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严歌苓
今年三月的一个下午，我照例完成了一天的写作，吃了一顿以牛奶为主的“站立午餐”，心里莫名地生出一阵微痛的思念。我通常是在这种思念之痛突然发作时，一把抓起电话。因为是心血来潮，往往在电话那端有了应答时，发现自己并不知想说什么，只不过觉得母亲的声音比之信中的字更来得有声色些，更物质些，并且使我和母亲远隔重洋的沟通，又多出一维空间。这天我那识途的手指再次按下妈妈的号码。对父母的电话号码的记忆，早已不必经过大脑，手指头就如钢琴家熟识琴键上的音阶那样。
三月的那个下午（正是祖国的清晨）接电话的竟是我的继父。妈妈是个敏捷至极的人，电话铃一响，她总是闻声起舞似的向电话一跃。我甚至怀疑她时时都埋伏着，守候我的电话。自我远嫁，她知道早晨七点的电话铃声必定发自我这里。有时我连个“喂”都来不及招呼，妈妈那边已经唤起来：“嘿！女儿！妈妈就知道是你。”而这回接电话的不是妈妈那相当青春的嗓音，事情已大不寻常了。
我劈头就问：“妈妈呢？”继父没直接回答，反问我失眠症可有好转。无数猜测造成了我瞬间的木讷，任继父例行公事地问我的写作，问我先生的健康。我一字未答，等他圈子兜完，我仍是那句：“妈妈呢？”
继父说妈妈住了医院，前两天刚刚经历胃切除手术。他接着告诉我，妈妈胃癌已是晚期。在老爷子喋喋不休地陈述手术过程时，我重复地对自己说：有时噩梦也会如此真切，最终总要醒的，发现它不过是个唬人的梦。我只希望此时有个人来猛力推推我，告诉我，我只是让梦魇所陷。但是没有这个把我拉出噩梦的人了。这噩梦我是要做到生命终结的。
妈妈是个那么健壮的人，一副爽脾气，怎么可能患这样可怖的病呢？每次回去探望她，她总是不容分说地拾起（扛起、背起）我所有的行囊，在拥挤的人群里给我开道，我却甩着两只空手，不断恳求她慢些走，至少也让我拎一半行李。她根本不理我，因为在她眼里我一向柔弱，浑身没三两力气。有时我会跟她叫嚷：“妈妈，别人看见我这样甩着两只空手，让你老太太当挑夫，会说这个女儿真够‘孝顺’的！”她仍是不理会，只是像个坦克一般闯去。这样的一个妈妈怎么会说病就病到了死亡的门口？
几天后我到了上海，再乘火车到南京。妈妈已从外科转到了肿瘤科。在我到达之前，大家都期待由我来把真实病情告诉妈妈。哥哥一家和继父的儿女们都觉得轮不上他们来给予妈妈这一句宣判。正如二十年前，由我来宣判爸爸对她的感情已耗尽，他们的婚姻该解体。人们之所以把这份重大而残酷的权力委派于我，因为他们知道我在妈妈心里的地位，当然也知道妈妈在我情感中所占的篇幅。
从火车站到医院的路上，我只感到将遭判决的是我，而不是妈妈。人们在计程车上你一句我一句，讲着妈妈生病的始末。我一句也没听进去，只在心里组合那个最残忍的句子。我还一遍遍说服自己：妈妈应该知道真相，妈妈有权力明白地生或明白地死。我想，有我在她身边，她会添很多力量来接受这有着巨大杀伤力的真理，我还相信妈妈的坚强，她那些磨难若搁在我身上，每一次都等同一个死亡。我在穿过肿瘤科的长走廊时，话都排好在了舌尖上。
进病房时，我后脚没跨进门就见妈妈脸迎着门，眼睛望穿秋水地满是等待。我叫了一声“妈妈”，泪水淹着眼睛和五脏。妈妈眼中，那等电话的等，等信的等，等在火车站接我的等，此刻全聚集在那儿……她像是等着我来搭救她，伸出已瘦黄的两只手，张向我，叫一声：“女儿！”
她嗓音已失却了大部分亮度。我走上去，把自己置于她的双臂之间。我那天在她病房里待了六个小时，那句最难启齿的话，忽而在我喉口，忽而又退缩回心头。我想，我们把真实瞒着她，其实不是为她好，而是为我们自己好，使自己能得到虚假的安宁气氛。在伪造的好气氛中，健康人与病人的关系，要好处得多。我非但没把实情告诉妈妈，还去串通主治医生，请他帮忙维护我们善意的谎言。可是在我就要离开病房的时候，妈妈突然拉着我的手。南京三月的春意，是潮冷的，妈妈的掌心却如以往那样干爽和温热。妈妈说：“女儿，妈妈得的是癌症，你知道吗？”
我瞠目看着她，看两行眼泪从她眼里流出，翻越了不久前才崛起的高高颧骨。
我的手在妈妈的两只掌心里越发冷下去。我说：“别瞎猜。不是的，只不过是严重胃溃疡。”妈妈看着我，有泪在我眼中烧灼，她笑了一下，带出一口叹息，似乎本指望等待我回来，就是要我同她一块儿承受这份真实的，却发现我也禁不住真实，我也站进了对她隐瞒真相的人群中，靠着谎言，混一天是一天。看来她只得孤零零地去肩起那份真实的负荷。我眼泪再也噙不住，她却轻快地拍拍我的手，说：“好好，不是就不是！”这种时候，她和我只有不朝那痛处看，或者看穿也不去说穿它。
这天以后，我每天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回最新鲜的鱼和菜蔬。看妈妈吃饭，是我最紧张和痛苦的时候。她是吃给我看的，机械地咀嚼，任何美味之于她都不复存在了；再别出心裁的菜肴，在她嘴里都嚼成一块蜡。化疗越来越使她的进食变成一种折磨。妈妈却还总说：“嗯，好吃！闻起来就香！”当然，这话她也是说给我听的。我跨了重洋归来，帮她回忆她从童年至今所爱的一个个菜谱，一些失传的，一些刁钻的，也都使出浑身解数为她做出来，她即使再难下咽，也领我一份心的。我自然也是领她的心的。就像每天早晨我进入病房，大声哈哈道：“妈妈，你今天气色特好！”她总是领情地一句：“是吧，我也觉得不错。”
第二次化疗后，妈妈常从头上抓下一大把一大把的头发，似败草一样。妈妈曾有好极的一头厚发，演《雷雨》中四凤，编一根又粗又长的大辫子。那样活的一根辫子，一甩一挥都是生命。话题就从头发开端，妈妈讲起她演的一出出话剧中的一个个角色，讲到得意时，她是完全康复了。退回到了几十年前的岁月，眼睛也是二十岁的眼睛，那早已拖长而形成一条深皱的酒窝，又圆了。妈妈是好看的，年轻时更是，荣耀的日子有过不少，似乎什么都有过，只是从没得到过爸爸的爱。
五月份，我必须回美国完成一些写作，处理一些事务。那时妈妈的情形也相对稳定。临走前的晚上，我在妈妈床边坐到很晚。她忽然讲起她生我时的情形。她讲得很仔细，一个细节也不滑过。她说我是在三分钟内就冲锋到了她的体外，当护士告诉她是个女儿时，她从产床上蹿起，拉起医生护士的手就说：“谢谢！谢谢！”似乎是医生护士们成全了她对女儿的渴盼。
我没想到，妈妈会在离别时讲这件事。也许她自己都不知它的喻意。
八月初，癌症已转移到妈妈的脊椎，破坏了全身的造血机能。身体里已基本没有红血球，妈妈在靠输血过日子。然而所有的人都对我封锁消息，担心我失眠症再次大发作。似乎是某种感应使我早早订了机票，于八月六日赶到上海。刚在旅馆下榻，我便拨了电话，通报我的到达。而我得到的第一句话是：妈妈昨天早晨过世了。
我连一声惊讶都无力表示了。下面的话我全听不懂似的，只是僵僵地把话筒渐渐从我耳畔挪开。我什么也没说，直接把电话挂断了。似乎是一把刀刺进来，血尚要有一会儿才会流出来，疼痛也需要一段时间才能追上我的知觉。我一再问自己：我是个没母亲的人了？一个没了母亲的人是谁？我是什么人？住在这空寂的旅馆，走出去，外面将是个没有母亲的空寂世界。
我哭不出来。我坐在旅馆的厚厚的陌生中，坐了不知多久。大约是十二点多了，我吞服了三倍于平常剂量的安眠药，躺在床上，等着痛楚追上来，等着眼泪追上来。安眠药半点效力也没有，我再次吞服了更大剂量的药。此时窗外的黑夜已在褪色。我无梦无眠亦无思。没有了母亲，祖国的版图在我心里，从此是缺了一块的。
五点钟，我起来，拨通了美国的长途，我先生恰在等我电话。我不知道讲了些什么，只知道讲得很长，抽泣使句子很断裂。之后我收拾了行李，去搭最早一班往南京的火车。我坐在那儿，心里白茫茫的，眼睛不大眨，也不大转动。车上的人心情都很好，很热闹地买着沿途每一种特产食品。我没了妈妈，人们照样啃无锡肉骨头。
追悼会安排在我到达的第二天。只有一小时，因为殡仪馆四点钟关门。我临时写了悼词，语辞文法都稍嫌错乱，只以满腹遗憾，通体悲伤，将全文凝聚起来。我仅念了第一句：“亲爱的妈妈，我回来了，不过已太迟了……”站在第一排的哥哥“轰”的一声大哭起来。四十岁的哥哥，我是头一次看见他的眼泪。
妈妈躺在鲜花丛里，嘴唇微启。哥哥告诉我，妈妈的最后一夜，一直在喃喃地说：“不知还能不能等到歌苓了。”
妈妈年轻时同台演戏的朋友们都来了。还叫着我的乳名，还口口声声叫我“好孩子”。有一刹那，错觉来了。似乎又是几十年前，我在后台，穿梭于这些熟识的演员叔叔、阿姨之间，寻找妈妈。总会有个人喊：“贾琳，你的千金在找你！”
遗体告别仪式结束了，门外的蝉声仍在号哭。我有一点明白，妈妈为何把我出生的经过那样仔仔细细地告诉了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