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林印象
一、經空中走廊進入柏林
風雪中，汎美航空公司的班機，仍然是準時起飛了，飛向柏林---這冷戰焦點的大城。這正是蘇俄軍機，不遵協定，屢次干擾空中航道，同時撒下鋁片，藉以擾亂指示航行的雷達網，危害飛行安全的時候。我接受西柏林自由大學一個學生團體的邀請，前往這赤潮衝擊下的自由孤島，作為期一週的居留訪問。
如果是循陸上的交通線去柏林，必得經過共黨武裝的關卡，檢查行李護照，諸多苛擾，自空中飛往則無此麻煩。自西德通向柏林的航線，總共有三條，卽是所謂“空中走廊”（這是上次大戰後，經各佔領軍當局所商定的），由法蘭克福（Frankfurt am Main）、漢諾伐（Hannover）、漢堡（Hamburg）三地飛往柏林。每條航道規定寬為二十五公里，取用的飛行高度為二千五百公尺。由於這些航線直接飛經東德上空，所以西德航空公司自不便參加航運，而是由美、法、英國的民航機，担承着孤城與外界空中交通的任務。
西柏林有一個空中安全管制委員會，由四強代表組成，共同處理氣象及飛行情報，相安無事;但最近蘇俄掀風作浪，破壞和平的老脾氣又犯了，有意進行搗亂，派出戰鬥機非法侵入民航機使用的航道，上下飛翔，還進行干擾西方的雷達設備。冷戰的局面由是益增緊張。西方國家為此向莫斯科提出抗議;美總統甘廼迪特別聲明，警告不得藉破壞協定意圖迫使西方國家放棄使用航道;如不停止其挑釁行為，足以引致嚴重後果。在地面，共黨警衛開槍掃射英軍的小汽車，尾廂彈痕纍纍，駕駛軍士被擊重傷，至今仍在醫院中未脫危險期。看來共黨正在製造糾紛，其叫囂和行動，十足表現出無賴小人，撩事生非的一副潑皮相。過去在電視上時常看到，共黨政權在市內分界處所建築的高橋，武裝警衛背着槍，插上刺刀，緊張地在逡巡來往;近來更是事端履起，山雨欲來風滿樓，情勢實為險惡。我却在這時逆風楔進，去到第一线，注視那兒的驚濤駭浪。飛機飛臨柏林，我們正接近天坡霍甫（Tempelhof）機場。飛機減低了速度，穿雲下降。白雪掩映中，一座宏偉的城市顯現在下面。機場使用了夜航的設備，在跑道的頂端，是幾排紫色的燈光在閃耀，兩側是成行的橙色燈光，在白雪皚皚的地面，特別的顯得入目。機首對正T字形的燈光指揮降落跑道，巨輪將積雪衝散四濺，然後滑行到有半圓型華蓋的停機處，這就是柏林市南部的中央機場，又名天坡霍甫機場。它在“柏林空運”中，曾創下了每分鐘起落一架飛機的光榮記錄。
二、盟國支援柏林的往事
在一九四八年的冬天，蘇俄突然封鎖柏林的鐵道公路，想以飢餓和寒冷，去扼殺柏林的生存，迫使其屈服。西方國家乃從空中緊急接濟，舉凡糧食、燃料，及其他生活必需用品，皆以巨型運輸機從各地運到。天坡霍甫機場，在此一時期，擔負了艱巨的職責;市內的湖泊，也被開闢成為水上機場。西柏林兩百多萬人的生活用品，悉仰賴於空中的供應。那時日夜機聲隆隆不絕，二十萬架次的飛行，運送了兩百多萬噸的物質。這是史無前例的大規模空運。美國堅定的表明其立場，不惜以任何代價，維護柏林的自由，絕不向暴力低頭！蘇俄見到此一卑劣的手段無效，徒增市民同仇敵愾之心，西方國家在威脅下並不軟化，步驟一致，並足有能力可以維持柏林的存在，於是面目無光地自動解除封鎖了。中共炮轟金門，與此實異曲而同工，其自討沒趣的收場亦是相同的。
柏林人仍然清楚地記得那一段苦難磨折的歲月，發電廠因無煤而限制發電，電車在下午六時即停止交通，糧食買不到，暖氣也沒有了。他們幽默地說：“家家戶戶，好像聖誕節一樣，點起蠟燭，在微弱的光芒下，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唱歌、祈禱、嚼一片干麵包，然後講故事，說笑話，是這樣的慰藉自己，打發時光。”那時，專演諷刺話劇的地下小戲院，生意反而比平時更好，大家忍飢耐寒，看演員作揶揄共黨的表演，發出輕鬆的笑聲。
我在兩年前到奧國北部山區滑雪時，曾結識一位來自柏林的學生，這次我按址往訪，發現她家就住在靠近東德邊境的林間，面對共黨的鐵絲網和守望台。但是他們寧靜安詳地生活着，她每天乘公共汽車，轉地道火車，到二十多公里外的學校去上課，一點也沒有惶然不安的表示。我問她的感覺如何？她說已經是習慣了，並不覺得有什麼憂慮。她的父親是一位年高七十的老者，身經兩次世界大戰，退休在家看書種花。我問他何以不搬到西德去住？那兒當較此為安全。老人的回答，正和中國一般人的鄉土觀念相合，他說道：“我是在這裡出生長大的，也願在這兒死去。”又說：“我們的房屋園地在此，是地道的柏林人，假如我們柏林人自己都要走開，又有誰來住呢？那麼柏林豈不是變成一座空城？這兒是我們的家鄉，我們將堅決的守衛它！”壯哉！我衷心的對這位老者產生欽敬之念。柏林人就是這樣堅忍倔強的在工作奮鬥。
在封鎖交通那年的冬天，氣候異常寒冷，燃料缺乏，廢墟中的木塊及林中的枯樹，全被搜集一光;有人想到市內的森林，說可以救一時之急，但許多人反對，認為將破壞市容，經居民開會討論的結果，決定保全。所以今日柏林市內的樹海，乃是當年市民忍耐顧全而換來的。那真是一段黯淡的歲月！正如共黨“同志們”所設計及預料，飢餓寒冷的痛苦，是降臨到兩百多萬西柏林的市民身上來了;但是，為“同志們”所意料未及的，即是柏林始終勇敢地屹立，人民毫不沮喪，各守崗位，刻苦耐勞地去克服困難，創造奇蹟。這是德國人精神的表現，形勢儘管不利，可是却不能搖撼其意志，沉著勇毅地對付危難的局面。
三、市區巡禮
柏林整個市區的總面積是八九0平方公里，屬於西區者計四八一平方公里，其餘四0九平方公里劃入共區。總人口三百三十萬人，西柏林佔二百二十萬。乘車遊覽市區，我第一個觀感，即是柏林實不愧為一國首都之所在。寬闊平直的道路，氣象恢宏而莊嚴。新型高聳的樓房，以及道傍整齊青翠的樹木，予人以清爽大方的印象。這是一座嶄新的城市，在上次大戰中，柏林受到徹底的損毀，戰爭結束時，幾乎找不到一座建築物是完整無恙的。所有的屋宇，不是在地毡式轟炸中夷為平地，就是在雙方戰車進退攻守的巷戰中，受到嚴重的破壞。它完全是戰後重新建設起來的，地名依舊，但已面目全非了。
一般的德國城市，總帶有保守味道，色調取尚晦暗，可是柏林却完全是另外的一種意味和情調，色彩明朗活潑。園林中聳現的無數高樓大廈，粉飾得美觀悅目，誘人之至！許多的建築物，出於國際間第一流建築師之手，像在漢莎住宅區（Hansaviertel），房屋格式各不相同，但極盡堂皇精美之能事。據說這是一項國際性的住宅設計建築比賽，由參加的單位，各自建造一座樓宇以供展覽，然後贈送給柏林市民的。市內到處皆是樹木草地，森林與湖泊，散佈各區。自然的秀美已屬可人，再加上人工的佈置，噴水池、花壇、紀念碑、銅像石刻，益使環境增色，在林間的小徑漫步，幾疑此身已在鄉野。在城市中，使人仍有在郊野般的恬適感覺，這是很可貴的。聞名於世的快車道（Aotobahn），在市內亦在闢建中，晚間登廣播電台的高塔眺望，萬燈燦爛，遙矚東區，即是黑暗中燈火稀疏，清冷殆如鬼域。夜空中，此一猶未全部完成的車道，弧光燈互照成一白虹，有如銀河直瀉。各處的工程建設，實予人以極強烈之印象。
在建設上現在已有極大成績的西柏林，仍是在銳意的建設發展中，這和東柏林的破壁殘垣，適成鮮明之對比。至邊境一望，東區破爛的建築物，皆歷歷在目，即新建的房屋，亦極簡單寒傖。共黨政權連人民的衣食都難以顧及，更不必說使人民起居舒適了。
位於市中心的歌飛斯吞丹大道（kurfurstendamm），是商業精華之所在，巨型的影院及公司林立，一片繁榮富厚景象。對對情侶，情蜜地攬腰緩步而行。氣氛寧謐和平。兩傍有寬廣的行人道，每隔數十步，就樹建有廣告窗櫥，五光十色，令人目不暇給。娛樂業在西柏林特別發達，計有歌劇院十座，電影院二百五十家之多，而且是經常滿座，必得預早定票，否則即有向隅之嘆。我們去看歌劇My Fair Lady，票子乃是一週前定購的，真是盛事！在靠近蘇區的園林中，有一座有美國建贈的大會堂，外型獨特，作蚌壳開展狀，內部佈置允稱完美。
在此一建築物內，有會議廳七處，並設有餐廳、郵政局、銀行，供文化、科學、社會性集會之用，特別聲明不能用作政治性會議的場所。它不僅是供德人使用而已，也是貢獻給整個世界的，不分地區國別，皆可申請使用。其中的主要大廳，能容代表一千二百六十名，不必採用擴音設備，站在台上演說，全堂各處皆能清晰聽到，椅下附設有耳機，可選擇五種不同語言之翻譯，實屬便當。
市內交通之具特色者是地下火車，在交通繁忙的地區，深入地底三層，分向各站成雙軌來往開行。它是最便捷的交通工具，不須久候，即有列車駛到，乘客上落完畢即開。它每月運載乘客的數目，達一千一百餘萬人。過去東西柏林交通暢達無阻時，大批的難民，就是以從東德前往東柏林必得通過西柏林的方便，留在西區不回去了，成千成萬的人奔向了自由。
四、東區人民嚮往自由
柏林這一城市，被政治的制度硬分割成為兩個不同的世界。西柏林在今日的地位，名義上與德意志聯邦其他十個行政區（省）相等，但因為它尚在被佔領中，根據一九四五佔領協定，它在聯邦中的政治地位尚未能生效。東柏林則為共黨政權發號施令的所在，為所謂“德意志人民共和國”的首都。在西德，從沒有人對之加以認可，而是嫌惡地稱之為“東區”、“那邊”。柏林全市原分二十個小分區，今日有八區在共境內。由於共黨政府設在靠近邊境的“碰角”區（pankow），報紙電台乃稱之為“碰角政權“。此一政權控制着鐵絲網後東德一千七百餘萬人，雖然掌握着大量的軍隊警察，但若不是有蘇俄紅軍在後撐腰，早已被內部的革命推翻了。像一九五三年六月十七日，東德工人的遊行，發生大暴動，紅軍的坦克車對手無寸鐵的群眾，大肆屠殺鎮壓，和三年後在匈京布達佩斯的血腥行動是一樣的。共黨政權雖極力防範人民的逃亡，但是數以百萬計的東區人民，多方設計的逃離魔鬼的統治，經西柏林而得到新生。迄今為止，經市政府當局登記收容，有卷可查的數目。達一百五十萬人之眾。以一九六一年上半年而論，在難民營中登記的人數，即達十一萬五千七百三十五名。逃亡人數最多時，那是在柏林邊境封鎖之前的一段時期，每天來投的人數，竟達三千餘人。政府對之加以緊急救助，在難民營作短期的居留之後，即以飛機輸送往西德。有親戚者可自由前往投靠，否則由政府予以安置。
西德人口為五千六百萬，由於工業發達，新建的工廠有如雨後春筍，勞動力非常缺乏，每年必須從西班牙、意大利等國家，招募大量的勞工，所以東德過來的工人農民，很快的就投入工業生產的洪流中。他們有可觀的收入，不久都能成家立業。如果是青年學生願繼續就讀，則經政府設立專校予以補習，提高其程度後，頒給獎學金供其繼續求學。逃亡者大抵為精壯青年，他們的成份為技術工人、農民、智識分子、醫生，教員、軍人，..........這些正是構成一個社會的重要份子，他們源源不絕的外逃，長此以往，共黨政權真可不攻而自潰。所以共黨政權腦羞成怒之餘，便顧不得面子了，索性放下假面具，露出其猙獰的本來面目來，下令將通往西柏林的道路堵塞。人民的背棄，已足可暴露其制度的惡劣。共黨政權敢給人民以自由麽？他們敢真正的談民主麽？假如敢的話，這一小撮人恐怕早被人民推下台來，打成肉醬了。
五、鬼門關上：邊境線一瞥
在去年八月十三日邊境封鎖之前，理論上柏林雖已分為兩個，但仍能來往交通，居民可以相互探訪。那時，東區的人來到西區的工廠商店工作，然後採購牛油、咖啡、衣服、皮鞋回家去。這些物品，不僅在東區售價奇昂，而且是缺乏供應。東德的幣值日跌，官價與西德的馬克為一對一，但黑市早已須四個東德馬克，才能兌換一個西德馬克了。儘管共黨宣傳資本主義社會的生活是如何的不好，但人民有目共睹，東西柏林的兩相對比，實足說明一切。邊界封鎖後，人民利用窗口和後門逃出，於是共黨將所有通向西德的門窗加以砌塞。人民乃從天台垂繩下逃;或是擲下字條，下面圍觀的途人拾得後，便通知消防隊派車來張起救生網接應。
有一家人，便是這樣從高空逐個跳下，獲得自由。有一個青年，受共黨警察的追逐，在天台屋頂上，捉迷藏似的跑來跑去。共黨警察拔槍向他射擊，情勢危急了，他不顧一切躇身下跳，跌在行人道上犧牲了！西柏林的市民，在現場做了一個木十字架，堆上花圈;每天都有人來獻鮮花，徘徊紀念。他是為逃離共黨暴政而捐棄其生命的！在同一條街上，相隔不遠處，也有十字架和花圈，那地方是一個逃亡青年中槍斃命的所在。這兒是生死存亡的界线，能夠越過，便到達自由的天地，否則即被共黨拘捕或射殺。
我們一行人，站立在這陰陽交界线上憑弔，對面寂無人踪，站在木板台上向圍牆後望去，祗有三兩“人民警察”，背着俄制的輪盤機槍，神情緊張地在巡邏，看守邊界的武裝人員，當然較普通的人民有較多的方便逃到西柏林來。據官方的資料公佈，自從邊境封鎖之後，不到半年的時間，就有警察七百多人棄暗投明來歸，這就等於七個連的編制了。現在共黨採取互相監視的辦法，幾個人一組活動，執行看守人民的任務。我們的汽車，開到作為柏林標誌的不蘭登堡大門前停下，這是由六座圓柱所支撐的建築，上面有四匹駿馬的立體像，它是在一七九一年所建成的，為柏林市的表徵。這兒是美蘇區交界的所在，寬闊的大道，橫着一座醜陋的磚牆，牆後有瞭望台，站着幾個穿暗黃制服的“人民警察”。我們相距不及五十公尺，眉目皆清晰可辨，但他們却裝腔作勢的舉起望遠鏡來探望，我們也就舉起照相機，將他們那副獵狗似的形態拍攝了下來。
六、悲壯動人的故事
共黨政權，對人民雖是防範嚴密，但阻擋不住逃亡者對自由的渴望，他們想出各式各樣的辦法，衝出鐵幕。難民的人數雖減少了，但故事却更為動人。例如有人利用巨型貨車，在前面配下鋼鏟，車上堆放着鐵板、膠胎、和水濕的被毯，全家人俯伏其中，車子開足速度，直向邊界的圍牆衝去。轟然一聲巨響，磚牆被衝開了一個大洞;這輛自制的“裝甲車”，雖是車頭毀壞，但全體人員却安全無恙的進入了西區。
“人民警察”調來開山機挖掘壕溝，而開山機的司機，却升起巨鏟，將圍牆鏟倒，逃到西柏林去了，引起西區觀眾的歡呼鼓掌，對面的共產黨徒祗有自生氣的份兒。有一個火車司機，計劃逃亡已非一日，當時機成熟後，他的親友數十人，分自幾個不同的小站上車，以免共黨警察的注意;他的火車是開往東西交界處的一個車站去的，目的地到了，可是他並不停車，仍然是以全速前駛，在哨聲大鳴，紅旗亂揮中，站上的共黨人員，目瞪口呆地看着整列的火車，轟然地開過站台，駛到對面的西區去了。這對共黨政權，真是好響亮的一記耳光！
後來共黨政權大肆徵集民工，加強牆的高度厚度，地上埋着阻撓車輛前進的鐵樁，同時埋下地雷。至於鐵路交界處則移去鐵軌枕木，堆上障礙物，真是做到密不通風的地步了，但是逃亡者自有辦法。在靠近邊界的一處農莊，有人在室內挖掘地道，通向西區，這是一項極艱巨的工作，必得有恆心與毅力才行。費了幾週的功夫，地道挖掘成功了，當共黨警察在牆邊巡查張望之際，他們悄悄的從地底下來到了西柏林，幾十個人憑藉這一通道而獲自由。共區人民被關禁在一座大監獄裡，他們是渴望着解放日子的到來。看邊境層層的鐵絲網、探照燈、瞭望塔，恍如一個大集中營;這樣打着“人民政府”招牌，欺壓迫害人民的政權，能夠維持長遠麽？恐怕連共黨頭目們自己也不會相信的吧！
（此文發表在1962年8月1日出版的香港《今日世界》雜誌第248期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