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學生和中央首長合影引发的回忆 加拿大曹小莉

能认出照片中有几个中国有名领导人?陈毅,周恩来,董必武,刘少奇,朱德,宋庆龄......., 中间的两个小姑娘,都是我认识的女孩,这是一九六三年的照片,那时每逢迎接贵宾如西哈努克亲王等,或是国家领导人如刘少奇携夫人王光美访问东南亚归来,她们都会被选去机场献花,八十年代中我在温哥华图书馆发现了一份杂志,就好奇地影印了这几张黑白老照片,最近偶然在旧物中发现,引起了近半个世纪前的回忆.

 

那个眼睛很神气的女孩和我中学同班,住在同一个宿舍里,还常常一起打球和参加比赛.她的父亲是大学教师,是解放前就参加革命的干部,因为文革前发表了几篇文章,赞同杨献珍的理论,六六年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自杀身死,我那时都不知道杨献珍何人,杨有什么伤天害理的学说致使同意他的人都被逼自杀,留下像花朵一样可爱的女儿。

这个女孩后来很奇怪,天天靠拢组织,几乎不食人间烟火,拉着你就是讨论大联合大批判那一套,我们同班同宿舍,认识她时她十三岁,两年后她父亲自杀她就成了狗崽子,眼见她从一个明媚阳光人见人爱的小女孩变得面容枯槁,语言乏味,大家都躲着她,敬而远之,因为和她说话要小心,她太革命了,除了谈文革谈靠拢党团组织,没有别的话题。

我们成年后才明白了她当时十五岁是受了家庭变故父亲之死的刺激造成的变态,值得同情,后来她恢复了健康,是一个很有同情心很有求知欲的青年,现在是一名退休中医。此同学六八年就自动积极报名去了内蒙插队,也经受了很多磨难才回到北京,经过刻苦努力成为一名医生。

 

文革前我们总是每周要小组开会检讨自己,谈论家庭历史,这是我们学校的传统,别的中学不搞这一套。我发现同学的爸爸一辈百分之九十都是革命干部,父母亲戚都是共产党员,有的还闻名遐迩,我属于百分之十的白丁群众家庭,但数到爷爷那一辈,全班几乎都没有什么无产阶级,挖几代也挖不出最彻底的革命阶级贫农阶层,最好的是中农,其他都是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居多,才感到多少有些彼此彼此,拉近了距离,反正大家都很小很幼稚,没那么多复杂思维。也是这个大眼睛的女同学,说他爷爷在山东街上走,捡了一块金条,后来买了土地,成了地主,大家都很惋惜,要是他爷爷学习雷锋,拾金不眛就好了。但他爸爸在大学入了地下党,成了干部,跟毛主席走,我们都相信了。那时最应该作的事情就是背叛剥削阶级家庭和父母,跟党走上光明大道,可是他父亲走着走着就自杀了,都怪这个叫杨献珍的大人物引导的。这位同学年龄太小,也没说出什么所以然来,从一个人见人爱的漂亮小姑娘,经常一起打乒乓球的队友,逐渐变得生疏起来。

 

照片中另一个女孩一直很红,高干家庭,他哥哥和我哥哥是同学,在六四年北京男四中爆发学生整人运动时,她的哥哥因为和一般子弟关系较好,还被批评为阶级立场不鲜明,他经常在我家玩,也看了很多老照片,最近才从我哥哥口中得知,那时为了入党进步,这位相熟的同学居然想当然地汇报说我外公是国民党中将,结果谣言不攻自破,可见那个时代的风气,就连十几岁的中学生也学会邀功请赏,也会捕风捉影,也会随时出卖友人。

 

他的妹妹和我在一个年级,不在一个班上,但住校在一起,不在一间宿舍里,基本没有接触,似乎有一道无形防线,我俩谁也没有提过彼此的哥哥是同校同班同学,还互相认识互相走动过。我觉得她不是一个锋芒毕露的凶巴巴女孩,虽然带着红袖章,在学校的红卫兵队伍中倒很默默无闻低调得很,或许一夜之间也会从干部子女变成黑帮子弟,这种例子周围比比皆是,我倒没有上下起伏荣辱变幻之感,始终如一保持不红不黑的家庭政治身份。

 

一九六四年北京四中高干子弟发起整学生的四清运动,其实就是红卫兵运动的前奏,“我们的父辈在马背上打下了天下,我们不接班谁接,难道让那些资产阶级地主阶级,阶级异己分子的子弟通过上大学,骑在我们的头上吗,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吼声雄壮,气吞山河,矛头直指校长教师,侧目蔑视一般子弟,目的就是要整得一批品学兼优却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同代人失去上大学资格,不整得这些在学业上比他们优秀,往往得到民国教育出来的教师校长们青睐的好学生低人一等决不罢休.

 

我哥哥的几个同班同学在十六七岁的年龄都成了牺牲品,一个县城里考来的状元是地主出身,平素兢兢业业,只能埋头读书,从不敢说一句出格的话,还是被挑了出来,作为学校扶植的白专典型,大批特批,整得精神失常,退学回家;另一个父亲去了台湾,他当时才三岁,他是初中毕业保送四中的银质奖章获得者,一表人才,谦逊有礼,他喜欢俄国普希金诗歌,模仿着写了一首眺望大海的自由诗,被批为资产阶级和蒋匪敌特子女,盼望蒋介石打回大陆,盼望他的父亲反攻大陆来解救他,梦想变天;另外在他不慎丢失了的日记本里,他为好朋友十一岁的妹妹写了一首诗,也被张贴在墙壁上供全校批判,资产阶级腐朽思想,流氓品质,道德败坏,政治上和道德上都被宣判死亡,绝对丧失了上大学资格。后来见到他,瘦削惨白,完全失去花季少年的风采,一两年后才恢复了往常神态,我并不知道他十六岁时被批得體無完膚的那首小诗是为我而写的,我都没和他说过话,多年后我才知道,怪不得他从此羞于来我家玩,可能也觉得自己犯了弥天大罪。“在她那无邪的双眸里,在那银铃般的笑声中,我找到了久以寻求的光。。。”多么清纯的男孩子,如此简朴的思念,在那个一切都被批判的扭曲环境里,正常的人类思维是无法容身的。

 

文革前臭名昭著的中学四清运动,发生在北京男四中由高干子弟发起整出身不好同学殃及一般平民子弟的一段历史,早已载入研究文革前首都中学生极左思潮的文献中。带头人之一就是宋彬彬(宋要武)的哥哥宋某某(宋任穷之子),邱会作之子邱某某,沈图之子沈某某,还有很多高干儿子,这几人恰好都在我哥哥班上,后来这几人一九六五年都考上清华北大,我哥哥高二时也被他们用莫须有的罪名整了一年之久,但因为成绩优秀家庭历史清楚而侥幸在一九六五年被清华大学录取,离他们仍然很近,六六年文革开始,他们几个人又想把在中学整我哥哥的事件重提,说他写过反动诗篇,并报告给他的班干部,但清华有众多一般子弟,从全国考上来,并不全是来自天子脚下金童玉女们的御用学府他们告诉我哥哥,这批高干子弟太狂妄了,不要理他们。这些红色衙内们在中学可以兴风作浪,在大学名校不得不收敛几分。

 

六十年代的名牌大学里,在不公正地排挤了大部分被标为黑五类贱民阶层的子弟后,在有限的机会之下,普通人民的子弟凭着自身的才学和努力,与这些既得利益者也曾平分秋色,各不相关,各走各路,而下面的老三届就完全不同命运了,一样被遣上山下乡,却和中国当年的自行车一样,分为“永久牌”的,“飞鸽牌”的,那是另一篇文章故事了。

 

我哥哥自幼喜欢古典诗词,虽然是工科出身,退休之年在温哥华还出版了一千首古典诗词集,可是当年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却因为酷爱诗词,差点断送前程,而引起这批党员学生注意和大肆批判的两首小诗,却与政治社会毫无关联,可怕的指责纯属牵强附会,在中学生里搞文字狱,在日记信件文字里嗅出弦外之音,这是当年风行一时的社会习气,鹰犬处处。从文革前夜批海瑞罢官批三家村燕山夜话的大社会环境,就可了解这种风气对青少年的巨大影响和毒害。

 

我十七岁上高二的哥哥被批的灰头土脸的两首诗如下。

 

其一:

 

清明冷雨落千家,弄残庭前桃李花。

劝君莫因暂晴走,村路泥泞石桥滑。

(朋友到家中玩,天降豪雨,临走时学古人写诗相赠,时年十六有余,高一中学生)

 

结果成了疯狂抵制上山下乡运动,与社会上口号“光荣一时,受苦一世”遥相呼应,攻击伟大领袖号召,讽刺邢燕子等人戴上大红花,结果“受苦一世”。多么丰富的想象力,多么强大的逻辑,令人百口难辨呀。

 

其二:

 

万寿山上有危楼,满园翠色眼底收。

好笑谁家年少客,偏爱黄昏带雨游。

(他和少年宫一批兵乓好友,一同游颐和园,夏日遇雨,烟笼昆明湖水,站在万寿山佛香阁高处,聊发少年狂,信笔写来,却闯大祸,如是成人,必遭灭顶之灾。)

 

危言耸听,上纲上线,批判他形容社会主义大厦岌岌可危,随时塌倒,与世界上帝修反同唱丧曲,结合蒋介石要反攻大陆的背景,明明祖国如喷薄而出的红日,在他笔下却是黄昏,要在黄昏中迎接反革命暴风雨的到来。

 

真不知是什么教育使得这些青少年,不懂文学,没有情调,整天就是绷着阶级斗争紧紧的一根弦,瞪着火眼金睛,到处深挖敌人,鸡蛋里挑骨头,偌大中国,到处都是人民的敌人。要是文革发生时这批人还在中学,肯定是红卫兵打手,急先锋。 血统论绝非一日之寒,文革前已经山雨欲来风满楼了。文革充当“党卫军”的青少年今日安在,如果他们掌握着话语权,疯狂的历史怎能澄清,深刻的反思从何而来。

 

据说几十年后,邱会作儿子从牢狱中出来后,班上聚会时他对当年他整的很凶的同学鞠躬道歉,他们这些衙内们,害得人家半世挫折,失去深造机会,就因为这些同学的父亲或是去了台湾,或是家里买了几亩田地,或是爷爷辈父辈为旧政府工作过,或是留学日本欧洲或者美国,这就是国家的敌人或者异己分子右派,和党不可能同心同德同路,成为不可信任的人。而邱会作被打成林彪死党后,他的儿子自己也成为阶下囚,区区几十年,活活现世报。他能低首道歉,同学们也就一笑泯冤仇了,也算是无奈中的现实,还能怎样?那几十年的挫折艰辛,甚至家破人亡的悲剧,不都是这样一幕幕在国人面前展现,一纸档案压死人,出身限制个人发展的情况在今天的中国有所改善,但红卫兵当年“父兄马背上打天下,我们后人要成为掌权者”的叫嚣却不幸而命中,几十年改革只进行了经济上的一半。

 

从这张旧照片引出一段回忆,我们都是那疯狂年代的见证人,虽然才小小年龄,已经被风寒侵蚀,体验风雨交加,这场文革,伤害了多少家庭和个人,它的遗毒何时能真正肃清?

 

一个富有才华的少年,就因为喜爱中国诗词,几乎断送前途,如果遇上文化打手,后果不堪设想,幸运的是一九六四年的北京中学生红色后代整肃平民子弟之时,北京市委派来的工作组还是具有一定的政治水平,记得有一位女干部对这位惊魂失措的中学生讲,不要有包袱,你应该准备功课高考,你很有才华,但不要傲气,要接近那些共青团员,干部子弟,他们在政治上虽然敏感,有骄娇二气,但在政治觉悟上还是比你们一般子弟强的…。可以说在那种气氛中,这样的共产党知识分子干部已经是仁至义尽了,极力地保护着这些还未成年的学生。六五年曹小平作为男四中挨整学生中唯一考上大学,而且还是最高学府的清华,不能不说是幸运者。但话说回来,我的父母在四九年之前只是学生,从没有工作过,也无法给他们套什么历史罪名,后来也在中央机关里当普通干部,兢兢业业,更无法套什么现实罪名,查来查去无从下手,他才成了漏网之鱼,侥幸中第。六十年代的阶级路线坑害了多少德才兼备品学兼优的中学生,出身堵绝了千万人的求学之路,档案里一纸“此生不宜录取”的条子,高校招生办公室哪位吃了豹子胆敢于开门录取。遇罗克对此不公平现象写出了很温和的“出身论”,期望引起社会注目,也是天真地相信“出身不由己,选择在个人”的党的政策出了偏差,冒死上书,却成为刀下之鬼,血祭冤魂。
 
一年之后,席卷全国的文革来临,北京市委首当其冲遭受冲击,吴晗邓拓自杀身死,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话”的狂风冰雹从天砸下,不久,老舍、付雷等文化界笔杆子们都纷纷自杀,有思想的年轻学子再不敢学文科,“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口号暗中涌现,但大学门随即关上,十二年后才允许凭考试分数进去。

 

五十五年之后,在自由的加拿大,这位中学时代十六七岁差点被文字狱带来灭顶之灾的曹小平先生,对中国古典诗词的热爱终身未忘,虽然一九六五年还是考上名牌大学,他不敢再学文科,太多的政治嗅觉充斥在人们心中,牵强附会,文字里头寻找阶级斗争动向,不知坑害了多少无辜的作家诗人教授学者,他们往往是一波一波政治运动中第一排被枪弹打中的受害者。他成为大学的理工科教学骨干,一辈子与文学诗词再无交集,也就躲过了文字之灾,一生基本顺利,但还是深深体会了“早岁哪知世事艰”的文字狱大环境,有几十年的时间内,从中国人的少年时代始,直到耄耋之年,要时时警惕不能随便表达文学情怀,更不能读古人书,论天下事。

 

曹小平先生八十年代末移居加拿大海外后,近十几年来,退休后重拾旧好,呕心沥血,写出很多古体诗词,最近出版的这本诗集一千首,“柳上惠诗词集”,在十几个国家上网出版。

 

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五日,他在加华作协七位作者新书发布会上侃侃而谈他艰辛的文学之路,充满历史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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