政治机构改组的委员会）组中间性警察驻长春，长春市政府由中间人士任市长，国共参加。国方不得派特务入长春，在东北及全国一切政治军事经济等重要问题获得解决以前，照马歇尔所提，只由执行部派一部分人驻长，其他的人不去。”
正是基于这样一种情况，虽然已经基本上确定了放弃长春的方案，中共中央在15日当晚仍要求林彪继续坚持抵抗，称:“四平街保卫战支持的时间愈长愈有利。”
可是，就战场形势而言，中共已经没有继续讨价还价的时间了。国民党军自5月14日开 始全面进攻，炮火之猛烈为开战以来所仅见。虽然中路与左路国民党军队的进展仍然缓慢，但右路新六军却恃胜而来，一举突破了担任阻击任务的第三纵队的防线， 迅速杀到四平外围。18日，国民党军进一步施以陆空火力狂轰滥炸，战斗更加白热化。林彪当天紧急致电东北局并告中央电称:“四平以东阵地失守数处，此刻敌正猛攻，情况危急。”他为此被迫抽调协防塔子山的第三师第十旅前去增援，却不料新六军乘机大举围攻塔子山，并于当天下午即攻占了四平街附近最具决定意义的这一制高点。
塔子山的陷落，使国民党军得以从左、右两翼迂回四平侧后，四平保卫战的整个防御体系立即动摇。至此，林彪不得不一面组织部队迅速后撤，一面致电中央和东北局，说明:“敌本日以飞机大炮坦克车掩护步兵猛攻，城东北主要阵地失守，无法挽回，守城部队处于被敌切断的威胁下，现正进行退出战斗。”
平失守其实已在毛泽东等人的预料之中，接到林彪的电报后，他马上致电林彪并告彭真称:“如果你觉得继续死守四平已不可能时，便应主动放弃四平，以一部在正面迟滞敌人，主力撤至两翼休整，准备由阵地战转变为运动战。”“如果采取此项方针，我军必能从目前的被动与不利地位转变到主动与有利地位，而敌则愈前进愈分散，粮弹愈困难，其力量必减弱下来。”“究应采取何项方针，由林根据情况决定之。” 与此同时，毛泽东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明:“四平已难再守，决定放弃该城，打运动战。”“我在大局上仍忍耐，惟须取局部报复手段。”
18日当晚，林彪指挥下的东北民主联军极其隐蔽地撤出了四平各作战阵地，迅速北上，与国民党军脱离了接触。次日，国民党军占领了已经成为一座空城的四平街。
黄克诚在撤出战斗后不几天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谈到了两个原因:一是从3月下旬起部队一直在作战，伤亡过大，许多营连排骨干都 打光了，因此干部情绪不高；一是国共双方武装装备太过悬殊，在近代炮火、坦克和飞机的攻击下，中共的武装无论如何也守不住一个城市。
黄克诚没有谈到的还有两个值得重视的原因:一是部队扩充太快，从关内各根据地来的骨干部队只有11万余人，几个月时间部队就发展到了30余万人，其 中相当多数是伪满的士兵、警察和完全没有受过军事训练的农村青年。由于部队作战伤亡过大，随缺随补，一些部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一是中共军队八年抗战期间 基本上是处于分散的游击状态，很少从事正规战的训练与实践，不要说不熟悉阵地战，就是运动战许多指挥员也相当生疏。原东北军军官万毅当了8年八路军，他回 忆，到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他还弄不清楚这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力强的敌人打过仗。指挥这样一支被宋子文称之为“乌 合之众”的部队，与全副美械装备，受过美国军官的训练，又在史迪威将军的指挥下出色地在缅甸参加过对日战争，而且还拥有大批坦克、大炮，得到空军有力支援 的新一军、新六军作攻防战，其困难程度可想而知。
中共军队在四平受挫后，一度还准备节节抵抗，再守公主岭和长春。但意想不到的是，“前总”作战科副科长王继芳脱逃叛变，致使整个撤退作战计划泄露，使林彪不得不毅然放弃原计划，指挥部队径直北撤，放弃长春，很快退过了松花江。
国民党军5月23日入主长春，两天后，蒋介石即雄心勃勃地打算一鼓作气收复整个东北。为了应付马歇尔，他提出了相当苛刻的停战条件，要求马歇尔必须 让中共保证:“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依照中苏协定接收东北主权之进行”；“不得阻碍中央政府修复全国铁路”；“履行所订之三种协定（即停止军事冲突协定、整军 协定与恢复交通协定）”，并须“赋予仲裁者执行部美国代表有公断与决定权，并予以解释协定之权”，非如此不同意停战。实际上，蒋内心的盘算是:“东北共军主国既经击溃，应速定收复东北全境之方针，令杜聿明长官部向哈尔滨兼程挺进，必先占领该战略据点，东北军事方得告一段落，然后再策定第二期计划。”
但是，蒋介石的追击计划还是受到了马歇尔的牵制。注意到政府军占领长春后并没有停下来，马歇尔深恐此举会激起中共报复，在关内挑起战争。故他在29 日直接写信给蒋，不仅明确表示反对政府军“继续不断向前推进”，而且反对国民党“独自指定停战条件”。两天后，因蒋未回复其函，马歇尔再度致函给蒋，向蒋施压，声称“政府在东北军队之继续前进，不但使本人之调处急趋困难，即鄙人之信用人格，亦已大为动摇。因之鄙人特再恳请钧座，立即下令停止政府军队之前进攻击与追击，并请准许调处执行部队前进人员立赴长春。”
马歇尔的再三要求终于发生了效用。6月4日，蒋介石在从北平回到南京之后即与马歇尔举行了会谈，最后蒋同意以15天为限就东北停战问题、恢复交通以及整军等问题与中共进行谈判。
国共两党在东北的军事冲突终于暂时停了下来。但是，严格说来，蒋之最终接受停战建议，并不完全是马歇尔施压的结果。国民党军事领导人自己对当时东北军事形势的分析表明，其停战的背后也有着兵力严重不足的困扰起了作用。杜聿明回忆表明，即使是较为自负且正在胜利势头上的杜聿明，也没有乘胜追击，一鼓作气越过松花江的想法。他对下一步的作战目标说得很清楚，那就是，第一，打 四平就是要夺长春和永吉，因为长春为吉林首府，永吉小丰满水电站为东北唯一的动力资源，政治上经济上影响很大；第二，追击只能到长春和永吉为止，因为国军经过此次恶战，必须整补，“我军整补，共军也会整补。而共军扩充得非常迅速，我军却不能尽量扩充。”考虑到这种情况，也必须打下长春和永吉，“与共军隔江 对峙，形成天堑，对我军有利”。
显然，此次四平之战虽然战术上以中共失利而告结束，但在恶仗中锻炼了部队，在战略上促成中共的大调整。
由于蒋介石坚持否认中共在东北的地位，坚持打下长春，促使苏方和中共内部都强烈地主张对蒋报复。当中共东北局要求苏方就国民党军可能进占哈齐两市及中东铁路提供帮助时，苏方代表严厉反问东北局代表:你们为何不在关内开辟战场，以减轻关外的压力？同样，在中方将领内部，自四平大战以来，也一直存在着希望关内给予较大牵制的意见。如黄克诚5月12日即明确提出:“东北如已不可能停战，应在全国打起来，以牵制国民党军向北调动。” 毛泽东在四平弃守次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说明:“须取局部报复手段。”
蒋介石刚愎自用，在打下四平及长春后，坚信不会导致更大规模的内战。他公开讲，只要东北共军溃败，关内形势就不会恶化。他曾特别要宋子文劝告在这个问题上忧心忡忡的马歇尔，暂时不要急于调处。将还认为:“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
毛泽东向来主张“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早已横下一条心:“我方让步至长春双方不驻兵为止，此外一概不能再让，美蒋要打由他们打去，要占地由他们占去，我方绝不承认他们的打与占为合法。”
为了使东北成为“未了之局”，毛泽东于6月1日开始，汇集各方建议，部署关内的报复作战行动。为此，他分别致电晋冀鲁豫和山东军区领导人，要求他们数日内夺取包括泰安、大汶口、张店、周村、德州、胶州、枣庄、考城、长垣、永年、聊城等处；要求太岳区占领太原至临汾间的同蒲线。毛泽东指示:“我愈取坚决有力之报复行动，美蒋对我愈有所顾忌，和平可能性愈增。” 因此，即使蒋介石接受了马歇尔建议，于6月6日宣布了15日休战期，毛泽东也毫不犹豫地发动了这一轮报复性作战。
结果，四平之战刚消停，关内的战争却打响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一直不信中共有多大实力的蒋介石，这回开始注意到关内中共的困扰远比关外要直接得多了。因为几乎所有国民党人都已经意识到:中共“仅就断交通厄经济一事，即倒政府而有余”。再不设法解决，正在严重恶化的经济形势难免会将政府拖垮，使民心丧尽。只可惜，正处在东北军事胜利势头上的蒋介石，完全想不到其他的解决办法。这样，他也就只好把用兵的重心再从关外转到关内来了。林彪率领的部队得以背靠苏联，成功地在北满这块根据地上发展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