宪之:“颜色”并不“革命”,“自信”方能“他信” ——港藏治乱回顾

仁者流于迂愚;智者流于诡忍;义者流于疏鲁;礼者流于拘泥;信者流于失智。信为矩,智为规,仁为中,义为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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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色革命”从上世纪90年代走上世界舞台,伴随着“民主”被美国人买一送一“输送”到世界各地,作为导弹航母的必要补充,搞乱了他们想要搞乱许多国家,无论成功不成功,它都将目标地区数以百十万计民众推入灾难深渊。30余年的“颜色”表演,使越来越多的人破除了对“民主灯塔”的迷信,解构了“跟着”情结,狠狠打了各式买办奴才的脸,扫了“历史终结”的兴头。

还是毛主席说得好,没有反面教员不行。

不过,“颜色革命”并未终结。

想不到,这么快就光顾到我们头上。

回归22年的东方明珠,突然发出刺眼的怪异光芒——发生暴乱了。

虽然,在许多位卑未敢忘忧国者的心中和笔下,这并不意外,多年前孔庆东就因为批判香港殖民情结遭到内港精英的联手围攻;但对于痴迷于“东方明珠”者,恐怕是始料未及的。

“历史终结”以来的世界大势,香港回归走过的历程,可读的东西太多。

 

1

 

颜色革命一词,不知何人所创,意味殊深:“颜色”并不“革命”,但它又非与“革命”毫不相干。

“颜色”云云,不过是标志,并非本质。其本质特征,至少有两点不可或缺。

其一,它是美国策划挑动的,是霸权殖民主义统治世界的工具,凡不愿俯首称臣的国家,均难免造其荼毒。

其二,颜色革命的爆发,有着目标地区自身社会矛盾积累的基础,中情局和各式基金会通过扶植豢养走狗,主导“革命”方向,为其所用。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悖论:大众抗争本该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结果却变成了殖民帝国主义控制世界手段,玫瑰百合变成了罂粟毒狼。更早的布拉格之春和波兰团结工会,就已经是这样。

这是“历史终结”之后,世界共运退潮,马克思主义边缘化之后,出现的一个普遍的历史现象。

真正坚守初心,则被视为“极左”和“邪恶”,孤立寡援,寥若晨星。阶级和民族对抗与社会矛盾,以扭曲形式表现自己,除了“恐怖”,就是“颜色”。即使在资本心脏地区,如美国的“占领华尔街”和法国的“黄背心运动”,也不具备多高品格,至多是社会矛盾的初级表现形式。

历史终结以来,“国家要独立,人民要革命”的大潮终结了,“全球化”与“和平发展”成主流。我们虽然“不当头”,但美国并未放弃称霸,解散华约北约扩张更凶,一超独霸肆无忌惮,几乎将钟拨回到八国联军时代。

以美国为代表的霸权殖民主义与世界人民反霸反殖的斗争,已成世界范围的主要矛盾。

因此,人们才十分赞赏普京的“战斗民族”品格,不是在“姓社姓资”意义上,而是在反霸反殖意义上,因为在当下,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上抵制美国霸权扩张的主要力量。不是他挡一下,半岛、南海、台海和香港的局面,还不知怎样。

 

2

 

在这个视野内,香港问题不过是中美间霸权殖民与反霸反殖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不是夫妻妇姑勃溪。英国因为相关而闪亮登场,其实不过是美国的附庸,帮闲凑趣,借此重温一下旧梦,有可能就捞一把。

回归不等于结束斗争,但由谁主导,则不是必然。

回顾西藏解放与香港回归的不同设计,至少两个亮点不容忽视:一个是掌握主动,一个是不忘初心。

毛泽东主席高瞻远瞩,访苏期间著手操作进军西藏,帝国主义虎视眈眈,西藏问题缓不得。解决藏军是前提,早解决早舒服,舒服了才能够谈和平解放。

为了大局,可以“一国两制”,但改变农奴制度的目标不回避。自治,不能无所作为,放弃各方面努力。农奴主阶层是统战对象,广大农奴才是依靠对象。统战,是我统你,不能反过来。

对大局要有清醒判断。反动势力蠢蠢欲动,可一再忍让争取再争取。但要做好应变准备,你非叛不可,则坚决平叛,一举解决,然后毅然改革反动制度,实现初心,解放广大农奴。由此实现大治。

老人家走后,出现大的反复,教训尤深。面对港闹局面 ,再不必讳莫如深,正是我们今天治理“五毒”有待消化的宝贵殷鉴。

1980年代后期,H  ZH当政先后直接干预西藏,说是“拨乱反正”,实则倒行逆施,一手导出了西藏暴乱。

其一,以落实政策为名搞阶级颠倒,依靠农奴主打压翻身农奴。

西藏和平解放与改革,毛主席始终把决策的立足点放在依靠广大农奴上,平叛之后迅速改天换地,将民族关系推进到历史上最好时代。西藏两次叛乱,第一次是反动势力不甘退出历史舞台,有必然性;第二次,则是当事人错误决策造成的,并非必然。

他们全盘否定西藏民主改革的伟大成果,打着“平反昭雪”“落实政策”旗号,扶植退出历史舞台的农奴主翻身,打压翻身农奴,叛军司令和众多骨干捧上高位,先后安排两千多名上层人士进入政界,其“二代”也纷送中央或西南民院进入第二梯队。叛乱分子高调回归,补偿退赔务使心满意足,剥夺财产一律物归原主。

此消则彼长,随着农奴主阶层势力日长,翻身农奴在“批左”和“拨乱反正”中受到打压,阶级关系颠倒过来了。

“不能很好地团结宗教界和上层人士,也就不可能把更广大的老百姓团结起来,这是因为那些人的影响,往往比你们还要大”——就是冠冕堂皇的夫子自道。

拉萨八角街某居民办事处负责人接受采访者时说:“群众说,…共产党变了,五十年代要我们,八十年代要贵族,有个说法,上层人士的石头和狗都落实了政策,而老百姓呢?……每年国家把几十万几百万丢给寺庙,老百姓得到什么呢?”(《拉萨骚乱纪实》)

H ZH不吝重金恢复并扩大寺庙,但没有打造出他们心目中的盛世,反而起到给达赖喇嘛招魂扩众的作用。设计孕育出的“上层”,朝思暮想的是回到“到处都有寺庙,人人都可以做喇嘛,信徒如蚁、供奉如山,宗教可以干预政治、三大寺可以决定西藏前途的达赖喇嘛时代”。

佛祖并未赏光,就靠加大中央输血维稳。它酿造出一种心态:“现世靠政府包养,来世靠达赖喇嘛超度”,

倒行逆施受到广大汉藏干部抵制,于是“不换思想就换人”,调离不忘初心的阴法唐,换成忠实于自己的书记,这位共产党书记,“穿上藏袍,置政教分离于脑后,亲自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各级藏干纷纷仿效,在西藏上下掀起了空前的宗教狂热,因而被称为“喇嘛书记”。

 

其二,是否定民主改革,破坏民族团结。

借落实政策否定民主改革,抹黑解放以来民族团结的成果。强制命令式限期撤出80%的援藏干部,使他们备受打压处境艰难,以致许多关键部门无法运转,行政机关文件无人翻译,不得不自行终止。

经过这“拨乱反正”,反动势力在外部势力支持下气焰日盛,丧心病狂地再次发动暴乱。所好中央不为所惑派,及时派胡锦涛同志去藏主政,平息暴乱,返乱入治。不过其余毒消除仍有待时日,影响着边疆的安定团结。

为人民,依靠人民,是共产党战胜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最大优势,依靠这一优势,才能无往不胜;丢掉这一优势,必然遭受挫折。

有效制乱,这是根本。

不忘初心,这点不能忘却。

 

3

 

回顾香港回归的设计,不能回避两个大的教训,一个是只看高层忽视下层,一个是迷信港式繁荣民主,未给去殖民化运作留下任何空间。

“港人治港”,始终依靠大资本,下层众生在视野之外。

可以一时权宜,如果五十年、一百年都“不变”,靠“先富帮后富”行吗?

如此一来,下层难免产生一种心态:无论“归”与“不贵”、“变”与“不变”,反正我的鸽子笼式生存“不会变”。

敌对势力正是利用这点煽动暴乱,为其火中取栗。

香港回归前,1995年李嘉诚才只有420亿港元,盈利只有30亿港元。到2009年,就增加到了一万亿港元,相当于同期香港经济总量的50%,盈利更是高达两千多亿港元,增加了七十倍。而这期间,香港GDP增加了不到一倍。广大港人的收入则止步不前。港人称香港为“李家城”。

对此,港独分子心知肚明,废青也不是完全脑残。

2014年9月22日,香港学联在罢课起动宣言《抗殖反筛选 自主港人路》中,沿用了四十多年前香港学联的“反资反殖”的口号,鼓动普通民众反抗分配不公的资本主义。香港独头目在集会发言中煽动:“普选与民生息息相关”,“假普选让政策倾向大财团”,他认为人大常委的政改决议,是排除大部份港人意见,让红色资金垄断提委会,“这样只会令香港贫富悬殊成为全球首屈一指。”《自主命运誓不认命 罢课重奏未来凯歌》的大专学界罢课誓言,也有类似煽动内容:“今天,看着香港我城被中方暴政压碎,72万个热炽灵魂被一巴掌掴,繁荣与未来在中国政府与大财阀的贪欲下分崩离析,请问这是否就是香港的明天,我们未来将相伴数十年的家园?”

敌对势力用心恶毒,他们将中央与大财团、大财阀绑在一起,以反抗贫富分化和分配不均为借口,鼓动香港底层民众反抗中央政府,鼓吹跟着美国解放自己。由于香港缺乏左翼力量的正确引导,不明真相的底层民众极易受蛊惑,裹挟进乱港大潮。

 

于是,为了维持香港繁荣与安定,就采取输血政策。

朱镕基总理有句名言:我如果不能维持香港的繁荣就是历史罪人。

过去,这块殖民是英国人的聚宝盆,名副其实东方明珠;回归后,收回个无底包袱,这个令人无限神往的繁华明珠,一个子儿的税也不交,中央政府在水电粮菜各方面都得以超市场方式保证供应,深沪的经营设计,必须保证维持香港日衰的金融贸易地位……不惜代价煞费苦心的维护,却落得个焦头烂额,不吝百千亿修港澳珠大桥,港独轻松挑动,一个老太婆的干扰,让上百亿打了水漂,内地房地产开发中司空见惯拆迁魄力,一片汪洋都不见了。

香港繁荣是大局,但仅靠输血不是高明办法。

 

4

 

香港回归设计,从未想到去殖民化,未给去殖民化留一点运作空间。

“一国两制”可以,但“两制”不过是允许资本剥削制度不动,不等于大英帝国殖民主义一套可以原封不动“五十年不变”,神圣不可侵犯地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来。

不问姓社姓资可以,但不能不问姓中姓外。

治权、经权、司法权、话语权,原封不动。一国两制,还得一国两币,连法官都必须是洋大人,诉讼文书还得用英文。

大英帝国百年殖民的文化标志岿然不动,标志着殖民主义神圣不可侵犯。

维多利亚湾和以殖民者命名的800多条街道原封不动,中华民族的耻辱记忆,化为辉煌存在。上海殖民标志的地名,建国后全部更换,戈登铜像也迅即拆除,回归二十二年了,大英帝国维多利亚女王、国王乔治六世的高大铜像,却一直傲然屹立在香港公园。在这里,没有毛泽东留下一寸立足之地。标志性符号的变动,从来都折射着社会政治的变动。列宁和斯大林在俄罗斯和东欧的遭际,最能反映时局与阶级力量对比的消长;随着台独势力的扩张,蒋介石的塑像作为“统”的标志也屡被污损;二战中无论英殖还是日据,他们都随即变更文化地标。标志象征意义太强烈了,除非你故意视而不见。

二十二年后回视,当年设计有点不可思议。

“自信”方能“他信”,从而使别人信之。

原封不动的设计,源自“自信”不足,源自对西方普世包括殖民主义的迷信,“三百年殖民地现代化”“再给洋人打工二十年”是也。

十八大后强调“自信”,不是没有有针对性的。

唐人张籍有个名句:“‘归我’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改两个字,用以表现精英群体收回“女王皇冠明珠”时的心情,实在再贴切不过。

东方明珠是改开样板,为了实现发展目标,更加开放,再造几个香港,五十年后也“不能变”。

香港的百年定位,源自“自信”不足。

多年来,在官民媒体上,香港的经商政文都是不可企及的样板,偷渡的成功与辉煌,一直是文艺创作中伤痕控诉和资本礼赞永不陈旧的母题。

批评香港的教育没有去殖民化,内地多年的教育改革,是“去”什么“化”?

高校教学,马列毛被被边缘化,,教材全盘西化是大方向,经济、法律、历史、文艺方面,无不奉西方为圭臬,以美国是非为是非。“重写文学史”,夏志清、李欧凡是祖师爷,文艺“走向世界”以莫言和老谋子为标杆。张爱玲是“海派文化之母”,学者与时俱进离不开谈张,拿本“金锁”,则是小资白领显示身份的标志。经济学家高举“看不见的手”,改革理念不归哈(耶克)则归凯(恩斯)。中学教材改革,袁腾飞是编委……

不忘初心,在“姓社姓资”和“姓中姓西”意义上,高校讲坛是否早已陷落?

“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自信不足,指望跟着美国融入世界,到头来收获的只能是“颜色”,这是一个普世规律。俄罗斯和乌克兰尝够苦头,今天该我们尝尝了,香港乱局正是美国人“赐给”我们的的“颜色”。

香港动乱,是殖民情节的唤醒发酵酿成的苦酒

“自信”,才能“他信”,使彼信我。

十八大以来强调“四个自信”,一动真格,内外敌对势力鼓角齐鸣,一犬吠形群犬吠声:“走回头路了”,“专制又回来了”——只要是有利于国家强盛和人民利益,无论你做什么,无论姓社姓资,都是“专制”“回潮”,这已成为一个普世套路。

明白了,自然不惑。

在十三亿不惑的中国人民面前,不过是上了一堂自信课,算不上惊心动魄的狂涛巨浪,没有什么了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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