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党2019年的初选中，美籍华人杨安泽出现在20名民主党人的总统竞选人当中，令华人大为兴奋。杨安泽已经比人们预料的走得要远，并且很有可能还要走出更远。
在民主党2019年的初选中，美籍华人杨安泽（Andrew Yang）已经比人们预料的走得要远，并且很有可能还要走出更远。
杨安泽出现在20名民主党人的总统竞选人当中，令华人大为兴奋。不过，杨安泽并不是第一个参加竞选的华人。早在1964年，美国首位华裔参议员，夏威夷的共和党华人邝友良（Hiram Leong Fong）即获得党内提名，成为共和党的初选候选人。邝友良亦是美国首位亚裔总统候选人，两次参加了总统竞选，另一次是在1968年。
杨安泽早期的人生轨迹与许多华人家庭的孩子类似：良好的家庭环境、重视教育传统、名校毕业、一份体面而令人羡慕的工作。
杨安泽的父母来自台湾地区，其父是物理学博士，其母是统计学硕士。出身于这样优越的知识分子家庭，杨安泽在学业上的道路早早被父母安排妥当。他高中时期就读的菲利普·埃克赛特（Phillips Exeter Academy）学院是新罕布什尔一所历史悠久的精英住宿学校。这类住宿学校是华人子女一早可以获得的最优资源：一方面，学校有严格的教育和悠久的声望；另一方面，则有来自校友的丰厚社会关系。杨安泽不负家族所望，从寄宿学校毕业后进入常春藤布朗大学，在取得布朗大学的文学士学位以后，又在另一所常春藤大学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学位。
获取法学博士后，杨安泽顺理成章地进入一家知名律师事务所，从事公司并购方面的事务。但他很快就厌倦了乏味重复的文案工作，哪怕有高薪和漂亮的工作环境。五个月后，杨安泽辞掉工作，开始自己进行创业。2004年，杨安泽加入另一家创业公司，一个小型的GMAT备考机构——曼哈顿备考，并且在2016年出任其CEO。2009年，美国备考权威公司卡普兰收购了曼哈顿备考，而杨安泽则在公司被收购以后继续留任公司主席，直至2012年年初辞职。
2011年，杨安泽成立了非营利性公司“为美国创业”（Venture for America），旨在为年轻一代的企业家们提供去美国各大城市创业的技能和机会。2012年，杨安泽被美国财经杂志评为“全球100名商界创新人士”，并在同年，被奥巴马政府选为“变革的冠军”（Champion of Change）。2015年，杨安泽还被选为“总统环球创业大使”。
杨安泽的竞选之路始于2017年，不过他的政治抱负在他开始“为美国创业”之时，就已经非常明确。“为美国创业”的开办意图是帮助更多的年轻精英获得专业培训，从而使得这些精英能够去到二、三线城市发展，并为这些城市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这一理念多少有些救世的英雄色彩，也凸显了他对年轻的美国人的期待。
杨安泽不太寻常的创业之路和其后的两本著述：《智者应该去建设》（Smart People Should Build Things），以及《普通人面临的战争》（The Waron Normal People），显然是有心进入政界的年轻人向众人发出的信号。这条道路正是奥巴马曾经走过的：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去芝加哥做社区组织者，在上世纪90年代末期出版《我父亲的梦想》（Dreams from My Father），然后竞选参议员，直到最后成为美国总统。
杨安泽的参选之路比奥巴马还要快捷。他是一个创业者，有些公益机构的经历，但是几乎毫无从政经验。他能如此迅速地站到总统候选人的辩论台上，主要原因不外乎两点：其一，今日的民主党群龙无首，放眼找不到一个可以孚得众望的选举人；第二个原因则是特朗普的获选。特朗普在2016年击败希拉里，震惊了所有人。他的商人背景，他无所顾忌的言辞，仿佛告知众人，其实当选总统并不需要一定的资历，也不需要依照一定的规则。如果特朗普在三年以前能够以这种违背常理的方式取胜，那么其他人以自己的方式来参选，也有可能成为竞选的黑马。
与其他候选人及媒体的蜜月期
杨安泽的竞选议题非常简单，自动化重塑劳动力，许多人将因此失业，而他提出的解决方案则是，每月给每个18至64周岁的美国公民提供1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UBI：Universal Basic Income）。伯尼·桑德斯也是以简单议题引得众人的关注。2016年，桑德斯以免费医保及免费教育的竞选纲领吸引了无数支持者。杨安泽透露，2016年的初选中，他把选票投给了桑德斯。观今日杨安泽的竞选议题，可以看出他在许多方面分享了桑德斯的理念。不过他把自己包装成未来世界的拯救者，要将美国从机器人手中解救出来。
杨安泽在第一轮的竞选辩论中讲话时间不足3分钟，在第二轮的辩论中大概不足9分钟，是所有竞选人中说话最少的。略显尴尬的平淡，却使他在火药味十足的辩论场中平安过关而将进入下一轮的辩论。这样的结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究其原因更可能是他尚未对别的竞选人造成威胁。竞争对手对他不以为意，媒体只是对他有所好奇。
在身份政治风行的今天，杨安泽其实具有先天的优势，他的少数族裔的面孔使得他能够避免被攻击为种族主义者。杨安泽没有从政经历，这似乎也成为一种优势：没有可以被涂抹的历史，也就没有政治包袱。另外，杨安泽还具有亚洲人的温和，在初选辩论中，既不见他咄咄逼人地攻击旁人，也不见别的竞选人对他进行质疑和谴责。
这也许就是杨安泽目前的竞选策略：名不见经传的政治素手，首先须得稳住阵脚，才能平安进入后期。名望稍高者如拜登，一上阵就成为众矢之的，先有哈里斯攻击其近半个世纪前的行为，后有白思豪和科瑞攻击其医疗健保。拜登老态疲态突显，言辞含糊，几乎令人怜悯。而哈里斯在攻击拜登以后，支持率则一度大涨。然而好景不长，在第二轮辩论中，她又成为他者的攻击对象。
声誉渐起的杨安泽，目前似乎很享受和其他候选人及媒体的蜜月期。他屡屡出现在媒体的专访中，无论是偏民主党的媒体，还是偏共和党的媒体，只要受邀，均高高兴兴地亮相，知名度渐渐打开。但是，杨安泽必须为他的后几轮辩论做好准备。当场上的对手减少，杨安泽的形象渐渐清晰，他终将会要面对强硬的竞争对手和不留情面的媒体。
全民基本收入的历史渊源和现实局限
“全民基本收入”看起来简单可笑，有点儿像是一拍脑门而想出来的，不过事实上，这个政治理念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渊源。
“基本收入”的目的在于以一种公平的原则，更直接、更有效地解决贫困和生存困境。这样的理念最早出现在16世纪。托马斯·摩尔在《乌托邦》（Utopia）一书里指出，“世上一切惩罚都无法制止偷窃，如果偷窃是人们获得食物的唯一方式。为每个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所需，更能解决问题。”1776年，托马斯·杰佛逊提议政府向无产业者提供50英亩的土地，用于耕作。18世纪后叶，托马斯·佩恩提出了类似于基本收入的“基本租金”法，即政府向年满21岁时的每一个年轻人提供15英镑，用于他们去开启世界；而满50岁后，每人每年都可获得10英镑，用以安度晚年。19世纪末，当时活跃的经济学家亨利·乔治也提出类似观点，呼吁“不征税，人人享有养老金”。
到了20世纪，基本收入的概念不断被人们提及，倡议者和拥护者层出不穷，包括哲学家罗素、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尼克松，经济学家哈耶克和米尔顿·弗里德曼，社会科学家查尔斯·穆瑞（Charles Murray），以及马丁·路德·金。
美国自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各种问题接踵而至。自由派和共和党人都曾关注过UBI的政治理念，试图以此来替代社会福利系统。穆瑞在2006年出版了《在我们手中：替代福利的方案》，在书中，他第一次提出了UBI，要为每个满21岁的美国人分发10000美元的年收入，以此取代社会福利体系。美国社会福利系统是民主党从罗斯福开始，千辛万苦建立起来的一套体系，所以总体来说，民主党反对UBI。
在这次初选中，人均1000美元全民基本收入的提出，无论是让人侧目还是令人瞩目，都让选民们记住了杨安泽这张亚裔面孔。亚裔往往和学霸相关联，尤其是数学学霸。这种学霸称谓，对于少年亚裔来说，往往是不愉快的经历，因为这意味着被认为只知埋头读书。不过杨安泽不以为意，甚至将此化作一道光环。他自称是懂数学的亚洲人，非常以此为豪。而他的拥趸者们，则将“数学”的字样印上棒球帽，在“数学”的欢呼声中，宣称对他的支持。
杨安泽自诩的数学才能会帮助他在竞选之路上走多远呢？可以预料，在九月的第三轮辩论中，他会遇到真正的数学考试。1000美元这个数字看起来像是为了夺人眼目而随意挑选的一个数字，很容易使人们想起2011年共和党的初选。当时自由主义者赫尔曼·凯恩（Herman Cain）提出了999方案，即9%的消费税，9%的个人税，9%的公司税，一时间成为媒体宠儿，红火了很长一段时间。人们会疑问，为什么不是990美元或1100美元？而无论是从国家预算，还是从个人消费的角度，这个疑问都难有答案。
当然就具体数字论事，显得过于苛刻。但是我们姑且以1000美元来进行推论，保守的估算，实施UBI至少需要2.5万亿到 3万亿美元的资金。2018年美国的财政预算4.1亿万美元，财政收入大概只有3.3亿万美元，年赤字达7000亿美元。目前美国的债务已经将近22万亿美元。不断增加的债务令人心生恐惧，若再增加2.5万亿美元的赤字，国家财力基本无力支付。所以无论UBI在理论上如何能解决诸种社会矛盾，人们仍然禁不住要疑问，在现有的情况下，资金来源于何处。
杨安泽的解释首先是，UBI增加了民众的收入，因此人们会更多地购买，而购买则可以产生税收。这种凯恩斯主义的经济理论，为多数民主党人认可。杨安泽试图用增值税（VAT：Value Added Tax）来解决资金来源，就是说商品在流通渠道的每一个环节，都要被征收10%税款。但是这种形式的税收，在事实上向低收入的人征收了更多的税，而被认作是累退税（Regressive Tax），而非向高收入人群多征税的累进税（Progressive Tax）。他还将目标指向美国的大公司，不止一次地指称，亚马逊利润丰厚，但却未缴纳联邦税。他认为向亚马逊这样的大公司征税，将获得好几千亿美元的资金。
这里其实存有重大的误导。美国联邦税收的结构是，个人所得税占全部税收的51%，工资税占35%，而公司所得税只占6%，其它各种税收占8%。这意味着美国公司在税收方面的职能，更多地在于雇佣，而非缴纳所得税。以亚马逊为例，2018年的公司雇员达到64.75万，因此而缴纳的工资税构成了联邦巨大的工资税收。同时，如果各种环节的税收增加，亚马逊的服务费就不可能如今天这样的低廉。
在进一步解释资金来源的时候，杨安泽将领有社会福利的人排除在外，不能既领取福利，又获得基本收入。目前，用于社会福利的费用大约6000亿至7000亿美元，所以UBI可以因此而减少6000至7000亿美元的支出。不过杨安泽为领取社会福利的人安排了一种选择，他们可以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是领取福利还是领取基本收入。
这样的政策，显然包含着另一种不公平。在每一个层面的人都得到额外收入的时候，社会最底层的人反而没有获得这笔额外收入，这更加拉大了底层与其他阶层的距离。然而因为10%的增值税层层递加，当商品最后进入消费者手中之时，商品的价格实际会上升许多。这对社会最底层的人来说，他们实际支配到的收入无疑比原先更少，所以有人认为，UBI盗窃了社会福利。
UBI的细节使一些民主党人愤怒，他们认为杨安泽的UBI侵蚀了福利制度并且进一步碾压了穷人。这些民主党人认为，他们所需要的候选人应该把权力从资本家转到工人阶级手里，而不是用每月微薄的支票和高额的销售税来取代福利。
基于人道关怀的“全民基本收入”，实际上只是一种停留在理论上的政治概念，旨在纠正现代福利系统出现的一些问题和漏洞。现代福利系统的理念与UBI相近似，但是其在设计上的不合理带来了一些问题，包括腐败、欺骗以及在某种程度上促使福利享受者无意于找寻工作。杨安泽认为，UBI不仅能够解决一个自古存在的难题，也能够应对即将到来的人工智能（AI：ArtificialIntel ligence）时代。未来理论对年轻人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同时也吸引了许多软件工程师。特斯拉CEO马斯克对AI的发展深有担虑，他一再告诫人们，在AI的发展过程中需要慎行。马斯克在民主党的选手中，看到了与他一样为未来而担心的杨安泽，遂对他抱有好感，公开表达了对杨安泽的支持。
UBI听起来合理诱人，但在实施方面却有诸多困难，并且始终没有获得成功。2017年年初，芬兰开始进行为期两年的基本收入实践，向2000名随机挑选的失业人员发放每月560欧元的基本收入。获取这份收入的人群，不受有无工作所限，即使找到了工作，仍然可以继续享受基本收入。这一实验可谓全球瞩目，各国政府和许多社会活动家都在期待实验结果。因为如果成功，它不啻为解决贫富不均的一剂良药。然而2018年年初，芬兰政府即宣布不会对这一实验进行延期，原因是得到基本收入的人群，快乐感固然是增加了，但是他们并没有寻找工作的意愿。简言之，基本收入不能促使人们去寻找工作，它的初衷无法得到实现。
美国、瑞典、丹麦等国，也在一些城市和区域进行过小范围的实验。但是一系列的实验结果表明，获得基本收入以后，人们实际减少了工作时间，而并非如预期的那样，将空余出来的时间用于寻找工作或者是提高自己工作技能。
“全民基本收入”忽略了人类天性中的一些弱点。基本收入会给在生活中挣扎前行的人以更多空间，可是因为没有限制条件，没有制约，许多人会因此而放弃努力，年轻人可能将此用于游戏，瘾君子可能将此用于酒精或毒品。“基本收入”的实验令人失望而不了了之，甚至迄今为止竟没有一份实验报告呈现给世人。
关于AI时代来临将带来大量无业者，从历史及现状来看，皆没有证据支持。历史上技术革命带来大大小小无数次的社会变动，每一次皆使一部分人从古老的生产中解放出来而投身新的产业或新的技术，但是社会并未因此而崩溃。美国现在的失业率仅为3.7%，低于历史上任何时代，但是现代化程度却是历史上最高的。
UBI试图通过政府给与收入来给人以尊严，然而尊严不是免费的。社会福利和UBI无疑是社会文明的象征，但是对于每一个个体来说，福利和免费的收入都不能带来尊严。工作，唯有努力的工作才能。
美国少数族裔政治处于大时代的转变之中
早期的少数族裔由于人口数量少，经济上尚未取得独立而难以发声。若要生存和发展，必定依附某一政党。一般认为，民主党更加关注和同情穷人、弱势群体和少数族裔。所以传统上，少数族裔更多地依附于民主党。这一传统久而久之成为惯性。比如犹太人在生活中奉行共和党的原则，但是政治上却追随民主党。这一点，华人与犹太人相似：注重伦理，注重家庭和教育，但是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
这种情形，由于少数族裔数量的增长而发生着变化。民主党的白人数量，10年前是71%，现在已经下降至56%；而共和党也开始拥有更多的别的族裔。据美国人口普查局估计，到2050年，美国将成为一个“少数族裔占多数”的国家。这一年内，当我们惊讶的看到民主党的元老和强硬派如南希·佩洛西和拜登，竟然被暗示有种族主义之嫌，我们就会意识到少数族裔已在民主党内成为一股强大的势力。这样一种时代的变化，令人激动也令人不安，因为它意味着在各个族裔开始为自己发声的同时，一种秩序正在被破坏和打乱。
少数族裔的发声和参政，开始的时候总是基于种族的自我意识，既敏感，又热烈。杨安泽的出现，令许许多多华人激动而感佩，欢欣鼓舞地进行助选和声援。这无疑可以理解，也是天经地义，但是纯粹出于族裔的考虑，则未免狭隘而缺乏自己的理性和思考。
家庭观、教育、务实，这一系列的优良传统使得华裔逐渐成为收入最高的群体之一。然而迄今为止，华裔更多地是停留在了生活安逸的层面，鲜少去关注或积极参与政治与社会改造的实践。华人的经济地位和财力与其政治地位的不相匹配，在各个少数裔中亦为罕见。所以杨安泽的出现，对于这一代的华人来说，意义深远。
相较于半个世纪前的邝友良，杨安泽所处的时代让他获益良多。中国的崛起和在美华人经济地位的上升，使得杨安泽可以更多思考国家面临的真正的问题，而不必单纯地拘于种族的利益。杨安泽也获得了许多年轻人和科技人士的支持，不分种族，不分党派。这实在是这个时代令人欣慰之处。
（作者系国际政治学者，财税专家。现居美国亚特兰大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