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民国”(4)

海纳百川,取他人长高求成长;
刚自无欲,走自已道尔符正道。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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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阪民国”(4)
 
  安倍晋三政权面临四大内外交困的政治问题让他头痛。但正因为有还些问题,却又促进、增强他执政党的凝聚力。
  精读《三国志》你就知道为什么诸葛亮要在计谋中放曹操一条性命。如果当时北方没有曹操这样的文化人枭雄统领收拢一盘散沙的混乱局面,“恢复汉业”就越无法可待了。权衡利弊让关羽放走曹操实属上策中的上策。
  诸葛亮的“空城计”之所以成功,完全是司马懿报保身哲学使然。天下马上要统一了,曹家愈益信心倍满,没有西南刘家军的不时“祈山来袭”曹家早就收拾司马家如割韮菜一般。狡免死走狗烹,曹丕也是知道汉高祖是如何“处置”韩信等功臣的。
  有孔明这样的对手,司马懿总比对付魏延等轻量级、但会挺而走险的人物来好得多。
  派遣一个“侦查排”进城就会献上孔明首级的事,司马懿不是不知道,为了大事成全诸葛也。
  就象在西安的捉蒋,取其首级太轻松了,但那样,今天的中国不知军阀混战多少年,抗战更是群龙无首……。
  今天的安倍晋三面临困境
  一是冲绳岛美国基地问是,想到过去的独立的琉球王国;
  二是大阪真要独立“大阪民国”并不是不可能;
  三是“石破”天惊地闹对立。
  四是在京都执政党的自民党每次大选得票率最低(较之其它都道府县),死对头的日本共产党的得票率最高(同上)。
 
  唯一出路是为“修宪”不遣余力。以上四困境給安倍晋三提供了日本史上最長首相任期的可能性。
 
  (略)…

  古文的核心是圣上,即使是“社稷”与“黎民”,也是圣上的“社稷”与“黎民”。今文的核心是个体,是个体的生命、尊严。鲁迅当年建议年轻人“不读”古文,他那是愤激。在美学上修炼自己,读古文好,在精神上解放自己,读古文不好。
   第一;古诗文描绘的感觉比较具体,感情方面比较渲染。
   今诗文 描绘的大体,有种比较都市气息的伤感。
 第二;用词方面,古诗文显得比较华丽,比较委婉,今诗文显的比较平淡,郎朗上口。
  第三;古诗文表达的感情多变一般是以家国为主题。而今诗文一般都是以相思,乡愁为主题。

古文尚书原指《尚书》的一种本子,后发展为学术体系之称。传说西汉景帝程姬之子刘余封为鲁王后,为扩大王府,侵占一部分孔子旧居,在屋壁中发现暗藏的《礼》、《论语》、《孝经》、《尚书》等简书,因其字体远在先秦,时人称为蝌蚪文字。
今文尚书,是书名,为儒家经典《尚书》的一种,二十八篇,我国先秦时期历史文献的汇编。先秦儒家所传《尚书》原有百余篇,经秦焚书亡失。汉初,秦博士伏胜传二十八篇。后学者递相授受,分大小夏侯及欧阳三家。因为是以汉隶书写,区别于当时的古文《尚书》,故称“今文尚书”。
2、特点不同
《古文尚书》出现于汉代。所谓“古文”,是指早于小篆的先秦和六国所用的大篆或籀文等字体。当时离先秦时间不远,出现这种文字的本子是完全可能的。计自西汉中期开始,先后相传出现过数次。
经过历代学者的考证辨析,基本认为《今文尚书》二十八篇是可信的先秦文献,记述的内容上起于五帝时代的帝尧,下至于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但是其创作时代不一。
扩展资料:
从晋代以后,所谓的《尚书》是指今、古文《尚书》的合编,但这里面的“古文尚书”已经不是汉代的“古文尚书”,而是魏晋时期人造的伪书,清代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书问世后,这个“古文尚书”是伪书已成为定讞。
所以从清代中叶的乾隆时期开始,清代学者把主要精力放在了研究今文二十八篇上,极力推崇汉代今文,用功甚勤,名著迭出,蔚为大观,给后人研究《尚书》提供了很大方便。
因为《尚书》以“佶屈聱牙”最难于读懂著称,又以错乱分歧最难于梳理著称,清代朴学者便踏踏实实地针对这两方面做了许多研究,下了极大功夫。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古文尚书
参考资料来源:百度百科-今文尚书
  尚书第三
  作者:朱自清
  《尚书》是中国最古的记言的历史。所谓记言,其实也是记事,不过是一种特别的方式罢了。记事比较的是间接的,记言比较的是直接的。记言大部分照说的话写下了,虽然也须略加剪裁,但是尽可以不必多费心思。记事需要化自称为他称,剪裁也难,费的心思自然要多得多。
  中国的记言文是在记事文之先发展的。商代甲骨卜辞大部分是些问句,记事的话不多见。两周金文也还多以记言为主。直到战国时代,记事文才有了长足的进展。古代言文大概是合一的,说出的、写下的都可以叫作“辞”。卜辞我们称为“辞”,《尚书》的大部分其实也是“辞”。我们相信这些辞都是当时的“雅言”①,就是当时的官话或普通话。但传到后世,这种官话或普通话却变成了诘屈聱牙的古语了。
  《尚书》包括虞、夏、商、周四代,大部分是号令,就是向大众宣布的话,小部分是君臣的相告的话。也有记事的,可是照近人的说数,那记事的几篇,大都是战国末年人的制作,应该分别的看。那些号令多称为“誓”或“诰”,后人便用“誓”、“诰”的名字来代表这一类。平时的号令叫“诰”,有关军事的叫“誓”。君告臣的话多称为“命”;臣告君的话却似乎并无定名,偶然有称为“谟”②的。这些辞有的是当代史官所记,有的是后代史官追记;当代史官也许根据新闻,后代史官便只能根据传闻了。这些辞原来似乎只是说的话,并非写出的文告;史官纪录,意在存作档案,备后来查考之用。这种古代的档案,想来很多,留下来的却很少。汉代传有《书序》,来历不详,也许是周、秦间人所作。有人说,孔子删《书》为百篇,每篇有序,说明作意。这却缺乏可信的证据。孔子教学生的典籍里有《书》,倒是真的。那时代的《书》是个什么样子,已经无从知道。“书”原是纪录的意思③;大约那所谓“书”只是指当时留存着的一些古代的档案而言;那些档案恐怕还是一件件的,并未结集成书。成书也许是在汉人手里。那时候这些档案留存着的更少了,也更古了,更稀罕了;汉人便将它们编辑起来,改称《尚书》。“尚”,“上”也;《尚书》据说就是“上古帝王的书”④。“书”上加一“尚”字,无疑的是表示着尊信的意味。至于《书》称为“经”,始于《荀子》⑤;不过也是到汉代才普遍罢了。
  儒家所传的五经中,《尚书》残缺最多,因而问题也最多。秦始皇烧天下诗书及诸侯史记,并禁止民间私藏一切书。到汉惠帝时,才开了书禁;文帝接着更鼓励人民献书。书才渐渐见得着了。那时传《尚书》的只有一个济南伏生⑥。伏生本是秦博士。始皇下诏烧诗书的时候,他将《书》藏在墙壁里。后来兵乱,他流亡在外。汉定天下,才回家;检查所藏的《书》,已失去数十篇,剩下的只二十九篇了。他就守着这一些,私自教授于齐、鲁之间。文帝知道了他的名字,想召他入朝。那时他已九十多岁,不能远行到京师去。文帝便派掌故官晁错来从他学。伏生私人的教授,加上朝廷的提倡,使《尚书》流传开来。伏生所藏的本子是用“古文”写的,还是用秦篆写的,不得而知;他的学生却只用当时的隶书钞录流布。这就是东汉以来所谓《今尚书》或《今文尚书》。汉武帝提倡儒学。立五经博士;宣帝时每经又都分家数立官,共立了十四博士,每一博士各有弟子若干人。每家有所谓“师法”或“家法”,从学者必须严守。这时候经学已成利禄的途径,治经学的自然就多起来了。《尚书》也立下欧阳(和伯)、大小夏侯(夏侯胜、夏侯建)三博士,都是伏生一派分出来的。当时去伏生已久,传经的儒者为使人尊信的缘故,竟有硬说《尚书》完整无缺的。他们说,二十九篇是取法天象的,一座北斗星加上二十八宿,不正是二十九吗⑦!这二十九篇,东汉经学大师马融、郑玄都给作过注;可是那些注现在差不多亡失干净了。
  汉景帝时,鲁恭王为了扩展自己的宫殿,去拆毁孔子的旧宅,在墙壁里得着“古文”经传数十篇,其中有《书》。这些经传都是用“古文”写的;所谓“古文”,其实只是晚周民间别体字。那时恭王肃然起敬,不敢再拆房子,并且将这些书都交还孔子的后人叫孔安国的。安国加以整理,发见其中的《书》比通行本多出十六篇;这称为《古文尚书》。武帝时,安国将这部书献上去。因为语言和字体的两重困难,一时竟无人能通读那些“逸书”,所以便一直压在皇家图书馆里。成帝时,刘向、刘歆父子先后领校皇家藏书。刘向开始用《古文尚书》校勘今文本子,校出今文脱简及异文各若干。哀帝时,刘歆想将《左氏春秋》、《毛诗》、《逸礼》及《古文尚书》立博士;这些都是所谓“古文”经典。当时的五经博士不以为然,刘歆写了长信和他们争辩⑧。这便是后来所谓今古之争。
  今古文字之争是西汉经学一大史迹。所争的虽然只在几种经书,他们却以为关系孔子之道即古代圣帝明王之道甚大。“道”其实也是幌子,骨子里所争的还在禄位与声势;当时今古文派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过两派的学风确也有不同处。大致今文派继承先秦诸子的风气,“思以其道易天下”⑨,所以主张通经致用。他们解经,只重微言大义;而所谓微言大义,其实只是他们自己的历史哲学和政治哲学。古文派不重哲学而重历史,他们要负起保存和传布文献的责任;所留心的是在章句、训诂、典礼、名物之间。他们各得了孔子的一端,各有偏畸的地方。到了东汉,书籍流传渐多,民间私学日盛。私学压倒了官学,古文经学压倒了今文经学;学者也以兼通为贵,不再专主一家。但是这时候“古文”经典中《逸礼》即《礼》古经已经亡佚,《尚书》之学,也不昌盛。
  东汉初,杜林曾在西州(今新疆境)得漆书《古文尚书》一卷,非常宝爱,流离兵乱中,老是随身带着。他是怕“《古文尚书》学”会绝传,所以这般珍惜。当时经师贾逵、马融、郑玄都给那一卷《古文尚书》作注,从此《古文尚书》才显于世⑩。原来“《古文尚书》学”直到贾逵才直正开始;从前是没有什么师说的。而杜林所得只一卷,决不如孔壁所出的多。学者竟爱重到那般地步。大约孔安国献的那部《古文尚书》,一直埋没在皇家图书馆里,民间也始终没有盛行,经过西汉末年的兵乱,便无声无息的亡佚了罢。杜林的那一卷,虽经诸大师作注,却也没传到后世;这许又是三国兵乱的缘故。《古文尚书》的运气真够坏的,不但没有能够露头角,还一而再的遭到了些冒名顶替的事儿。这在西汉就有。汉成帝时,因孔安国所献的《古文尚书》无人通晓,下诏征求能够通晓的人。东莱有个张霸,不知孔壁的书还在,便根据《书序》,将伏生二十九篇分为数十,作为中段,又采《左氏传》及《书序》所说,补作首尾,共成《古文尚书百二篇》。每篇都很简短,文意又浅陋。他将这伪书献上去。成帝教用皇家图书馆藏着的孔壁《尚书》对看,满不是的。成帝便将张霸下在狱里,却还存着他的书,并且听它流传世间。后来张霸的再传弟子樊并谋反,朝廷才将那书毁废;这第一部伪《古文尚书》就从此失传了。
  到了三国末年,魏国出了个王肃,是个博学而有野心的人。他伪作了《孔子家语》、《孔丛子》⑾,又伪作了一部孔安国的《古文尚书》,还带着孔安国的传。他是个聪明人,伪造这部《古文尚书》孔传,是很费了一番心思的。他采辑群籍中所引“逸书”,以及历代嘉言,改头换面,巧为联缀,成功了这部书。他是参照汉儒的成法,先将伏生二十九篇分割为三十三篇,另增多二十五篇,共五十八篇⑿,以合于东汉儒者如桓谭、班固所记的《古文尚书》篇数。所增各篇,用力阐明儒家的“德治主义”,满纸都是仁义道德的格言。这是汉武帝罢黜百家,专崇儒学以来的正统思想,所谓大经、大法,足以取信于人。只看宋以来儒者所口诵心维的“十六字心传”⒀,正是他伪作的《大禹谟》里,便见出这部伪书影响之大。其实《尚书》里的主要思想,该是“鬼治主义”,像《盘庚》等篇所表现的。“原来西周以前,君主即教主,可以唯所欲为,不受什么政治道德的约束。逢到臣民不听话的时候,只要抬出上帝和先祖来,自然一切解决。”这叫做“鬼治主义”。“西周以后,因疆域的开拓,交通的便利,富力的增加,文化大开。自孔子以至荀卿、韩非,他们的政治学说都是建筑在人性上面。尤其是儒家,把人性扩张得极大。他们觉得政治的良好只在诚信的感应;只要君主的道德好,臣民自然风从,用不到威力和鬼神的压迫。”这叫作“德治主义”⒁。看古代的档案,包含着“鬼治主义”思想的,自然比包含着“德治主义”思想的可信得多。但是王肃的时代早已是“德治主义”的时代;他的伪书所以专从这里下手。他果然成功了。只是词旨坦明,毫无诘屈聱牙之处,却不免露出了马脚。
  晋武帝时候,孔安国的《古文尚书》曾立过博士⒂;这《古文尚书》大概就是王肃伪造的。王肃是武帝的外祖父,当时即使有怀疑的人,也不敢说话。可是后来经过怀帝永嘉之乱,这部伪书也散失了,知道的人很少。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赜发现了它,便拿来献到朝廷上去。这时候伪《古文尚书》孔传便和马、郑注的《尚书》并行起来了。大约北方的学者还是信马、郑的多,南方的学者才是信伪孔的多。等到隋统一了天下,南学压倒北学,马、郑《尚书》,习者渐少。唐太宗时,因章句繁杂,诏令孔颖达等编撰《五经正义》;高宗永徽四年(西元653年),颁行天下,考试必用此本。《正义》居了标准的官书,经学从此大统一。那《尚书正义》便用的伪《古文尚书》孔传。伪孔定于一尊,马、郑便更没人理睬了;日子一久,自然就残缺了,宋以来差不多就算亡了。伪《古文尚书》孔传如此这般冒名顶替了一千年,直到清初的时候。
  这一千年中间,却也有怀疑伪《古文尚书》孔传的人。南宋的吴棫首先发难。他有《书裨传》十三卷⒃,可惜不传了。朱子因孔安国的“古文”字句皆完整,又平顺易读,也觉得可疑⒄。但是他们似乎都还没有去找出确切的证据。至少朱子还不免疑信参半;他还采取伪《大禹谟》里“人心”、“道心”的话解释四书,建立道统呢。元代的吴澄才断然的将伏生今文从伪古文分出;他的《尚书纂言》只注解今文,将伪古文除外。明代梅鷟著《尚书考异》,更力排伪孔,并找出了相当的证据。但是严密钩稽决疑定谳的人,还得等待清代的学者。这里该提出三个可尊敬的名字。第一是清初的阎若璩,著《古文尚书疏证》,第二是惠栋,著《古文尚书考》;两书辩析详明,证据确凿,教伪孔体无完肤,真相毕露。但将作伪的罪名加在梅赜头上,还不免未达一间。第三是清中叶的丁晏,著《尚书馀论》,才将真正的罪人王肃指出。千年公案,从此可以定论。这以后等着动手的,便是搜辑汉人的伏生《尚书》说和马、郑注。这方面努力的不少,成绩也斐然可观;不过所能作到的,也只是抱残守缺的工作罢了。伏生《尚书》从千年迷雾中重露出真面目,清代诸大师的的劳绩是不朽的。但二十九篇固是真本,其中也还该分别的看。照近人的意见,《周书》大都是当时史官所记,只有一、二篇像是战国时人托古之作。《商书》究竟是当时史官所记,还是周史官追记,尚在然疑之间。《虞、夏书》大约是战国末年人托古之作,只《甘誓》那一篇许是后代史官追记的。这么着,《今文尚书》里便也有了真伪之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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