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旅行？
我为什么旅行？
不知道。
可能是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古训之毒太深。可是但凡稍微有点文化的中国人都知道那八个字，而真正身体力行的并不在多数。
“黑眼睛的苏珊”说是基因在作怪，我想她也许有道理，尽管没听说有专家分离出过什么读书基因、旅行基因、麻将基因、卡拉OK基因、广场舞基因之类，但我觉得至少应该有种“好奇”基因。完全不具备这种基因的人对什么事都会说“Who cares?”而这种基因丰富的人如我则对一切新鲜陌生都有兴趣。
我生来就好读书（年轻时主要看小说，年长后偏爱历史、传记等），尽管家里穷，唯一的藏书是母亲的那本不知猴年马月出版的破破烂烂的字典。
书里的五颜六色、稀奇古怪、白云苍狗、悲欢离合对我有莫大的吸引力。
我没有去地摊看连环画的奢侈，更不用说订阅《小朋友》之类的儿童杂志了。在还没认得几个字的时候，有了几分零用钱，我就会由母亲的一个同事、一个小姐姐领着去书铺借书；我会乘母亲上中班不在家的机会，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看书（同时糟蹋自己的眼睛）；我会在放学后走二十多分钟去淮海路旧书店一本接一本地读乱七八糟的小说；在农场里，因为得罪了领导，更因为无可奈何的“烙印”而上了连队的“黑名单”，连床铺也经常有人翻动，别的书断然不敢碰了，就读马列毛。
从小到老，我读书囫囵吞枣，不求甚解，不过确实读了无数，肯定早就破万卷了（一部《史记》就有一百三十卷）。
我也天生喜欢游山玩水。只是行路比读书难了千万倍，在那个时代。
第一次机会是1966-67年的大串联。
大串联从1966年8月就开始了，然而邻家小哥步行去北京都回来了，我却还寸步未迈，因为没资格当红卫兵，开不了介绍信。红太阳一次又一次地接见小将，我心里那个煎熬啊，想去瞻仰领袖，想去看看北京！后来发现在学校的革委会办公室里当家的换了个以前有点头之交的、更重要的是看上去面善的邻班的同学，于是壮起胆去请他给开介绍信。那同学二话没说就给写了张“兹有我校红卫兵XXX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前往你处进行革命大串联，请予以协助”云云的纸条，并盖上了大印。
提着个旅行袋，我和一个同学在11月11日黄昏到北火车站，挤上了一节货车车厢。那棚车据说是去北京的，载的都是人。车很快就启动了，然而半夜到了南京下关以后，就趴下没有动静了。
我俩有饼干有水，因此不饥不渴，但是坐在寒风飕飕的车厢里冻得不行。为了行动和挤车方便，我们都没带多少衣物，更不用说棉袄棉裤了。我俩觉得，还没过长江，就这么冷了，如果继续往北，天气又在转入深秋，我们是一定撑不过去的，于是不得不下车挤上了一列往南的车。
从下关往南的任何火车都会在南京停靠。
在南京我们爬了城墙，去了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和明孝陵等等。我们至少去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我对中山陵那壮观的石阶以及中山路两旁高大茂密的梧桐树印象深刻。
离开南京后我们去了杭州。那里好像暖和多了。除了去浙大和浙江美院等处看大字报，我们游览了西湖周边的绝大部分景点。
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生平第一次旅行，第一次坐火车，第一次离开上海，身上没有几个钱，而我却没有丝毫的害怕胆怯。
大串联为我们那一代人提供了千载难逢的免费旅行的机会，我和我的同伴第一次却根本没走远。回家后在后悔之余，我们决心亡羊补牢，于是在次年1月再次出发，这次去远方，去广州。
我至今依然记得在广州我们被安排到一个街道里弄的接待站。我还记得那里的白饭和典型粤味的肉片炒青菜，尽管每次肉少菜叶也少。
我们至少在饭店里吃过一顿饭，见识了那时广州饭店按最后收集的碗碟的大小、形状、颜色和图案结账的规矩（后来听说了许多红卫兵吃完以后把碟子扔到窗外或放进书包以赖账的故事）。
为革命事业我们去了中山大学、广州农民运动讲习会旧址、中山纪念堂、黄埔军校旧址、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等。革命之余我们去了越秀山五羊公园等。
2月初中央和国务院发出了停止大串联的通知，此后火车站只给学生发回原住地的车票了。
然而我们还想去“风景甲天下”的桂林。我们只有回上海的车票，不得不蒙混过关了。对我这个一惯规规矩矩老实听话的好孩子来说，那很有点提心吊胆。
我们在株洲下了车，那里是东西、南北铁路交通的枢纽。我们不敢出站，只能在车站里打转。好在只有检票口有人站岗，车站内稀見管理人员。当打听到一列去柳州（或是南宁？）的车和它的停靠站台以后，为了抢在别人前面，我们俩不顾危险从停着的一列空车的轮子底下钻了过去。我们撞上了好运，上了节硬卧车厢，而车厢几乎是空的。我和同学分头飞快地爬上上铺，把旅行袋塞在脚跟，脸朝里就侧身躺下了。
一会儿人声喧闹起来，我们的下面也来了人。车开动以后不久，列车员来查票了。我们俩不约而同地装睡，不理睬他的呼唤。下铺的乘客说：“他们大概早就上车了，都睡死了。”也许是因为在非常时期，那个列车员居然就放过了我们。
担心没票出不了桂林站，我们在桂林前的一个小站下了車。当時大约在清晨四点左右，我们头顶星星，肩扛行李，沿着铁轨步行了近二个小時才到桂林城里。
在桂林我们去了七星岩和芦笛岩，也去了象鼻山、独秀峰和伏波山。当然，我们也关注过桂林文化革命的形势，那独秀峰下就是桂林师范学院。
在桂林车站侦察行情时，我们发现去上海的票竟是“抢手货”，于是就用领到的去上海的票跟人换了两张去重庆的票。
因为大串联接待站还没有撤销，所以我们在重庆还能继续免费享受住宿以及赊账吃饭。
在重庆我们参观了中美合作所旧址的白公馆和渣滓洞，在那里我才真正理解《红岩》里提到的施于江姐的酷刑“钉竹签”是多么可怕：那竹签至少有五六厘米长，打进手指后会裂成几十根细丝分头钻出皮肤。那种折磨想着就毛骨悚然，从此知道自己绝对受不了那一套，肯定是当叛徒的孬种。
我们也参观了当年八路军重庆办事处的旧址红岩村，上了琵琶山，俯瞰了长江和嘉陵江交汇处的朝天门码头。
重庆最主要的大学是重庆大学，我们至少在那里逗留了大半天。
在重庆我们住在沙坪坝附近一个仓库般的地方，睡稻草铺成的大通铺。我们的铺位旁是五六条东北汉子，他们晩上睡觉前脱得精光、一丝不挂，让我们大开眼界。
（不久以后的大武斗期间，因为周围有众多的军工厂，重庆是全国武斗最残酷的地区之一，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军舰等重装备都用上了，部分街道被夷为平地。据说沙坪坝地区的武斗尤为激烈。然而我们当时签下的吃饭欠条却近乎奇迹般地全部保留了下来，在1968年我们分配以前几个月追到了学校。为各处的欠条，我好像总共付了十多块钱。）
因为大方向正确了，我们又名正言顺地享受了学生串联的待遇，从重庆顺流下到武汉，只是睡的是舱底的通鋪。
在武汉住在阿姨家。
除了阿姨家旁的珞珈山和东湖以外，在武汉我们去看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旧址、武汉长江大桥等。
在武汉玩得不多，大字报倒看了不少。那时“三钢三新”轰轰烈烈。
回到上海后，我还在木知木觉，母亲就逼我把所有的衣服被子床单都用开水泡了一遍，她说我把虱子带回家了。我其实也感觉到身上痒痒的，只是根本没有虱子的概念。
不久后姨夫到上海出差，又把我狠狠埋怨了一顿，因为我把虱子也带到了他们家。
两次串联中，除了那次硬卧，我记得还坐过一段软座，那座位类似单人沙发，有点像飞机上的公务舱（如今好像不再有软座车厢了）。其他时间里，绝大部分坐的是普通硬座，绝大部分非常拥挤，有一次连厕所里都塞了几个人。不过那时没有争吵，没有打架，偷窃抢劫更是闻所未闻。大家挤在一起，时不时就是唱革命歌曲，朗读或背诵语录，正如宝书里说的：“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
六年下乡期间自然是“死蟹一只”。
上调以后，我和几个同事在1975年3月利用去张家港出差的机会假公济私游览了无锡。那是我第一次公费旅游，虽然只有大半天，还是美得不行。
不久后结识了我旅游的启蒙老师。从他那里，我学到了“泰山雄，衡山秀，华山险，恒山奇，嵩山奥”，“五岳归来不看山，黄山归来不看岳”等等等等。
1975年6月，我和两个表弟一起去爬了黄山。毫无疑问，那绝对是因为受了我那启蒙老师的蛊惑。
我们先坐火车到南京，然后乘长途车到安徽屯溪转车到黄山脚下，随即一口气爬到了玉屏楼。
当晚那里唯一的旅馆住了十来个人。晚饭后大家围坐在旅馆前的一片石坪上乘凉聊天。客人中有一对好像是安徽歌舞团的，男的是编剧或导演，女的是芭蕾舞演员，那女子为大家跳了一段“红色娘子军”里的琼花。
旅馆旁不远有个光溜溜的小山包，我们三个爬了上去。我和表弟之一手脚并用一步一步挪下来后回头看时，发现另一个表弟坐在石坡上双腿剧烈地颤抖。他胆子小，下不来了。等他好不容易挣扎着刚下来，那对艺术家也来了。他们也爬上了那山包，紧接着那女子就柳枝婀娜、轻轻巧巧从石坡上走了下来，看得我们目瞪口呆。
天都峰莲花峰那一片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一直是我脑海里最美的风景。
第二天早晨我们在西海看到了云海。云海上层层叠叠的峰峦时隐时现，酷似浩瀚大海上的岛屿。
从后山下山后，我们在太平乘车经安徽歙县到杭州，再从杭州坐火车回到上海。
再一次出行是在1977年春，我去广州会见从未谋过面的长辈，顺便从广州坐船去了趟肇庆。
回程中我特意拐到韶山去参观红太阳升起的地方，并去江西看望了下乡在那里的两个表亲。
韶山冲那宅子宽敞明亮，背靠青山，面临碧池，门前还有一大片场地，绝对是块风水宝地，似乎不太像一般富裕农民的住宅（不过也有可能我们看到的并非是几十年前的原貌）。同时我也在腹诽：光凭那房产判断，红太阳的父亲起码是个富农，而对共产党来说，“地富反坏右”是没有区别的一丘之貉，因此红太阳跟我一样，也是个“狗崽子”！
1976年10月举国欢庆，1978年又磕磕碰碰混进了大学，于是有生以来精神上第一次得以扬眉吐气了，经济上更是“草鸡变凤凰”，成了班上的小富翁（我带薪读书，而且因为先前当装卸工“苦力的干活”，工资比同龄人高不少）。大学四年八个假期，我出游了五次。
毕业后自费、出差加进修，我没少“行路”的实践。
我有本《中国名胜词典》，每到一处，就钩掉词典上相应的词条。
可以说，在国内，我是旅行的机会主义者，有机会就走，没机会好像也不太难受。
出国后的初期，读书打工，加上前途不明，压力山大。不过抱着“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的心态，我还是独自周游了澳大利亚大陆，并去了中欧和西欧的十来个国家。说到底，出国的目的之一不就是看看别样的地方、别样的人生吗？
等到换了护照，又不再需要担心生活无着以后，就真正有了“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自由。很快我发现自己无可救药地上瘾了：我再也不能整年呆在家里哪里也不去了，我必须到什么地方转上个把月，拍一大堆照片，回来写一两篇游记，不然会寝食不安。
于是一发不可收拾。不仅去了一直向往的纽约、莫斯科、哈瓦那、伦敦、巴黎、罗马、泰姬陵等等等等，而且去了从前连做梦也不敢想的南极、维多利亚瀑布、亚马逊丛林、马丘比丘、复活节岛、佩特拉等等等等。
近二十年来，在我的眼里，世界变得越来越小，以致许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同时它们也成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世界又变得越来越大，因为从路上驴友的口中，从文学城“世界风情”驴友的笔下，我意识到还有那么多精彩的地方没去过。最令人沮丧的是，我注定永远也无法完成越来越长的bucket list。
还有，虽然我旅行的行程恐怕早已超过了一百万里，但那多半借助了飞机、汽车、火车、轮船等等交通工具，真正凭两条腿丈量过的路肯定离万里还远。而当明人董其昌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胸中脱去尘浊，自然丘壑内营”时，他说的是“行”字的本义。或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还不能尽脱“尘浊”吧，呜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