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中国危矣！

贸易谈判破裂，美国开始加税后，中国在经历了短暂的休克后，舆论工具开始反扑。基调变成，美国在谈判中强加了不可接受的条款，所以谈判破裂；美国朝野已经达成一致，蓄意打击中国，“亡我之心不死”，号召中国人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打败美国野心狼。

谈判破裂，于理于法都有个曲直，责任问题。美国的哪些条款是不可接受的，那些事是可以谈判的？对此。中国方面都是语焉不详，倒是美国报刊上登出来不少。我归结一下，最关键的是“文字的平衡性”。中国要求，有些条件，不能写得那么直白，不要用法律形式，而是“行政方法解决”，就是私了。至于中共转口说，美国已经是全国上下一条心要磕中国了，那也是瞎扯了，美国从来没全国上下一条心过，珍珠港被袭后国会就宣战表决时还有人投反对票，被警察护送回家。现在美国报刊上说美国会败，美国无理的文章比正面评论美国立场的要多的多，有中国报纸引用美国媒体批评川普的话，不是伪造的，美国媒体上到处都是。中国媒体上有与政府观点不同的文章吗？

如果要开战，即使是冷战，也得有个说得过去的理由吧！如果不谈了，是否那些美国的指责：不遵守WTO承诺，侵犯知识产权，不对等贸易都是事实，而且还要继续下去啦？如果要谈，是否只要文字平衡了，这些条件也是可以接受的？谈，可以！ 打，奉陪！ 欺，妄想！听上去很解气，实际上是废话，没有任何实质内容！

这似乎说明，习近平已经失去了朝纲独断的下最后决心者的决策地位，回到保证自己政治安全的舒适区，不知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现在的决策模式，仿佛是一有什么事，就政治局以投票决定，最后领袖执行政治局的决定。这样习相对轻松了，成败都是党的决定，而政治局参加投票的，其实也没什么责任，大家都是遵从组织决定。殊不知，这犯了管理学的大忌，几千年前这种决策模式就被亚里士多德描述为最差的决策制，而那些遵从这种决策制的民族和组织，早就被扫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了。

1644年，李自成兵临城下，平时刚愎自用的崇祯帝慌了，招大臣商量对策，结果七嘴八舌，无法达到共识，结果所有的机会都浪费了。崇祯帝杀了妻女，自挂煤山，死前还怪罪大臣们 ，“朕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其实他该断不断，想把责任推到别人身上，罪莫大矣。苏联波列日涅夫晚期的集体领导制，对苏联的衰亡和解体，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即使西方的民主制国家，在危机时刻也会选择最有领导力的人担任领袖，把绝对权力集中在他手下。二战时英国临时换相，换上了铁血首相丘吉尔；而美国破例让罗斯福连任了四届总统。苏联二战前，军队为了防止兵变实行复杂的政委制，党委决策制，战时全改为军事首长一人负责制。因为实践证明，只有一人负责制，才能有效地应对战争，危机之类的事件。

领袖对于国家兴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决策也不是只要迎合国民的感觉那么简单。孙子说过，“故用兵之法，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和美国这样政治经济军事全面占优的超级大国对抗，避战或至少避其锋芒是必然的选择。而现在这样，似乎除了搞点宣传上的花样，没有一个基本的战略取向，处于不战不降不逃的状态，好像也没人负责了。

领袖也不等于只能接受荣耀，为了国家和组织的利益作出屈辱的决定，也是对领导力的一项艰巨的考验。在此举一个一般都认为不太光彩的例子，慈禧太后。从26岁掌握满清的最高权力起，她执政近50年，其间波澜壮阔，什么危机都遇到过。慈禧没给中国带来什么荣耀，但满清在她手里度过了无数危机，一度也有过中兴。甲午战败后，主战派叫嚣打到底，慈禧站在满族的角度上，注意到日本是以”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口号参战的，再打下去，可能汉族会跟着日本人走，因此果断决定谈和止损。在辛亥国难后，慈禧主动向列强认错，并显示了自己对政局的掌控能力。最后中国虽赔款，但逃脱了亡国被瓜分的更悲惨的命运，满清政权此后又延续了十几年。可以说，这两个屈辱的条约，对满清乃至中国的存亡，都是很关键的，否则结局更惨。而只有慈禧，能做到忍辱负重，签下条约，而又能不担心失去权力。

而现在的领导，逃避了自己的责任，躲到集体领导的羽翼下。如此，中国危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