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六四“正名”？被曲解的蒋彦永上书
文：格致夫
关于中共能否平反“六四”，或为其“正名”（蒋彦永提法），或称“重新评价六四”（赵紫阳提法），或许没有多少人注意到，日前刚出现一个最权威的重大线索。
众所周知，最初，中共和官方把“六·四”事件定性为“反革命暴乱”，后来则改称“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这一波澜不惊的更改意味着中共对该悲剧性事件的定性出现一定程度的软化。
而在日前李鹏去世的官方讣告中，虽然“政治风波”这一提法没有变化，但在赞扬李鹏在“六·四”事件中的重要作用表述中，却再次出现“动乱”和“反革命暴乱”字眼。这一来自最高层的线索，为判断中共对该事件的最新态度，提供了一个不可或缺的标志性参考，由此可合理推断，至少在习时代，平反六四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
关于平反六四这个民间提出的问题，海内外影响最大的当属蒋彦永上书。2014年，旅法华裔女作家、记者安琪重发了她10年前的一篇大作，其标题是《冲破思想牢笼，走出六四悲情——也谈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
作者对蒋医生上书给出了自己的独特解读和阐发。首先在一点上，我认同作者的说法：“平反”和“正名”不可混为一谈。但令人遗憾的是，该文对“正名”的具体阐释，却南辕北辙，本人无法苟同。尤其是对蒋医生上书政治含义的肆意曲解，非同小可，有必要再做探讨，以还原、澄清蒋老先生本意。
首先，来明确“平反”和“正名”这两个基本概念。
“平反”是一个政治术语，《新华字典》的解释是，把误判的冤案或做错的政治结论纠正过来，有沉冤昭雪、恢复名誉之意。此外，平反往往还包括道歉、经济赔偿、恢复或重新安排工作等实质性内容，按中共的术语，亦称之为“落实政策”。
“正名”的政治色彩就弱了一些，《辞海》的相关义项指辨正名称、名分，亦即达到名实相符，让事物之名与其本来面目相匹配，符合正义。显见，与平反相比，正名的实质内涵要少得多，现实可行性也就更高。毕竟，在理论上，正名并不意味着发生了多么严重的错误，面临的阻力也必然更小。
在笔者看来，这也正是蒋医生15年前上书时避开“平反”，而特意采用“正名”这个说法的初衷——希望用一种阻力尽可能小的提法向中共高层建言，以期获得积极回应。
安琪对蒋彦永上书的肆意阐发
安琪在该大作（以下简称安文）中写道：“蒋彦永上书的关键，在于他在提法上的突破。这里他用了‘正名’二字，而没有用大家惯常用的‘平反’。我觉得这个词语的差别，非同寻常，非常重要。它标志着一种独立的精神，甚至标志着一种思想的解放。”
“感谢蒋彦永，他这个为八九‘六.四’正名的提法是有勇气，有智慧的。它包含了一种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识。”
非常奇怪！提出更容易接受的“正名”，就意味着独立精神？就标志着一种思想解放？就包含了一种民主自由的思想意识？其中说得通的逻辑关系何在？
不可否认，蒋医生上书这件事本身就展现了一种令人敬佩的勇气和责任感，但这并非表现在用“正名”替代“平反”上。同理，蒋具有可贵的独立思考精神也与“正名”这个策略性提法没有多少关系，仍然体现在上书这个行为本身。
安文进一步阐述：“蒋彦永提出为‘六.四’‘正名’，而不是‘平反’，就有了一个大是大非的原则上的区分。你政府动用自己的军队，向自己的人民开枪，向手无寸铁、要求反腐败、反官倒的学生开枪了——这是一个认罪层面的问题，而不是一个让它来平反的问题。”
“这种‘平反现象’，是中国社会的一种特殊情况。执政当局借‘平反’以疏缓社会危机，延长其业已丧失合法性基础的执政寿命。人们无原则地认同和接受平反，就等于屈服于一个使用非法暴力和压迫的强权。等于拱手让出了几经牺牲可望争取到的权利。从而维护了中央政府本该被剥夺的‘自卫权利’。不是削弱、而是加强了当政者的权威。这样一种政府与所谓‘民间’的互动，掩盖和抹杀了社会上真正要求自由民主的诉求，延缓了民主的进程。”
这里的逻辑就更不可思议了。既然作者认定六四事件属于“认罪层面的问题”，平反“就等于屈服”，甚至“延缓了民主的进程”，平反不可接受！为何蒋医生仅仅提出难度更低的正名，反而可以接受呢？按作者的逻辑，与要求平反相比，这岂不是更大的妥协？！
安文最后明确提出：“在八九‘六.四’的纪念日里，让我们选择一种自主的站立的姿势，告别平反，走出悲情。”
总之，作者认为，绝不可接受中共的平反，否则就是屈服，就是为虎作伥！按该文的逻辑，蒋医生的“正名”提法更是向中共妥协，更是“加强了当政者的权威”！而作者对蒋上书的赞扬，怎么看，都是言不由衷的自相矛盾。
一个关键问题：安文的解读真的反映了“蒋彦永上书的思想内涵”吗？
那就来看看蒋彦永2004年2月24日上书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政治局、国务院四个最高权力机构领导层《关于为89年六四学生爱国运动正名的建议》中是怎么表述的。
“六四之后，绝大部分和我相识的各行各界的人，在心里都很清楚，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但屈服于上面的高压，不敢讲心里话。在这个问题上，所谓的和中央保持一致，完全是一种假象。在这漫长的15年中，我不论在什么场合，从来都是明确地表明，我认为六四镇压是绝对错的。我总希望这个错误有我们党自己下决心来纠正。文化大革命搞到把中国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邓小平出来，由我们党自己把文化革命的错误纠正了，中国并没有乱，老百姓更信任党了。那时我国的食品极其缺乏，什么都要凭票，但老百姓仍能和党一起来克服各种困难，使国家在短短的20年内就大变样了。现在我们国家物资丰富，人民生活大大改善了；更何况纠正六四的错误是全国人民的心愿，也是全世界人民的心愿。只要我们党的领导痛下决心，自己来纠正错误，我相信一定会得到全国人民的支持，中国一定不会乱。”
“我在上面写了不少，总的意思是：既然16大后我们党和国家的新领导，在各种场合特别强调要贯彻宪法，要以人为本，那么，人大常委、政协常委、16届中共党的政治局委员和常委，就应该用国家的宪法和党的最基本的三大原则：‘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为标准来重新审定六四。我们党犯的错误应该靠党自己来解决，解决得越早，越彻底，越好。我相信，正确地评定六四是人心所向，绝不会造成紊乱。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只能是造成更大的不稳定。”
在本人看来，蒋医生的上书，根本不是为了追求所谓的独立精神，恰恰相反，而是彰显一种合作精神；根本不是显示什么思想自由，而是在寻找官民之间的最大公约数，以达成社会和解的良好愿望！
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事实是，蒋医生是一位中共党员。在此前6年，蒋在“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人大和政协的信 ”中写道：“平反‘六.四’可作为进行政治改革的首步。走这一步是最得民心的一步。‘顺民心者昌，逆民心者亡’。我们认为，平反‘六.四’是一张威力无比的‘王牌’。问题是由谁来打这张‘王牌’。这张‘王牌’理应由江总书记来打，但他若不愿意打，我们认为真正爱国，爱民，想把中国建设成为民主富强的国家的有志之士，都可以拿起这张‘王牌’。”
蒋在“一群老共产党员1998年给江泽民总书记的信 ”中说：“我们一群老党员给你写这封公开信的目的很明确，即敦促你痛下决心，平反‘六.四’。 去年三月，八届五次政协会议的文艺组会上，吴祖光先生无私无畏，首次公开提出应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六.四’的罪魁祸首是贪污腐化分子陈希同，是他编造了谎言，欺骗了小平同志，将陈希同的罪行公诸于众，就可为平反‘六.四’找到保护小平同志的极好方案，但遗憾的是，他的忠言未被采纳。 去年九月，十五大开会前夕，赵紫阳同志给十五大主席团并转交全体代表同志的信，非常恳切地要求重新评价‘六.四’。并提出：‘早解决比晚解决好，主动解决比被动解决好，在形势稳定时解决比出现某种麻烦时解决好’。这些中肯的建议又未被接受，再次失去了良好的时机。”
这两份更早的上书再明确不过：蒋作为一位中共党员，在以建设性的合作姿态向高层提出建言。虽然其中有直言不讳的批评，在2004年的上书中甚至有中共高层难以接受的难堪表述，但仍无法否认：蒋这位中共党员以事实为依据，指出当年中共的做法错误，并要求为六四“正名”，并没有不与中共合作的意思，更不意味着不接受平反。否则，他也没有必要冒着风险执意上书了！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在早前的两份上书中，蒋等“一群老共产党员”要求的就是“平反”，但没有得到江泽民和中共决策层的积极回应，6年后，在蒋个人上书中，才策略性地改用“正名”这个更容易被中共接受的新提法，其基本出发点就是社会和解，并有利于中共的执政，而非相反。
总之，作者对蒋医生上书的解读，有明显的不顾基本事实，不顾起码逻辑，为了自己的需要而进行肆意曲解之嫌。客观上，这是对蒋先生的不尊重，亦不利于其在国内的处境；尤其导致对广大读者的刻意误导和混淆视听。这一做法已经超出了不同观点进行理性探讨理应遵守的底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