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揭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鬼画皮的时候了
邓小平说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
他知道中国的国情是不能一步到位地进入资本主义的。他知道如果明目张胆地不加掩饰地搞资本主义，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深厚土壤的中国会一下子接受不了的，搞不好就会有翻船的危险。叶剑英的一段话就是邓小平骗术的最好注脚。叶剑英七十年代后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借毛主席的话来整他们，没有这个武器，回答不了全国人民的疑虑。毛主席的话，就是断章取义也要这么办，我估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主席说过的所有的话和指示，都要严格控制，未经中央办公厅审核，不得让任何人外泄或传抄，这里的道理多着呢!"
在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抗阶级的当今社会里，对于一个重要人物及其理论、实践与结局的评价，无不反映出这两大对立阶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对于邓小平及其理论、实践与结局也是这样。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总设计师”，他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影响很大，可以说，使中国有了翻天覆地的根本变化。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越来越有清晰而清醒的认识。我们现在对其作以浅略的分析。是揭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鬼画皮 的时候了。
一. 关于“邓小平理论”
（一）最著名的要数其“五论”...
现在国内党内把所谓的“邓小平理论”抬举得很高，已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齐名。大凡能称得上“某某理论”的，都应该有一定的体系构成。粗略研究了一下“邓小平理论”，从中还真发现了一些东西。如构成“邓小平理论”的著名的“五论”，就是其十分得意的理论精髓。这“五论”也就是大家熟知的那三论：一是“猫论”；二是“摸论”；三是“部分人先富论”；四是“硬道理论”；五是“不争论”。谈起这“五论”，他不无得意地说过，是他独有的发明。此人真了不起，我们的祖先努力奋斗了几千年，才搞出了“四大发明”，而他却在不长的时间里一下子就搞出了“五大发明”，实在是高，实在了不起，叫人不得不“敬佩”他，不得不格外地重视他。
他的“五论”中的“摸论”和“不争论”说起来似乎没啥噱头，其实这两论也是修正主义的典型论调。“摸着石头过河”，就是不讲社会主义方向，只讲利益（石头），此岸是社会主义，彼岸是资本主义，“摸过河”岂不摸到资本主义了？！“不争论”，就是不讲立场，不讲原则，不讲理，不让区分“姓资”与“姓社”，实质就是掩护资本主义复辟！特别是他那个“猫论”，更是深有“修意”。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核心就是这个“猫论”。你可不要小看了这个“猫论”，它可是比自有共产主义运动以来所出现的那些大牌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头子们所发表的万言纲领还要厉害。其厉害之处就在于它的浅显易懂，又涵盖了历代修正主义繁杂纲领的基本要义，既能说明问题，又能使不了解高深理论的一般人一看就懂，因此很能迷惑和操控人。他的这个“猫论”是历代修正主义“唯生产力论”的通俗版、经典版和现代版，怎么评价也不算过分。“不管白猫黑（黄）猫，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是他在60年代初就说过的一句名言。他以后的主要言论，包括他那三卷选集等，翻来覆去所讲的都是这个意思。在现实的捉老鼠中，当然不需要区分白猫与黑猫，但是，在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上，就不能不分是用白猫还是用黑猫来捉老鼠。如果在社会主义的工厂里，用“利润挂帅”、“物质刺激”来管理，由此来组织生产经营，也就是用金钱利益来引导人们的行为，这样可能一时生产经营能上去，但是，最终将导致社会主义工厂的资本主义化。在农村，如果用“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办法，开始也能捉住老鼠，但最终必将导致集体经济的全面破坏，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少数人会上升为富人，多数农民会重新沦为穷人，从而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种种恶果。
中国的一般资产阶级、官僚资产阶级也会捉老鼠，他们是好猫吗？外国资本猫，特别是美国资本猫也会捉老鼠，而且是掌握高科技管理技术的帝国主义猫,捉的比其他的猫还要好，外国资本猫、美国资本猫是好猫吗？能弄到钱、能弄到财富就是好猫，那么，不管强盗还是骗子，都能弄到钱，强盗和骗子也是好猫吗？邓小平能回答这个问题吗？所以，会捉老鼠的不一定都是好猫。在中国，如果说不分白猫黑猫的话，那这人一定不是搞社会主义的，必定是搞资本主义复辟的无疑。故毛泽东在70年代初就批邓小平说：“他是不抓阶级斗争，历来不提这个纲。还是白猫黑猫哦，不管帝国主义，还是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段话直接击中了邓小平这个“猫论”的要害。
其实，《猫论》也不是邓小平独创的。大家都知道，邓小平不读马列不看报，从战争年代到和平建设时期，功夫常下在桥牌上，有时喜好看鬼怪小说。他的夫人卓x就曾经介绍说，邓小xx非常喜欢《聊斋志异》，他不仅在北京时经常看《聊斋志异》，外出时还常带着《聊斋志异》。香港文汇报刊文也称，邓小平让工作人员把《聊斋志异》拆成活页，外出时带几篇，闲暇时看。其中的《画皮》、《口技》、《驱怪》等篇，是邓小平的最爱。《聊斋志异》手稿本卷三《驱怪》篇末，有“异史氏曰：黄狸黑狸，得鼠者雄！”狸者，猫也。翻译成白话就是：“不管黄猫黑猫，只要抓住老鼠就是好猫！”邓小平的“猫论”，原来窃取于此啊！蒲松龄当年在穷困境况下靠在“柳泉”下卖茶，听茶客讲述各地的奇闻异见，经20余载加工整理，艰辛写作，终成《聊斋志异》，担心没有知音，曾感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当年他做梦也没想到“知音”竟是窃居中南海的邓小平。
（二）关于“第一生产力”
邓小平曾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他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吗？否！科学技术不是第一生产力，第一生产力是从事社会生产劳动的人。
一是马克思、列宁在这方面早有论述。马克思说：“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说：“人类的首要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从来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说过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二是生产力的要素——劳动的人、生产工具和劳动对象。而科学技术在生产力中不是单独的一项，它包含在生产工具、劳动对象和人的劳动技能里。另外，由于科学技术的存在状况不同，它有多重身份，如它是一种社会文化，则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它包含在劳动对象中，成为物化劳动，转移价值，与物一起是社会财富；它又是一种人们科研和生产的能力，则属于社会生产力，但它不能单独存在。
三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对于改进生产工具，提高劳动技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样，生产能力（劳动生产率）获得提高，但会使单位商品的价值量减少，使劳动力的价格下降，新知识、新科学技术会使整个雇佣劳动处于不利的地位，使资本对工人剩余价值的榨取更为厉害，引起贫富差距的加大，这会引起社会的震荡，从而促使社会生产关系的改变，出现社会革命和社会变革。马克思主义认为科学技术对于生产关系的发展变化有着革命性的意义，是生产关系变动的源泉。而不是邓小平的那个撇开劳动的人、生产关系，抽掉其革命的意义，单独孤立地去谈什么科学技术对发展社会生产力的作用。
四是科学技术可以通过提高生产工具的效能和人的劳动技能，间接的转化成生产力，但不能直接创造价值。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科学技术利用高低的背后有人和人才的左右，而人才的竞争又取决于资本的大小。美国的资本家可以凭借其雄厚的资本优势来高薪收集全世界的人才为自己所有，从而取得全球科学技术的优势和经济的霸权地位。例如：我国多年来培养、父母含辛茹苦用从牙缝里抠出来的血汗钱供养出来的北大清华等高校的顶尖人才，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际垄断资本每年一次的“秋收”收了过去。我们的高校成了他们的人才预科班，成了他们免费培养人才的基地，这说明单纯的科学技术不能称第一。中国改买以来的情况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现在相当数量的技术原始落后的私人小作坊，打垮了在人员、规模、资金、技术、设备等方面都占有绝对优势的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这说明左右科学技术的还有人的思想、利益、决策层的政治路线等其他更重要的因素，这也证明科学技术并不能称第一。又如，两个条件相同的企业，采取同样的生产技术，生产同样的产品，但最后的效益却不一样。这除了科学技术以外，还有一个经营指导思想、企业管理、工人技术人员积极性的调动、资金运用等诸多方面的因素左右着企业的最终效益。所以，这更证明科学技术不能称第一。
五是马克思主义认为，生产工具、科学技术与劳动的人是密不可分的，人是生产力的第一要素，离开了生产者的人及其活劳动，生产工具和科学技术都是死的，根本就谈不上第一不第一。又如，中国和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也是这样。按原马克思的预测，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在发达、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里首先取得胜利。后来却在落后的东方俄国和中国发生，这是否有悖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有悖于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呢？其实并不矛盾，这与马克思的“桎梏论”并不冲突。因为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帝国主义向全世界疯狂殖民剥削，在俄国和旧中国，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工人和农民受到空前的压迫和剥削，这两个国家的生产关系已变成了生产力（首先是人）的严重桎梏。按照列宁的话说，就是俄国和旧中国的“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都过不下去了”，加之这两个国家都出现了大机器工业和代表时代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所以就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在这两个国家里就出现了新的社会形态（生产关系）。如果单从科学技术、社会发展的水平来衡量，这两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不会出现的。在旧中国，主张“科学救国”的人为什么最后走进死胡同，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去首先变革旧的生产关系，首先不去拯救生产力的第一要素——劳动者人，因而出现历史性的错误。所以说，科学技术并不能称第一。当然，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胜利的预言的基础是资本主义必然发展到全球的一体经济。在资本主义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以前，一部分国家出现社会主义现象的这种部分的质变，是社会主义的一种量的积累，它同样是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这一点已离本文主题甚远，就不展开赘述。
六是谈科学技术和生产力，不能脱离生产关系。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是以对方为存在的理由的，脱离了对方也就失去了自己存在的根据。一个社会的硬件如何，不是评判一种社会制度先进与否的唯一和主要的标准，这还要看一个社会的软件的先进与否。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就是只要发展起来就好，至于发展出来的是美女还是野兽他就不管了。其实邓小平是知道其发展结果的。在他说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路”的话以后，就向他的子女交底说，“只要不违犯国家法律，做生意干点事是可以的”。首先鼓励和支持自己的子女不择手段地先富起来。当时不正是在他的子女和其他高干子女的带领下，操控价格“双轨制”，掀起一股“官倒”和“经商热”吗？这使中国新兴资产阶级的资本原始积累由此起步，而且速度大大加快了。邓小平是打开资本主义复辟潘多拉盒子的始作俑者。
在社会主义时期，必须在工人、农民的主人翁地位不发生变化，也就是不再沦为下人的情况下去大力发展生产力，去努力发现和使用新的科学技术，而不是以牺牲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阶级利益为代价去发展。毛泽东时代不重视发展生产力和科学技术吗？显然不是。毛泽东非常重视生产力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在积极采用新的科学技术上，任何阶级、任何个人对此并无丝毫分歧。在发展和使用新科技时，分歧就在各阶级始终把自己阶级的利益摆在首位。这个阶级利益就是各阶级的生存基础——生产关系（主要就是所有制关系）。各阶级都在时时刻刻维护自己的所有制关系不受侵害。毛泽东正是这样，他一生始终把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利益放在第一位。在社会主义时期，他始终注意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那部分生产关系，始终注意调整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那部分上层建筑。他始终注意解放人、发展人、提高人的思想觉悟，始终注意用人的公有思想和主人翁地位来保证公有制优越性的最大发挥。他始终抓住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这对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以防止社会的“主人”变成社会的“仆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也就是防止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重新变为私人所有制。因为社会生产资料公有制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命根子，是全体劳动者共同富裕的经济基础。邓小平以及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的那种“卫星上天，红旗落地”，也就是所谓的“科学技术决定论”，意味着社会的主人重新沦为社会的仆人。
邓小平大肆宣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发展是硬道理”的背后，就是为了掩盖中国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变。在生产关系领域里，在所有制方面，把原来的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制改变为官僚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所有制。在分配领域里，把原来的社会主义的按劳分配改为按要素分配，即按权分配和按资分配。按权分配社会财富是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的分配方式，这是中国有别于西方传统资本主义的地方，就是有一个庞大的、占主导地位的特权阶层，即官僚垄断资产阶级，亦即掌控科学技术和权力的所谓“精英”阶级，这是原社会主义国家演变成资本主义后的特有现象。在人与人的关系方面，把原先社会主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同志式的互助合作的平等关系改变为资本主义的赤裸裸的金钱关系，压迫与被压迫、雇佣与被雇佣、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把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改变为仆人地位。在“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和“发展是硬道理”的背后，掩盖着有权、有钱人的欢笑享受和劳动人民的血泪痛苦。这就是邓小平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实质和目的。这就是历来马克思主义的敌人、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者抽掉生产关系本质来侈谈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唯生产力论。
（三）关于“真理的标准”
在70年代后期，曾经出现过鼓噪一时的所谓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邓小xx曾大肆鼓吹和歪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命题并无错，毛主席也说过：“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毛主席还说过：“真理只有一个，而究竟谁发现了真理，不依靠主观的夸张，而依靠客观的实践。只有千百万人民的革命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尺度。”（《新民主主义论》）在这里，毛主席所强调的实践是“社会实践”，是“革命实践”，是“阶级斗争”，而邓小平却避此不谈。
笔者理解毛主席所讲的“革命实践”的标准，首先分为不同阶级的实践标准，其次又分为客观实在标准和逻辑实在标准。实践，只能是人的实践，社会的实践，人和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实践总是阶级的实践，既有革命阶级的实践，又有反革命阶级的实践；既有无产阶级的实践，也有资产阶级的实践。在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的当今社会里，侈谈笼统的、统一的、超阶级的实践来检验真理，这是一个阶级在欺骗另一个阶级。资本家阶级和工人阶级的经济、政治、阶级地位不同，价值观不同，实践不同，目标不同，利益的诉求不同，所以他们的想法、说法和做法都截然相反。在阶级社会里，绝没有抽象的、统一的、超阶级的实践，各阶级都有各阶级的具体实践。用资产阶级的实践来检验无产阶级的真理，所得出来的结论是完全相反的，反之亦然。例如：对于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以刘少奇、邓小平为代表的党内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者的看法就截然相反。前者对这一理论就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就必然要拼命地否定这一理论。而无产阶级革命者则认为这一理论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强大思想武器，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到毛泽东思想阶段的最主要的标志。
另外，革命的阶级有时候由于力量的暂时弱小，实践失败了，不等于他们依据的理论不正确。反革命阶级暂时的力量强大，得势于一时，不等于他们依据的理论是历史进步的理论。邓小平大肆鼓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目的，并不是在谈什么理论，而他是借此来批“两个凡是”，来否定毛泽东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否定毛泽东思想最闪光的内容和最主要的标志，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及其理论。在当时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实践中，刘少奇和他是党内的一号和二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他本人在文革中曾两次被打倒，毛泽东逝世前彻底批判并否定了他。而他写悔过信，一再表示，“拥护文革“、“永不翻案”，一旦骗取信任而得势，立即翻案，在中国要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为他的资本主义。他是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对象，所以，在他重新得势以后，就用他的资产阶级的实践来检验毛泽东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对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继续革命的理论，他必然要彻底的加以否定。这是他为了实行“非毛化”和所谓的“第二次解放”，为了解放他原来的地主资产阶级，为了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复辟，扫清理论上的障碍。这就是邓小平搞所谓的“实践检验标准”讨论的要害和实质。
顺便再提一下，在所谓的“真理标准"讨论的同时，邓小平还有一个关于“实事求是”的谬论。他说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就是实事求是。何谓实事求是？毛泽东早已论述得非常清楚，那就是在客观实际中寻求规律性的东西。这明明是一个属于唯物辩证法的方法论范畴里的东西，而不是说唯物反映论，邓小平却胡说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是有关阶级、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以及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仅仅是一个方法论方面的问题，怎么成了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如果说在客观实际和实践发展过程中寻找规律性，这还有点理论意味，他所说的这个“实事求是”连这一点理论意味都没有。因为他不是真正讲客观实际的，也是不要“实事”的，例如以《求是》杂志取代《红旗》杂志，就是典型实例。他所说的“实事求是”的意思，则是说话做事要有事实有根据，不能无事实无根据地瞎说。他的言下之意是说，过去毛泽东整了刘少奇，整了他和其他走资派，是不符合事实的，不符合事实的结论是要推倒的。他砍掉《红旗》，斩掉“实事”，树立《求是》，就是要为自己翻案、为资产阶级的反动、反革命造舆论，大造和宣传修正主义的理论，他的目的是要推掉毛泽东压在他和其他党内走资派身上的那块镇妖石。这与所谓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一个目的。
（四）关于主要矛盾
邓小平说：“资产阶级、剥削阶级消灭了，并且不可能再产生。”并一直主张现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与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他的意思很清楚，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主要矛盾是落后的供给与旺盛的需求之间的矛盾，只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就能解决这个矛盾。这样，他就回避和抹煞了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的社会现实。
自有史以来，人类社会的运动都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的运动。生产关系这个形式如果不适应生产力这个内容的发展时，就会发生社会变革，为不断变动的社会生产力去寻找有利于其继续发展的新形式。自产生阶级的奴隶社会到现今，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则集中表现在阶级与阶级的斗争方面。当今社会是分裂为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这两大对立阶级的社会，二者之间的矛盾当然是当今社会的主要矛盾，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这是因为社会主义在一个国家取得对资产阶级的胜利以后，剥夺了资产阶级的生产资料，变革了社会的生产关系，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公有制，空前地解放了社会的生产力，显示了无比的优越性和光明灿烂的前景。但是，与全世界的资本主义势力相比，她还是新生事物，还相对弱小,她和人类历史上其他的社会制度的发生、发展过程一样，成长过程中充满着阶级矛盾和斗争，甚至要经历若干次的曲折和反复，然后才能最终确立起来。在整个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特别是初始阶段，新生而弱小的社会主义是处在空前强大、腐朽、反动的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和几千年来的私有制观念的包围、重压和腐蚀之中，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时时在受到资产阶级的腐蚀而有变质的危险。无产阶级要想避免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不发生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就必须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领域（包括思想领域）里开展对资产阶级和私有制观念的斗争。如果放弃、哪怕是稍为放松一下这一斗争，就会有着空前社会能量的资产阶级就会马上反扑过来，在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领域里实行复辟，变无产阶级的上层建筑为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这样，资产阶级就会很容易地破坏掉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使社会主义归于失败，或者名存实亡，如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由此可见，社会主义建立以后，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从理论上讲，事物的主要矛盾是贯穿该事物运动全过程的矛盾，只有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矛盾才符合这一标准，其他任何矛盾都没有这个资格。这完全如毛泽东同志生前所论述的那样，“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始终是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如果说别的什么矛盾能代替这一主要矛盾，那要么是理论上的无知，或者颠倒黑白，要么就是实践上的欺骗，或者胡搅蛮缠。
邓小平离开社会环境说的那个“矛盾”，其实是人与自然界之间的矛盾，甚至是动物世界里的矛盾，从而他把具有社会性、阶级性的人类矛盾，故意修正、降格、篡改为动物界里的矛盾，硬是捏造出一个所谓的“主要矛盾”来，还有什么理论意义和社会进步可言？！
50年代初期，在社会主义取得胜利以后的新中国，从经济基础和形式上讲，老的资产阶级、封建地主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确实被消灭被改造了。但是，在全世界由于资本主义重重包围下，还有几千年来的私有制、私有观念、剥削阶级意识形态的传统势力还异常强大，无产阶级公有思想、意识形态还显得比较的薄弱。小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自发势力仍然很强。资产阶级、私有制观念时时地在影响、腐蚀着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肌体，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逆转的势力时时在发生和增强。就连我们每一个人的危害公有制、集体利益的私心杂念都会成为资本主义复辟的土壤，更何况那些追求私利而被资产阶级俘虏的蜕化变质分子和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呢？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对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主战场已逐渐从外部转移到执政党内部。这时执政党内出现的两条路线的斗争，主要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就成了这两个阶级斗争的主要表现形式和集中表现。而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逐渐形成的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则是资产阶级的主要社会力量。他们一旦在执政党内取得支配地位，就会变无产阶级的政党为资产阶级的政党，变无产阶级专政为资产阶级专政，很快全面复辟资本主义。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严酷现实。
邓小平抹煞、偷换、取消当今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也就从理论到实践全面取消了阶级和阶级斗争；取消了阶级和阶级斗争，也就否定了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共产党与生俱来就是搞阶级斗争、继续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取消了这三项那还叫共产党吗？美国前驻苏联大使马特洛克就说得非常清楚，他说：“如果苏联领导人愿意放弃这个观点（指阶级、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观点），那么他是否继续声称他的指导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也就无关紧要了。这已是一个在别样的社会里实行别样的马克思主义。这个别样的社会则是我们大家（指西方统治阶级代表人物）都能认可的社会。”这位美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先生说的情况完全适用于邓小平及其“理论”和当今中国社会。
邓小平抹煞、偷换、取消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的目的，就是要掩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尖锐的矛盾和斗争，从而掩盖自己资产阶级的真面目，掩盖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残酷斗争，掩盖复辟资本主义的罪恶行径，掩盖和维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反攻倒算、法西斯统治和残酷剥削与掠夺。
二.关于改革开放
（一）关于“公有制为主体”
关于“改革开放”，邓小平曾经说过不少的话，提出了不少所谓的政策。其中说，“我们允许个体经济发展，还允许合资经营的企业的发展，但始终以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他的这个“公有制为主体”又是一个欺骗、迷惑和操控人的把戏，实际是另搞一套。
邓小平所说的公有制，就是现在所说的“国有经济”这一块。首先，按照阶级分析的观点来看，“国有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的公有制经济，资本主义也有公有制经济；其次，“国有经济”占主体地位就是社会主义吗？法国的国有经济比重比当今中国的还要高，按照邓小平的说法，法国岂不是比中国还社会主义了？快接近共产主义了吧？这不是很可笑的吗？！其实现在所谓的“国有企业”的工业产值只占总产值的28％（给国家上缴的税额却占高达60％以上），这还是几年前统计的数字，当前更低了。在“深化改革”、“国退民进”的黑浪中，这个数字还在快速缩小。在大力“推进市场化”、加紧“混改”、“国有企业私有化”的恶浪中，这个数字还将急缩！而外资企业、中外合资企业和私有企业早已占了工业产值的绝大部分，这哪里还有“主体”和“主导”的影子呢？国民经济有些增长，这个增长主要靠的就是这三种资本主义企业，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走资派引资卖国，使西方资本基本控制中国国民经济后，中国经济已是西方帝国主义的殖民地经济了。
退一步说，即使“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又如何？中国的“国有经济”还是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吗？还是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吗？不是，原先的社会主义公有制早已变成了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所有制。就是说，走资派搞改革开放，以“国有经济”概念偷换“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国营经济”概念，早已把“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演变为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私有制经济了。
我们知道，某一事物的质变，是这个事物内部的主要矛盾双方中的一方取得对另一方的支配地位以后出现的。一个事物质变以后，这个新的质必然要有一定的量来保证其质的规定性。取得支配地位的一方，为了巩固自己质的规定性，总会依靠自己刚取得的支配地位的优势，进行一系列量的扩张。这就是1949年成立以后的新中国，以及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而出现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景观。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但还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是在1956年才完成的。这就是在中国取得对资产阶级的支配地位的中国共产党，利用已经取得的地位优势，进行一系列的社会主义改造（量的扩张），逐步确立了社会主义的公有制。1978年以后的中国，走资派及其新一代资产阶级，在取得对无产阶级的优势以后，就马上改变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路线，在中国实行资本主义的思想、政治路线和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从而改变了执政党的性质。这就是毛泽东所说的“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道理。执政党的性质改变以后，他所掌握的整个国家机器和社会主义制度就变了质，演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质，整个国家的管理层就随之演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原先的公有制经济也就演变成了官僚资产阶级私有制。取得支配地位的中国走资派及其新一代资产阶级，为了巩固其质的规定性，就进一步大肆地进行量的扩张。在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鼓噪下迅速地培养出了一个一般的资产阶级，即所谓的“民营经济”、民营资本家阶级。在“官倒”、“经商潮”、“走私”、“破产兼并”、“股份制改造”、“混改”、用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将原来的国企冲垮后半卖半送给新一代资产阶级等方式，迅速地造就了一个富人的阶级，即资产阶级。这样就完成了由原先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向资产阶级即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私有制的转变。邓小平所说的“主体地位”对广大工人和农民来说，还有什么意义？只不过是骗人的鬼话罢了！
以上是从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方面来说的，最终决定上层建筑性质的还是经济基础。在中国的上层建筑的性质变化以前，其实经济基础早已慢慢地进行着向资本主义的演变和积累之中。刘邓走资派早就搞“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复辟资本主义的那一套。因此，毛泽东早在60年代就指出，“据我观察，不讲全体，也不讲绝大多数，恐怕是相当大一个多数的工厂里头，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不在工人群众手里。”这是我国当时经济基础情况的真实写照。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推翻了私有制的旧中国，创立了公有制的新中国。随后毛泽东通过长期的引导和教育，将中国人民的公有思想、集体观念提高到有史以来的最高水平，使中国出现了一段大公无私、无私奉献、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少有的社会景观。但是邓小平一上台，就重操旧业，使尽“改革开放”手段，将中国很快推入资本和金钱统治奴役一切的、到处都充满私欲、血腥、邪恶的深渊。
经济基础这个社会的内容对于社会的上层建筑这个形式来说是活跃的和经常变动的。在几千年传统的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的强大社会势能的影响下，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和影响下，社会主义的公有制和公有思想就显得比较的弱小。资本主义和私有观念因此处于下坡和顺水，而公有制和公有思想则处于上坡和逆水。人们的思想和行动最容易向资本主义和私有制观念回复。由于二者的社会势能相差悬殊，就必然会出现资本主义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平演变社会主义，而社会主义则不能和平演变资本主义的特殊的社会演变现象。
这个活跃的、经常变动的经济基础就是社会的生产关系，生产关系里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分配关系对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来说又较为稳定，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又是最活跃和最易变动的。所有制决定分配关系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但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会反作用于所有制关系和分配关系。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如国家公职人员即干部、特别是中高级领导干部处于主导地位，本来是人民的公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旦以权谋私，欺压百姓，立即变成官老爷，成为骑在人民头上的剥削者和统治者。又如在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厂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厂长则是代表国家和人民来为社会的主人——工人劳动者服务的。如果这个厂长摆不正这个位置，不把工人而是把自己摆在主人的位置上，在工厂里搞资本主义的物质刺激，利润挂帅，搞以权谋私，这就从本质和内容上改变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第一要素（生产资料归谁所有）和第二要素（产品如何分配）的性质。那么这个工厂实质上就不是社会主义的工厂了，这就是前面毛泽东同志所说的“工厂的领导权不在马克思主义者和工人群众手里”的情况。
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改变，也就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改变。这样的部分质变积累到一定的时候，就会发生整体的社会质变。经济基础的变化必然会反映到上层建筑，从而促使社会上层建筑发生变化。当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的主力军——党内资产阶级和它的代表——走资派在上层建筑领域里占据主导和支配地位以后，就会反过来推动经济基础即生产关系，主要是所有制关系的更大变动。这时，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形式上，即名义上可能暂时还在，但内容实质上早已不是社会主义的实质内容，实际上已经变成资本主义的实质内容了。从表面上看，好像是邓小平造就了中国新一代的资产阶级，但实际上是资产阶级发展的需要哺育造就了邓小平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实际上是起着推动资产阶级壮大和发展的作用。这就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所走过的道路。所以说，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的说法纯粹是掩耳盗铃，是在欺骗中国的老百姓。资产阶级从来对无产阶级都是虚伪的，因为他们是极少数人统治剥削绝大多数人，时时需要隐瞒本阶级的真面目，需要靠欺骗绝大多数人才能维持本阶级极少数人的统治，邓小平在改革开放的诸方面处处靠欺骗混日子也就不足为奇了。
（二）关于“共同富裕”
邓小平说：“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富裕，不是两极分化。”“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也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裕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俗话说，锣鼓听音，说话看行；听其言，观其行。看一个人不能光听他怎么说，更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做。通过邓小平多年的改革开放，在全国现在究竟是哪些人富了？有多少人富了？目前的情况是15％的富人的银行存款占社会存款总额的80％。也就是说，85%的穷人仅占20%。据《福布斯》公布《2011年福布斯中国富豪榜》的新闻报告显示，2011年有7500名大陆居民个人资产超过10亿人民币，远高于2010年的4000人。也就是说，仅这7500名中国富豪的总资产已远远超过75000亿人民币。另据《世界日报》2012年2月10日报道《国际城市发展报告》的新闻稿中指出，“据统计，2010年中国城市中居住在贫民窟的人口比率仍占28.2%，比同期的印度还高0.1个百分点。”居住在农村的贫困人口那就更多了。另据人民网2012年10月23日报道，目前，我国收入最高10%群体和收入最低10%群体的收入差距，从1988年的7.3倍已经上升到23倍，行业差距达到8倍，地域差距近3倍。据财政部2009年的调查，我国的收入分配差距已经达到“高度不平等”状态，10%的富裕家庭占城市居民全部财产的45%，而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仅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东方今报》2012年10月19日报道，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日前发布2011年《中国薪酬发展报告》。报告中直指，2007年平安保险总经理年薪为6616万元，是当年全国企业在岗职工平均工资的2751倍，相当于农民工平均工资的4553倍，收入差距太大了。这还是前几年的情况。这就是邓小平所说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结果。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至今未见“先富帮后富”。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院长曾湘泉向人民网记者列举了一组数据，包括其它媒体报道，从1978年到1984年，我国基尼系数稳定在0.16，而从1984年开始，基尼系数一路攀升，2007年达到0.473，2011年达到0.48，2012年已超0.57,并早已赶上和大大超过了资本主义的头号国家——美国。一般来说，0.2之下叫“高度平等”，0.2到0.4叫“低度的不平等”，0.4被视为基尼系数的“警戒线”，0.4以上叫“高度不平等”，0.57说明不平等的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了。这就是邓小平的“不搞两极分化”!骗谁呢？
不说他实际上是怎么做的，单从他表面上的漂亮词句里细品起来，也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他说的“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正是为了带动越来越多的人富起来，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这不仅在理论上是说不通的，而且在实践上也是做不到的。因为在一定的时期内，社会的总需求和社会的总财富都是一定的。如果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那么另一部分人就必然富不起来。有史以来，在私有制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里，都证明富起来的只能是极少数人，大多数人是富不起来的。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里，先富起来的少数人必然要遵循资本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原则，利用自己已经取得的资本和权力等方面的优势，去进行更大的资本投资和发展。资本在贪婪本性的驱使下，会利用先富起来的优势地位，把大多数富不起来的人作为自己奴役和剥削的对象，使他们不但富不起来，而且会更加贫困。例如：在资本主义的竞争原则下，电视上报道宣传说某个老板的企业搞得好，企业员工加薪,工资多么的高。这个“好”的背后，则是同一行业其他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大批的工人失业。这就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历史和社会现实，这就是资本主义社会弱肉强食、人吃人的图解，这就是邓小平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图解。
说“支援西部”、“开发西部”也是这样。东部富起来的“企业家”曾在中央电视台上公开地说，“不赚钱是不会到西部去投资的”，说是要达到“双赢”，说是开发西部，其实只不过是东部的资本向西部输入，以赚取西部的高额利润，致使西部中国式的“边缘化”，这与国际垄断资本输入第三世界、奴役第三世界、使其加速边缘化没有什么区别。
（三）关于“小康”
邓小平说“2000年达到小康”，后来据说如期实现了。2000年真的达到小康了吗？且不论公布的数字在“官出数字，数字出官”的时代里的水分有多重，单就这个公布的平均达到“小康”的数字来说，又能说明什么呢？这个平均数的后面掩盖着不平均、不平等。这个平均数是极少数人的高收入与绝大多数人的低收入的平均，是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平均。由此富人“帮助”穷人达到“小康”了。其实，它只能说明当今中国15％的富人的存款额占总存款额的80％，而85%的穷人仅占20%的现实。说人民生活有显著提高，这个有显著提高的也只能是少数人，而多数人仍然处于贫困状态，而且这种贫富差距还在继续加速扩大。在农村，在城市，在中国的任何一个角落，两个对立阶级鲜明地展现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邓小平的“小康”。竟有这样的笑话，某地一单位组织工人到北京去参观高楼大厦，说北京的工人多么伟大，成就多么辉煌！那些高楼大厦是工人们建设的，但工人们对高楼大厦有所有权吗？改革的成果是富人的成果，小康是富人的小康，邓小平们的小康。邓小平的这个“小康”与工人、农民、士兵、知识分子和一般公务员毫不相干。
其实，大同理想与小康社会是由《礼记·礼运篇》记述的。由于西汉时期，避讳汉武帝“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决策，作者就假借孔子与言偃对话的方式，讲述了大同理想与小康社会的状况：在大道通行的时代，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财产公有，互相友爱，社会成员各尽其能，老有所养，壮有所用，没有私有财产，没有盗窃和战争，一切都是那样的祥和而美好。只可惜现在大道隐去，社会反公道而行之，整个世界翻转过来。从夏禹商汤西周文武成王周公以来，天下为家，大人世及，财产私有，尔虞我诈，各亲其亲，各子其子，依靠礼仪制度的约束，社会才勉强维持下来。前者表述了以原始公社公有制为基础社会发展的“大同”理想，而后者揭示了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奴隶主到地主剥削阶级社会的自私自利与悲惨不安的社会状况，称作“小康”。这个“小康”，显然是奴隶主和封建地主的“小康”而已。可见邓小平提倡“小康”理想的阶级实质了。
邓小平说：“要让全国人民富裕起来。”他这样说好像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他代表了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吗？回答当然是否定的。任何国家和政党都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工具，都是统治阶级利益的体现。如果不是这样，国家就不会出现，也不能存在。那就是没有阶级的原始共产主义社会和未来的高级共产主义社会。毛泽东同志曾很明确地说，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明确地说不代表所有人的利益，也就是说不代表资产阶级和其他剥削阶级的利益。你邓小平为什么不敢提代表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呢？你说你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这不是赫鲁晓夫的全民党吗？其实你也不是全民党，你也不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你只代表你那个剥削阶级的利益。因为你的阶级基础是官僚买办垄断资产阶级和一般资产阶级。你依靠的是这个阶级，你吃的喝的穿的住的都是这个阶级从工人农民那里收刮来的血汗，是这个阶级从工人阶级那里榨取来的剩余价值。你吃他们的，喝他们的，享用他们的，当然要为他们服务，就必定要代表他们的利益。所以，你站在富人一边，你只代表富人的利益。资本家对工人们说：我代表你们的利益。狼对羊群说：我代表你们的利益。如此而已！
（四）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邓小平说：“中国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他这个说法与马克思主义论述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通向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是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邓小平的意思是说，既然是初级阶段，就不能要求得那么高，不能用纯而又纯的标准来要求，要有点市场经济，有点资本主义。他这里说的“有点”，而在他的实际中岂止是“有点”。他在所谓的“初级阶段"的借口下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中国要搞一段资本主义”。只不过这后半句慑于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主义的土壤，怕自己的狐狸尾巴露出来。其实这样的话，刘少奇早在50年代就已经鼓吹过。刘少奇当时就说：“中国是一个很穷的国家，中国资本主义发展水平很低，不能发展社会主义，必须在一段时间内，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路，然后再走社会主义的道路。”文化大革命中说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是很准确的，邓小平的确与刘少奇是一类的，连他们说的话、做的事都是一模一样的。也就是说，他们的资产阶级立场、观点、方法和实践都是完全一样的。刘少奇的路线被邓小平完全地继承了下来，并且“发扬光大”了。他继承了刘少奇的遗志，完成了刘少奇的未竟事业，在邓小平的手里完成了在中国的资本主义的全面复辟。有人说邓小平的改革是倒退到新中国初期的新民主主义阶段，这是不对的。邓小平的改革是将中国重新倒退到帝、官、封三座大山压迫下的旧中国，正如老百姓普遍一针见血说的，“改革开放，一夜回到解放前！”中国的社会现实事实上难道不正是如此吗？
他们二人都主张中国先搞资本主义。其实他们后搞社会主义是假，先搞资本主义是真。中国穷就不能搞社会主义吗？旧中国不是很穷吗？为什么社会主义的新中国会出现？他们这是标准的“唯生产力论”和资本主义的“补课论”。不知道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不知道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已演变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整体系统，发达的帝国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就是这个大系统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帝国主义不允许把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从这个整体中割裂开来，不允许贫穷落后国家发展资本主义富强起来，更不允许先搞资本主义再接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阶级斗争使混进共产党内的不坚定分子、投机分子、走资派不得不陷入修正主义的“唯生产力论”和“补课论”的泥潭。共产党自成立的那一天起，就是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就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搞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产党的最低纲领是使人类社会实现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而不是搞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专政。共产党去搞资本主义，那还叫共产党吗？这不正证明他们是资产阶级吗？所谓的“初级阶段论”，只不过是邓小平以便“名正言顺”地搞资本主义的借口而已。
（五）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邓小平称改革开放就是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据说邓小平一向很坦率，有时候坦率到很可爱的程度，但在中国的社会性质问题上却并不坦率。他这个所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实是“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已成世界共识了。正如中国老百姓不客气都说的，是“挂羊头卖狗肉”！中国特色特在哪里呢？它特就特在中国新一代的资产阶级不同于西方传统的一般的资产阶级。西方传统的一般的资产阶级是由私有的自由的小业主，即小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对外侵略战争的掠夺、杀人越货，从而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的。而现代中国新一代资产阶级的主力，则是由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机器中蜕化变质了的官僚阶层演化而来的特殊资产阶级，即官僚资产阶级，而且资本家正在不断地加入中国共产党、加入国家机关、参加党代会、人代会和政协会等。这也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演变为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有现象。不过这种“特色”现象也可能只是暂时的现象，随着全民所有制国营企业的逐渐掏空、腐败、破产、兼并、改制，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官僚资产阶级与一般资产阶级以及和帝国主义逐步同流合污，即共产党改为社会民主党或“全民党”、或者学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将不可避免，甚至公开实行资产阶级的多党制、实行资产阶级专政也没什么好奇怪的。这就是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真实内涵和必然结局。
邓小平说过，“大陆在下个世纪，经过半个世纪以后可以实行普选”。他的意思是说：到那时中国就可以达到像美国那样的成熟的资本主义，就可以实行象美国那样的所谓的“民主选举”。可见他精通资本主义、热衷于资本主义到了何等程度！
据说邓小平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既然很有本事，为什么明明搞的是资本主义，却要挂羊卖狗肉，处处打着人家的旗号，处处冠以社会主义的招牌？这其实是一种没有本事、懦弱而心虚的表现。这也是中外窃国大盗共有的表现。这是因为，有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曾经精心耕耘过的有着深厚社会主义土壤的中国，有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强大影响的中国。邓小平在自己阶级力量还没有羽翼丰满的时候，还不敢完全的撕下伪装。无独有偶，前苏联的那个戈尔巴乔夫也喊过要在苏联建立一个新型的社会主义，这与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路货色，有着异曲同工之妙。戈尔巴乔夫在没有把握的时候也曾经这样说过：“改革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而不是用另一种制度代替它。”邓小平也曾经这样说过：“改革开放，是为了搞好社会主义建设，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戈尔巴乔夫在搞垮苏联以后，就露出了他的真实嘴脸，他说：“我的人生目标就是消灭社会主义。”邓小平尽管很狡猾，伪装重重，但也还是多次露出了狐狸尾巴，“中国要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路”，这话难道不是他亲口说的吗？“走一段资本主义的路”，那就“积重难返”了，司马昭之心，世人皆知啊！
《世界日报》2011年12月18日的社论《行社走资，必须活用》一开头就嘲讽指出：“邓小平的智慧，是比苏联与东欧，更早看到社会主义的末路，于是把心一横，实行走资，但创出‘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口号，是一种包装，以社会主义的皮，包住资本主义的馅，有资本主义的味道，却有社会主义的外型。邓小平逝世后，在今天的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已面临绝路，资本主义却大行其道，没人敢走回头路，却没有人肯找新道路，是国家之福耶？”
中国现在不是造假成风吗？什么假烟、假酒、假米、假药、假公司、假军人、假领导等等，除了原子弹，什么不造假？总之，凡是社会上能有的东西都有假的。其实中国造假的源头就在邓小平那里，邓小平搞的假社会主义就是假风的总源头。你作大假，别人就作不得小假？你搞假社会主义，就是说明你搞的是资本主义。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坑蒙拐骗，尔虞我诈，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你邓小平搞假社会主义，最后长出来的就是一连串的资本主义虚假而丑恶的果子。
邓小平瘖熟中国的国情，他知道中国的国情是不能一步到位地进入资本主义的。他知道如果明目张胆地不加掩饰地搞资本主义，有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深厚土壤的中国会一下子接受不了的，搞不好就会有翻船的危险。叶剑英的一段话就是邓小平骗术的最好注脚。叶剑英七十年代后期曾说过这样一段话：“借毛主席的话来整他们，没有这个武器，回答不了全国人民的疑虑。毛主席的话，就是断章取义也要这么办，我估计在很长的一个历史阶段，我们都得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对毛主席说过的所有的话和指示，都要严格控制，未经中央办公厅审核，不得让任何人外泄或传抄，这里的道理多着呢!"不过，邓小平和他那个阶级一旦羽翼丰满，资产阶级专政得以巩固，他们早已急不可待了，迟早会抛掉伪装和社会主义这块招牌的。
作者: 正本清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