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灯区情人
李公尚
一．
地处大西洋西岸的华盛顿DC，和佛吉尼亚州北部及马里兰州的南部，由地铁网联成了大华府地区。这一带夏天多雨，常常是夜里下雨，白天晴天。每个雨后的清晨，鲜红的太阳、碧蓝的天空和似锦的草地都像被漂洗过，清新明亮，芬芳四溢。七月的那个早晨，我对着窗外滴着水珠的翠叶绿林，一边系着领带，喝着牛奶，一边等着面包片从烤面包机里跳出来。这时，办公室的科尔顿律师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那天先不必去事务所，直接到华盛顿DC东面马里兰州的普林斯·乔治县（Prince George County）警局拘留所，去保释一名中国籍的证人：“是位女士，呃——确切地说是个十九岁的姑娘，上大学二年级。昨天晚上被关进去的。我马上把资料传给你。注意！我们需要她当证人，和我们刚接下来的一件案子有关，尽量给她安排得好一点。”
我法学院毕业后做了两年多的律师助理，所里经常派我去接触一些案件中的华人，如吸毒、卖淫、嫖娼、偷渡、走私烟酒等案件的在押犯。严格说来，他们绝大多数都是从中国偷渡来的非法移民。作为和他们长着同一幅面孔却出生在美国的华裔，我常为这些旁系同胞难为情。
我把科尔顿传给我的材料打印出来，粗略看了一下，证人叫Jiang, Xia（江霞。音译），因为“接触毒品（Pass drugs on ）”被捕。“接触毒品”，属于涉毒，但不属于制作、贩卖、运送、藏匿或吸食毒品等这类重罪。比如几个人在一起吸食大麻，每人吸一口，相互传递，其中一人不吸，只是把别人传给他的大麻接过来又传给他人，这也属于“接触毒品”。警方用这种轻微罪名换取涉案人当证人，说明证人并不总是清白的。但只要他们答应和警方合作，警方乐意给他们机会，并保护他们。然而，一般涉毒案件的嫌疑人，都不愿意和警方合作，更不愿意充当证人。他们担心一旦当了证人，会永远受到警方控制，而在警方不再关心他们的时候被人灭口。
我到了县警察局，走进值班室，熟悉的值班警察和我有口无心地相互寒暄。值班柜台外走廊的地板上，倚墙斜靠着一对喝醉酒的非洲裔男女，分别被铐在一张金属连椅的腿上，男的昏昏入睡，不时说几句呓语。女的口吐白沫，口齿不清地又哭又骂。正在和我寒暄的警察被她的吵闹激怒了，低声骂了一句，对我说：“凌晨两点钟弄进来的，到现在还……。”说着，恼怒地起身，拿起一小罐气体，朝哭闹的女人没头没脸地喷去，女的被呛得大口喘着气，很快昏迷过去。值班警察对我说：“通知他们家人十点钟以后来接人，他们八点多就来了，法律规定强制醒酒时间必须在八小时以上，他们早到也没用，还不是要等！”说着，斜眼看着不远处的等候区。等候区里，几位来接他们的家人，正无可奈何地朝我们这边张望。警察回到值班台后坐下，对我说：“不用问，又是为了中国人的案子来的！最近中国人的案子还真不少！”说着，坐在带万向轮的椅子上，脚一蹬，往后一退，椅子划到了被玻璃墙隔开的另一个房间的门口，探身对坐在里面一张桌上吃东西的警察说：“路易斯，来活了，你还得接着干。”
那名叫路易斯的警察忙了一夜，正在吃早餐，他坐在桌角上，双脚耷拉在地上，听到话音，把手里剩余的三明治全塞进嘴里，又端起一杯咖啡喝了两口，伸了伸脖子把嘴里的食物咽下去，跳下桌子走出来，把右手伸到我面前，对我说：“你到得还真快。我就欣赏你这点。最好你还要去一趟她所在的学校，因为她所在的学校会因为她涉毒把她开除，我们不希望她被开除。如果能帮她办理休学，比方说休学一学期，等这边结案后让她再回到学校，对她对我们都好。”
路易斯是该案的主办人员，和我握了握手，低声对我说：“我们不想让她上庭，只需要她提供书面证词。她合作得很好，看来我们搞到了一个有点麻烦的案子。”我直视着他的双眼问：“是个大案子吗？”他朝我神秘地点点头：“在我们这里就是大案。涉案的人很多，不只是在我们这个地区。除了昨天晚上被打死的那家伙和另外几个受伤的，大量的涉案人都是纽约那边的。在华府地区，她提供了多处地址，我们还需要和弗吉尼亚以及华盛顿DC那边的警方通气。走着瞧吧，反正我们钓到了大鱼。”
他转过身走到他刚才坐的那张办公桌边，翻找刚才压在他屁股底下的一叠案卷，从里面找出几张纸，对我晃了晃说：“把她交给你了，千万别让她落到纽约那帮中国人手里。从她提供的线索看，纽约那边涉案的中国人，很多都是从加利福尼亚过来的，可能都没有合法身份。他们经常是在一个州里犯了罪，就会跑到另一个州隐名换姓躲起来，各地警方很难掌握他们的真实情况。这类人很危险，最有可能要她的命——一个很甜美的一个姑娘，看起来很聪明，很难想象她能涉入这种案子。”他做着鬼脸开玩笑：“小心！别陷得太深，不能自拔，”
我从他手中接过他为证人办理好的释放手续，跟他穿过两道铁门和一个长长的通道，走进一条明亮的走廊。宽阔的走廊整洁得就像旅馆的客厅，一个身穿绿色囚服的犯人正在走廊里擦地。如果不是走廊两侧安装有一个个厚重的铁门和电子监视镜头，没有人能想到这里是羁押所。走廊两侧的各个羁押室里，分别关押着不少犯人，我们开门进入走廊后，从不同的羁押室里传出的各种嘈杂声一下消失了，各羁押室里被关押的人都在用听觉来判断外面走廊里的动静。
路易斯带我走到一个单人羁押室门前，打开铁门上一个手掌大的窥视口朝里看了一下，转身看着我，头朝着房内一摆，示意我往里看。我通过窥视口看到室内，大约有七八平方米。明亮的太阳通过一面水泥墙顶端的一排高高在上的铁栏窗户照射进来，把天花板上日夜不息的长明灯，映得暗淡无光。地板上，一个肤色白皙的长发女孩儿，双臂抱着双膝，头垂在膝盖上，长发垂在脚上，瑟瑟发抖地缩卷在一个角落里。路易斯低声说：“怎么样？属于你了。”打开铁门和我走了进去。听到哗啦啦的开门声，那女孩儿恐惧地抬起头，眉清目秀的瓜子脸满是疲惫。看到我们进门，惊慌失措地扶着墙站起身，一手下意识地护住开放的领口处，一手向下拉着她身上那截无袖短裙的下摆，希望尽量遮住她那白花花裸露在外的大腿。
路易斯对她点点头说：“我们为你找了一位律师，相信他会尽力帮助你。”江霞听了，怔怔地看着路易斯，眼睛里闪着泪光。我微笑着向她点点头，用亲切温和的声音对她说：“行了，没事了，江霞，我们现在可以离开这里了。”她听到我的话，惊愕地看着我。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一般不使用：“你的案子没事了”这类用语，因为说到“案子”一词，容易给证人精神压力。另外，我和她说话时直接称呼她的名字，会让她感到我和她很熟，让她产生亲切感。我诚挚的笑容让她感动，她白皙的脸上流下一串串泪珠，性感的嘴唇蠕动着，欲语无言。我把一叠纸巾递给她，让她擦净这一夜被泪水模糊了的妆容，她开始哽咽得上气不接下气，仿佛在外受了委屈，见到了亲人的孩子。我对她说：“你看，每天的太阳都不一样。新的一天太阳升起的时候，一切都会重新开始。”她听了，抬起两只胳膊，把头埋在双臂里痛哭失声，身子一颤一颤的，像受伤待毙的小鹿，抖动着身子哀鸣。我等她安静下来，让她跟我离开。站在我身旁的路易斯，微笑着朝我点点头，转身打开铁门，用手扶着，示意我和江霞先请。
我带着江霞回到值班室，领取昨天晚上江霞被带进警察局时，警方从她身上搜出并被扣押的所有物品。值班室柜台外的走廊上，又多了两名刚才在路上开车打架被逮捕的非洲裔人，分别被铐在走廊连椅的腿部，依墙斜坐在地板上。一人的额头被用硬物击伤，眼睛青肿，鲜血沿着眼角，面颊，滴淌到下巴和领子上，伤口边缘开始结痂。另一人的脖子左侧被插进一把锐器，鲜血染红了整个左侧肩部。江霞见了惊恐失色。我对值班警察说：“流了这么多血，还不送医院？”值班警察斜眼看了看那俩人，继续不慌不忙地按照昨晚的登记清单，清点需要归还的被扣押物品。半天才无动于衷地说：“有什么大不了的？天天都有。喜欢打架，就不应该怕流血。把他们带进来的办案警察正在给他们办羁押手续。一会儿关进去，等有时间了，就找医生给他们处理，死不了。”
美国警察对于动手打架或具有暴力倾向的人，从不姑息，一经发现立即逮捕。从不区别谁有理谁无理或谁先动手谁后动手，对因打架而受伤的人也毫不同情。对于警察到场后继续使用暴力的人，警察都会毫不犹豫地向其开枪。
警察局的走廊门外，几个手持相机的人，不时探头探脑地往走廊里看，趁人不备，做贼般地偷偷抓拍几张警察局走廊内的照片。值班警察见了，训斥几句，他们慌忙缩回到门外去。他们是专门采写社会案件的媒体记者，像苍蝇一样，聚集在警察局门外，无事生非地打探消息，猎取新闻，然后根据推测和编造，添油加醋编写一些报道。我不希望被记者们纠缠，带着江霞从侧门离开。
（华伦·焦（Wallen Jiao）是我朋友老焦的儿子，出生在美国。三年前佛吉尼亚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在一家政府律师办公室做律师助理。能读、说中文，但不会写作。美国的司法制度没有检察院设置，政府律师主要处理公诉案件，为警方和其它政府部门出庭并提供法律援助，很多职能相当于中国的检察官。这是他的故事。未完，待续。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