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在中国特别是首都北京，对那些低收入、低学历，从事废品收购、小美容美发等低端产业的人群，冠之以“低端人口”这一词。不仅在口头上予以了歧视，而且在政策上予以限制，甚至驱赶，以致出现了北京因为一场火灾而驱赶所谓“低端人口”的风波。
这群低端人口的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又有一群比他们更低端的人口进入了人们的视线，她们的境况更惨，甚至没有享受到作为一个居民的平等权利。她们就是“越南新娘”。这群人虽然全国各地都有，但主要生活在与越南临近的广西、广东、云南等省份。作者张汤圆的《我的妈妈，是2800元买来的越南新娘》一文，读来令人心酸，但也从一个侧面揭示了这一没人敢碰的社会问题。其实，不止是“越南新娘”，还有“缅甸新娘”等外籍新娘。这群人嫁入中国，没有法律认可的正式手续，嫁到中国后，没有户口、没有身份证，一切都“黑着”：不能开银行帐号，不能座火车……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但她们却实实在在地为国家、为社会做贡献，不仅在这片新的土地上生儿育女，而且还在尽着养老送终的义务。她们的出现，既维护了社会的稳定，解决了农村一些大龄男青年的婚姻问题，还在为缓解我国人口的老化贡献力量。
在法律上，这群人加入中国国籍不是很难。《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法》第七条好像是定身为她们制作，因为该条文规定，“外国人或无国籍人，愿意遵守中国宪法和法律”，是中国人的近亲属，定居在中国的，可以申请加入中国国籍。即便不能加入中国国籍，也属于就永久居民，享受平等的权利。为什么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就这么难呢？这当然与他们的祖籍国越南、缅甸有一定关系，因为他们当初嫁入中国没有正规的法定手续，没有护照。如作者张汤圆为了母亲的身份问题，还曾专门去过越南驻广州领事馆，领事馆只是说要她本人来，没有进一步的作为。但实质上，与我们的基层政府，在此问题上思想跟不上，不够解放，甚至还有一定的歧视思想分不开，他们总是不敢开这个口子，怕一发不可收拾，于是就像鲧治水一样，采取了堵的方法。还记得2000年，在我们全家从越南旅游回南宁的汽车上，武警人员对同行的我家领导检查特别严格，要是没有中国护照，就会把她当成了我从越南拐来的新娘。
其实，这些外籍新娘的产生有经济的原因，她们愿意嫁到中国，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比她们的母国好，她们希望过上更好的生活。这就像当初我们有一批大陆姑娘愿意嫁到台湾，而产生的所谓“大陆新娘”一样。但更多的是由于我们的政策的失误造成的。计划生育政策执行30多年，除了控制了我国人口过快增长，对经济增长、控制环境污染、提高人口素质起着重要推动作用外，也制造了一个副产品：造成了严重男女比例的失衡。据2018年的统计，中国的男女比例为116.9：100，男性要比女性多出3000万至4000万。这就意味着中国有3000多万男性找不到婚配对象。那么在这3000多万单身男性看来，高端人口分得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红利，而他们就是实际上的计划生育政策的买单者。在我家乡的农村，由于大批女性离乡外出打工，最后婚嫁都在外地，很多适婚男性因此找不到结婚对象而成了剩男。那么靠近边境的广西、广东和云南，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因地制宜地解决这批男性的婚配问题，也就势所必然。往大道理上讲，这是在为国分忧，政府应该因势利导，为他们着想。或许，现在的精准扶贫的对象，有很大一部分与这些人是重叠的，有一篇关于扶贫干部帮扶贫对象介绍对象的报道，便是一个好的明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民族之所以经久不衰，发展到今天，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就是因为她一个具有包容性的民族。我们今天一定要继承这种包容性。我们不仅需要高、精、尖的如“千人计划”的高端人才，我们同样也需兼容这些生活在底层的“低端人口”。如果我们的基层干部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就要积极为这部分人发声、执言。做不到这点，还不如回家卖红薯。
现在是正视这部分“低端人口”的问题，从而开始着手解决问题的时候了。只有像这样的“低端人口”的在我们的国家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我们才可以大声地说，我国的人权状况得到了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