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人民日报》写内参的经历
－－作者：金凤
记者除写公开报道，还有写“内参”（或“内部情况”）的任务。“内参”有时能起到比公开报道更好的效果。但写“内参”有一定风险，“内参”往往反映工作中的缺点和问题，容易得罪领导。以往年代，政治运动频繁。“运动”一来，记者写的“内参”常常成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不少记者因此被打成“右派”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如新华社有七位分社社长因写“内参”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我在《人民日报》社当记者多年，也写了一些“内参”，付出了惨重代价。
写“内参”反映“大跃进”中的浮夸风
1958年初，中央在南宁召开会议，毛泽东讲了“破除迷信、敢想敢干”的重要讲话，批评了周恩来、陈云同志1957年“反冒进”是犯了“右倾”错误，“离右派只有50米了！”各地闻风而动，吹起“大跃进”的号角，在全国刮起浮夸风。
1958年《人民日报》撤销各省记者站，我到农村部当评论员，有时也下乡做点调查研究。全国第一颗“高产卫星”是河南省辉县?岈山乡上万亩小麦“亩产小麦3000多斤”，《人民日报》发在一版头条。我多年跑农村，知道全国小麦最高产量是青海一块几亩大的“试验田”，亩产不到3000斤。怎么可能上万亩土地平均亩产3000斤呢？我表示怀疑，立刻有人劝我：“小心，别当观潮派！”
我不服气，自告奋勇下乡调查。这年七八月间，冒着酷暑来到河北省定县。定县有位全国农业劳模马宝山，我认识。他见到我，神秘地对我说，要让我看看他将要放的“白薯卫星”。
只见一亩地面积，往下深挖15丈，堆满小白薯。往上堆起15丈的小土山，里面也统统是小白薯，这就是他要放的“亩产白薯100万斤”的“高产卫星”。估计他实际上也填充了十几万斤小白薯！
我吃惊地说：“这就是你所说的特大卫星？这不是明明白白的弄虚作假吗？”马宝山不高兴了，拉长了脸：“人家能将十几亩的水稻并在一起，我为啥不能将白薯堆成小山？！”
我说：“老马呀，你昏了头了，这样做有啥好处？你是让人家参观，让记者来拍照，替你宣传吧。我告诉你，我决不写一个字。”两人不欢而散，我马上坐车回北京，写了一个“内部情况”，被领导扣下了。他说：“你这是给群众运动泼冷水。到时候要倒霉的。”他这是好心保护我，他有充分的经验。我说：“明明是弄虚作假，这叫什么‘放卫星’啊？”他苦笑着说：“这是‘大跃进’的浪潮，势不可挡。我们不报道也就算了，说他弄虚作假，有人会不高兴的。”
过些日子，报上又登出河南鲁山县大炼钢铁、大放钢铁“卫星”的消息，农村部让我去采访。
记得是9月下旬到了鲁山，县委书记热情地接待我，说全县正做准备，准备10月1日放一颗“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向党中央、国务院报喜。我去过鞍山钢铁公司，这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基地，有二十万职工（鲁山县只有15万人，绝大部分是农民），全年钢铁产量300万吨，还不到一天一万吨。小小的农业县鲁山，要放“日产一万吨钢铁”的“卫星”，岂非天方夜谭？
我到了鲁山县的一个公社，只见公社书记头上扎了块白毛巾，正头疼。他愁眉苦脸地对我说：“老王同志，县里布置要我10月1日放‘2000吨钢铁卫星’，我愁得生病了。别说2000吨，我200吨也放不出来呀！”他陪我到了炼铁工地，只见用泥土垒成的小土炉，炉火熊熊，烧的是山上砍来的木材，炉中原料是各家各户收来的废铁器加焦炭，炼出来的是“烧结铁”，还不如原来的废铁。有的炉直接炼矿石，炼出的是比烧结铁还差的“铁疙瘩”。许多农民背着矿石疲倦地走来，有的走着、走着在山路上睡着了。我看了堆在一起的矿石，估计也不过几十吨。我问农民：“你们知道一吨是多少斤？”他们回答：“估摸是一斤吧。”真是可笑，连一吨是多少也不知道，怎能大炼钢铁？国务院工业部有一位女干部也来到鲁山，我们一起数了数土高炉，有二三十个吧。估计连200吨也炼不出来，何况炼出的是废品“烧结铁”！她说，她回北京要向工业部长高扬同志汇报，她希望我也写个“内参”，证实她的汇报。
我回县委招待所马上写了个“内参”，寄给《人民日报》工商部主任张沛同志，请他转给国务院工业部长高扬同志。后来听说，毛主席认为高扬同志“右倾”，一气之下撤销了工业部。在此以前，他已撤销了邓子恢当部长的中央农村部。我这“内参”估计命运不佳，说不定当了高扬同志“右倾”的“罪证”！
写“内参”揭露河北省假劳模
1964年夏天，我到了河北省当时的省会天津。省委宣传部长翟向东同志向我推荐了一个“河北遵化县西下营大队3000亩亩产粮食600斤”的高产典型。当时河北农田一般亩产二三百斤，亩产600斤算得高产了。他又介绍西下营党支部书记王佐民是全国农业劳模和复员军人模范，希望我能报道王佐民。
冒着7月酷暑，我赶到遵化县西下营大队，见到王佐民。他三十多岁，看上去很干练，也善谈。当时，林彪正推动全军和全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语录已印了上亿册。王佐民告诉我，他正是通过组织村民和民兵学习主席著作，用“愚公移山”的精神改造低产田而获得亩产粮食600斤的成绩。他安排我住在一名军属家里，又派来一名背着照相机的宣传员陪我采访。照相机在今天中国已很普遍，在60年代农村，可是个稀罕物。小伙子带我看了展览室。墙上几百幅照片都是王佐民的工作照：他正在学《毛选》，他带领支部学《毛选》，他带领全村农民学《毛选》，他带领社员深翻土地、密植，他上天津、北京开会，戴大红花当劳模等等，全是小伙子的“杰作”。他又抱来两大本剪报，全是宣传王佐民的。这么突出地宣传自己的劳模，我还是第一次看到，不免对他心生疑虑。
王佐民陪我看庄稼。我们沿着公路，看了几块玉米地，确实长得不错。他说，至少可打600斤。我请他回大队，让我自己随便看看，他不高兴地走了。我离开公路，转入田间小道，面前大片玉米长得稀稀拉拉，每亩大约只能打二三百斤。这样看来，全大队3000亩地怎能亩产600斤呢？
我在社员家吃派饭，一天换一家，问了好几家社员，去年庄稼收多少？亩产多少？他们齐声回答：不清楚，问王书记去！
社员吃的并不好，每天两稀一干，喝玉米糊糊和吃玉米饼。孩子都长得瘦瘦的，三顿菜都是咸菜加大葱，这不像亩产600斤的生活水平。
我问六十多岁的房东大娘，更问不出什么。我只好用老办法了。我让老会计把1957年建社到1963年的账本统统给我找来。老会计抱来二十几本。1957年西下营大队由十几个高级社合并而成，要从高级社查起，相当费事。我不会打算盘，当时又无计算器，只好用笔算，一连算了两天，算得我头昏脑涨。
两天后，发现问题了。原来1957年西下营大队的粮食总产量，竟超过1963年好几万斤！可是，1957年亩产只有300斤，1963年怎么变成600斤呢？真是怪事，除非耕地面积缩小了。
我算了兴修水利和社员建房面积，只少了一二百亩。总耕地面积和1957年差不多，为何总产量少了，亩产却增加了一倍？这是不可能的！
我明白了，王佐民用的是少报耕地面积，增加单位面积产量的办法。那么，他少报多少呢？总耕地4000多亩，他竟敢少报2000亩！这样，2000亩耕地亩产从300斤跃升到600斤！反正，上级谁也不会核查大队总耕地面积，也不会核查1957年和1963年的总产量，要的就是亩产，比的也是亩产。
我到王佐民家中去了。他不住在村里，单独一家住在村外。这是一座灰色围墙围起的院落，孤单单矗立在田野间，引人注目。进了围墙，是一亩大面积的院子，种了豆角、西红柿、洋白菜等等，还种了半亩玉米，当中还打了口洋井。整整齐齐五间双砖落地大瓦房。王佐民不在家，他媳妇出来招待。只见她上身穿了件格子纺绸衬衫，下身穿一条黑纺绸裤。这种打扮，农村少见，倒像解放前的“少奶奶”。她又是让座，又是敬茶，很会应酬。我见她手上和王佐民一样，戴着块梅花牌手表，这在农村妇女中也少见。屋中还有位十八九岁青年姑娘，抱着个两三岁的孩子，另一个六七岁孩子在地上玩。
我对她说：“你有两个孩子，又要做饭、种自留地，怕是不能出工啦。”她笑容满面，得意地说：“从打嫁过来，我没下过地。自留地也是社员帮着种的。佐民不让我下地。生了两个孩子，家务更忙。这不，小的孩子还靠这姑娘帮忙。”她用手一指：“这是大队出纳，每天过来帮我照看孩子。快过来见见记者，可是从北京来的大记者哟。”
姑娘脸红了，朝我点点头，慌慌张张抱着孩子出去了。我打量一下房子，很新，问她：“这房子啥时盖的呀？”
“盖了不到三年，不怕你见笑，土里土气，离村又远，不大方便。”
我算了一下，大约是1961年盖的，那可是三年困难时期。
我回到住地，上房东大娘屋去了，我说：“我到王书记家去了，五间大瓦房，加上自留地，一亩多吧，比一般社员自留地大多了。房子好气派呀。”
房东大娘重重叹了口气说：“可不是好气派，原来还要气派。房子和围墙，全抹上红色，远远望去，就像座庙。听说上级来了，说太显眼，这才改成灰色。”
“盖这房，花费不小吧，又是三年困难时期。”
大娘又重重叹了口气：“那阵子还吃食堂，都吃不饱。大伙还得去帮着盖房，老婆子我还去搬过砖。听说，这盖房的钱”，她猛地停住：“哎呀，可不敢瞎说。”
我看她有顾虑，耐心开导她：“大娘，我在这屋也住了好几天了，你还信不过我？”
“是呀，是呀”，大娘忙说：“老王同志，大娘我自然信得过你。看你大热天老远从京城来到这里，住到我家，只喝我老婆子一口水。可你早上帮我扫院子，又帮我挑满一缸水。白天忙一天，晚上熬夜帮我们查账。你为啥呀，不就为我们社员好吗！大娘我信得过你。”
我趁热打铁问：“大娘，您说说，王书记这盖房的钱，从哪里来的？那时一天挣10工分，也不过几毛钱吧。”
大娘又叹气，低声说：“听说，听说，他是挪用了上级给我们修水利时让社员搬家时的补助款。还有，发给困难户的救济款。我是听老会计说的，他是我家表叔。”
我听得生气，不由大声说：“那社员为啥不上公社、上县里告他？”
大娘见我声音大了，她急了，忙摆手，低声说：“小声些，小声说。王书记成天上县里，上省里，还上北京开会哩，受表扬哩，是劳模哩，谁敢告他？不要命啦？”
我也重重叹了口气。
第二天，我对王佐民摊了牌。我要求他召开大队支委会。在支委会上，我说：“我查了你们大队从高级社到去年的账。发现你们大队1963年的粮食总产量比1957年还少几万斤。”
支委会惊呆了，王佐民也很吃惊，连忙说：“耕地少了嘛。”
“少多少亩？”我紧着问。王佐民慌了，吞吞吐吐地说：“可能少了几百亩吧。”
我笑笑说：“我查了账，1957年十几个高级社耕地总面积约4000亩，亩产300斤，总产量120万斤。1963年你们大队报粮食亩产600斤，但总产量只有110多万斤。除非，你们耕地少2000亩，只剩2000亩。亩产600斤，这总产才合得上110多万斤。这六七年，你们大队耕地竟少了一半吗？”
王佐民脸红了，口齿不清了：“这不可能，不可能！”
“账在那里呢，到底怎么回事，你自己清楚。”
王佐民站起来，急着说：“我找老会计查查，这些账，都是他做的。”
当天晚上，我写了“内参”，揭露王佐民采取少报耕地面积，提高单位面积产量的虚假手法，骗取亩产600斤（实际仍为亩产300斤）的劳模荣誉。他还侵吞了水利款、困难补助款盖房，又让出纳当他家保姆，让会计、出纳一人当，账目自然混乱不堪，随便捏造了。
报社登了我写的“内参”，将“内参”寄给中共河北省委。省委很重视，派出工作组，进驻西下营大队。情况比我反映的还严重，他还打击报复反映真实情况的社员，不让人家出工，一家人几乎饿死。王佐民被撤职，同时撤销劳模称号，把房屋退赔出来做了大队部。他和老婆都下地劳动了。不然，他家吃什么呢？
“文革”中写了三份“内参”，惨遭坐牢五年之灾
写“内参”如只涉及基层，问题不大。如果涉及省以上，便有很大麻烦。
“文革”中我写了三份涉及中央文革和空军的“内参”，竟坐牢五年之久。
1967年1月，上海《解放日报》开始被“造反派”夺权。接着，在“中央文革”支持下，上海市委也被夺权。中央文革推波助澜，全国各省委、省政府及中央部委，除国防部和外交部外，统统被“造反派”夺权。从中央到各地党政部门都被夺权，工农业生产没人管了，全国经济几近瘫痪，形势十分严峻。
正是春耕时分，我到了京郊怀柔县。一位已靠边站主管农业的副县长来看我，自我介绍他爱人在《人民日报》群工部工作，他算《人民日报》家属，向我反映：“春耕季节快到了，从县委、公社到大队都被夺权。生产没人管，地种不了，今年老百姓吃什么？全国人民吃什么？”他忧心忡忡地说。
我问他：“有什么办法可以扭转这危险局势？”
他低声说：“我们几个副职，包括副县长、农业局、林业局、粮食局、水利局的副局长和供销社副主任，在一起商量，准备成立一个‘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抓全县的农业生产。同时，公社、大队也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组’，生产便可以一抓到底。可是，我们怕造反派说我们反夺权。老王同志，你看怎么办？”
我连忙说：“这主意太好了，造反派那里，我去说。”
我和刚成立的县革委会主任一说，他们同意了。马上解放一批副职干部，成立了全县“抓革命、促生产指挥部”和公社、大队一级的“抓革命、促生产小组”。怀柔的春耕生产自上而下有人抓了，春耕生产有序地开展起来。全县老百姓都很高兴。
我回到报社，写了“内参”，直报中央。周总理看到了，十分高兴，马上送毛主席。毛主席批示：“《人民日报》立即见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一版头条，发表了“怀柔县解放一批干部，成立‘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春耕生产顺利进行”的消息。用的是我写的“内参”原文，一字未改，连新闻导语也没有改。各地闻风而动，解放了一批干部，纷纷成立工、农、商业的“抓革命、促生产火线指挥部”，工农商业生产能正常进行，避免了经济崩溃的局面。
全国干部、群众都高兴，主持经济工作的周总理更高兴。一心搞乱天下、妄图乱中夺权的江青大不高兴了，指责总理“用生产压革命”。她追查这个鬼主意哪里来的，《人民日报》的消息是谁写的？姚文元说是报社记者王金凤写的“内参”，主席看了让《人民日报》发。江青大怒，记下了这笔账。
1967年2月，我到武汉采访。正赶上当地造反派驱赶大批工人、劳模、工会干部戴高帽子游街。我数了数，竟有6000多顶高帽子。最惨的是武汉重型机器厂的劳模马学礼，头上竟压了顶铁帽子。还有不少女工被剃了阴阳头，手里拿着稻草。“造反派”说她们上北京告状是保皇派想“捞根稻草”。一下火车便被揪来游街。六千顶高帽子游街真是浩浩荡荡、“蔚为壮观”，两旁有外国人在照相。
我看了气愤不过，提笔写了第二个“内参”，大意是“‘文化大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广大工人包括劳模竟遭高帽子游街，敌我不分！”
这一“内参”周总理也看到了，由“中央文革”下令，不准让工人、劳模再戴高帽子游街，还解放了大批工人和工会干部。
第二个“内参”也起了作用，我自问尽了中央党报记者的职责。
写第三份“内参”，大祸临头了！
1967年秋天，我到上海采访。上海解放了一批干部，我召开座谈会，编发了一个版。又专访了原杨浦区委书记、产业工人出身的张金标，写了长篇通讯，后来发表在《人民日报》一版。这时，驻上海的空四军宣传处长来看我，请我参加空四军召开的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当时，这样的会很多，很难见报，我不想去。不料，那位处长出语惊人，说他们学习主席著作有新发展：“要用毛泽东思想占领天空。”
我问：“什么意思？”
回答是：“我们要用主席语录指挥飞行（即指挥飞行和飞行员回答时，必须先讲一句语录）。”
我听了大吃一惊。当时打电话，有人先念一句语录，如“为人民服务”、“斗私批修”等，然后再讲电话内容。这已经耽误时间，如果指挥飞行，指挥员和飞行员都先念语录，再说飞行术语，飞机飞行速度极高，指挥术语一句很短，如加上语录，飞行员反应不过来，非出飞行事故不可，弄不好机毁人亡。我内心非常反感这种“极左”的做法，可又不能公开反对。只派了一名年轻记者去参加会议，也没写什么报道。
1968年1月，军委空军召开空军学习毛著积极分子会议，请《人民日报》记者参加。说参加者每人将发一套精装毛选和100个毛主席纪念章。我听了很生气。我知道当时有句话：“全国人民学解放军，解放军学空军”。其实，空军一直“很左”。他们动用大批国防器材铝甚至黄金、白银制作纪念章，有的纪念章比银元还大，有的人甚至把纪念章别在胸前的肉里……江青送几个芒果给空军，说是毛主席送的，有的政委头顶芒果，站在火车里几小时送到基层供起来，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我忍不住，提笔写了第三个“内参”，向中央反映空军学习主席著作庸俗化，竟要用语录指挥飞行，弄不好将发生重大事故；空军动用大量国防器材制作纪念章，不合勤俭建军原则；空军有骄、娇二气。
这个“内参”转到当时空军司令吴法宪手里。他向江青报告。江青在中央文革碰头会上大放厥词，胡说王金凤是上海、北平的地下党员，受到刘晓、刘仁领导。刘晓、刘仁是“叛徒”、“特务”，王金凤也是“中统”特务。她提出，要把金凤押送秦城监狱。敬爱的周总理保护了我，说“先审查审查吧”。于是，由陈伯达下令：“立即对王金凤监护审查。”1968年，把我押到北京卫戍区，和一些部长，如吴冷西、陶鲁茄、刘白羽等关在一起五年一个月。直到1973年6月，还是在周总理亲切关怀下，把我放回《人民日报》社恢复工作。
坐牢五年，关在单身牢房，与世隔绝，我的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更残酷的是，吴法宪下令，强迫我的丈夫赵宝桐（全国空军英雄）和我立即离婚，又逼赵宝桐重新结婚。赵宝桐顶了三年半，空军说他不重新结婚，便是“对王金凤有幻想，是立场问题。”赵宝桐生怕再顶下去，自己也可能被抓，则三个五岁、十岁、十一岁的孩子必然流离失所。无奈，他被迫于1971年12月和一名工厂技术员结婚。一年半后，我出狱了。
出狱后我面临家破人散的悲惨局面。我不甘心屈服，赵宝桐也不愿屈服。我们齐心协力，经过三年半艰苦复杂的斗争。1976年10月，“四人帮”垮台。12月26日，锦州法院判赵宝桐和那名技术员离婚。同日，北京法院判赵宝桐和我复婚。
为写“内参”，我坐牢、离婚、复婚，付出整整八年时间。人生能有几个八年？！当然，“文革”十年，国家和人民付出惨重代价，知识分子、干部受迫害的数以百万计，我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不幸者，总算保住了生命和家庭，也算侥幸了。
（作者金凤：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
转自《共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