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与文革大起底 连载12 （刘少奇的反击）作者 崇新岳， 百思峰

第九节 刘少奇的反击（1）

　　1965年11月30日《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意味着毛泽东打倒刘少奇的斗争，向前迈进了一小步。这时刘少奇又使出他擅长的“浑水摸鱼”来对付毛泽东，在此之前，毛泽东已有几次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大亏。
　　在说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前，有必要先说一下刘少奇的“吹鼓手”。一个人到了刘少奇这样“国家主席”的地位，不用你刻意去找，自然有人会主动上门来给你当吹鼓手，为你歌功颂德，帮你攻击你的政敌。在刘少奇众多“吹鼓手”中，最著名的有三个人：邓拓、吴晗、廖沫沙。
　　1961年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结成一个“写作班子”，笔名为“吴南星”。其中“吴”出自吴晗，“南”出自邓拓（笔名“马南邨”），“星”字出自廖沫沙（笔名“繁星”）。这三个人用笔名“吴南星”，在中共北京市委机关刊物《前线》杂志上，开辟一个专栏《三家村札记》，发表短小的杂文，每期刊登一篇。“吴南星”的《三家村札记》，以说古论今、谈天说地的方式，评喻时政，谈论社会风气，这个就是后来在文革中被痛批的“三家村”。
　　“三家村”之一的吴晗，是《海瑞罢官》的作者，我们前面已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三家村”之二的邓拓，是延安时代的老革命文人，1944年主编出版第一部《毛泽东选集》，一时成为毛泽东的爱将。新中国成立后，出任《人民日报》社长兼总编辑，可谓中国报刊界的第一大人物。同时，邓拓是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也就是今天的“院士”。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宣传部门统统归刘少奇管辖，邓拓自然也就投身到刘少奇门下，由毛泽东的爱将变为刘少奇的爱将。1957年，毛泽东对邓拓主办的《人民日报》，在“反右”斗争中的表现不满，曾当面批评邓拓是“死人办报”。1958年邓拓调离《人民日报》，左迁到彭真手下任北京市委副书记，兼任北京市委刊物《前线》的总编辑。“三家村”之三的廖沫沙，早年是左翼文人，解放后任北京市委统战部部长，北京市政协副主席。
　　现在有人说他们三人写的《三家村札记》，是一些与政治无关的随笔，后来在文革中被冤批。这种看法不够正确，《三家村札记》都是与政治紧密相关的政治小品文，当时人们对《三家村札记》的评价是：“紧密联系现实，敏锐提出问题，为人喜闻乐见。”由当时人们的这个评价，也可见《三家村札记》是紧密联系政治的。
　　《三家村札记》的三位作者都是副省级的高官，试想，这样的高官所写的时评文章，能没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吗？而且，他们这样百忙中的高官，又怎么可以有闲情逸致，每周去写一篇无政治含义的消遣性随笔呢？另外，《三家村札记》发表的刊物《前线》，本身就是北京市委的“谈政治”刊物，根本不是学术性刊物，更不是娱乐性刊物，这个也决定《三家村札记》是政治性的杂文。【待续】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2）

　　【接前】在和平时代，不是用枪杆子，而是用笔杆子打先锋的，而邓拓、吴晗、廖沫沙三人就是刘少奇的先锋大将，他们写的《三家村札记》的主旨，就是为刘少奇摇旗呐喊。
　　比如其中一篇《伟大的空话》中说：“我想奉劝爱说‘伟大的空话’的朋友，还是少说一些，遇到要说话的时候，就去休息，不要浪费你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和精神吧！”这篇文章中所说的“伟大的空话”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退居二线“去休息”，不要到一线来说“伟大的空话”了。
　　再比如《专治健忘症》中说：“得了健忘症的人，往往有许多症状，说过的话很快就忘了。因此，这种人常常表现出自食其言和言而无信。……，一个人如果发现有健忘症的现象，必须赶紧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情都不能做，勉强说话做事，就会出大乱子。”这篇文章中所说的“得了健忘症”的人，就是暗指毛泽东，暗示毛泽东应该“完全休息，什么话都不要说，什么事都不能做，否则就会出大乱子。”
　　还有一篇《王道和霸道》，文中说“所谓霸道，就是咋咋呼呼的凭主观武断的一意孤行的思想作风。这使人一看就会感觉到是要想做霸主的，到处树敌，多么不得人心！”这里所说的“霸道”，也是暗指毛泽东。
　　再有一篇《明代民族英雄于谦》，在说到于谦的兵部尚书职务时，特别用现代语解释说“兵部尚书就是国防部长”，又说于谦“生性朴素，性格刚直”，在于谦被罢官之后，又“恢复名誉了”。这篇文章中，用“国防部长”和“恢复名誉”这种现代的词汇来解释古代的事情，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国防部长彭德怀就是现代的于谦，应该为彭德怀恢复名誉。

　　这些《三家村札记》，当然不会瞒过毛泽东的眼睛，毛泽东对这些暗批他的文章无疑是耿耿于怀的，于是毛泽东就开始找借口“整”邓拓、吴晗、廖沫沙这“三家村”了。这时正好有一个机会来了，一位名叫盂超的作家，根据传统鬼戏《红梅记》，改编了一出新编历史剧《李慧娘》。廖沫沙看后，写了一篇《有鬼无害论》的杂文。
　　按照当时的意识形态标准，“鬼戏”是宣传封建迷信，而宣传封建迷信就是与“无神论”的马克思主义相对立的。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就犯了这样的“硬伤”，所以这次拿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开刀，显然是顺理成章的。于是毛泽东指示当时还在世的上海第一书记柯庆施，组织一个班子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柯庆施立刻组织了一个笔名“梁璧辉”的写作班子，发起一个批《有鬼无害论》的运动。【待续】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3）

　　【接前】1963年5月，上海《文汇报》发表署名“梁璧辉”的文章《“有鬼无害”论》，不点名地批判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之后，柯庆施在讲话中进一步把“有鬼无害”提高到路线斗争的高度，他说：“有些人身为共产党员，对宣传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坏戏，不阻止，不反对，甚至还找理由替它辩护，说什么‘有鬼无害’。所有这些，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戏剧界、文艺界存在着两条道路、两种方向的斗争。”
　　毛泽东搞这次战役的目的，主要是打击廖沫沙，试图掀起一个批判“有鬼无害论”的高潮，把廖沫沙搞“臭”，这样他不能再出来写文章为刘少奇摇旗呐喊了。
　　刘少奇很快就明白了毛泽东的意图，刘少奇并没有“捂”毛泽东的这颗炸弹，而是把它引到别人院子里去爆炸。毛泽东要批“有鬼无害论”，刘少奇不仅不阻止，而是帮忙批，但刘少奇把批判的焦点，从廖沫沙写的《有鬼无害论》，转移到孟超写的《李慧娘》上。
　　在刘少奇的部署下，《人民日报》发表署名“齐向群”的文章《重评孟超新编〈李慧娘〉》，文章对孟超进行了上纲上线的批判，说：“孟超具有同党和人民相反的思想感情，他从个人主义的立场出发，对自己的现有地位不满，感到‘沉沦、受压抑’，所以他要写作这个剧本发泄这种不满，表示他的反抗，并且鼓励那些对我们党和社会主义心怀不满、充满仇恨的人起来反抗。因此，《李慧娘》的出现不是偶然的，这是资产阶级和封建势力向党和社会主义的进攻在戏剧战线上的表现”。
　　《人民日报》还为这篇文章加了一个《编者按》，明确指出：“《李慧娘》是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作品，是一株反动的毒草”。这是一个致人于死地的大帽子，其份量绝不亚于后来姚文元给吴晗扣的帽子。
　　《李慧娘》的作者孟超不过是一个县级小干部，刘少奇动用宣传机器，把毛泽东批廖沫沙的火力，转移到孟超身上，一时间批判《李慧娘》和孟超的文章铺天盖地，完全淹没了对廖沫沙的“有鬼无害论”批判。这就是“浑水摸鱼”的战术，先把“水搅浑”，让人们搞不清，毛泽东发起这场运动到底是针对谁的，然后再在浑水中摸鱼，达到自己的目的。
　　在刘少奇“浑水摸鱼”的战术下，毛泽东发起这场大批判的结果，只是批臭了孟超这个小小芝麻官，毛泽东真正想批臭的廖沫沙，反而在浑水中混了过去，并没被批臭。毛泽东被刘少奇“浑水摸鱼”搞得一筹莫展，吃了一个哑巴亏。只是到了1966年文革爆发之后，毛泽东才把批判的火力，重新转回到廖沫沙和“三家村”，《李慧娘》和孟超在文革爆发后，反而没事了。

　　不久，毛泽东又再次吃了刘少奇“浑水摸鱼”的亏。1964年2月，中国剧协举行一场大型迎春晚会，参加这次迎春晚会，名叫顾工的《解放军报》编辑，本着“战士的责任感”，向党中央上书揭发“文艺界的糜烂风气”。顾工揭发说：会前发函希望来宾讲究服饰，女宾以裙子为宜。场内不设政治标语，称呼“女士们、先生们”，跳美国水手舞、伦巴舞，男女反串表演革命经典《兄妹开荒》，更有几个大男人穿戴“短裙”和“乳罩”，毛胳膊毛腿地大舞跳“小天鹅四人舞”……【待续】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4）

　　【接前】毛泽东看到顾工的揭发材料，当然是大怒，说：“要把唱戏的、写诗的、文学家、戏剧家赶出城，统统轰下去。要分期分批到农村去，到工厂去，不要让作家住在机关里，不下去写不出东西来。谁不下去不给他开饭，下去了再开饭。”
　　毛泽东要求全国文联和各个协会，立即开展整风。到1964年6月，中宣部向中央提交一份《关于全国文联和各协会整风情况报告》，毛泽东非常不满意这个报告，在报告上写下批示：“这些协会和他们所掌握刊物的大多数，15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做官当老爷，不去接近工农兵，不去反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的边缘。如不认真改造，势必在将来的某一天，要变成像匈牙利裴多菲俱乐部那样的团体。”
　　毛泽东这里说“这些协会15年来不执行党的政策”，其实是在不点名地批评刘少奇。因为15年以来，刘少奇是主管文化宣传的，文化界出了这么大的问题，刘少奇首先要负责任。毛泽东又进一步提出中央成立一个文化革命小组，领导一场彻底的文艺界整风。毛泽东希望通过这次整风，削弱刘少奇在文艺界的威信和势力。
　　1964年7月，中央成立“文化革命五人小组”，主持领导文艺界的整风。“五人小组”的组长是彭真，副组长是陆定一，康生、周扬、吴冷西。五人当中，只有康生是毛泽东派的，其余四人都是刘少奇派的，这就决定了毛泽东没有这场整风运动的主导权。
　　整风开始后，刘少奇又用“浑水摸鱼”的手法，一下子把400多部电影戏剧都打成“有问题”，一齐进行批判，搞得文艺界人人自危，不知所措，不知这场斗争的重点到底在哪里。文化部长沈雁冰，即著名作家矛盾，因为不太听刘少奇的话，成为这场运动的主攻对象之一。这次整风运动中重点批判的一个主题，是批“中间人物论”，而沈雁冰曾提倡写中间人物，说：“两头小，中间大，英雄人物与落后人物是两头，中间状态的人物是大多数，文艺主要教育的对象是中间人物。”
　　批“中间人物论”的结果，沈雁冰被迫辞职，由刘少奇的铁杆，中宣部长陆定一兼任文化部长。这样一来，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反而比以前更强了。毛泽东发起这场整风的目的，是想要削弱刘少奇对文艺界的控制和影响。毛泽东这一记重拳出去，刘少奇用“浑水摸鱼”抵挡，毛泽东什么也没打到，反而让刘少奇在浑水中摸到了大鱼。
　　刘少奇用“浑水摸鱼”对付毛泽东，还有我们前面提到的“四清”运动。毛泽东提出“四清”运动的重点是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刘少奇又把水搅浑，把“四清”运动的重点，变成一大片有经济问题的“四不清”小干部，使毛泽东发起的“四清”运动又白费劲了。

　　这次，面对毛泽东咄咄逼人的批《海瑞罢官》，刘少奇依旧使出“浑水摸鱼”的手法与毛泽东周旋。刘少奇不像彭真那么蛮干，他不会抵制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而是帮毛泽东批《海瑞罢官》。但刘少奇会在批判中“浑水摸鱼”，改变斗争的大方向，把毛泽东的“政治批判”，转变成“学术批评”，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待续】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5）

　　【接前】1965年12月1日，也就是《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第二天，彭真召集他的一些部下，到他家里去开会，这个会可以叫做“定心打气会”。
　　为什么说是“定心打气会”呢？因为在这之前，彭真的口气很大，傲气得很。有人问他，北京要不要转载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彭真信心十足地说：“不转！”当上海发来《评/海瑞罢官》小册子的征订时，彭真又信心十足地说：“不订！”
　　可是现在彭真不得不改口说：要转载《评/海瑞罢官》。这显然是彭真败退了一大步，自然会影响到他的部下们的信心，甚至有可能会出现临阵脱逃。彭真召开这个会，是为了给他的部下们吃一粒“定心丸”，给部下们鼓起信心。这次到会的人，有北京市长刘仁、北京市委副书记邓拓、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等十余人。
　　彭真身材魁梧，乍看上去像大老粗，据说当年做地下工作时，他曾以黄包车夫为职业掩护。彭真的文化程度也不高，只是中学毕业，但他讲起话来，就让人刮目相看。彭真讲话十分流利，滔滔不绝，一句接一句，中间都没有停顿。只可惜他的山西口音太重，要不然真的不亚于广播电台的播音员。
　　今天彭真还是跟以往一样，讲起话来滔滔不绝，看不出任何动摇和气馁迹象。彭真首先安慰大家说：“对任何文章都要一分为二，对姚文元的文章也是如此。吴晗有对的地方，姚文元也有错的地方，吴晗问题的性质不等于敌我问题，不要一批评就紧张的不得了。”
　　彭真又郑重地说：“《人民日报》的按语，是中央审过的，我们一定要按照这个按语去做。”
　　彭真含糊地说“中央审过的”，是要安抚这些人，你们不用担心，“中央”是支持我们的。可是彭真这句话，并没有说到关键之处，因为这里所谓的“中央”，到底是谁呢？刘少奇肯定“审”过，并且同意了；周恩来也“审”过，但是态度中立，毛泽东肯定是没“审”过。
　　很多高官应该看出彭真是在含糊其辞，但又不好问，也不敢问，毕竟彭真是他们中间唯一的政治局委员，是唯一可以与“中央”直接对话的人。大家不敢问“中央”，只好转问为什么《解放军报》的《编者按》，说吴晗的《海瑞罢官》是大毒草。彭真解释说：“是因为军队的内部教育，军队内部不能争鸣，其实现在并没有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6）

　　在安抚大家一番之后，彭真又讲今后的对策，说：“现在我们要强调‘放’，全面地‘放’，索性让大家把心里话都讲出来，讲透讲够，然后再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统一认识。在‘放’的同时，把各种问题都“放”出来，扯得越宽越好。”
　　彭真吸取了上次的教训，这次不再用“捂”的方法，而是改用“放”的方法，这显然是刘少奇的“浑水摸鱼”之计。彭真又说：“报纸要登两方面的意见，赞成吴晗和赞成姚文元的意见都要登，这样才好讨论。要采取‘放’的方针，要组织一些有名人士写文章，争论的题目要多，这样参加讨论的人就多，象看大世界一样，混战一场。毛泽东思想也不能完全教会人民，只教会一半，至少那一半要反面教员才能把他们教好。”
　　最后彭真又傲气地说：“我们党从来反对盲从性，毛主席就从来没有说过让我们一定要听他的话。在党内，真理在谁手里就得听谁的。”

　　经过彭真的“定心打气”之后，彭真的部下们立即投入战斗，代表北京的刘少奇司令部，与上海的毛泽东司令部展开一场大论战。这次彭真组织班子写文章，不是写“保”吴晗的文章，不是反对姚文元批吴晗，而是支持姚文元批吴晗。但是他们批吴晗的调子，却与姚文元完全不一样。
　　姚文元是从政治上批吴晗，而彭真是从学术上批吴晗，他们试图把对吴晗的政治批判，转化为学术批判，然后把学术批判转化为学术讨论，再把学术讨论转化为思想问题的讨论，来一个“逐步降级”，把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1965年12月12日，邓拓亲自出马，化名“向阳生”，在《北京日报》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 邓拓从“道德”的角度，对吴晗进行批判，指责吴晗继承了封建主义的旧道德，为封建主义唱赞歌。邓拓的批判文章，完全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这是把大事化小。
　　1965年12月2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中宣部副部长周扬主持写的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周扬又从“社会思潮”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代表了封建主义的腐朽思想思潮，应该对这种思潮进行批判。周扬的批判文章，也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7）

　　1966年1月8日，北京市宣传部长李琪，化名“李东石”在《北京日报》上发表批判吴晗的文章《评吴晗同志的历史观》。李琪再次从“历史观”的角度批判吴晗，批评吴晗的历史观没有改造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李琪的批判文章，同样回避了吴晗《海瑞罢官》为彭德怀喊冤叫屈的问题。
　　这样一场批判吴晗的“学术讨论”就大张旗鼓地展开了。一些与内幕全无关系的群众，一些爱发表议论的人，爱凑热闹的人，也加入了这场讨论。当时这些人并不知道，这场讨论的后台是毛泽东和刘少奇两个巨人，如果知道了他们也就不敢来讨论了。一些人出于正义感，认为姚文元给吴晗扣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帽子，过于牵强，于是写文章替吴晗辩护。比如后来写《出身论》而著名的文革青年遇罗克，就在这个时候，在报纸上发表过支持吴晗的文章。
　　这些支持吴晗的文章，当然是彭真求之不得的，马上让报纸刊登。结果报纸上发表的支持吴晗的文章，基本上都是来自“不明真相”的群众，而真正吴晗的“自己人”，反而都在批吴晗，所谓“小骂大帮忙”。
　　1965年12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吴晗本人的检讨《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吴晗在文中承认自己的错误，说：“通过批判和讨论，特别是最近‘向阳生同志’的批评，使我认识了错误，改正了自己的观点。”吴晗承认的错误，只是“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上的学术观点错误和思想认识错误，丝毫没有承认姚文元提出来的“退田”和“罢官”的政治动机。

　　刘少奇这次使出“浑水摸鱼”，又让毛泽东一筹莫展，眼看斗争的大方向，就要被刘少奇偏移到“学术讨论”上去了，让毛泽东对吴晗进行政治批判的计划落空。于是毛泽东不得不亲自出马，亲口挑明说：“吴晗的《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
　　毛泽东否定那些从“道德观”、“历史观”和“思想认识”来批吴晗的“小骂大帮忙”，明确指出要批吴晗的政治动机，而不是批吴晗的学术观点错误或者思想认识错误。毛泽东要把刘少奇搅混的水，重新弄清起来。【待续】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8）

　　前面说过，1965年11月26日，毛泽东在上海与周恩来私下交谈之后，就离开上海去杭州了。毛泽东在杭州期间，策划了打倒罗瑞卿的具体步骤。12月5日毛泽东再次返回上海，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揭发罗瑞卿的问题，正式批判罗瑞卿。12月16日，批判罗瑞卿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毛泽东又离开上海，再次前往杭州。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见五位“秀才”谈话，讨论哲学问题。
　　与刘少奇和周恩来相比，毛泽东不是一个“务实型”的领导人。刘少奇和周恩来找人谈话，从来都是谈具体的“工作”，绝不会谈什么虚无缥缈的“哲学问题”。可是毛泽东不一样，他谈工作时，经常会冒出一大段哲学问题，常常让那些不懂哲学的务实干部，像听天书一样不知所措。这些干部听完毛泽东的讲话后，常常要悄悄向毛泽东的秘书请教：“刚才主席说的是什么意思？”
　　尽管毛泽东没能成为著名哲学家，但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不亚于任何哲学家。试想，一个人到了毛泽东的地位，什么都有了，想干什么干什么，想怎么玩怎么玩，可是毛泽东偏偏要去谈那个最枯燥无味的“哲学”，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毛泽东这是装模作样，故意“附庸风雅”。
　　毛泽东找人谈哲学，真的是装模作样和附庸风雅吗？艾思奇的故事很能说明问题。艾思奇是中共最早期的哲学家，写了颇有影响的《大众哲学》等书。艾思奇1935年入党，1937年到延安。艾思奇到延安后，毛泽东经常找他谈哲学问题。当时毛泽东还不是中共第一把手，在党内的地位也还不是那么高，可是毛泽东对“哲学”的热情，却是其他中共领导人没有的。
　　艾思奇保留着1937年底，毛泽东写给他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思奇同志：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中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今日何时有暇，我来看你。”
　　艾思奇比毛泽东小17岁，算是毛泽东的小字辈，可是毛泽东屈尊亲自去看这位年轻的哲学家，跟他探讨哲学问题，可见毛泽东喜欢哲学，喜欢跟人谈哲学问题，不是装出来的“附庸风雅”，而是在艰苦紧张的战争岁月就是如此。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9）

　　这天毛泽东招来的五位“秀才”是：陈伯达、艾思奇、胡绳、关锋和田家英，都是中共著名的“笔杆子”。陈伯达我们以前已经介绍过，艾思奇上面介绍过，胡绳也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8年入党，圈子里的人称他为“胡大师”。
　　关锋同样也算是中共老资格的“秀才”，1933 年，14 岁的关锋就加了中国共产党。虽说关锋只上过中学，并未上过大学，但关峰写文章的理论水平，却不亚于大学教授。关锋的飞黄腾达，是因为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中国哲学史的研究方向》，被毛泽东一眼看中，经常招他来谈哲学问题。后来关锋在文革中成为红极一时的人物。
　　田家英从1948年就开始当毛泽东的秘书，是毛泽东身边任职最久的秘书之一，也是毛泽东最信任的秘书之一。田家英的古诗词功底非常好，经常跟毛泽东讨论诗词问题，成为毛泽东身边的“诗友”。

　　毛泽东这天招五个秀才来，本来是准备谈写《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序言。毛泽东号召全党要学习《共产党宣言》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他亲自要为《共产党宣言》中文版写一个序言。毛泽东召集这五个秀才来，就是为了集中大家的智慧，把这个序言写好。
　　这天毛泽东一见面就说：“昨夜睡得很好，今天可以多谈一些。”
　　这天几乎是毛泽东一个人在谈，别人很少说话。毛泽东不只是谈写《共产党宣言》序言的问题，还海阔天空地谈了很多其他的问题。在谈哲学问题的时候，谈到邵友勋的文章《充足理由律在形式逻辑中的地位和作用》时，毛泽东批评说：“什么充足理由律？我看没有什么充足理由律。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理由，哪一个阶级有充足的理由？无产阶级也没有充足的理由。”
　　谈到历史问题时，毛泽东说：“研究一下近代史，就可以看出，哪有什么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让步政策’，只有革命势力对反动派的让步，反动派总是反攻倒算的。历史上每出现一个新的王朝，因为人民太艰苦，实在没东西可拿，只好采取‘轻徭薄赋’让步一下。”
　　之后又谈到教育方面的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这种教育制度，我很怀疑。从小学到大学，二十多年看不见稻、梁、菽、麦、黍、稷，看不见工人怎样做工，看不见农民怎样种田，看不见商品是怎样交换的，身体也搞坏了，真是害死人。”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10）

　　【接前】毛泽东继续说：“大学教育应当改造，上学的时间不要那么多。要改造文科大学，要学生下去搞工业、农业、商业。文科的哲学、文学、历史，难道不可以在下面教吗？一定非要在大洋楼里教吗？文科不改造不行，不改造能出哲学家吗？能出文学家吗？能出历史学家吗？现在的哲学家搞不了哲学，文学家写不了小说，历史学家搞不了历史，要搞就是帝王将相。一些知识分子，什么吴晗啦，翦伯赞啦，越来越不行了。”
　　毛泽东海阔天空地说了很多之后，把话题转回到关键的事情上，说：“戚本禹的《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评/海瑞罢官》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 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在公共场合对《海瑞罢官》的问题表态，明确指出《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而不是什么道德问题、历史观问题或思想认识问题，这是毛泽东间接地向刘少奇的“浑水摸鱼”宣战。
　　毛泽东知道，他今天的谈话，也算是一个小型会议，中央的《内参》，马上会刊登他这次谈话的内容。这样全体高层干部马上就会知道毛泽东对《海瑞罢官》的态度，大家就会明白刘少奇是要想把毛泽东批《海瑞罢官》这场运动的水搅浑。
　　此时批《海瑞罢官》的水，已经被刘少奇搅得很浑了。有人提出连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也应该批判，因为郭沫若在1961年游海南时，曾拜谒了海瑞墓，还写了两首赞美海瑞的诗。这让郭沫若十分紧张，甚至向上级党委写了辞职信，生怕这场批判波及到他的头上。
　　向全党高层公开这次谈话记录，本来是毛泽东一个很好的计划，可是让毛泽东意外的事情却发生了。1966年1月9日，内参上发表的《毛主席1965年12月21日同陈伯达等同志的谈话纪要》中，却没有了毛泽东说的最关键的一句话：“《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 罢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毛泽东震怒了，马上调查：“那一段话，是谁删的？”
　　调查结果很快出来了，删掉毛泽东这段话的，居然是毛泽东最为信任的秘书田家英，后来田家英背上“篡改毛主席指示”的罪名，自杀而死。田家英为什么要删掉毛泽东最重要的几句话，“篡改毛主席指示”呢？这是文革期间一个非常蹊跷的案子，我们将在下面进行一下分析。【待续】



第九节刘少奇的反击（11）

　　【接前】田家英1922年生，比毛泽东小29岁，比毛泽东的另一位政治秘书陈伯达，也小18岁。田家英13岁时，就在报刊上发表诗歌和文章，被称为“神童”。1937年，15岁的田家英去了延安，进入陕北公学学习。1938年，16岁的田家英加入中国共产党。
　　按现在的标准来看，那时的人真是成熟太早了，有一批“红小鬼”，十几岁就参加革命。当然还有年龄更小的，8、9岁参加革命的也大有人在，被官方认定参加革命最早的，居然在7岁时就参加革命了。
　　田家英入党后到中宣部工作，屡屡在报纸上发表文章。1943年田家英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从侯方域说起》一文，引起毛泽东的关注。当毛泽东知道这位文史功底深厚、笔锋老辣的作者，居然只有21岁的时候，更对田家英刮目相看了。1948年，26岁的田家英正式成为毛泽东的秘书。
　　毛泽东对自己身边人的忠诚度，是很在意的。一旦让毛泽东感到有一点怀疑，就会换人，所以毛泽东的秘书前后换了不少人。而田家英从1948年开始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当秘书，可见毛泽东对田家英的信任程度。
　　田家英在毛泽东身边这么长时间，除了毛泽东的信任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与毛泽东有相同的爱好。毛泽东喜欢书法，田家英也喜欢书法，闲暇时常跟毛泽东评论古人书法；毛泽东喜欢诗词，田家英也喜欢诗词，两人常常一起谈论诗词，成为忘年交的诗友。著名诗人柳亚子也称赞田家英说：“田家英谈政治与旧诗，所见到颇深刻，意者受毛主席的影响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与“五秀才”谈话后，关锋等人整理出文稿，最后由田家英审定，田家英看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海瑞罢官》的那段话。有人提醒田家英说：“主席的谈话，恐怕不便于删。”田家英却回答说：“那几句话是谈文艺问题的，与整个谈话关系不大，所以我把它删去了。”
　　这里我们遇到一个疑问：田家英是出于什么一种动机，要自作主张地删掉毛泽东关键的一句话呢？

　　关于田家英删毛泽东讲话的动机，目前有几种不同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田家英为了保护吴晗和彭德怀”，这种说法显然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与吴晗和彭德怀都没有太多的私人交情，不可能冒着自己被打成反革命的危险，去保护这两个人。
　　第二种说法是“田家英讨厌姚文元的文章”，这种说法也是不能让人信服。田家英也许真的讨厌姚文元的文章，但他与姚文元也没有深仇大恨，犯不着因为自己的一点“讨厌”，就去冒巨大风险删掉毛泽东的讲话。【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