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路生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片手的海浪翻动
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
一声雄伟的汽笛长鸣
北京站高大的建筑
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
我双眼吃惊地望着窗外
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的心骤然一阵疼痛
一定是妈妈缀扣子的针线穿透了心胸
这时我的心变成了一只风筝
风筝的线绳就在母亲的手中
线绳绷得太紧了，就要扯断了，
我不得不把头探出车厢的窗楞，
直到这时，直到这时候，
我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阵阵告别的声浪，
就要卷走车站；
北京在我的脚下，
已经缓缓地移动。
我再次向北京挥动，
想一把抓住她的衣领，
然后对她大声地叫喊：
永远记着我，妈妈啊北京！
终于抓住了什么东西，
管它是谁的手，不能松，
因为这是我的北京，
这是我的最后的北京。
这些被时代抛弃的孤儿一年里在长城内外、黑龙江畔饱尝了生活的艰辛和人格的凌辱后，在1969年的冬天返回北京探亲时，就换上了让当年送走他们的父老甚至连自己都认不出来的新面目，以一系列荒唐与狂妄的行径向不公平的命运作出了响亮而无力的抗议。其中拍婆子之风和读书运动便是在这一背景下出现的种种怪象的两个极端。
栽绒帽子、65式军服、黑皮靴，外加一辆锰钢自行车，拍“婆子”的基本行头
友迪是我在那个年代里一个结识不久的朋友，说来真算得上是一个古怪的人。因为平常总是他来找我，所以我仅到过他家拜访过一次。奇怪的是，在他家能见到的只是一只只上锁的箱子和光突突的床板。向别人问起来，据说那是他父母防备他在家里偷东西所采取的措施。
拍婆子的发祥地是长安街的六部口，以首都电影院的门口为中心。在红卫兵运动兴起之前的年月里，首都影院曾是经常上演有品味的外国电影的雅地，谁能想到会有一天沦为这样一个犬儒主义活动的舞台。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运动的发起人不是别人，恰恰正是那些三年前曾经狂热地批判所谓腐朽的西方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宣扬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的干部和军人子弟。
大长围脖是女生的标配
作为绝望的一代，那时的青年崇尚打架斗殴，街头流传的故事中的英雄大多是在打架时敢于舍命的流氓。于是身高、体魄，与凶狠的外表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婆子衡量对方的重要标准。不幸的是，友迪在这些方面有点儿先天不足。他的个头儿中等偏矮，体型虽然宽厚，看上去却不像个能打架的。他的又一个要命的问题是满脸光秃秃的不见胡须的踪影，于是少了几分男子气。
“不信咱哥们儿？咱哥们儿改明儿当你的面拍一个给你瞧。” 他对我的怀疑有些不快，但仍然不失幽默感地笑着说。于是有一天我们就一同出现在首都电影院的门前。我选好一处倚墙站好后，给神色有些紧张的友迪一个鼓励的微笑，便准备着看一场好戏。
到了天安门，在观礼台周围上上下下转了几圈，果然远远地望到二三对坐卧在看台之间的人影。另外，我们也在那儿碰到与我们错身而过的几对男女，从一身行头打扮上看，明摆着是刚从六部口来的。友迪对自己终于能兑现对我的一个诺言以及我那遮掩不住的惊讶明显地露出几分得意之情，但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本人在拍婆子上的真实战绩如何。
因拍“婆子”碴架，那是长份儿的事
在男校先后八年，我自己在那时几乎还没有与女生真正打过什么交道。不自量力地卷入社会上的政治风暴的结果是引来一场严重的信仰危机，和一段寻求新的信仰的艰苦的历程。到了插队之际，新的政治信仰的建立已经使我有暇顾及对哲学和文学的兴趣，并开始意识到爱情将是自己人生中无可避免的一个重大课题。尽管我对拍婆子的活动毫无参与的欲望，却在自己的阅读中以极大的兴趣开始了对爱情和异性的研究，希图建立一个合理的理论体系以指导在我的预感中即将来临的实践。
住在附近的江仁在那一段时间里是我的常客之一。他那老成的样子和谦和的风度使我从来对他有几分敬意。记得有一天夜里，我们在外散步。那几天自己刚刚读完司汤达的《红与黑》，书中的主人翁于连凭借失恋时一位俄国贵族传授的手段又重新赢得马特尔侯爵小姐的爱的故事让我在震惊之余又深感憎恶。
幸好那时我的许多朋友对严肃的题目报着比友迪或江仁更严肃的态度，几年前办报期间认识的洛诵便是其中之一。虽然是一个女校的学生，她的某种独具的气质使我不仅没有在别的女生面前感到的拘束，反而能比对一般男友更畅所欲言。她和我一起阅读过许多十九世纪俄国和欧美的名作，但我们经常对事情有不同甚至相反的看法。一个突出的例外是我们对以莱蒙托夫在《当代英雄》中所塑造的贵族军官皮却林为代表的那种玩世不恭的男性的一致憎恶。
有一天洛诵激动地告诉我她恋爱了。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她爱上的居然是曾经出卖过我们报纸的京兴。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怀疑过京兴……但渐渐地看到他对亚里士多德和黑格尔的著作的理解之深绝，不是一个无耻之徒所能做到的，也就原谅了他当年的叛变而且与他成了探讨各种问题的好友。只是在洛诵告诉我他们的恋爱之后，我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俩在此之前会那么频繁地在我家不约而同地露面。
陶洛诵在颐和园。牟志京摄
洛诵本来是一个很有独立见解的人。让我遗憾的是，在她恋爱之后，在我和京兴的辩论中不管讨论的是什么题目她几乎总是站在他的一边。气愤之余，一天单独与她相处时我向她表达了对那个在爱情之海中消失了的独立自主的洛诵的怀念。她听后微笑了，说：“难倒我与和彼埃尔在一起的娜塔莎有什么不同吗？我知道那是你对《战争与和平》的保留之处，但有一天你会明白，有的女人就是这样像顺从的绵羊一样去爱的。而且我希望你将来得到的不是别的，就是这种爱。”不用说，我当时是不可能欣赏她对我的这种祝福的。
“那么，告诉我们，你未来的爱人是什么样的人。”有一天在京兴的家里，他和洛诵一起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自认为是一个对爱情深有研究的人，我略加思索就滔滔不绝地向他们倾诉起来。饶有兴趣地听完我的回答，京兴把头歪在一旁看了看我，又转过脸与洛诵交换了一个意味深长的眼光，然后说：“我们知道了，你要寻找的原来是一个女性的黑格尔。”洛诵听了，拍手大笑。我这才有几分惭愧地恍然意识到在我对爱人的幻想里有那么多对她的思维的要求，竟没有一点儿相貌外表的描述。
1967年的陶洛诵
洛诵和我的共同之处是在理论和感情两方面都有强烈的与别人分享的需要。与此形成对比的是，京兴虽然在理论问题上毫无矜持之态，对感情问题却一贯讳莫如深。在我坦率地告诉他我的观察时，他居然给我一个这样的回答：“你是对的，我愿意别人把我永远看作一个谜。”我私下不无遗憾地对洛诵说：“京兴虽然在外表上决无属于皮却林之辈的嫌疑，但他的不透明的特点使人不能不怀疑他真正的本性。”
有趣的是，洛诵有一天忽然像发现一个重大问题那样，激动而又严肃地问我为什么她和我之间从来没有迸发过爱情的火花。我虽然也意识到这一问题的合理性，但与她一样，对如何解释这一问题没有丝毫灵感，于是和她一起陷入茫然之中。
陶洛诵
一天洛诵被父亲打了，哭着来找我，我安慰她一番后带她去医院诊视。当医生让她准备脱衣检查时，我退出了诊室，坐到门外的长椅上等候。洛诵和医生先后从诊室出来，请求我陪着洛诵受检。我在那之前从未拒绝过洛诵的任何请求，但在这件事上我却明白地感觉到和自己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洛诵失望地单独进去接受了检查，结果发现伤势并不严重。
那时的我还没有接受世界上存在着永远不可能回答的问题这一现实。我现在仍不敢肯定，不过大概与思索所引发的困惑有关，我那时经常会产生强烈的打架欲望，而这种情绪积累到一定程度便到了驱使我到街头无端寻衅的地步。
友迪的伤养好之后，又带给我一些拍婆子的新动态。原来在短短的几天里，拍婆子的风气更流行了，场所也增多了，除了六部口，又新添了北海、景山和什刹海冰场。
溜冰场是拍“婆子”的圣地之一
有一天在王府井从百货大楼下来，一个戴着大口罩，露着两只大眼睛的姑娘走上前，开始地对我喋喋不休地讲起她对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的感想。这是一本我深不以为然的书，但她的评论语言流畅，辞藻华丽，思路敏捷，不像街头的便谈，更像话剧的台词，这让我立即对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可笑的是，她讲了那么多，我却一直不知道她是谁。“你知道我是谁吗？”看出了我的困惑，她终于摘下口罩，散出一股酒气。原来是我去东北时的同行之一君美。“我醉了，哪天来找我好吗？”留下了地址，她消失于人丛之中。
几天之后，我满怀期待地在西四附近的一个四合院里找到了她在家，不想在北房敲门许久却毫无回应。带着侥幸一试的心理，我转到西厢房前敲了门，然后耐心地等待了一会儿。门终于开了，随着一片爵士乐声，门里闪现出一个漂亮得耀眼的姑娘。一手执着高脚酒杯，另一手握着门把儿，给我一个几分诡秘的微笑，她说：“你是……？”
自知在与时间赛跑，之后我继续在别的科目之外认真地学习与思考着与爱情有关的各种命题。不幸的是，我最终还是没有能够逃脱在没有得到一张完整的航海图时就被迫出海的命运。我一直不想对自己承认，一番经历之后，我也曾经怀疑过自己手中那不完整的海图究竟是不是属于这个世界的。
后记：
友迪对拍婆子的兴致似乎不受战绩不佳的影响，后来又把拍婆子的场所一厢情愿地推广到插队的农村，为此闯下过一场大祸。他虽然对女人这个话题津津乐道，我却从未有幸见识过他的任何一个女友，现在据说是一个党政要员。江仁曾以反革命嫌疑被学校关押，放出来后谨小慎微，老成持重，对拍婆子或黑格尔都袖手傍观，现在是一个有稳定家庭的医生。
陶洛诵和她的两个弟弟
洛诵结交日广，她的家渐渐变成一个文艺沙龙，出入其中的包括不少相当有意思的人和一些后来成名的作家和诗人。京兴写了一本关于政治经济学的书，扉页上写着是献给洛诵的，结果是在女校学生中招来了一帮崇拜者。他的书之艰深比黑格尔的《小逻辑》毫不逊色，我本人可以坦称不知所云。但这内容的艰深丝毫没有妨碍那些女生在造访时向他投去的更多地是出于无知而不是理解的崇拜的眼光。
至于君美，自从那次从她家狼狈逃脱，很久以后我才又找到再次造访的勇气。见面时她告诉我她已有一个通过拍婆子而结识的男友，父亲是某军区的司令员，本人刚参军。她向我抱怨他因思念她而屡次开小差来看她，从而扔掉了自己的仕途。她没有再给我讲起《约翰·克里斯朵夫》，我也没有勇气向她提到她的妹妹。后来她出嫁到南洋，临行前赠给我几张至今尚存的留影，虽然她在相片里笑意盈然，但在递给我照片时她却是一脸的凄凉。我感觉到那不是一个建立在爱情之上的婚姻，很是为她惋惜。
作为同一代人，郭路生自己在晋南汾阳杏花村度过了漫长的青春岁月。他在“四点零八分的北京”之后以优美的手笔又为生活在苦闷之中的知识青年写下了许多的诗。虽然那时不能出版，但他的诗靠口传手抄在知识青年当中流传甚广，不知让多少人在泪水的洗浴中获得过了从别处得不到的安慰与鼓励。他的创作为自己赢得了受之无愧的一代诗人的桂冠，但更重要的是他为那被遗弃的一代在历史上留下了他们曾经勇敢地向命运抗争的见证。
诗人郭路生近影
外一篇
洛诵
洛诵和我在我们刚刚步入青春之际相识，到今天转眼已有几个年代了，仍然保持着联络、沟通，和彼此的关切，可谓人间少有际遇的一段可贵的友情。
那还是一九六七年的一月，当时我办起的《中学文革报》，登载了遇罗克的《出身论》和其它一系列著作，在全国上下引起了连自己也万万估计不到的轩然大波。洛诵和我的第一次会面时是在我们创刊号出版的前夕，当时她身上带着她参与编选的中学生动态的油印稿。我看了觉得颇有新闻价值，便从第一期起，就在我们报纸的每一期上选用一些其中的素材。于是，洛诵不愧被称为中学文革报的稿源之一。
在办报期间，洛诵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她与报纸成员世军骑着自行车刚刚从蒯大富的第三革命造反司令部回来到我家的那一次。两个人都笑得直不起腰，喘不过气地向我讲述与蒯大富面对面的对《出身论》的辩论。在洛诵的伶牙俐齿下，蒯大富显然没有讨到便宜，狼狈退场之后，又好奇地返回来对洛诵说，“你这个同学嘴好厉害，是那个学校的？” 可见洛诵那时的口才不在等闲之列。
在我们那短命的报纸由于戚本禹当年四月的讲话不得已停刊之后，我的中学同学，包括何大明、杨百朋，还有外号是毛子的陈景瑞，一伙南下四川同登娥媚山。洛诵和遇罗文虽不是我的同学，也一道同行，两人几乎处处形影相随。自己当时情窦未开，把男女之情还看成人性的弱点，曾一度不无鄙意地疏远洛诵。与同班同学毛子从峨嵋山出行到越南参战未果，再回京见到洛诵后，我也对恋爱有了更宽容的态度，作为两个人的朋友，心里倒反而开始祝愿洛诵与罗文的成功。可惜由于我从来不清楚也不理解的细故，他们到底没有结合的因缘。
1967年的陶洛诵
一九六七年的夏天，东北三省武斗的枪炮声起之后，报纸的成员抑制不住好奇之心，一行数人奔赴考察，一路险情不断，几乎丧失了性命。洛诵不在此行之列，我回京后，却从她那里听说毛子只身奔赴东北意欲与我会合的说法。那时，洛诵也提到毛子和她有荡桨于北海之上的情节，再加上她向我引述的毛子给她一些赞美之词，让我颇有把握地推断毛子对她抱有的浪漫心迹。
男校出身的背景，使我在男女之情上格外无知。把这个题目当成一门学问，我开始如饥似渴奉外国古典文学为教科书开始了一场虽然限于纸上，但是态度严肃的研究。洛诵在我的这个学习阶段，成了我最忠实的学友。与数学和物理不同，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所学到的许多道理让我感到的是愤愤不平，当我看到女性在那些令人心酸的真理里所扮演的角色时，也有时把洛诵当作了我对女性发诘的对象。
左起赵京兴、牟志京、陶洛诵在颐和园
当洛诵和我校同学赵京兴恋爱之后，我们三个人又成了形影难离的好友，在一起讨论过无数从文学、哲学到时事上的题目。令我当时不满，也是在那一阶段，我眼见着洛诵的独立见解随着她对京兴的用情之深而消失，在我和京兴的辩论中，常常无原则地站在京兴的一边，让我颇为气愤。而她自己还有一番借用于托儿斯泰的理论，来为自己的这种在心和头脑的矛盾中选择前者而辩护。
京兴被捕的时候，洛诵在警察面前挺身而出，又随京兴一同入狱的情节，其壮丽和浪漫，堪比古往今来，天上人间的任何一段恋情。多年之后，他们两个人的关系破裂时，我不禁失声痛哭，良久不止。当时我对自己为何有如此强烈的反应并不理解，过后回想起来，自己是在心里把他们的失败看成了人性历史上的一个失败。而我现在仍然想，我那时的确是有充分的理由去那样看的。
光阴如梭，一转眼，从与洛诵最后一次会面也已经有十几年了。重新联系上后，在电话里一同对往事的回顾又给我们俩都带来了难以言传的欢乐，而我从她的声音和语言里，可以明确无误的感觉到，当年我所熟悉的那颗美好、勇敢，而又浪漫的心，依然跳动在洛诵的身上。
1980年代的陶洛诵
血色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