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今年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动50周年，好几个地方约我写文章，我都以那时我太小，什么都不懂也没有多少记忆为理由推掉了。前几天看到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最后一个在世成员戚本禹也去世了，还有不少人在哀悼他，不禁忽然有一点感慨。
戚本禹是我最早记住的人名之一，原因很简单，文化大革命刚刚开始的1966年6月初，先父就被点名批判，点他名字的就是刚刚当上中央首长的戚本禹。那一年我五岁，记得很清楚的是6月28日第一次被抄家。来抄家的是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近代史研究所造反派，领头的是一位大高个，好像还算是父亲带的学生，原本是相当熟悉也对父母都很尊敬的。此刻因为父亲已被划入反动阵营，革命的大高个自然是横眉怒目，不过也许是因为我家属于最早被抄家的一拨，抄家还不似后来那样完全失控；也许是因为抄家者主力是近代史所青年研究人员，虽然以革命的名义上房揭瓦，内心深处多少还有一点对师长的忌惮吧，家里被翻了个底掉，抄走了不少文件书籍，所有书柜都被打叉贴了大封条，但他们并没有砸烂什么物件。长兄钟爱的无线电器材也都被封了起来，每天只能够透过打了叉的玻璃柜门干瞪眼看着。一直等到1968年2月戚本禹倒台被捕后，长兄才“自己解放自己”，把封条撕了。
那天父亲好像被扣在东厂胡同办学习班，我站在母亲身边，默默看着他们抄家。母亲打了一脸盆温水，连同脸盆架放在屋子中间，不卑不亢地对大高个说：你们辛苦了，完了事洗洗手。说完了就一言不发，带着我站在过道里。单元里大院里有多少人围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是从那一天起，我开始模模糊糊对自己的所谓“家庭出身问题”有了意识。
很多年以后，遇见同一个大院的同龄人，似乎在他的父亲被批判以后院子里孩子们欺负他。我十分幸运的是，我有三个哥哥罩着我，而且我因为营养不良，走路不大利索，笨到别人都不太爱带我玩，也就没人欺负我。但是我很清楚自己是黑帮子女，是不受待见的。
和我熟悉亲密的人们，有时会惊讶，据说我是从小就读了不少书而且很文艺的那种人，却对童话缺少记忆也鲜有感觉。其实我在儿童时代也读过安徒生、格林童话，却是一点都不记得，只记得1966年夏天在东四十条大街上看到被剃阴阳头的人慌张走过，记得曾经见过一个年轻女子，瘦腿裤的一边被剪开到膝盖上，露出白白的腿。
我第一次感到纯净的美，不是来自童话，而是要等到出国以后，在一个温暖的夏夜，寂静而狭小的学生公寓里，听莫扎特第20钢琴协奏曲。那时我已经是一个学历史的学生，开始想要拉开距离回首自己的童年。那时我已经知道，1966年夏天北京有很多死者，究竟有多少谁也不清楚，有些胡同里的人名从此就消失了。
母亲告诉我，其实我们是相当幸运的。在抄家前没几天，家兄从住宿学校回来，说起外边开始抄资本家的家了。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母亲先是把屋里挂的一幅齐白石画用一张“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标语覆盖，然后在一个深夜把留了几十年的旗袍、高跟鞋、照片、信件付之一炬。我至今记得那深更半夜熊熊的火苗。火光熄灭的第二天，抄家的人就来了。
二
戚本禹18岁进入中央办公厅，后任信访科科长，为毛泽东管理图书、处理来访来信的秘书，官不大来头不小。1963年他写了那篇著名的《评李秀成自述》，投稿到《历史研究》。近代史所副所长、《历史研究》主编黎澍曾经在中央政研室担任历史组组长，颇谙中枢，又与毛泽东大秘书田家英是好朋友，遂送该文请田家英审核，在田家英表示同意后在第四期发表。文章发表后引起轩然大波，中宣部为此开会，周扬批评《历史研究》，责成近代史所另一位副所长刘大年写文章反驳戚本禹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在近代史所召开的这次座谈会上，范文澜、翦伯赞、侯外庐等著名史学家都对戚本禹的文章提出了批评。周扬的讲话实际上是根据周恩来的态度，然而第二年春天，毛泽东批示：“白纸黑字，铁证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这个批示一出来，戚本禹就翻了身，继续写关于投降变节的文章，为文革中大抓叛徒留下了伏笔。他不久被提升为《红旗》杂志副总编辑，文革伊始就进入实际掌握党政权力的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一度还主持中央办公厅工作。
学部的文化大革命是由中央文化大革命领导小组另一成员关锋直接指点和他关系很近的林聿时、吴传启发动的，时间在1966年5月著名的“516指示”刚刚发布一个星期之后，开风气之先。近代史所的第一场批斗会是六月初，由于所长范文澜被毛泽东点名指示要予以保护，被批斗的是刘大年、黎澍、李新和张崇山。先父李新1962年调入近代史所，协助范文澜编撰《中国通史》，也是在座谈会上批判《评李秀成自述》的历史学家之一，因此被戚本禹点名批判也是很自然的。不过据父亲回忆，他觉得可能是因为一件小事得罪了戚本禹。1966年初，父亲有时候在范文澜家留宿，究竟是因为工作还是因为范文澜身体不好，原因已不可知。有一天戚本禹来访，父亲急忙躲避但是被戚本禹看见了，很不高兴，当即表示李新不尊重他。
比父亲罪名更严重的是黎澍，他被指控恶毒攻击中央领导戚本禹。据黎澍后来写的关于戚本禹的材料，他确实在1966年5月戚本禹发表《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后对刘大年评论说戚本禹“会很快上升，不过摔下来也会是很快的”。黎澍又写道：“可是我对一个人讲了，也就等于对许多人讲了”。显然他的话从刘大年那里传了出来，有可能是被揭发的。在那个严酷的高压年代，同事之间，朋友之间乃至亲人之间的告密揭发都是不足为奇的事情。
我还完全不明白发生的事情，只是记住了一些场景。然而批斗会、抄家之后的扣工资，直接影响到每日的生活。由于母亲在50年代末就退职不再有收入，家里的生计完全依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从1966年下半年开始，父亲的工资被减过半。我记忆深刻的是那年冬天连着吃了几乎两个月的羊油熬白菜，大约是因为羊油比较便宜吧？羊油稍微凉一点就化作一颗颗细小的白粒，入口一种怪怪的涩感。我从小就像是饿死来投生的，五岁多就能吃一只大白碗饭菜。母亲出身大家小姐，平生不肯求人，但那时看到四个男孩子吃不饱，终于从某一天起开始四处举债。五年多以后当扣发的工资补回来，还掉欠的钱以后，竟然所剩无几。借钱不是一件愉快的事情，欠钱更是一种深深的负担与阴影。
等到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王力、关锋和戚本禹就先后进了监狱。学部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成立了学部红卫兵联队、学部红卫兵总队和革命大批判指挥部三派。总队率先垮台，联队由于与王、关、戚三个人紧密关联，随着他们的倒台全军覆没，负责人系数被捕。革命大批判指挥部在军宣队、工宣队入驻后也烟消云散。然后是“清理阶级队伍”、然后是抓“五一六”反革命分子、然后是…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文化大革命初期的风云人物都被狠狠整治，到头来几乎一大半人都有被关起来的经历。一个小小的近代史所，文化大革命期间时不时传来死亡的消息。有被折腾病死的，更多是非正常死亡。如今最著名的，就是以叛国罪名义被处决的沈元。沈元学长1955年以全国高考文史类第一名的成绩入北大历史系，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后，写出郭沫若自认写不出来的《【急就篇】研究》。1963年黎澍调他到近代史所，对他很爱护。到文革中黎澍被批斗，沈元也被揪出陪斗。他和一位美丽并有思想，在当时就敢于说出戴高帽、挂牌子是希特勒迫害犹太人的做法的表妹结婚，却被扫地出门，连栖身之地都没有，最后铤而走险，涂黑色鞋油冒充黑人闯入马里驻中国大使馆申请政治避难，被立马交还。沈元在1970年4月18日被枪毙，年仅32岁。
早在七十年代初，我就听说了沈元一案。应该是听黎澍讲的，那是他一生中很痛心的意见事情。不过谁也不敢质疑“叛国罪”这样巨大的罪名，仅仅能私下里表示一点惋惜。学部在七十年代还曾经有一位青年研究人员被枪毙，是因为他杀了自己的妻子。于是在那个年代，沈元会被和一个杀人犯一道提起。据记载，沈元的母亲非常坚强，直到1980年收到了一纸平反书，才大放悲声，说她要的是活人，不是一张纸。
三
世纪末的一个聚会上，遇见一位微胖和蔼的中年女性，一说话才知道原来她就是大名鼎鼎的王友琴学姐，她当时就已经致力于收集文革个案史料，写出的文章让人触目惊心。那天并不是一个适合谈论苦难历史的场合，晴朗的天空和美食更适合现在进行时的社交。酒足饭饱以后回到家，打开电脑去她的网站，读她收集的一个一个受难者的记录，感觉不知道是此刻温暖的夜晚还是那些残酷的场景更接近人生的真实。
王友琴之所以广为人知，是因为她是最早详细报道北京师范大学附属女子中学副校长兼党支部书记卞仲耘 1966年8月5日被学生打死的学者。我以前就提到过卞仲耘的丈夫王晶垚先生是父亲的同事，他在文革中大约是1969年，曾经到我家叙述这一惨剧，我第一次见到一个中年男人痛哭流涕。
这些遥远的记忆我并不会经常想起，但我知道它们一直在那里。离开象牙塔之后，我不再有条件研究历史，兴趣也飘移向别处，但每一看到有关学部的文革回忆或者是有关文革里死去的普通人的记录，我会一字不漏地阅读。经过多年的史学训练，我明白追溯历史是为了叙述真相，而不是做出判断，并且需努力超越个人经历与感情的影响，这一点尤其不是容易的事。
然而我读王友琴的文章，时常有深深的刺痛感。她记录的死者大多是普通人，教师、市民、出身不好的人，而且很多是女性。他们或者原本就已经是“地富反坏右”的种姓，被打入社会另册，或者由于种种前定乃至偶然的原因，被革命大潮的铁拳粉碎。我也见过或者听说过不少家的老人，原本出身富裕，晚年投奔子女，文革中却被打成地主、地主婆等驱逐回原籍，在贫困病痛中死去。文化大革命无疑是一场大多数人都卷入的大剧，但是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仿佛30年代德国治下的犹太人，只有受害的份儿。近年有时会看到一种说法，那些半个世纪前相当活跃的加害者，本人往往也是受害者。这种加害者也是受害者的说法，看似公允练达，实则逻辑可疑。把几乎所有人都说成受害者的背后，是责任的开脱。
八十五岁病床上的戚本禹，看上去仅仅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任何一个人的去世总是令人哀悼的。据说他留下了一本回忆录，据说他坚持自己的观点，拒绝许多人期待的反思与忏悔，这也在意料之中。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遗忘似乎比追寻历史的足迹走得更快。近日发表的一些文章，或者把他描写成一个坚定的革命者，或者用看上去中立的语言叙述他的生平，避而不谈他在历史上发挥的功用。古人云生死亦大矣，然而毕竟不应该因此就把一个鹰犬也说成是受难者，死在2016年的人和死在1966年夏天的人是无法等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