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巧遇 （文革乡间纪事之十一）
大约十五年前，我到纽约总领馆参加一个座谈会。出席座谈会的以纽新康地区教育学术科技界华人华裔为主。
中场休息时我和邻座的华人学者闲聊了起来。
这位我一看就推断是来自江南的文质彬彬教授却操着一口京腔，并言及他祖上是河北唐山人。我一下子就兴趣上来了，赶紧继续深问起来。当得知他祖父的名字和贯籍时，我说“我知道了，您祖父的故居离我们家有二三百米吧。我们两家是世交，我小时候经常听到我祖父讲起您祖父。您祖父王国香先生是北京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写过一本《王氏代数》，在1928年蒋介石北伐成功后还当过一段时间的县党部主任”。
王教授愣住了，“这也太巧了！关于我们家，你比我知道的还清楚！”。
我说“是啊，北伐成功后第一次选举，有人赂选，两个村子起争端。我在北京（铁路局当官的）曾祖父还委托您祖父过问此事。您祖父还训斥赂选的人，‘你们这些土豪劣绅！’”。
我说“是啊，我还知道您父亲、二叔、三叔、四叔，都是大学毕业、都是大干部哇！我还见过你祖母呢，那是文革初期，我还很小。”
王教授在一个著名的大学从事生物医学研究。他母亲是苏州人，所以身体颀长的他更像江南人。
在不久以后的一次总领馆大型活动中又遇见了他和他夫人，来自南方的教授夫人半嗔半怨地说，“他现在对家谱什么的感兴趣，一看就是老了”。
再以后，我委托／烦请政协的人把他的祖居拍了一些照片发给了他。
现在，我到了这个王教授那时的年龄，我也是对老事情更感兴趣。家里领导也对此嗤之以鼻，“我奶奶都103了，也没有……”。
与其说我对老事情感兴趣，还不如说这是我对我小时候有趣事情的回忆。
1967年冬天的一天上午，天色阴沉，奶奶抱着3岁多的我，走路去邻村王庄看望我刚生下小表弟的二姑。
从我们家出发，这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到达王庄的村东入口。
王庄从东面算起，街北第二家、有着高大、简单、古朴的二门的院落就是原来的王国香家，也就是王教授的父亲、叔叔们、姑姑们的出生地。
最近晨练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一个镇子、一个村落，往往是豪宅都是建在村镇的外围。比如这个王家、我们家、我姥姥家、我三大伯家。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对那些后起之秀后发之家，买块耕地或荒地建房子总比买下几家老宅子拆除后再建房子要合适的多。
不知怎么的了，当奶奶抱住我已经走在王庄由东向西的长街上时，反正我是不高兴了，我哭了起来。现在想来，可能是因为冷。要说奶奶一路一直抱着我，这是我平时求之不得的，不可能有其他原因引起我哭。
我是哭的一脸鼻涕一脸泪的。奶奶有些急了，就胡乱擦着我的脸。
奶奶越擦我越哭。
为什么？
因为奶奶弄疼了我的崩瓷儿脸。
就农村小孩子的脸，当时我们家有两个词经常用得着。一个叫崩瓷儿脸，一个叫扑提儿（蝴蝶）。
崩瓷脸，是形容在冬季干燥低温下，小孩子娇嫩的小脸蛋儿上以鼻子两侧的左右脸颊为中心长出来很多相互交叉的细小裂纹，裂纹甚至有可能有微量渗血，而整个脸蛋儿又是红彤彤的。
我们北方农村的小孩子，那时候屋里屋外都冷，几乎没有不是崩瓷儿脸的。
至于“扑提儿”，指的是小孩子流出来了鼻涕，就自己用袄袖子一抹，久而久之，在左右脸颊就形成了一层干燥了的薄层，左右对称就像蝴蝶的一对翅膀。在我们那里，蝴蝶被叫做“花扑提儿”。
现在的我经常在国内到处跑，有时候就会见到一些住在城中村的孩子。仍然是穿着开裆裤、崩瓷脸、扑提儿、一脸土色，这是四大特征。这应该是到城里来做些小买卖的农民的孩子。这让我想到自己的贫苦肮脏丑陋尴尬的童年。一遇见这样的小孩子的状态，我是既同情又厌恶，我都会想到“你爹妈咋混的？就是光为了赚钱也不能还让你过着这样的童年生活。我小时候都这样，可是现在小孩子你周围的大多数小孩子们应该不是这样。你若稍微乖觉些，是不是比我小时候还痛苦。唉！还真不如让人给拐卖了，兴许还能碰上个好人家”。
话说我奶奶边迈动小脚（半大解放脚）向我二姑家走着，边哄着哭叫不停的我。
哭着哭着，透过婆娑的泪眼，我看到一个老爷子正站在自己家临街大门外面。
这个老爷子，一脸白胡茬子，戴着个黑棉布帽子，穿着一条黑棉裤，下面用一个黑布条把裤脚扎起来了。最引我注意的是，他穿着一个破棉袄。
要说这个破棉袄，比样板戏革命现代舞剧《白毛女》中杨白劳的破棉袄可是破多了！
杨白劳的破棉袄有两三个地方露着棉花套子（破棉絮），这个老爷子的破棉袄有至少10处露着棉花套子。我从来没有见过穿这么破的破棉袄的人！
老爷子的破棉袄转移了我的注意力，我慢慢的就止住了哭声，就瞪着黑眼珠一眼不眨地望着他的破棉袄。
走近到一定距离了，我奶奶正式地和他打招呼，“大表姐夫这是干啥的了？”
老爷子回答说“闲呆着呗”。
说着说着就走到了他近前。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奶奶疾步走到他跟前，抽手就从他身上的破棉袄露出的棉花套子上揪下来一块给我擦鼻涕。
老爷子被揪了个措手不及，嘴里嘟囔着“你这是干啥？”。
我奶奶用揪到手的那块破棉絮麻利地给我擦了鼻涕，顺手扔掉了破棉絮，抽手又揪了块棉花套子。老爷子见势不好就急步向西走开，我奶奶就作势追他。
试想想，一个五十多岁的小脚老太太（那时候的55岁的人看起来和现在70岁的差不多）用滑稽的身姿猛追着一个穿到处露棉花套子的破棉袄的老爷子在空旷的大街上跑，这是什么样的场景？
所以，我破涕为笑，笑得咯咯的、嘎嘎的、哈哈的，笑得又流出来更多的鼻涕，笑得鼻涕冒泡。
这件事，50多年来让我回忆过50多次，笑过50多次。
可是语言是贫乏的，博客文写不出来我过去和现在心中泛起的笑意来。
这个穿破棉袄的老爷子，叫王国珍。
王国珍，是王国香的堂弟，他仍然是住在他们王家靠村中心的老宅子里。
王国珍在解放前有个好有趣的故事。算了，不再走题。
抱着嘻哈大笑不止的我，奶奶就到了二姑家。看了二姑和新出生的小表弟，聊了一会儿天，就背着我回家了。回来的路上，奶奶一边背着一边给我唱着儿歌，“月婆婆，晒箩箩，晒到黑，老猴背，……”。
这是我第一次有印象见到新生儿，觉得刚生下来的小孩子好丑啊，鼻子眼睛嘴都挤到一块儿去了。我自己的妹妹弟弟出生时我还不记事儿。
转眼，小表弟就满100天了。
按我老家的风俗，要庆祝一下，叫“过百岁”，吃“艾楞”。
我和老叔被邀去吃艾楞。“艾楞”，就是俗称的“驴打滚儿”，用黏高粱米磨面蒸成年糕形式，再用擀面杖在豆面、芝麻面和糖末中擀成薄片后再卷起来咬着吃，又黏又甜又香。对小孩子，这当然是美食。
我二姑的婆家是解放前刚刚发家的暴发户，她的公公买下了破落地主赵二少的大宅院后才一两年就土改了，成分就被划成了富农，他们家房子的西半截就被分给了一家姓田的贫农。
我和老叔走上二姑家富丽堂皇的二门门洞时，坐在二门门槛上的田家老娘子（老太太）还和我们打招呼。我老叔还叫了她一声大妈算打招呼。
当时我二姑的公公婆婆住在东正房，二姑一家大小五口是住在前院东厢房的北屋。
我和老叔一进东厢房的堂屋，就看到了一个老娘子坐在南屋的灶坑边烧火做饭。
这个老娘子可是不一样！
首先，我看到她特别的胖，又白又胖。
那时候农村见不到胖老太太。像我奶奶、我姥姥都是瘦的皮包骨型的，大腿小腿都瘦的像麻杆似的，胳膊和手臂除了骨头、耷拉着的皮儿就是爆着的青筋。大夏天里，有些不太讲究的老娘子们，就脱光了上衣在树荫下乘凉，前胸和后背，除了干瘪耷拉下来的皮，真的是看不出来什么区别。
而这个老娘子，却是比较胖，脸上的肉很丰满，连手心手背都是圆乎乎的。
这老娘子头发是完全白了的，梳的溜光在后面盘成一个篹儿。比头发还白的是老娘子的皮肤。我奶奶我姥姥的皮肤的白是没有血色的苍白，而老太太的白是粉白，白里透着红、透着血旺、透着富态。
其实在上午，朝西的东厢房屋里面并不是很亮堂。我老叔乍一见到这个从来没有见过面的老娘子就愣了一下。这老娘子抬头冲我老叔和善地微笑了一下。
老叔带我走进北屋。二姑父说“这是王国香家，这都40多年了，老娘子还一个人从北京（被）赶回来的。他们家的房子早就给平分了，队里让先住在我们家。她可是有五个儿子俩闺女啊，都是在北京做大事儿的呀，唉！”。二姑接一句说“老娘子人挺好的，一点儿也不讨人嫌”。
这个老娘子，就是我在纽约总领馆巧遇的王教授的奶奶啦。
到中午吃艾楞时，我二姑父要先把一块艾楞贴在小表弟的囟脑门上。囟脑门上的头发，我们那里叫天毛儿。不知道这是什么规矩，让不到四岁的我觉得好玩又好笑。
二姑父给田家老娘子了一块艾楞，田老娘子拍打拍打手就拿着咬着吃起来，就站在当院里。
当二姑父端着艾楞送给这个北京来的王老娘子时，她先是连声感谢着，然后好像一下子就变出来一个碟子似的接了过去。她用一把小刀把艾楞切成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用筷子夹着吃。她吃得时候是抿着嘴嚼的，不再说话。
而我，就跑到里屋，就趴在炕沿上，吃起我老叔在一个碗里为我夹成小块儿的艾楞。记得那天我吃了好多，让老叔直笑话我馋、没出息。
这个北京来的老娘子，在我二姑家住了有一年多。再后来，她的本家堂侄子、就是王国珍的小儿子，把她送回了北京。
这个老娘子算是比较幸运吧。她没有像我的一个五服上的堂奶奶那样被遣送回家，要一直带着个黑胳膊箍；也没有像我家隔着一家的东邻家老娘子那样被从她在北京市邮电局当官儿的的大儿子哪里赶回家，７０多岁了没牙的老娘子还被剃着个阴阳头。
老太太有５个儿子、２个女儿，差不多都是大学毕业，老大是铁道部副总工程师、老二当过某重点大学的校长兼党委书记。
这些后来的事情，王教授和我谈过。今年清明节前夕，我去拜访一个世交、年近九旬的张老先生，进一步得到证实。抗日战争胜利后，张先生去北京见父亲就是先住我家姻亲史家、再住在王国香家。张先生的父亲，是台湾时期的国民党经济部常务次长，其继母就是延安时期大名鼎鼎的吴莉莉（吴光伟、吴宣晨）。
现在是春季，赏着花同时还要忍受着花粉过敏的痛苦。早晨一起来就是喷嚏连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这不禁让我想到了我奶奶，想到了我３岁多的时候她追着揪人棉花套子给我擦丑鼻涕。
阿嚏，阿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