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六代御医美国写意人生之二:侯宝林出山

二,父亲与侯宝林八拜之交

    解放前,父亲给"北平小小电台"金台长看病,他是洋派穿西装戴礼帽,杵着文明棍。一天金台长突然得了中风,看了很多西医无效,又看了中医也效果不佳,偏瘫在家无望。经介绍请父亲给其诊治,父亲一看病历西医给的无非是一些血管扩张药和抗菌素,而中医处方是大秦艽湯柔肝补血之法,叹曰:"此病为内虚外风侵袭腠理,若用此法则引邪内入,谬矣,病人不治而愈重也。"而改用羚羊钩藤汤清热凉肝熄风之法而治愈。

    金台长感激不尽,为报救命之恩,要把电台的黄金时间送给老爷子做广告。

    于是父亲就成立个“逸友广告社"。为做好广告要穿插说唱节目,于是就想到了盟弟侯宝林,原来父亲与几个志同道合朋友已结拜盟兄弟,其中有马连良,舒舍予,梅兰芳,王友余,侯宝林等颜值高的才俊,大家规定不抽烟不嫖不赌。为国家報效,赶走日本鬼为宗旨。父亲是老四,侯宝林是老七。

    当时侯宝林名气并不是很大,于是父亲从天津找来红透半边天的"小花宝","小磨菇"(常宝庭),再加上北京天桥的唱西河大鼓的馬增芬,马增惠,唱单弦的曹宝禄,说快板的李润杰,说书的连阔如等凑成一台节目。聪明灵利的侯宝林学过京剧说学逗唱样样精通,因此一路走红。1949年解放后,“小小电台”收归国有,改名"中央广播电台",这些过去苦哈哈的艺人,都成国家演员,这是父亲的一个功德。也是侯老七红运当头,在一次抗美援朝演出中,自编自演的相声,把主席逗的捧腹大笑,之后推荐侯成了全国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

    侯宝林的太太刘淑芳,生子耀中、女耀茹。后来再婚京剧演员王雅兰生下耀华,耀文。现在皆为相声界领军人物。那時耀茹情绪低落几乎每天都我家和母亲作伴。母亲拿她当親闺女一样疼爱。现在侯耀中的儿子侯震和郭徳纲在一起说相声和管理徳云社工作。

    侯派相声艺术与京剧的渊源之深了。当年梅兰芳先生参加晚会演出中间常常由他垫场。等他一下场,梅先生总是亲自给他道乏。当年金少山先生豪饮健谈,善交四海宾朋,侯先生亦是金三爷的忘年之友,多次听金三爷谈古道今。尚小云先生侠肝义胆,他敬佩其人,过从甚密,穿堂入室如自家人。有一次演出,由他的相声演大轴,前面的京剧名角均不计较,只有吴素秋先生找他"算账"说:"侯先生,今天我们可都是来捧你的,完了戏你可得请客。"说完众人大笑。谭富英先生在台下沉默寡言,不善交往,可是跟侯先生却是多年的交情了。一次侯夫人对谭元寿说:"我第一次到谭家,怎么没见到您这个伟大的人物呢?"众人不解。事后才知,原来元寿先生小侯夫人王亚兰五岁;"文革"以后,京剧名流度日艰难,从不愿锦上添花的侯先生则今天到梅宅看望香妈(梅夫人),明日到马连良先生家给马夫人问安。由于他了解京剧演员,跟京剧演员聊起来总是"酒逢知己干杯少"。原来侯宝林先生最初也是学京剧起家,而且正经拜过师,学过艺呢!早在三十年代初,是京剧在北京的大普及时期,演出场所除内外城的一流戏园子哈尔飞、吉祥、第一舞台、广和楼等以外,在天桥三角市场、鼓楼后及白塔寺、隆福寺等庙会的地场上,还有专门演唱段儿戏、折子戏和滑稽二黄的戏摊儿。著名演员有:云里飞、飞不动、大妖怪、草上飞、小迷糊、郭全宝、夏丽华等,侯宝林在学习相声以前,曾经是其中的一员。

    侯宝林四岁就被送到养父家,七岁起靠舍粥棚领来的粥糊口。虽然穷苦却培养了他的幽默性格,他和穷孩子们看见掌勺发粥的人不公道,就学着京剧丑角数板的口风,在粥棚门口数道:"火车一拉鼻儿,粥棚就开门儿。老太太给一点儿,小孩儿给粥皮儿。小媳妇儿抹着胭脂粉儿,掌勺儿的就给一大盆儿。白天净干亏心事儿,晚上回家找不着门儿。"苦中寻乐,锻炼了他的伶俐口齿。十二岁养父带着他拜颜泽甫为师父学京剧,卖身契上最后写着:"……课艺期间,为师效力,车轧马踏、投河溺井,悉听天命,与师无涉,中途辕学,赔偿三年膳费,谨具此字,以昭郑重。"师父让给祖师爷的牌位磕头、请祖师爷赏饭吃,还告诉他祖师爷是唐明皇,他弄不清谁,心说:这个名字还挺上口。他住在天桥福长街二条的师父家里,边当小使边学戏。师父拉的一手好胡琴,练手的时候常让他调嗓子。他每天清早生好炉子坐上水以后,就到天坛西北角遛早儿,先是念"引子"和大段"白口",接着,一边往西走一边喊嗓子,过了先农坛在四面钟停下来,拉个"起霸",走个"马趟子",然后回家灌开水、打扫卫生、熬粥,这时老师还在睡回笼觉呢!他刚刚学了不到三个月,能唱几段儿了,老师就带着他到天桥"平地茶园"去搭班演唱。他们自嘲说:"平地茶园,刮风减半,阴天最烦,雨来就散"。班主老云里飞当年有六十五、六岁,名字叫白庆林,清末在嵩祝成科班唱开口跳,擅长演《连环套》里的朱光祖,武把子好,所以艺名老云里飞。因年纪大了,戏班由他儿子云里飞(白宝山)领衔演出滑稽二黄,他演出时化妆很简单,将身穿的灰布大褂当做蟒袍,头上戴的方巾、四棱盔是大婴孩香烟的烟盒糊成的。戴髯口、耍马鞭,有时一个人分包赶角,有时候找人与他合演。他最擅长插科打诨、即兴发挥。有一次他对助演的演员说:"注意点儿,别把我的大褂给撕了。我这件大褂是宝贝,上台是行头,睡觉是被单,赶上哪天断了顿儿,就到当铺里当五毛钱,喝口棒子面儿粥。如果撕了口子,再拿到当铺去就得两扔。两扔就是我扔给他,他又给我扔回来,一个子儿都不值了。"他的表演象闹剧,做派象京剧中的文武丑,抬腿拧旋子翻跟头很有几手绝活。演唱西皮二黄很有韵味。每一段都以即兴的诙谐将观众逗笑而告结束。人们称他是"平民娱乐的怪杰""天桥八大怪"之一。侯宝林在"平地茶园"唱段戏,打大锣、小锣、铙钹,每天开场前还常常说段笑话唱几句小曲,起到聚拢观众的作用。在这个戏摊儿上他边演边学两年半,掌握了京剧的基本功,每天也能拿到整份了。由于颜教师去山西太原,侯宝林没有满师就提前毕业也宣告失业了,当时他只有十四岁,学戏时按照"打戏"的旧学习方式侯宝林没少挨打,但是颜老师教学的严格,他也受益匪浅。从北京解放,他每月都给师父送去十五元生活费,直到颜老师逝世。
    有一天,侯宝林到鼓楼市场去,碰见一桩巧事,一个在地场上演出的戏摊儿,唱完《捉放曹》向观众敛完钱,再想继续接演时,发现打大锣的人不在了。班主李四急得直嚷:"救场如救火,哎!大锣谁会打?"侯宝林挺身而上:"要没人打,我行。""好,快来吧!"打完了李四很满意,问侯:"小伙子,你会唱吗?""""好,从明天起就到这儿来唱吧!亏待不了你。"从此,侯宝林在这个小戏班里呆了两年多。因为演员少,生旦净丑都得演,戏路子越来越宽,演《辕门斩子》时,他一个人一会儿是杨延昭,一会儿是佘太君分包起角。《牧虎关》学的更瓷实,从高来、杨八姐、鞑婆老旦,一直到高旺样样都行。最拿手的一出,是一个人杂学唱的《拾万金》,四大须生、四大名旦的著名唱段,每次唱的都不重样,他自称是"侯记话匣子唱片公司",观众很欢迎。每天能分到一角钱左右的戏份儿,刚够自己填饱肚子。他当时最羡慕的美餐是:四个"两面焦",一碗素杂面汤。这是戏摊儿和相声场子艺人们常吃的饭食,他们每天每人能分到三、四毛钱,比他多挣两三倍。为了生活,他拜常宝臣为师学相声。常逝世后,1937年底又拜朱阔泉(艺名大面包)学相声,1939年春天在天桥新民茶社正式演出。1940年去天津在燕乐戏园首演成功,声誉鹊起。

    文革中,结拜兄弟的事也成了一大罪行。老舍投湖以死明志,马连良刚烈成仁,王友虞怒斥宵小上告到刘帅,侯宝林嬉笑耍宝,此事才了。

    文革后, 据有广为流传侯宝林的故事:“造反派开大会批斗侯宝林,只见他身穿黑色长袍被押上批斗台。造反派们喊道:打倒侯宝林!侯宝林一听到口号声立马趴下。造反派头子怒斥道:侯宝林,你放老实点,谁叫你趴下的?侯宝林答:你们不是喊打倒我吗?我都被打倒了,不趴下难道还站着?此言一出引起台上台下一片哄笑。
    造反派头子指责侯宝林破坏批斗会的气氛,便振臂高喊口号:誓死打掉侯宝林的反革命嚣张气焰!同时他命令:给侯宝林戴高帽!侯宝林马上从长袍中取出一顶纸帽,挺精致的,向造反派们喊道:不用找,不用找,我自己带着呢。侯宝林自己戴上纸帽,那纸帽仅有半尺高,造反派头子说:不行,不行,太低了!你这算什么高帽!侯宝林不慌不忙地说:哦,要高的,好,能高,能高……说着,将头一摇,纸帽子便升高半尺。台下又是一片哄笑,连台上主持批斗的造反派头子也忍不住笑了,批斗会的严峻恐怖气氛一扫而光。造反派头子强忍住笑,说:还低。侯宝林又一摇头,纸帽子又长了半尺。于是整个批斗会场全被笑声淹没了,一场批斗会就此流产。造反派头子只好将批斗改为游街示众,侯宝林一上街道,便改成了跑步。造反派头子喝道:侯宝林,你这是什么态度?你想往哪里跑?你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侯宝林说:我不跑,这么长的街道,什么时候游完啊,你们不是说要看我的态度吗?我这就是表态支持革命小将啊!(阿波罗网编者注:这段故事,北京坊间流传很广。没有在此写出来的:马季给造反派出主意,不要让侯宝林开口说话,上来就打。从此,侯宝林被打得很惨。也在北京坊间流传很广。)
    侯宝林软中带硬的对抗,使造反派对他的批斗会弄巧成拙,只好罚他去打扫厕所了。某日,造反派头子来找关押在牛棚里的侯宝林,对他说:快换上干净衣裳,江青阿姨召见你了。侯宝林说:你是听错了吧?我是在黑帮,江旗手怎么会找我?造反派头子说:快走,快走,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侯宝林来到钓鱼台,江青笑迎侯宝林:侯大师,你来了。侯宝林忙说:不敢当,不敢当,眼下宝林是个在押黑帮。江青说:是红是黑,就全看你走的是哪条道了?你跟刘少奇走,当然是黑帮;你跟中央文革小组走,你就成了红帮,不,是青帮,不,是青红帮,不,是革命的相声演员。主席还是很喜欢你的。主席说过,侯宝林是个语言学家。侯宝林说:不敢,不敢,我如今是关在牛棚里了,哪里还敢指望宝盖头下能有头猪。
    江青说:宝盖头下能有头猪还不容易,只要你跟我们走的是一条道,你要啥都有。忠不忠,看行动。我仔细想过了,你侯宝林的姓不好,侯,猴头猴脑,尖嘴猴腮,你就是等到猴年马月也成不了气候。你得改姓。改什么呢?我也替你想好了,改姓马,马克思的马,你就是百年之后也才有脸面去见你的老本家。侯宝林说:相声界里已经有了个“马三立”,我就不用凑热闹了,我还是姓侯吧。江青说:马三立就别提他了,他那个马不是你这个马,他是给封资修当牛作马的马,你这个马,是我取的,是马列主义的马。这是两条马路上跑的车,走的不是一条路。侯宝林说:可这姓是老祖宗留下的,改不得呀!江青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了,还提什么老祖宗的。名都能改了,全国有多少人改名为“学江”、“卫江”、“文革”、“反修”的。姓当然也可以改。当年,胡宗南进攻延安,毛主席转战陕北,为了保密,中央军委化名“昆仑纵队”,毛主席也改姓李,叫李德胜。,毛主席很喜欢这个名字。他的两个女儿也改姓为李,叫李纳和李敏。我原本就姓李,名叫李云鹤,我还有另一个名字叫李进。你看,改姓有什么不好?好得很!难道你不想姓马,你也想姓李?
    侯宝林说: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你如果实在要改我的姓,请你千万不要将我改姓为钱。江青明知故问:为什么?姓钱挺好的嘛,“赵钱孙李”,在《百家姓》中可是名列第二。侯宝林忙说:不,不,姓钱糟透了,眼下不论是戏剧还是电影几乎所有的坏人都是姓钱。你看,《海港》里的阶级敌人叫钱守维;电影《青松岭》里的漏斗富农叫钱广;电影《春苗》里的反动医生叫钱济仁。我确实不是坏人,我可不想姓钱。
    江青一听,脸都黑了。你这姓侯,我说了这么多好话,你油盐不进就算了,还拐弯抹角来嘲讽老娘,你反了你!于是,侯宝林又打回牛棚。
    1981年,相声大师候宝林先生与曲艺理论家薛宝琨等人一行四人赴日本考察民间艺术,这无疑开了两地民间艺术交往的先河。在日本的十几天中,候宝林无论是在大阪大学会议厅中谈古论今,介绍中国相声历史,还是与日本艺能演艺界的朋友娴熟的讨论落语漫才与中国单口相声、对口相声的同异,都让日本朋友为能找到本国艺术的海外知音而由衷的激动。当然,日本友人的热烈欢迎与亲切招待也让候宝林对日本的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回国后,他对日本那位驰名全国的口技表演家—猫八先生一直念念不忘,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对方的口技炉火纯青,也在于两国此方面的交流实在太少了。
4,我的老師吴家禄与章士钊
    我北京的家住在沙滩后亍,原"北大西斋"现为国家文物保护单位"李大钊故居"。前面是萧华家,后面是谭震林家,中间隔着二米厚的皇城墙,一分鈡就进景山公园。与礼士胡同也很近。父亲经常给章士钊看病,章士钊号行严,我们称之为章行老。我常去给他家人针灸,解放前,章行老是桐城派领?(古文派)曾做教育总长,与当時毛润之为李大钊助理,曾写文章請行老指奌,因此,行老对这个才华横溢的年青人有所印象。与孙中山有深厚交往,孙与章有推心致腹之字。
    天行老收到段其瑞政府秘函要捕革命党人黒名单,其中有润之,顿有惜才之心,写了个纸条"速走"并包了三十块大洋。派家人当天晚上送给润之,其当夜遁去。第二天李大钊等人被捕。第二次毛润之用送出国留学生名义,请行老捐助,行老从老友银行家袁涤安筹两万大洋给毛,但后用于搞革命经费。第三次是重庆谈判,章行严是谈判代表之一,当时老蒋要实行暗杀毛,章在毛的手心里写"走",并请张治中派机送毛。这件事外人不知,也无历史记载,这是章行老亲口说出的,今纪录下来还原历史。
    建国后,毛对章士钊尊重有加,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部长级),安排礼士胡同大四合院,每年春节私人送2000元红包及湖南家乡火腿,茶叶及自泡的梅子酒。并有专门信使递送书信往来。且设家宴敬师之礼,其待遇之高无第二人。
    年春节,行老将火煺和毛亲酿梅子酒转送我家,经母亲巧手将火腿再加工成佳肴。 在当時油水极缺時代,亦不无补助。
    吴老师号玉如,国学大家,是被评为近代十大书法家之一,当今书法泰斗欧阳中石也是其弟子。文革中吴老住天津被抄家,两大汽车文物被付之一炬,生活无着,来北京找行老,通过总理安排在中央文史馆馆员。张伯驹老师在辽宁愽物馆被扫地出门,来找章老也安排到中央文史馆。
    吴老是周恩来南开中学同班同学,张伯苓弟子,当时南开中学有个传统,每天早上班里选读优秀文章,当時入选文章皆为吴周二人包办。
    吴老书法宗二王,以高持茟,用极薄的罗纹宣书写。字如行云流水,风采独具,势如龙跳天门,虎卧鳳阙。当代书法无出其右者也。吴老用筆悬腕悬肘,速度极慢,如折釵骨,屋漏痕,鐵线描,力透纸背,与齐白石之慢有导曲同工之妙。畫是心跡,書也是心跡。吴老淡薄從容之心平靜,靜而深,深而遠。畫畫一波三折,是骨子裡的沉穩,行筆需慢。李可染跟齊白石學畫10年,他總結說學到了一個 「慢」字。章行老見之,对我说:"如此之高持茟,我一生中仅見二人,一为章太炎,一为吴玉如也,汝尚有乃师之风。
    吴老品格高尚,有文人风骨,香港特首董建华是其姻亲,但他从不去求助。吴老来北京经常在我家吃饭,不愿去宴会,对母亲的厨艺赞叹不已,吴老精通说文解字金文甲骨,诗词歌赋及书论,学问渊博。我一生受吴老影响颇大。师法前?,使我的书画风格高古脱俗,书卷气十足。
     有一年元旦,老爷子请了文化界的几位客人来聚会、吃饭,好酒一下肚,吴老来了兴致说要写诗,我赶快找出几张清代的信笺,铺纸研墨,一切停当,他写道:“岁朝更序祭京华,乐我余年处处家,七十有三赋和友,笔头盛开吉祥花。”他患哮喘病,我们父子二人给他治好了。他高兴地说:“一杯香茶,一枝好笔,一块好墨,一台端砚,一面饮茶一面写字,是人生的一大乐趣。”吴老是中国的九大书法家之一,我们家里保存的吴老的书法,少说也有上百幅。90岁高龄的吴老知道我行医,治好了不少疑难病人,写诗表扬我:“术擅岐黄六代传,妙手神功起疴沉。心香一瓣留千古,良方饷世度金针。”
    吴老熟读古书,学识渊博,无论给我讲什么,都不用查书看书,顺嘴就说。他讲解我的姓名,引用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每个字的来源、含意、为什么这样写,都讲得一清二楚。“王字”是“以一贯三”,三横是天、地、人,中间一竖是权仗或者武器,“一贯三者为王”,可是不应该实行霸道,要合乎天意,顺其自然,实行王道。繁体字的“学”,上半部的两边是书架子,摆了很多书。中间的“爻”,是阴阳八卦的长短横道,现代科学证明,地球的磁力线是斜的,而不是直的,中国的古人早就研究出来了。中间那个“冖”形是一顶大帽子,下面的“子”是小孩,人从幼年就要努力读书,长大了成为有学问的人。“治”字的左半边是“水”,右半边的“台”是水闸。因为我是学医的,他又讲繁体字的“药”,“草”字头是中草药,中间有“丝弦”放在一个“木”架上,就是一把琴,吃药可以治病,欣赏优雅的音乐,使人精神愉悦,感到快乐,也可以恢复健康。他还讲解了很多字,我真是受益匪浅,鞭策自己要刻苦读书。
     画家范曾为吴老画了一幅半身像,他满头银发,慈眉善目,神态和蔼、安详,穿着中式对襟上衣,右手拿着一本线装书,左手五指微屈,似乎正在对我谆谆教导。范曾作诗配画:“饮兰餐菊远游人,草树斜阳自在身,魏晋茫然秦汉杳,奇书万卷忘红尘,孤吟婉转意清醇,野鹤追伴月作邻,大隐何忧车马地,寒霜不疑一帘春。”诗和画都是对吴老的生动而真实的写照。中国古代有“大隐隐于朝,中隐隐于市,小隐隐于野”的说法,虽然身在朝堂之上,却淡泊名利,一生清高,才算是真正的“大隐”。
    吴老既不是“中隐”,也不是“小隐”,正如他的一位弟子所说:“习字读书须骨气,盘根错节见精神。”他有一幅对联:“不随波流成俯仰,庸因老病便颓唐,”表现了一位大儒的人生观。有人评论吴老:“当人们各自书写自己的人生败笔时,已经摆脱了名缠利锁的吴先生,正在他的艺术天地中自由徜徉。”为此,他虽然生活清苦,却避免“沾光”和“攀高枝”。周恩来在担任总理以后,听说吴老正在北京,就致函问候,希望见面一叙。吴老自然也怀念中学的挚友,不过,两个人走的是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于是回信谈及早年的情谊,却说了一句:“你作你的国务总理,我作我的井市小民。”多年来,周恩来始终没有忘记他的老同学在19477月间,曾经救助过自己的三弟周同宇(原名周恩寿,周恩来为了保护弟弟,让他改名同宇),由于小人的告发,在天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吴玉如联络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的两位老师,出面担保,才释放出狱。吴老热心救人,却从不图报,周恩来深知他是既不“孽孽于名”,犹不“孽孽于利”,正如他给自己取的号“迂叟”,所以不强求于他,始终没有在职务方面对他有所“安排”。
    有一年,我随吴老和傅和孙、马晋、恽宝惠一同前往颐和园观赏玉兰花,傅老作诗一首,画家恽南田的后人恽宝惠老师指导我写生,吴老则寄情于山水之间,这才是他的为人。“文革”是对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的无情毁灭,吴老十分痛心和忧虑,他写诗呼号:“文字国之魂,魂亡何所寄。中夏百年内,文字乃曰敝。有心痛哭者,能无心惊悸。亟思醒国人,勿自就坟次。”“国灭犹可复,文字灭不继。”有一天,他在我家饮酒吃饭,自言自语:“身后名不若生前一杯酒”。然后愤然斥责江青:“这个女人真坏,她把中华民族的灿烂历史和杰出人物一概抹杀,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位“法家”,也被她歪曲得面目皆非了。他告诉我们,他家里原来珍藏着许多书画作品,包括不少孤本、善本,被红卫兵装了满满一卡车拉走,都付之一炬了。说着,他顿足失声大哭了一场。
    全国侨联副主席、北京市侨联主席王源兴住在一处深宅大院,又在海外是个有影响的人物,“文革”中受到特殊的“保护”。有一天,他邀请吴玉如、袁绍良、大哥王学文、南开大学教授刘国良和我到他家中聚会,欣赏李光祖演奏古琵琶曲《十面埋伏》、《霸王卸甲》。中国琵琶有两大名家,南有刘德海,北有李亭松,李光祖是李亭松之子,得到了真传。刘国良在静听一曲之后,感慨万千,当场赋诗一首,王学文和诗一首。吴老幽默地说:“今天这种聚会很好。现在,除了几个‘样板戏’,我们什么名曲也听不到了。可是,以后恐怕不好再集会了,不然,我们会成为裴多斐俱乐部啊。”在这“万马齐喑”的可悲岁月,我们这些文化人只能默默一笑,内心的伤痛,尽在不言之中。
    像吴老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原来是靠为中华书局校注古籍来度日的,“文革”的狂风怒吼,自然把屈指可数的收入一扫而空,就断了生计。周恩来得知情况,立即指示天津市的领导妥善安置,先在图书馆工作,后来到南开大学任教授。周恩来逝世的噩耗传来,吴老痛苦失声,写诗四首,以表哀悼,其中有一首中说:“为相生平几个如,试看到死蔑私图”。
    1986年,中国美术馆举办吴玉如书法展,我去参观、学习,看到书画界名人的赞词:“上上神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长启功评价:“三百年来无此大手笔”。有些人把吴老列为书法家,他固然当之无愧,但是并不能完全概括吴老的学识,他的家人也不赞成。很多朋友都认为,他应该和王国维、陈寅恪并列为三位国学大师。
    我跟吴老学习诗词歌赋,学习父亲的医德,有一天半夜出诊回来,写诗一首:“我本医学子,出师易多门,潜心研医道,愿使万家春。深夜访诊归,常将冷饭吞。毁誉无足论,家风传子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我时常感慨世风日下,有不少人利欲熏心,道德沦丧,于是口诵:“古人重操守,今人重美金。岂知英雄志,穷且志凌云。运气激大荒,何首定乾坤。重振武当门,以此事吾亲。
    欧阳中石多次写信求教亦膜拜之门下。范曾亦为吴老師作詩画,崇拜至极。当时王先生只有二十几岁,而章先生已九十许人。王先生赴美前吴老书写孔子的话:“逝者如斯乎”,勉励他抓紧时间,又以清代龚自珍的诗句:“一寸春心红到死,四厢花影怒相激。”鼓励其勇往直前为中华文化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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