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斗殴的套路
笔者清理了能找到的所有道咸同时期的《巴县档案》案卷，发现川帮和茶帮的斗殴其实还挺有套路的：
首先，轻易不打，一打就停不下来。
笔者在53年的档案中，一共清理出川茶两帮的31次殴斗事件，其中有27次都集中发生在6年之内（当然，这个统计肯定不准，但目前的资料能告诉我们的大概也只有这些）。最频繁的时候一个月之内就发生4次。而剩下的47年，至少没有多少报案和打官司的记录。看起来，即使是人们印象中凶悍暴力的帮派组织，在打架这件事情上也不是那么任性的。
但是一旦打起来，后果就严重了。比如同治三年到五年（1864-1866），双方一口气打了两年。一开始茶帮只是攻击了川帮的个别店铺，但是川帮毫不示弱地“问候”了茶帮的所有店铺，于是茶帮又以牙还牙地打回来，接下来川帮又纠集一伙人直接群殴茶帮的首领……
社会学家兰德尔·柯林斯（Randall Collins）曾提到过一个“名誉金鱼缸”现象，就是在紧密的社交网络中，人们要通过发起冲突和回应挑衅来打造和维护自己的名誉。而这两年中的川帮和茶帮，就真的像金鱼缸中斗红了眼的两条鱼。你打我一个，我打你一帮；你做初一，我做十五，谁也不敢先停下来。
第二、尽量避免“真打”。
在川茶两帮打官司的状纸中，有很多惊心动魄的描述，比如“各持长矛短刀棍棒蜂拥入行，抄毁房屋，搜人打杀”、“屠张洪发四人均受重伤”等等，但是在每个案卷的验伤单中，验出来的都是些轻微的木器伤、石块伤、擦伤，甚至还有竹扇把戳伤。如果不是忤作出于某种目的伪造验伤记录的话，那就只能说明其实两帮打架更多地是造个声势、摆个姿态，还真不敢轻易把事情闹大。
第三、情况失控时，要及时“刹车”。
当然，事情也有真的闹大的时候。比如李鸿义参与的那一轮殴斗，一开始茶帮的攻势非常猛烈。打人、砸店、抢劫、掳人，越来越嚣张。在三月二十四日最暴力的一次攻击之后，官府抓捕了几名茶帮脚夫，其中就包括李鸿义。但也就是在那一天之后，茶帮的态度迅速软化，不停地为李鸿义求情，先是说他在狱中染病要求保释，后来又说他患有精神病，所以行为颠狂，与茶帮无关。后来官府同意保释后，第二天人就“死”了。
后来的事情我们就知道了：茶帮说尸体腐烂了不能验尸，知县爽快地答应了免验，而川帮也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这轮冲突真的就暂时压下去了。所以笔者可以确定地说，“李鸿义”就是这个案子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大龙套”。在知县和两帮讨论怎么处理他的“尸体”的时候，他可能早已登上回湖南的船，一走了之了。但是他莫须有的“死亡”却在冲突即将失控之际向川帮传递了示弱、求和的信号，而川帮和知县也是心领神会，赶紧自己找台阶下。
旧城改造前的千厮门正街
本文中的许多殴斗就发生在这附近的区域，选自《典藏重庆》
结语
一直以来，“暴力”都是令历史学家和社会科学家非常着迷的主题，因为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窗口，去窥探那个不熟悉的、热血豪情、快意恩仇的世界。然而不管是罗威廉（T Willam Rowe）笔下遍洒红雨的湖北麻城，还是裴宜理（Elisabeth Perry）笔下天灾人祸交织的淮北农村，还是王笛笔下手刃亲人的川西袍哥，甚至是狄亚哥·甘贝塔（Diego Gambetta）笔下的西西里黑手党，都向我们呈现了“暴力”作为集体行为的共性：它是人们在特殊社会环境下逐步形成的生存策略。
清代重庆的脚夫也是如此，在生存机会相对充足、政府监管力度适当、公平和信任尚存的时期（嘉庆以前），这个群体并不特别暴力。然而随着生存竞争日趋激烈、移民社会的群界划分，以及公权力的悄然退却，人们越来越倾向于选择小团体内部的合作，而代价却是团体与团体之间的撕裂与冲突。但即便是在川帮和茶帮争斗最激烈的时候，大部分殴斗还是策略性的、以生存为目的的行为，而不是为了杀伤对方和破坏社会秩序。毕竟，若能选择岁月静好，谁愿意鼻青脸肿、混迹街头？”
从一个脚夫之“死”窥探晚清重庆的江湖世界
－－作者：周琳（转自《澎湃》）
到了民国期间的四川军阀， 大大小小几十个， 打过去打过来， 什么叔侄开战，大多都是打着耍的， 但吼得厉害， 就是那个“内战外行”了。
可是， 一旦到了“国家”层面上， 这些用上海话说“打打白相相”的四川叫花子兵， 一个二个死命地拼，全国各地的军阀都有投降日汪的， 连中央军都有， 好像四川耗子打死也不投降！
看看重庆清朝的棒棒军帮派之间的“打码头”， 就知道四川人的内战打起来就是意思意思的来源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