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一次学生来访
陈殿兴
上世纪80年代中期。
一天，我正在家里校对译稿。忽然听到敲门声。开门一看，门外站着一个四十多岁的陌生人，脸被太阳晒得黝黑，浓密的黑头髮好像几天没有洗过——蓬乱而且有些头屑，身上的黑色棉袄棉裤脏兮兮的，还打了几个补丁，像个穷苦的农民。这样一个人来找我干什么呢？他见到我在用惊奇的眼光打量他，便自我介绍说：
“我是你的学生，1958年毕业，有事来请老师帮忙。”
“请进，有话屋里说。”我把他让进屋里，坐在书桌旁边。他告诉我姓名，接着介绍自己：
“我学习的时候，成绩是很好的。这是我当时在报上发表的译文。”他掏出了几张剪报。
“你有什么事来找我？”我问。
“我需要评个中级职称，因为只有有了中级职称，家属才能调进沉阳。听说老师是翻译职称评委，所以来找老师帮忙。”
“你怎么这么些年才来评中级职称，你的同学都评高级职称了。”
“老师，听我慢慢告诉你。1958年我毕业被分配到铁西一家工厂，住在集体宿舍里。没过三天，宿舍里失窃，民警把我带到派出所，硬说东西是我偷的，让我交代。我反覆说‘没有偷’，他们不信，逼着我承认。没有的事怎能承认呢？不承认，他们就打。打死我，我也不能承认。他们看到打不行，就灌辣椒水；灌辣椒水不行，就不让我睡觉。一连几天不让我阖眼，我实在受不住了。他们说你承认了，就没有事了，可以放你回家。哪承想我承认了，他们就把我送进了监狱。刑满以后，就把我赶到农村。在农村我结婚生子，靠干活养家糊口。在农村呆了二十多年年。法院不久前承认当年是冤案，毫无根据地冤枉了我。平反以后，让我回原单位。因为我没有职称，家属不能跟我一起进城。”
“好吧，我尽力帮助你。”我听说过，1958年是公安大跃进⑴的一年，无罪乱判，轻罪重判的例子很多。1971年学校搬到高山子劳改农场时，我曾见过一个劳改就业的人，据说他抗美援朝还立过功，不知为什麽把税务局的人打了，赶上公安大跃进就被轻罪重判，刑满释放后，留在劳改农场就业。
“我正在校对译稿，你帮我一会儿吧。”
“怎么帮？”
“你读俄文，我看译文。”
“好吧。……”他半天读不出来，虽然他说曾是俄语专业的高材生。
“那你就读中文译文吧。”
他读了几个字就读不下去了。
我想起来当年我被打成右派的之后，沈阳俄专陈维帆校长跟我说过的一句话：“你不知道共产党的厉害：共产党能叫你学会俄文，也能叫你忘掉俄文!”这话在这裡得到了印证：这个学生不仅把俄文全忘了，连中文也忘得差不多了。
我不再难为他，说：
“放心，我会全力帮你。回去要单位提交申报材料吧。”
附注：
⑴关于公安大跃进，原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尹曙生在其《公安工作“大跃进”》一文中说：“从中央到地方，层层制订捕人计划，下达捕人指标。‘大跃进’嘛！下级层层加码，捕人指标越来越大，所以从1958年到1960年，很多地方捕人数超过1949—1957年的总和。……逮捕、拘留人时，不按任何程序办事，完全采取战争年代打仗和搞政治运动的办法，集中抓捕。很多被捕、被判刑的人，没有犯罪事实和材料，有的人甚至连档桉都没有；有的人被拘捕后死了，但是不知道死者姓什名谁；有的人被判了刑，但是没有出过庭，没有和法官见过面，稀里煳涂被送到劳改农场，由于没有档桉，成了劳改农场黑人黑户。” （《炎黄春秋》2010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