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平凹
我的父亲一辈子教书，没有什么学术建树，也没当过什么领导，为了养家而工作着，兢兢业业，小心谨慎，平日喜欢喝口酒，唱几句戏，还有点脾气急躁，是一个很普通的乡村教师。但有三件事，谁也料想不到，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了灭顶之灾。
一件是，我父亲兄弟四个，他为最小，三个伯父在老家种田，贩火纸，甚至去下煤窑，供他在西安读书，毕业后在西安田家湾小学任教。1948年胡宗南撤退前在陕西省政府开一次报告会，要求所有单位的人都参加，田家湾小学的教师当然得去。但在去的路上，我父亲溜队了，和另一个同事到易俗剧社看了一场秦腔《夺锦楼》。
一件是，我姨父是共产党陕南游击队的队长，1949年家乡刚一解放，他把我父亲从西安田家湾小学叫回去给他们当文化教员，但最终又没当成，我父亲去了当地一所学校，而他送了一件黄呢子军上衣。黄呢子军上衣是姨父的战利品，我父亲很珍贵这件礼物，每每过年时穿那么几天，就收起来保存在一个铁皮箱子里。姨父1953年病逝后，我父亲再也没穿过那件黄呢子军上衣，而十多年里提着铁皮箱子碾转了商洛三个县的九所学校。
一件是，当我出生时，父辈兄弟四个并没分家，二十二口人还在一个大锅里吃饭。我父亲的工资主要承担全家孩子们的教育费用。我有七个堂兄四个堂姐，其中三个堂兄小学毕业后要上中学，从1960年到1965年，我父亲就带着他们先后从这个县到那个县，从这个学校到那个学校，管吃管住管学习。
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说那是红色风暴，确实是风暴到来飞沙走石，草木倒伏，所有人都要革命，所有人都在积极表现着而面目全非。我父亲带着的那个二堂兄，因要加入红卫兵，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揭发我父亲保存有一件国民党军官服。这可不得了了，红卫兵就抄收了铁皮箱子，果然见到黄呢子军上衣，我父亲无论怎么解释，他们都认为保存国民党军官服就是企图变天，就是仇恨共产党，将我父亲送到了“教师学习班”。在“教师学习班”，他们翻我父亲的档案，档案里竟然有一份参加胡宗南报告会的材料。而把胡宗南的报告会定为国民党特务训练班后，我父亲就成了全县教育系统揪出的“一条大鱼”。
那时候，我是初二学生，也辍学回家当了农民，每天劳动着挣三分工。“教师学习班”已转移到两岭小学，距我家仅十里路，但我父亲一直没有回来，我去过几次，学校门口有背枪的站岗，根本不能进去。而村子里早就成立了造反组织，时常有批斗会，凡是批斗会，无论是公社的书记生产大队的支书，还是那些已戴帽的地富反坏右，程序都是让他们先低头认罪，进行自我交待，交待完了，主持人问：交待得老实不老实？群众就喊：不老实！再问：不老实怎么办？再喊：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于是就有人拿了麻绳来，把每一个被批斗者绑了吊到屋梁上。
我不知道我父亲在“教师学习班”会是什么样子，却不断传来那里的消息：万湾村的一个教师死了，是半夜里用裤带把自己吊在了窗格上死的。陈家沟村的一个教师被抬到县医院抢救，是吞了三颗钉子，血流了半盆子。谢涧村的一个教师也死了，原本断了一条腿不会死的，但第二天正批斗着，头往上一仰就死了。我们全家就惊恐着我父亲能不能熬得住，他有胃病，胆小又好面子。我一次又一次地去两岭小学，还是不能进去，就每天傍晚坐在村外的桥头上，盼望着父亲能突然回来。我母亲逢人便说：他会过了关吧？回答的都是：恐怕难呀，他事那么大的。我母亲心里也明白我父亲凶多吉少，但她只是想让人给她说句安慰话，没人肯说安慰话，我母亲就在家里放声大哭。
到了第二年四月，我父亲回来了，人还完整，却是被戴了“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帽子，开除公职，遣返农村劳动改造。那天我正在生产队地里干活，听说我父亲回来了，赶紧往家跑，我父亲已经在炕上睡了，见了我抱着就哭。手哗哗地抖，说：我把我娃害了！
这是我一生唯一一次见到我父亲哭，他知道他成了反革命分子，而他的儿子也就成了“黑五类”的狗崽子，才十四五岁呀，在那个以成分定命运的年代，从此前途上的灯灭了。
政治上彻底沉进谷底，经济上随之陷入绝境，在以后的数年里，村里凡有批斗会，我父亲肯定被叫去认罪，他的手抖得越来越厉害，胃病又不停地犯，不能吃红薯，可不吃红薯又能吃什么呢，只能把红薯切片晒干磨面做糊糊吃。而我，没资格当民兵了，不能参军，不能招工，村小学里一个民办女教师去生孩子，需要个代课的，学校同意我去了，公社书记又把我取消了。也就在那几年里，我知道了什么是世态炎凉，什么叫看人的眉高眼低，知道了一顿饭没吃的饥饿和吃了上顿没有了下顿的饥饿是怎样的不同。但那些年里，夜深人静的时候，我们在不屈不挠地写申诉信，父亲手抖得握不住，他说我写，几乎是每月一两封申诉信寄往父亲任教的那个学校和县上、地委的有关部门。没钱买信纸，我们就到处找纸，没有白纸了，就用以前的作业本在背面写，到商店去讨要包装纸回来裁了写。我至今对纸的珍惜就是那时养成的。写了上百封各种颜色不同，大小不一的申诉信，寄出去了全没有下落，我和我父亲心里也明白这些信是白写的，但写信成了夜里习惯的活计，写了那个晚上才能睡稳。
我的父亲蒙受了天大的冤枉，我的少年里充满了仇恨。可恨谁呀，恨谁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北京文化大革命了偏僻的山地里也文化大革命？恨谁决定了给我父亲戴反革命分子帽子，为什么这个社会就有了地富反坏右？恨送我父亲黄呢子军上衣的我姨父吗？恨那个胡宗南吗？恨运动怎么就控制了全社会的思想，怎么人都变成狼了，变得乌眼鸡了。可我这么恨着，老虎吃天，没处下口呀。直到后来听我父亲说是我的二堂兄首先揭发了他保存黄呢子军上衣的事，又听我父亲说在“教师学习班”上，第一个把他绑起来拷打的是邻村一个姓李的人，我和弟弟就计划着怎么去报复。我们计划当面质问二堂兄，骂他一顿，宣布与他断绝关系，再在某个夜里潜藏在邻村的路口，专等着那姓李的出来了，砸他几砖头。这计划被我母亲觉察了，告诉了我父亲，我父亲大发雷霆，不准我们惹事，这个家经不起再有事了！他说：恨他们有什么用呢，他们不陷害不绑打我，还是会有人陷害绑打的。我的父亲是善良的，也是软弱的，他和我的母亲严防着我们出去乱说乱动，我们不理解也想不通世事，虽没有去报复二堂兄和那个姓李的，但心里无时不在咒他们，杀他们。
五年后，随着形势的发展，我父亲的冤案终于平反，重新回到了学校。但他的身体再难以恢复健康，病病恹恹了多年，于1989年去世。
我是后来逐渐明白了文化大革命是怎么回事，明白了为什么能在中国发生，也为了使历史再不要重演，也以我的认识和能力，写下了《我是农民》《古炉》《老生》等一系列文学作品。
当我父亲去世时，我感叹过他如果是一个目不识丁的深山农民，或者是一个哲人，那多好啊，而我的父亲是小知识分子，他似乎什么都懂，又没有懂到极致，他才有了那么多的痛苦、委屈、疑惑，他才有了那么多对生的渴望和对死的恐惧。
我的那个二堂兄，他当年当过造反派的头儿，后来也教书，我和弟弟十多年没与他往来，后来他主动地来跪在我父亲的遗像前痛哭流涕，我们便也叫他是二哥了。他现在已七十六岁，是我们这一辈人中最和气的人。
而那个姓李的，在我父亲去世的前十年就死了。我有一年回老家过春节，听说他是开拖拉机去县城，经过四方岭时，路是很平坦的，拖拉机却翻了，原本他被摔在路上，可拖拉机翻了一下，又翻了一下，就砸在他身上，头当时就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