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决议》有局限,说它是“定海神针”是否有点夸张?

历史如小姑娘出门,任人打扮; 未来像大姑娘待嫁,世事难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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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文新贴)

中共《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有两大局限

早在四十年前,以邓小平先生为核心的中共高层,在《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对文革做了彻底否定。然而四十年过去,从现在的眼光再看这份《决议》,可以发现它对文革的评价是不全面和不客观的。进一步说,这份《决议》似乎有两大严重的局限:历史局限和利益集团局限。

说《决议》有历史局限,可以从四十年前中共高层对历史的错误预测看出来。四十年前的中共高层,显然只预测到了中国经济会有大的发展,而没有预料到中共会发生大规模的腐败,更没有预料到中国老百姓会对中共领导地位的认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也就是说四十年前中共高层对历史发展的认识是片面的、是有偏差的。正是由于这种对历史认识的片面和偏差,导致当年的中共高层对过去的历史事件没有做出正确和客观的评价,特别是对文革这样一个长达十年的重大历史事件,没有做出正确和客观的评价。

说《决议》有利益集团局限,可以从四十年来中国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上看出。世界银行报告显示,美国是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当然不同的统计来源有不同的数字。但有一点是相同的,这就是中国的财富集中度甚至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经济上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那么中国最富有的1%的家庭都是什么人呢?这些最富有的家庭中的相当大部分,正是四十年前写《决议》的部分中共高层和他们的子女们;以及通过合法或非法手段,笼络或贿赂部分中共高层并从中得到巨大利益的一部分新兴资本家群体。另一个事实是,在西方国家早就实行的领导层“财产公开化”,在中国却一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中共高层“财产公开化”长期无法实行,正好说明了中共高层以他们的子女在最富群体中占有很大的比例。

由此可见,四十年前写《决议》的中共高层和他们的子女,在中国经济大发展的同时,也充分利用了自己的政治权力和资源分配权力,为自己的子女和家族谋利益。虽然中共高层中仍不乏坚持理想坚持信念的人,但从整体上看,这些人已经是风毛麟角。应该可以说,从整体上看中共高层已经在相当程度上成为了典型的利益集团。如今的中共高层,如果不大刀阔斧的纠正邓小平先生的错误,如果不大刀阔斧的改变中共“利益集团”的属性,那么中共高层不仅不能代表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低端人口,也很难代表几千万的中共基层党员,这同苏联晚期苏共的情形极为像似。大家知道,利益集团看问题总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客观和公正的角度出发。因此,四十年前写《决议》的中共高层,对历史事件的评价,特别是对文革的评价也很难做到客观和公正。

正是由于这两大局限性,《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文革的评价带来两大问题,一是没有用正确的历史发展观评价文革,只看到文革对当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影响;看不见文革对避免过大的贫富差距,坚持和发展适合中国国情经济制度的历史作用。二是当年的中共高层,从利益集团的角度出发,极力夸大文革中对部分老干部和部分知识分子的“迫害”,有意忽略文革中占人口大多数的工人农民政治地位的提高,有意忽略文革中现代民主思想的大普及,有意回避文革对执政党大规模腐败的重大预防作用;只是从自身利益出发、只是从小集团利益出发、甚至只是从个人恩怨出发,把文革简单说成是一场“灾难”。

当然,事实求是地讲,文革中的问题也是很多的,比如毛泽东规定文革的重点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很多地方却把普通的干部和知识分子当成运动的对像,造成了大量的冤假错案;又如毛泽东要求文革要严格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要文斗不要武斗,很多地方却把人民内部矛盾当成敌我矛盾来处理,把单位中的人与人的普通矛盾上升到阶级斗争高度,把人们的思想差异看成是鲜花毒草,这些做法都是非常荒谬的和十分错误的,也是违反毛泽东本人意愿的。

前一段时期,以习总书记为核心的新一届中共高层,在修改教科书时,将文革定性为“艰难探索”,这无疑是一大进步。但是在去年年底,习总书记在纪念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讲话中,又将文革的定性改了回去。这说明在新的中共领导层中,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摇摆不定的,意见是不统一的。但是有一点应该没有太大的争议:文革显然有光明的一面,也有问题的一面。究竟怎样才能避免历史局限和利益集团局限、避免从个人恩怨出发对文革进行全面和客观的评价,文革究竟应该全面否定,应该五五开,四六开还是三七开,还需人们深刻认识《决议》的两个严重局限,破除《决议》的迷信,事实求是评价文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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