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青团中央日前公然大张旗鼓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其实是忽悠人们再次上山下乡，投身乡村的振兴的建设。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而且要再次以农村为根据地，从农村包围城市的土办法战胜美国，打败川普发动的贸易进攻。
中共打算在3年内多于1000万人次的大中专学生志愿下乡。一石激起千层浪，此举极为反常。引发中国民众的大力反弹，广大人民浮想联翩，回忆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当年造成的灾难性后果。中共的一贯方式是愚民政策，要广大青年听党话、跟党走不管党说的话对不对，如果不执行，就要戴一顶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这次上山下乡的内斗可能还涉及到王沪宁和李克强两条路线的激烈搏斗。一个要搞上山下乡，回到四十年前；另一个宣布国务院的更加开放，有利于经济发展。尽管两个政策在发展经济上有相通的地方，因为目前就业困难，城市发展出现瓶颈，表明中共在艰难的经济和政局状态下已经无可奈何之下的权宜之计。但是中国的农村已经失去发展的土壤和动力，农村的根本改革和土地所有权必须彻底动手术，靠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已经没有当年那种必要性和作用了。
1968年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上山下乡运动”因此大规模展开。文化大革命期间被下放的知青达1660多万人，有人说习近平是从上山下乡中得到红利，所以他要再次掀起知青下乡的新高潮。
其实，现在的中国农村已经今不如昔，年轻人都离乡背井，到全国各个大城市打工去了，剩下的是老弱病残。哪里还有什么建设的希望了？下放1千万知青去乡村究竟有何公干？家长担心也油然而生，如果国家像文革那样，逼迫孩子下乡怎么办对付？不过中国人发明创造力不够，应付政府还是有一定的土办法的！
让我具体分析一下，现在下乡干什么？最多可能就是到县城一级差不多，派去当个七品芝麻官，然后再升迁回城，即新一代的下乡镀金的开始，可能是劳民伤财，达不到既定目的。其实当年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也是胡诌，农民的知识水平和政治觉悟均达不到知青的平均水平。所以知识青年是去受苦，炼其筋骨，磨其肌肤。
其实中共这一招可能也是困兽犹斗的办法。在经济下行压力下，企图冲开一条血路。思路来自于去年北京大学党委常务副书记于鸿君的试想：“新时期上山下乡工程”。当时出于分配工作难搞，就业压力大。他提出在每年800万大学毕业生中派200万名生到农村担任教师、医护人员、农业技术员、公共服务人员和“村官”；也可从事农业产业化企业工作。
文革前后的知识青年下乡早已被历史证明是错误的，主要是耽误了一代人的青春岁月。更加严重的是迟缓了中国的经济和科学发展。否则中国可能已经是大哥了。但是不知何故，2019年1月胡锦涛儿子胡海峰在《今日浙江》刊文，呼吁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发展。
平心而论，自发的局部范围的上山下乡不一定完全是坏事。大学毕业分配时永远需要发配一部分人到边疆和遥远的乡村。但是大规模的知青下乡运动必定要失败，是谋财害命的短思考。现在人民已经很清醒，不能像当年文革一样，把人员绑架到农村。但是中共可以略施小计，用甜言蜜语骗你去。其实年轻人即使去了农村，也无能为力了。现在的中国农村空心化严重，健壮的劳动力已经流向了城市，剩下一些老弱病残之人，已经没有建设的必要了。
既然上山下乡是得不偿失的运动，但是毛泽东当年还要让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真正原因是什么？毛泽东是一个乌托邦一样的分子，一个诗人，具有革命的浪漫主义情怀。他办事没有谱，没有理论依据，凭借想像力办事，不知道有没有效果。
但是毛泽东为什么不让知识青年在工厂里接受最先进的工人阶级的再教育，而一定要让“次先进”的贫下中农承担重任呢？“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中国成立的时间很短，还不可能马上就完全解决城市中的就业问题。……家在城市的中、小学毕业生中有一部分人目前的就业是有一定的困难的。”是解决就业问题的既定政策。
解放初期，毛泽东谈到中学生和高小毕业生参加农业合作化的工作。他说：“一切可能到农村中去工作的知识分子，应当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我赶集的马路上到处是那些标语。早在1957年4月8日，刘少奇也遥相呼应，撰写《人民日报》社论《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也指出：“最能容纳人的地方是农村，容纳人最多的方面是农业。所以从事农业是今后安排中学毕业生的主要方向和主要就业途径。”谭震林在1965年提出一个15年计划，准备在1965到1980年之间下放1100 万到1200万知青。所以早在文革开始以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已经成为中国的既定经济政策。
虽然上当受骗的人多，但是大家还是有抵住情绪。于是官方开始玩起骗人的鬼把戏，借助文革的极左思潮，为其加上浓厚的政治色彩。鼓吹知青上山下乡是“一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对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必将产生深远影响。”文革中对毛泽东狂热的个人崇拜更是被用来推行上山下乡政策。
但是，一旦毛泽东平息了红卫兵运动，解决了城市人口问题，也就不再考虑这些知青的前途和命运了。他以后再也没有对知青问题发表过任何具体指示。后来毛泽东(1973年)给知青家长李庆霖的覆信显示，他十分清楚上山下乡问题重重。但是他只模糊地说要“统筹解决”。临死之前的1976年，毛泽东对知青问题还做过一次模糊的批示说：“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毛泽东对解决下乡知青问题既没有成熟的想法，也拿不出具体的解决办法。
文革结束后，1977年召开的中共十一大仍然强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工作，必须坚决贯彻执行。”不过，重新执政的元老派官员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78年3月，邓小平在内部谈话时表示，国家花了大笔资金，却买了四个不满意，就是知青不满意，家长不满意，农民不满意，政府也不满意。1978年7月3日，胡耀邦在和国务院知青办负责人谈话时说：上山下乡这条路走不通了。1978年12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终于提出“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人数将逐步减少”，对城市中学毕业生的安排原则加上了“城市安排”这一条。
此举让700多万在农村的知青闻风而动。从1978年底开始，中国一些地方出现知青游行、请愿等活动，要求回城。云南几个农场的5万知青发动请愿游行和罢工，79年1月，孟岗农场上万名知青罢工，发出“不回城，毋宁死”的口号，上千名知青展开绝食抗争。79年2月，中国官方终于承认在云南的知青有资格回城。不到三个月，十几万知青离开云南。全国各地纷纷跟进。到1981年，已经有600多万知青回城。在云南的知青的抗争促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停摆。
历时12年文革中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是一场浩劫，毁灭了一代人的梦想。先后有一千多万知青上山下乡，占当时中国城镇人口的十分之一以上，波及当时中国城镇大约一半的家庭。绝大多数知青耽误了学业和事业，失去了最佳竞争年华。上山下乡运动毁了他们的一生，中国在二十世纪后期科技和学术人员断代，也是知青上山下乡的恶果之一。无独有偶，现在再次提出一千万上山下乡，岂不是文革再来，大运动重演？
当然，也有一些知青认为，那段艰辛的经历磨炼了自己，是人生中难得的财富。有些知青当时也是苦中有乐。章明回忆道：“内蒙除夕的时候怎么过春节呢，我们叫串包。各家各户家主人都准备一些月饼啊，一些果子啊，然后几个牧民或者知青，大家相约，挨着包骑着马串，大家互相问候，然后就吃，每一家只能吃一点。牧民呢，他们喝酒以后，大家伙唱着歌，(唱)敬爱的毛主席，敬爱的毛主席，当时觉得这个很开心。”
为村里接生了七十多个孩子的赤脚医生，天津知青杨扬在离开农村的时候还有些恋恋不舍。杨扬吐槽：“农民对你的那个感情啊，确实特别深。我走的那天有几十个母亲抱着她们的孩子站在我们那个主要的街上送我，因为这些孩子都是我接生的。我倒不是说我不愿意离开那个地方。我就觉得我为这个地方付出得太多了。5年的青春啊，都洒在这个地方了。”
当时我还小，能够观看知识青年组成的文艺宣传队演出就十分高兴了。所以，上山下乡的青年对于提高农村的文化生活水平起到了积极的意义。不过那时候，农民守在农村务农，现在农民不务正业，哪里去接受再教育呢？
综上所述，大规模的上山下乡一定搞不得，也注定要失败。事实证明文革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上山下乡充当了打手。任何国家行为的大规模运动都会把国家再次拖下水，拖向另一个灾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