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共党史上，王实味是一个十分另类的人物。1942年“整风运动”期间，他写了篇《野百合花》的杂文，批评延安的某些官僚主义现象，结果由毛泽东钦定为重点打击对象，被批倒斗臭、逮捕入狱。1947年在中央机关撤离延安途中，李克农和康生担心王实味落入国民党之手，决定将其秘密处决，当时他已经身患重病，神经也不太正常。1991年，王实味最终获得平反，但党籍不予恢复。这时距其被打倒已过去半个世纪。
王实味事件发人深省。不少人现在出于各种动机，把王实味刻意拔高，认为他是挑战党内思想专制的第一人，其骨头之硬，远远硬过鲁迅。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与鲁迅相比，王实味并不是一个自觉的斗士，他的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的政治弱智和性格缺陷造成的。他的《野百合花》写得很拙，既谈不上什么章法，也没有什么文采，只是记录了一些工作和生活中的琐事，并对此发了一通牢骚。这篇文章要是今天搁在“杂谈酷评”，恐怕连200点都挣不到，更甭提置顶、加精、推荐了。说句市井俗语，王实味就是“傻冒”一个，一点打架技巧都没有，哪有鲁迅的闪转腾挪功夫，最后倒楣也是自找的。
我佩服鲁迅，并不在他的骨头有多硬，而在他的斗争艺术。骨头再硬硬得过钢刀吗？所谓“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只是上刑场说的话——反正也躲不过去了，喊点豪言壮语倒也潇洒走一回。在平常，这脑袋还是第一要紧的。鲁迅就很善于保护自己。当年写《记念刘和珍君》时，他还有点欠火候，结果让段祺瑞政府给通缉得东躲西藏，最后才在上海滩落脚。经过磨难的鲁迅，其斗争艺术迅速提高，再不会吃这眼前亏了。在险恶的政治环境中，他选择日本租界作藏身之地，先保护好一家老小的安全，再谈其他。他写文章时也非常小心，虽然抨击时政，但从不指名道姓骂国民党和日本政府。假如非要这样骂，那也得换上个马甲才行。如果鲁迅授人以柄，他早就“壮烈”了。干掉他这样一介文人，还真不用大动干戈，一两个便衣足够了。鲁迅不愿别人称他“绍兴师爷”，可正是绍兴师爷的老辣，让他得以在虎豹环伺的旧中国生存下来，并争得了不同凡响的话语权，这是鲁迅真正了不起（伟大？）的地方。当然，鲁迅这样做也是出于无奈。一个文人不能直抒胸臆、甚至还要说些违心之语，确实让人感到悲哀，可这是旧中国的现实。
反观王实味，则始终没有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他于1926年在北大加入共产党，后因党组织介入其恋爱问题而愤然脱党。其实在那个时候，党组织介入个人生活是很正常的事。如果党员配偶的政治身份有问题，党组织会遭受不必要的危险和损失。1937年王实味重新加入共产党，并奔赴延安。1942年遭受批斗时，他又天真地提出退党，希望藉此“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可见，王实味的党性是很不坚定的，从未准备用行动去捍卫自己在入党时立下的誓言。这样一个人在你死我活的对敌斗争中，会让党组织感到极不安全。后来政府在给他平反时并没有恢复他的党籍，也算是尊重他生前的愿望。
应该说，王实味刚到延安时，还是被当作人才使用的。他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专门从事马列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他的生活待遇也不错，有自己的勤务兵。可是他这样一个人好象生性就是要找别扭，整风时不断发表一些揭露延安“阴暗面”的文章，自以为在配合运动，完全不考虑这些文章的政治后果。当时延安的生活非常困难，共产党完全靠一种信念和精神在坚持斗争，这给包括斯诺在内的国内外记者以极深的印象。但是，现实社会不可能十全十美，延安也确实存在一些官僚主义问题，毛泽东早就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否则他不会发动整风运动。王实味发现问题，完全可以通过正常渠道向组织反映，他却以杂文方式把问题公开化。这样做对党的形象造成严重损害，其破坏力甚至要大过国民党几个师的兵力，因为这是来自自己阵营的进攻。国统区腐败黑暗，你就是写点批评文章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大家已经见怪不怪。延安却是“圣地”，在人民心目中已经洁净得不能有一点污渍。所以当王实味不知天高地厚地向他的顶头上司陈伯达公开叫板时，毛泽东马上对他的真实动机产生高度警惕，加上他与托派分子确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所以他很快被打成“叛徒”，在政治上被判了死刑。
整风运动中的王实味，很象文革中的吴晗，都是毛泽东经过深思熟虑选定的第一打击目标。当时延安有不少知识分子对党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追求一种不受限制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全不顾共产党正处于殊死搏斗之中。王实味平时暴躁倔强，人缘关系极差；文章写得阴阳怪气，很招人反感。他这个人百无一用，却是个理想的靶子。打掉他能够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战果；但为了取得最大的战果，就必须对他狠狠打击，杀一儆百。这是政治里面的经济学（政治经济学？）。毛泽东深悟此道，王实味却到死还象阿Q一样糊涂，不知自己的政治命运早已注定。《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集中表达了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为无产阶级服务。”这意味着，知识分子不能独立地作为一个阶级而存在。知识分子的价值在于为无产阶级服务，不为无产阶级服务的知识分子是没有存在价值的。毛泽东文艺路线的推行正是以批判王实味为突破口的。
但是毛泽东并没有想从肉体上消灭王实味。这样一个人已经产生轰动效应，名声在外，国统区经常有记者过来要求见他，留着他可以让外人知道延安对知识分子的宽容政策。李克农和康生最后决定杀他实属无奈之举：当时形势危急，此人真要落入敌手，其爆炸当量可是不得了。即便如此，毛泽东得知王实味被处决以后，依旧勃然大怒，让李克农还他一个活的王实味，李克农还为此做了深刻检查。这事颇有戏剧性：起先王实味不过是一个小人物，却自命不凡，非要挑战权威；等到被搞成半个神经病，却成了一颗重要的政治砝码。他大概到死都不知道自己在毛泽东心中的份量已经有多重。
统观王实味的一生，他虽有一颗知识分子的“良心”，却是个政治上的低能儿，以及生活中的失败者。无论他当初的“恶名”，还是他现在的“英名”，都不是他自己主动争取来的，而是别人强加在他身上的。如果在今天，他只不过是个无关痛痒的“愤青”；在战争年代，他却为几篇杂文丢了脑袋，并得以青史留名。造化弄人，真不知这是他的不幸，还是他的幸运？
2007.1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