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节是对母亲以及感谢母亲对社会的影响的庆祝。美国对母亲节的庆祝活动开始于二十世纪初，1908年一位叫安娜贾维斯的妇女在在西弗吉尼亚州格拉夫顿的圣安德鲁卫理公会教堂为她的母亲安-贾维斯举行纪念仪式，安娜的母亲在美国内战期间积极照顾伤兵，并且参与推动和平运动，并创建了母亲节工作俱乐部来解决公共健康问题。安娜贾维斯希望通过继续她开始的工作来纪念她的母亲，并且为了纪念所有的母亲而留出一天的时间，因为她相信一位母亲是“比世界上任何人都做得更多的人”。
美国的国会没有通过认可“母亲节”为联邦法定节日，”1912年，安娜贾维斯将“五月第二个星期日”和“母亲节”这两个词注册为商标，并创立了母亲节国际协会。[15]她特别指出， “母亲的” （Mother’s Day）应该 “是一个单一的占有欲，每个家庭都要尊重自己的母亲，而不是纪念世界上所有母亲的复数所有物.”(网络摘录)
今年美国的 “母亲节是”星期日，5月12日 ！在网络上查到中国的母亲节也是同样时间，记忆中从出生到1987年我离开中国，不曾有过庆祝 “母亲节”，如今听说商业庆祝活动会提前提醒大家，不管是行销以噱头还是诚心庆祝，都是一种进步，让做母亲在这天得到独特的敬意和家人的特别祝福。
惭愧地说，直到我做了母亲，我才切身体会到做母亲的意义是没有止境的，经常要牺牲自己的愿望和需要来满足孩子的需要；承担着生养，教育和培养孩子的责任，对于职业妇女，更是肩负多重重担，母亲是女人经历的最艰辛却是最有收获的工作。
回味一下我自己的母亲，她今年该过八十九岁生日了，受高等教育，毕业于俄语学院（后来和其它大学外语系合并成为北京外国语学院），中苏友好时代做过苏联专家的随从翻译，也有过翻译作品发表；后来由于政治动荡受家庭牵连，转入大学图书馆工作，在全新的领域刻苦工作并且取得图书馆学专项证书，退休时是图书馆管理职位和副研究员。作为母亲她养育了哥哥，妹妹和我我三个个子女，她是那种为了孩子毫不犹豫地随时牺牲自己。有时我想母亲这辈子个人最大的愿望是什么？她从来没有提及，猜想或许像许多的母亲一样，只求儿女健康成材和幸福。
母亲1930年出生在浙江丽水市的遂昌县一个由母爱为主，加上长辈大家族包围呵护的家庭环境，她出生时父亲已经在上海另有家庭，虽然对她母亲和家庭的经济资助从未间断，但是自幼她眼中的父亲就是那张高高挂在墙上的父亲的照片。她的母亲每每聊起孩子们的父亲时，只有好话没有怨言，并且嘱咐孩子们要爱父亲和敬重他，要求孩子们简朴，诚实，自尊和努力。
母亲的童年是快乐的，在花园套着花园的大宅跑前跑后的捉迷藏，爬树，或者抱着父亲寄来的洋娃娃串门到上房的爷爷家，经常的跑到街上馄饨铺的闺蜜家吃面条馄饨。到了上学的岁数，和几个朋友每天翻山去隔壁大的镇上的学堂念书，风雨无阻。
母亲读小学时知道自己的父亲是全国著名的“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内心充满了敬仰。 十六岁时因为家乡的教育相对落后，母亲得到父亲安排，离开家乡去上海求学，第一次见到父亲并且和他生活在一起。
母亲和父亲相处的阶段是愉快，虔诚和小心翼翼地，带着无限的敬畏，听从父亲对她从生活到学习的安排，她的父亲要求她努力进取，独立生活，国家和单位组织的要求高于一切，母亲真是如此认真执行了一辈子。
母亲1954年结婚，1957年反右斗争高潮时生了我哥，1961年国家自然灾害时期我出生，1968年我的小妹妹在文化大革命轰轰烈烈时出生，也不知道母亲的身心状况在这些阶段是怎样的，猜想她经历了她父亲成为大右派而精神上诚惶诚恐，单位里各种运动使她心惊胆战，怀孕也照样在缺乏营养和辛苦环境下生活工作工作，忍受一次次痛苦的分娩把我们带到人世间。每当母亲谈及她的过去，很少听到她对自己经历的苦难有所抱怨，更多是叹息和抱歉当年资源有限，养育孩子的经验贫乏，全身心投入工作和运动，无法给孩子足够的关怀和照顾。
我出生时很瘦小，母亲生我第二天出院，回家放下我感觉没了音息大喊一声: “孩子死了”，姥姥慌张地把手放在我的鼻子下，终于感觉到气息，拍着胸口说“睡着了”，母亲才放了心。我的成长过程其实就是和疾病做斗争的过程，我稍微受凉就会发烧，母亲说是因为她怀孕时没有足够的营养，那时北京儿童医院住院处和急诊室的护士，大夫都认识我，每次母亲抱着我跑进去，她们就说：“又来啦。”
那时我家住在北京东城张自忠路的人大宿舍，而母亲工作在石景山地区的中国科技大学，每天早晨不到五点起床，匆忙出门前后换三趟车，路程近二，三个小时才到单位，晚上大约七，八点才到家，披星戴月的还一路买着家里需要吃的蔬菜和水果，左斜右跨两个包，手上再提个网兜，邻居说她像全副武装的女兵，想象不出她是曾经的高干子女。家里只有一个煤炉，经常灭掉，全家伙食基本靠人大宿舍食堂，母亲回来吃温在煤炉上的剩饭菜，赶上炉子灭火了，她就放上热开水凑合着吃。
我经常在半夜开始发烧，母亲起床给我用凉水毛巾敷头退热，有时候削个苹果，我记得她小心翼翼地一圈圈削着苹果皮，然后仔细地把皮一点不剩的吃光，再喂给我一片片的苹果肉，我问她皮好吃吗，她笑眯眯地说：“皮是大人吃的。”
我稍大点被送去全托幼儿园，很多时间因为生病被送去隔离室，周末回家如果周日夜里发烧，就会在家里住多一天，我虽然烧的稀里糊涂的，还是开心可以在家，母亲眉头紧皱的把我留个邻居阿姨照顾，因为父亲工作也非常忙。
记得一个周六我在幼儿园午睡，被老师叫醒，看到母亲在窗外站着，说她提早下班来接我，平时我们都是周六下午四点多乘校车，回到家就已经是晚饭时间了。那次母亲问我要不要去天安门玩，我开心的快喘不出气地拼命点头，记得我们换乘了好几次车才到了天安门，那是个好天气，我跑跑跳跳的一路欢喜，真是难得那天我没有发烧。
儿时许多的节日都是母亲带着我在急诊室打点滴度过的，有几次回家时正是天上大放烟火，母亲把我抱到人大宿舍门口的大狮子上仰天看着百花争艳，姹紫嫣红的烟火，在星斗闪烁的黑夜里大放光彩，母亲也就此松快一下她腰酸腿疼的身子，娴静片刻。
除了爱发烧，我的牙齿和眼睛也不好，当年为了在北一牙科挂号，母亲听说必须早晨两点去排队，而公共汽车五点才有，母亲就头一晚坐在医院门口一夜等号，但是矫正号一年才有五个，排了一夜也没有拿到，懊恼无奈。 看眼睛是在协和医院，有两次我们排队四个小时都没有拿到号，母亲去找眼科主任痛哭着求情，终于拿到一个号。
那年月人们工作六天，周日休息好难得，母亲躺在床上给我和哥哥讲她小时候的故事，记得她的邻居是个打毒蛇蛇的专业户，蛇皮卖给乐器店，蛇胆卖给中药房，她的父亲（章乃器）有一阵子患眼疾，她母亲买了许多蛇胆装在瓶里寄给远在上海的他，最后治好了眼病。母亲还叫我们用俄文数数（阿金，达瓦，特立，曲德利，坝基……），数到十我们就起床了。
母亲不擅长做家务和烧饭，却喜欢计划和实践，有一次做红烧鸭子没有清理屁股，成品臭烘烘的，我坚决不吃。 她做饺子是个巨大工程,从和面，剁馅到包好用去大半天，最后全家吃的是菜肉面片汤，我们为了对付饥肠辘辘，毫无怨言地把一碗不知叫什么的食品灌进胃里。
我妹妹1968年出生时，北京的各大高校响应国家的号召下迁到地方艰苦的地方，父亲的中国人民大学的目的地是江西余江一带，母亲的中国科技大学是安徽合肥，由于父母均属于出身不好的一类，虽然小妹妹才出生，也不敢要求留在北京，但是害怕干校环境条件太差，养不活她，就找了人大门口看门的职工老两口寄养妹妹，记得全家推着妹妹的小车去那个职工家，见到他们居住的一间平房，一个双人床占大半个屋子，有个桌子，两把椅子，几个木箱，我们只能站在门外看着那个狭小的环境，把妹妹留下后，我们默默离开，我七岁的心空荡荡的，母亲留着眼泪独自走，回想当年的她，一定是心如刀绞般的痛苦。
不久父亲打前站先去了江西，母亲每天照样顶着星星出门，踏着月光进门，我和哥哥胸前挂着家门的钥匙自己上下学，去人大食堂买饭吃，母亲回家煮一碗挂面，放点酱油和醋快快吃完，就检查我的作业，不记得她有没有过问哥哥的作业。
后来听说母亲要调入人大，全家就开始准备随人大下迁，每家发了木头做箱子，母亲哪里会做木匠活呐，望着一堆木头急的掉眼泪，找不到愿意伸手帮助我们的人，而启程的日期眼看就要到了，母亲去请求我们的姨夫帮助，说来悲哀哟，姨夫是协和毕业的外科医生，因为右派身份被发配到北京郊区一个公社做了全能医生，包治人畜疾病，捎带做各种农活，帮我们打造箱子真是小菜一碟，有着姨夫一双操刀治病的手，半天就把我们需要的几个箱子装好了。
下放到了江西，我和哥哥就和父母分开了，他们去做修路工程，每天挥汗如雨地干着沉重的粗活，我被送到人大幼儿园办的集体管理所，哥哥被交给一个父亲同事的家人照顾，妹妹在北京寄养，一家五口人四分五裂，我和哥哥每个月见到父母一次。 几个月后，母亲调入人大的手续一直无法办妥，并且被科大停了薪水，我们家的生活陷入困境，母亲只得服从组织回归科大，我和哥哥便随母亲去了安徽合肥，虽然全家继续四分五裂，但是毕竟我和哥哥可以和母亲生活在一起，只有小妹妹还一直孤独地在北京被寄养。
在安徽的四年是和母亲接触最紧密的时候，母亲对哥哥不大管，可能因为哥哥从小喜欢无线电，买零件做半导体收音机，人很安静，对我就跟踪追击，除了每天检查作业还要求写日记，并且一遍遍地写直到通过她的审查，我经常感觉痛苦，直到后来我的作文经常拿到优秀分数，我才对母亲心存感激。
那时父亲的假期要跑到北京看望妹妹后再跑到安徽看望我们，我们很期待父亲的到来，他会带来许多北京的糖果和点心，带来小妹妹的照片，全家围在一起边吃边看边聊，母亲不断地问妹妹的情况，她那时才两岁，漂亮的像洋娃娃，可惜她出生一个月就和家人分离，而且离我们那么遥远，不知道父母的心上是不是都是分离的疤痕。
大约1972年，听说下迁的中国人民大学被批准回北京，母亲和父亲商量送哥哥回人大的江西干校，以便他能随随父亲先行返程北京，果然半年不到他们就回去北京了。
周转在干校之间，我在江西地方学校学习耽误了学业， 虽然后来去了科大附小，但是已经和北京学校的进度脱节不少。不久，父亲写信给母亲要求我为回北京做准备，为了补习功课和北京教程拉平，母亲专门请了语文和数学老师给我开小灶，那时的人都很单纯，没有想到索取服务费，母亲从节俭的生活费里挤出钱，买些水果点心送给老师们以示感谢。
1973年父亲要我回北京，母亲好想亲自送我回北京，但是请不了假，也没有足够的钱买两个人的火车票，在科大四处打听找到两个去北京出差的叔叔，托付他们带我走。那天母亲送我到火车站，一直嘱咐我路上要听话，当火车启动离开站台，看见母亲孤单的边挥手边流泪离我越来越远直到消失。
本来以为母亲不久也会回到北京，不曾想中国科技大学被要求在安徽合肥长期落户，母亲虽然户口在北京，却是右派家属的身份，北京没有任何单位接收她，她在那里孤零零的一呆就是十年，只有寒暑假到北京探亲我们。
那时母亲寒假来北京探亲三个星期，暑假时间比较长些。每次知道她回家的日子我都很兴奋，放学就往家跑，记得儿时，夏季白天时间长，每次在户外和小朋友玩，看到母亲回来的身影我就跑过去，母亲常会从口袋或者书包里拿出糖果，我拿了就跑回去玩。 成为青少年了，见到母亲有着腼腆的兴奋，接过她递过来的新衣服，才笑成一张花脸。
成长中的我们身心都在在改变，长成青年的哥哥继续他自己的无线电热爱活动，和谁都说不上几句话，五岁的妹妹幼小时见过父亲多几次，跟他比较亲近。我是比较自由散漫，经常被老师告状说上课爱和同学说话，父亲开了家长会回来皱着眉头说：“上课就好好上，说什么废话？” 除此之外父亲基本上采取松散的放养方式，他自己除了教课就是读书，也随便我在他的几个书架上随便抽出书读。
母亲似乎对自己长年不能在身旁陪伴我们成长深感内疚和焦虑，对父亲的教育方式不屑苟同，回到家就忙着检查我的学习成绩，如果我拿到95分，她总是问为什么不是100分。周末早晨八点钟她买好早餐，然后催促大家起床，念叨着：“一年之计在于春，一天之计在于晨”，我只有咬牙起床用餐，然后开始写作业和读书。母亲不顾是探亲假期，跑到科学院图书馆借来各类书给我们读，慢慢的只要母亲回来家里就充满了紧张的气氛。
我是个比较好奇的人，一次读的小说谈到有人想逃到外国，我问父亲他们怎么逃可能出去，母亲听了大吃一惊说：“你想叛逃？你找死呀，全家都会被你搞死”。父亲连忙说：“她小孩子喜欢问问题是好事，哪里有那么容易的事，国家疆域辽阔，许多沙漠，森林，高山峻岭的，走不远就饿死，累死，被动物吃了”。母亲可能是被各种运动搞得胆战心惊，哪里容得一丝不良思想，越来的我都不敢在她面前多说什么，有一个暑假结束，母亲要回科大，让我和父亲一起去火车站送她，我拒绝了。父亲回来说：“你应该去送母亲的，她难过得一路流眼泪。”我内心难过，但是嘴上带着哭腔说：“我不要听她一路教训我。”
我高中期间，母亲经过各种周折终于调回回北京，全家有欢聚的幸福感，但是不久我们就对她的那种严肃，紧张，听训和执行的教育方式开始了各种抵抗，而传统的中国家教是不能和父母顶撞的，经管有自己的看法和道理，却说不清道不白，甚至被训斥，郁闷中只有努力学习，考上大学。完成学业后得分配的稳定，看到认识的朋友一个个出国留学，我也折腾了几下就到了美国求学，工作和生活下来。
直到我养育了两个孩子，我才逐渐意识到，我的母亲真是一位有钢铁般坚强意志和忘我精神的人。记得有个暑假，母亲从玉泉路的科大研究生院提回四十本书给我们作为暑假的课外读物，平日里乘地铁转汽车也要一个多小时才能到我们在城里的家，那天她提着这么沉重的书，，双手倒着走走停停两个多小时才到家。看着她通红的手上被绳子勒的一道道痕迹，我问她痛不痛？ 她回答说没事。
我大儿子一岁时带他冬天去北京，肮脏的空气和寒冷的天气把他给搞成肺炎，送进医院住院，母亲坚决要求陪住，为了让我儿子睡好觉，她整夜坐在床上抱着拍着他，让我回家休息。在母亲的眼里，我永远是她想保护的孩子。
母亲到美国探亲，赶上我的小儿子出生，有一天她早晨起床感觉天晕地转，却不让我请假照顾她，说她躺躺就行了，并且让我把老二放在她的床上由她照顾，嘱咐我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影响工作。母亲的执著和责任心从没改变过。
后来她患了癌症，在北京做化疗，别的病友有私家车或者称出租还连哭带嚎的，那时她快七十岁了，不麻烦任何人，强忍着呕吐和浑身无力的难受，独自程公共汽车回家，回到家倒头到床上昏睡，不告诉任何人她的身体痛苦。
我常想我的母亲是不是个铁人呐？为什么从来不抱怨命运和环境？她说抱怨有什么用呢，不如解决问题来的实际。 我想或许 她的内心有盏明亮的生命之灯，随时鼓励和支持她战胜懦弱和险恶。
母亲不仅有着倔强刚毅的性格，还保持一颗天真好奇的童心，喜爱探索，充满活力，记得一次带她和孩子们去游乐园，她看得到曲曲弯弯的超长过天车，拉着孩子们的手说一起去坐，工作人员看她白发苍苍，提示她如果心脏有问题是不能坐的，她挥挥手大摇大摆地和孩子们做了一个充满尖刺激的过天车。
母亲喜欢试吃各国食品，了解各种文化，参加各种旅行，特别喜欢看新闻，报纸和电视，对于那些哀叹孤独，悲观失望的人她无法理解，总说自己的时间不够用，如今她腿脚不利索，走路慢悠悠的，却不减低她对世界各地新闻和事件的关心，生活得兴趣盎然。
青春期（13岁-19岁）是每个人经历的自相矛盾的时期，这个年代的青少年渴望被接受，却要测试和挑战权利；以为知道一切但缺乏经验；希望所向无敌却又没有安全感，我成长的时代父母权威至高无上，我的父母虽然没有棍棒教育，但和孩子的交流和理解是欠缺的，母亲对于我们兄妹们的成绩好坏非常追究，而这一套用在我的孩子们身上是不行的。
我家老二高中时有两门成绩很差，我要求和老师谈话，学校规定作为当事人的我儿子必须在场，不容许家长在孩子背后和老师私下会面。我问老师：我儿子是不是班里最差的学生，老师回答：“我们从不比较学生，每个人有自己的学习进程和兴趣，你儿子有许多优点和长处，这两门课程需要多努力一点就好了。”我儿子拍着我的肩膀说：“看，我说你不信，现在你放心了吧？”我母亲知道了很不满意老师的说法，我则加在两种不同教育理念中为难。
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从孩子们的身上学到交流和理解的重要性，记得儿子们上中学时给他们开了银行账户，固定放一定的金额，有时候看到他们乱花钱，就要询问和说几句，他们对我查看他们的账户很不满意，大谈尊重个人隐私和独立的权利。我问：“这钱是谁的？如果我付账单我当然要看你买的是什么。你想证明自己独立的标志之一是经济独立。” 他们听了表示理解。
孩子们的朋友中有些不仅家庭经济状况富有，并且对孩子非常宠爱纵容，那些孩子买高档衣服，皮鞋，花钱如流水，我的儿子们回来说也做同样要求，我要求他们回答我几个问题：是自己的确需要还是和他人比较的结果？ 如果拿自己挣的钱会不会买？老大从九岁就开始夏季打工，初中时暑假勤工俭学能挣了一千五百美元，他拿出一半的收入购买电脑部件，自己做了第一台电脑，就此喜欢上电脑科技，后来完成软件工程师的学业，成为一名软件工程师。
后来老二的青春叛逆期表现明显，情绪波动，拒绝合作，令我烦恼无比。老大耐心地开导我说青春期的反叛思想和行为是身心发展的正常反应，正确的引导，理解和帮助是很重要的，否则有些人在该成熟的年长时期表现出青春反叛行为，有着不成熟的心态和行为那才比较糟糕。老大和我有着非常密切的交流，他经常自豪地告诉他的朋友，我和我母亲什么都可以说。
当老二提出要去别的城市读大学和选择他热爱的专业，我们都支持他，我嘱咐他无论走多远，遇到什么情况，家人都会是他最有力的支柱。我庆幸他愿意为自己的独立打基础，相信他会走出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
时代在不停地演变和进步，母亲养育孩子的过程和条件也随着时代进步而改善，但是十月怀胎的辛苦和分娩的阵痛还是那么原始和令人震撼， “母亲节”的到来只是对我们的一个提醒，不要忘记自己辛勤和奉献的母亲，世界因为母亲的存在才使生命更加完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