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了篇文章，说及凯恩斯（Keynes）和邓小平，言犹未尽。凯恩斯和邓小平本来风马牛不相及，所以相提并论，是因为凯恩斯在其代表作《通论》最后一章中，对英国贫富悬殊颇有微词，警告资本主义“赌注”不能过高（注1）。凯恩斯的言论，好像字字句句针对邓小平时代的中国，针砭时弊、臧否人物，入木三分。从而使人产生了凯恩斯和邓小平的联想。但是联想毕竟只是联想，最多只是兴致所至的感慨，随风飘逝的思绪。若真要在历史的广阔背景下、在二十世纪的风云变幻中，认真寻找凯恩斯和邓小平的联系，那就必须在他们两人旁各加一人：凯恩斯那边加上哈耶克（Hayek），邓小平那边加入毛泽东。
大约在毛泽东发动“文革”，并将邓小平作为第二号“走资派”赶下台以前三十多年，欧洲经济学界曾有过一场虽没有“亿万群众”参加，但内容却对历史产生深刻影响的辩论。这场辩论的主角，便是凯恩斯和哈耶克。虽然欧洲知识分子“温良恭俭让”，中国红卫兵“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但两者关心的却是同一个主题：即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究竟何去何从，谁胜谁负？毛泽东曾怀疑，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大多数老战友，可能将中国领向资本主义。哈耶克也曾担心，包括凯恩斯在内的大多数知识分子，可能将欧洲推向社会主义。毛泽东的怀疑激起“天子之怒”，于是“文革”祸起萧墙，“伏尸百万，流血千里”（注2）。哈耶克的担心激起书生报国，从此一篇《通向奴役之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凯恩斯并非社会主义者。他的出身、教养、经历和性情，也使他难以成为社会主义者。但是，置身两次大战间的欧洲，目睹成千上万的失业人群，凯恩斯不得不重新审视以自己老师马歇尔（Alfred Marshall）为代表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凯恩斯当时的心情，大概类似多年后站在“文革”废墟上的邓小平。“悟已往之不谏，知来者之可追”。凯恩斯得出一个和邓小平方向恰好相反，但逻辑完全一致的结论：改弦易辙，另辟蹊径，此其时也。八十年代的邓小平，要在中国经济中引进“市场”。而三十年代的凯恩斯，要在西方经济中加入“计划”。凯恩斯和邓小平都是“修正主义者”。不同的是，邓小平要“修正”社会主义，凯恩斯要“修正”资本主义（注3）。
凯恩斯的“修正主义”，在经济学的、纯技术的层面上，主要是针对“失业”问题。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很难象古典经济学预期的那样，自动达到“充分就业”条件下的均衡。为了达到“充分就业”，政府必须运用各种手段，包括财政和金融手段，对经济进行干预。既要干预，自然就离不开人为的“设计”和“计划”。这种设计、计划和干预，就是今天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人们习以为常的政府的“反周期”措施。对凯恩斯的“修正主义”，哈耶克十分警惕。但是，在一九四四年出版的、集中反映了哈耶克反社会主义思想的《通向奴役之路》中，却很难在经济学的、纯技术的层面上看出对凯恩斯的批评。例如，哈耶克反对“计划”和“政府干预”。但是，他并不笼统地反对两者。相反，他说经济学家是最喜欢计划的人。他赞成政府对社会总体框架进行计划和设计。从而使个人在这个框架下，能自由地计划自己的经济活动。哈耶克反对的，是那种集中全社会的资源和经济活动，以某种特定方式达到特定目的的极权主义式的计划经济（注4）。从字面上看，哈耶克和凯恩斯十分相似。凯恩斯在《通论》和其它文章中，都一再强调自己对西方自由主义制度的热爱，明确反对国家占有生产资料。他要的“计划”，是国家通过税收和利率政策影响消费和投资倾向，为个人“追逐金钱”的游戏设立规则和界限。用他自己的话说，他并不要抛弃“曼彻斯特”制度本身，而是要为这个制度创造一个更合理的环境（亦即框架），从而使个人的自由经济活动能发挥其全部潜力（注5）。如果一切到此为止，如果凯恩斯与哈耶克在精神实质上和在字面上一样接近，那么历史将不会记载凯恩斯、哈耶克辩论了。凯恩斯和哈耶克辩论的实质，不在个别的用字遣词或具体的策略上。他们真正的分歧，存在于他们观念的总体倾向上。他们之间，与其说是经济学争论，不如说是哲学倾向上的分歧，是对欧洲政治形势判断上的分歧。
哈耶克生于奥地利的维也纳，是经济学奥地利学派的主要人物之一。他曾赴英国伦敦经济学院任教，因为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遂决定留在英国，成为英国公民。哈耶克一生对英国文化情有独钟，尤其对以大卫 • 休谟（David Hume）和亚当 • 斯密（Adam Smith）为代表的苏格兰道德哲学推崇备至，而后者无疑是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基石。或许距离产生美感，或许人对不曾拥有过的格外珍惜。和同时代英国知识分子相比，哈耶克对英国传统自由主义，显然怀有更多的眷念和执著。在哈耶克看来，从十八世纪开始近两百年的欧洲历史，就是英国文化自西向东传播的历史，是英国自由主义在欧洲大陆“西学东渐”的记录。这种“西学东渐”，自英国、经法国、最终到达德国，一路凯旋。一八七0年它抵达其东征的边界，登上辉煌的顶峰。但自那以后，风向不幸逆转。一场以德国为中心，以黑格尔、马克思哲学为动力，以集体主义、国家主义为基调的逆向运动，开始由东向西传播，锋芒最终直逼英伦（注6）。
第一次大战后，哈耶克目睹左派在俄国，右派在德国和意大利先后建立极权主义政权。同时，社会主义运动在整个欧洲风起云涌，社会主义思潮如日中天。不仅在欧洲大陆，甚至在自由主义发源地的英国，社会主义都成了上流知识分子沙龙里的时髦话题。以凯恩斯为例，他经常涉足两个社交圈：布卢姆斯伯里（Bloomsbury）文化圈和以韦布（Sidney Webb）、萧伯纳（G. Bernard Shaw）等人为主的费边社（Fabian Society）。前者，在哈耶克看来，是社会主义者的摇篮。后者，众所周知，是社会主义的公开阵地。以凯恩斯的社会地位和学术声望，其社交圈竟“赤化”如此，社会主义在英国的影响可见一斑。因此，哈耶克有理由相信，历史正在证实他的假设：一股来自东方的集体主义狂飙，正在席卷欧洲，侵袭英国。哈耶克真正担心的，不是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极权主义。那是既成事实。哈耶克真正担心的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是否会走上俄、德、意的老路？英国是哈耶克昔日的精神家园，今天的衣食父母、安身立命之地。于公于私、于情于理，哈耶克都应挺身而出，捍卫心目中的自由资本主义圣地。但是，问题的关键是：俄国、德国和意大利的经验，究竟能否在欧洲作普遍的演绎推理？或者，换句话说，在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和布尔什维克革命党之间，在凯恩斯、萧伯纳和斯大林、希特勒之间，究竟有没有本质的区别，他们之间有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如果有鸿沟，可能首先来自凯恩斯的环境。凯恩斯出生于英国剑桥大学，父亲是该校高层管理人员。青少年时代，凯恩斯先就读于著名的伊顿（Eton）公学，后进入剑桥大学King’s College，师从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一代宗师马歇尔。大学时期，凯恩斯活跃于剑桥最贵族化的Apostle社团，与圈内许多朋友一样，思想深受剑桥大学哲学教授摩尔（G. E. Moore）的伦理哲学影响。大学毕业后，凯恩斯和许多同辈Apostle成员一起，成了位于伦敦北区的布卢姆斯伯里文化圈的座上客。不久，凯恩斯甚至搬迁到该区居住，终日徜徉于艺术殿堂之上，周游于文化名流之间，“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可以说，凯恩斯是标准的剑桥子弟，自幼便在英国文化的精英圈内长大。对凯恩斯来说，英国传统的自由主义文化，不是一种刻意的追求，苦苦的修炼。相反，它是一种与生俱来的教养，耳濡目染的习惯。它不需要“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而是“本来无一物，何处染尘埃”。但是，凯恩斯的时代，却又决定了他无法停留在先天继承的自由主义传统里。
二十世纪初期，在国际上，英国“日不落帝国”的地位岌岌可危。在国内，社会矛盾日益尖锐。传统资本主义的日薄西山、人心丧失，正可以从社会主义的蓬勃发展中得到反证。一九二五年，凯恩斯在剑桥发表的题为“我是自由主义者吗”的演讲，反映了他对当时英国社会矛盾的深刻观察。凯恩斯认为，英国政坛正被两股势力操纵：右派的保守党和左派的工党。凯恩斯蔑视右派的智商，但同样讨厌左派的气味。在凯恩斯看来，保守党内的右翼是墨守陈规的死硬派。他们分不清为资本主义治病和布尔什维克之间的差别。凯恩斯同情他们对传统资本主义的热爱，如果时光倒流一百年，他也会加入这一行列。可惜，这种感情，今天无助于资本主义在当代的生存。工党内的左翼，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灾难派。不管他们的名字叫“雅各宾”还是“布尔什维克”，都是一丘之貉。他们一味要求推翻现存秩序，结果只会导致灾难。如果他们的目标是“社会正义”，凯恩斯乐观其成；但如果他们的目标是“阶级斗争”，凯恩斯则不敢恭维。右派的右翼和左派的左翼，分别是各自党内的积极分子，他们为党创造力量和激情。这是凯恩斯最担心的一群人。而右派的左翼和左派的右翼，则分别是各自党内的知识分子，他们为党提供道德和智慧。凯恩斯更喜欢处于保守党和工党之间的自由党，但他似乎料到自由党前程渺茫。因此，在没有更好选择的情况下，右派（保守党）的左翼和左派（工党）的右翼，或许是退而求其次的政治选择（注7）。
与这种政治格局对应，凯恩斯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知识界同样局面混乱，方向迷失。他们分不清作为“目的”（生活方式）的资本主义，和作为“手段”（效率）的资本主义。在凯恩斯看来，作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如果管理得当，是迄今为止最有效率的制度。但是，作为“目的”的资本主义，却不尽如人意，远非理想的生活方式。因为，资本主义毕竟是以个人发财致富为核心内容，以金钱利润为基本动力的制度。这种制度首先满足的是人的低级欲望，所以往往市侩庸俗，面目可憎。但是，知识界往往混淆作为“手段”的资本主义和作为“目的”的资本主义。以至那些真正讨厌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人，攻击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效率”；而资本主义的忠实信徒，又拒绝甚至对资本主义“手段”的任何修正。他们视任何“修正”为整个抛弃资本主义的第一步。而事实上，这种“修正”恰恰是挽救资本主义的唯一良方（注8）。
凯恩斯的上述言论，发表在马克思写作《资本论》之后，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之前。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无疑充满了道德的愤怒。但马克思落笔之处，却处处突显冷静的分析，攻击的目标恰恰是资本主义的“效率”：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马克思主义所以能在二十世纪风靡世界，掀起惊天巨浪，关键之一便是这种义愤和分析的结合。正如熊皮特所指出：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只会“布道”，那它效果有限；如果马克思主义仅仅只是“分析”，那它的听众不会超过几百。但是，如果用分析的术语进行布道，用触动时代脉搏的布道进行分析，那它产生的将是无敌不摧无功不克的力量（注9）。哈耶克为资本主义的辩护，无疑受到资本主义“效率”的影响。因为，在哈耶克看来，市场充满无限的不确定因素，个人知识无限渺小和分散。因此，自由价格体系是配置资源最有效的“计划者”。任何其它“计划者”，不管他的名字叫凯恩斯还是斯大林，都注定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注10）。但是，哈耶克从资本主义“效率”出发所作的辩护，却在无意中神圣化了整个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以至他将任何对市场经济的背离，任何对资本主义“手段”的修正，都看作是“大逆不道”，看作是抛弃整个资本主义的第一步，是“通向奴役”的不归之路。所以，一方面，凯恩斯在批判传统自由主义经济学时，并没有忘记在他左边的马克思。凯恩斯的真正目的，就是要从马克思手中拯救自由经济。但另一方面，凯恩斯也同样没有忘记在他右边的潜在对手。早在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前，凯恩斯似乎已经预先准备了对该书的回答。凯恩斯和哈耶克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他们对欧洲政治形势和资本主义前途的判断上：哈耶克认为，一旦脱离传统资本主义轨道，就会踏入一条无法回头的“滑坡”，一直滑向极权主义。凯恩斯拒绝“滑坡”理论，相信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当时欧洲资本主义的具体情况要求：只有变革资本主义，才能保证资本主义不变。
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作为两种思潮的冲突几乎贯穿于整个二十世纪。当然，加入这一思想交锋的远不止他们两人。直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前，社会主义思潮在这场冲突中始终占上风。在凯恩斯生活的年代，不仅马克思主义在欧洲具有重大影响，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者更是活跃于欧洲各国。在德国，有伯恩斯坦（Eduard Bernstein）的“进化的社会主义”。在法国，有走议会道路的饶勒斯（Jean Jaures）的社会主义。在英国，更有文豪名流发起的费边社会主义。后者，是英国工党崛起的基础。社会主义在知识分子中的巨大影响，还有两个突出例子：一个是法国文豪罗曼 • 罗兰（Romain Rolland）于一九三一年发表的《向过去告别》（注11），另一个是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在一九四九年发表的《为什么走社会主义道路》（注12）。他们两位，一位是《约翰 • 克利斯朵夫》的作者、有世界影响的文学家，一位是现代物理学、相对论的奠基者。他们有如此不同的个人背景，却不约而同地赞成社会主义。可见，社会主义在欧美作为一种思潮，决不是少数人的阴谋，更不是逼上梁山式的造反。同时，也可见，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一定存在着某种缺陷，某些问题。在这五光十色的思想交锋中，凯恩斯的立场接近于他所谓的“左派的右翼”，或“右派的左翼”。而哈耶克及其所属的奥地利学派，却以其道德勇气，始终坚持着少数派的立场。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之所以能被视作二十世纪这场思想交锋的集中体现，是因为他们的辩论直接影响了后来西方各国的发展道路。在这个以西方文化和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占统治地位的世界上，谁影响了西方，谁也就影响了世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分歧，与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有了关系。
如果说凯恩斯和哈耶克的辩论，影响了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那么，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分歧，则影响了迄今为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然而，在中国，无论是“文革”造反，还是“全民经商”；无论是“又红又专”，还是“白猫黑猫”；无论政治口号怎样翻手为云，复手为雨，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毕竟没有超越世界上“两种思潮”冲突这条主线。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有句时髦口号叫“与世界接轨”。听似开天辟地，气吞山河。其实，自从“鸦片战争” 后，洋人不请自来。所谓“轨”，想“脱”也脱不了。邓小平所谓“与世界接轨”，不过是在原来的“轨”上，调个方向，朝资本主义跑去。所以，不管是毛泽东的“世界革命中心”，还是邓小平的“世界加工工场”，其实都在同一条“轨”上，只是所处的方向位置不同。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恩恩怨怨、几起几落，说是“宫廷权术”也好，称作“主义之争”也罢，看似翻江倒海，上天入地，其实从来没有超越过凯恩斯和哈耶克辩论的理论框架。
所以，要讲清邓小平和凯恩斯的关系，必须在他们旁加入毛泽东和哈耶克。这样，他们的关系就可以用下列数轴（或称作“轨”也无妨）表示：
上图虽然清楚地表明了毛泽东、邓小平、凯恩斯、哈耶克四人，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世纪大冲突中，各人所处的位置。但是，该图有两个缺点：第一，这是静态分析。它虽指明了毛、邓、凯、哈的静态位置，却没有动态地阐明他们在这场冲突中的作用。从图中看不出他们推动时代朝哪个方向发展，他们对历史有什么影响。第二，该图只有定量分析，没有定性分析。从图中只能看出毛、邓、凯、哈在两种制度间的倾向，以及这种倾向的程度。但看不出是什么决定了这种倾向，看不出他们间本质的差别。
为了修正上述缺点，为了探索毛泽东、邓小平、凯恩斯和哈耶克间更深层的关系，可以将上面的数轴修改为以下的平面坐标：
上述坐标的左右两边是动态分析，表明毛、邓、凯、哈各自要将社会推向哪个方向。例如，邓小平处在图的右边，但不能因此就肯定邓小平是资本主义者。邓小平的位置，只是表明他将社会主义的中国推向右转，推向资本主义。同样，凯恩斯的位置，更不能理解为他是社会主义者，而只能表示他将传统资本主义向左拉，向社会主义方向推动。毛泽东和哈耶克的位置，则表明他俩对现状都不满，不过不满的原因正好相反。毛泽东嫌社会主义的中国还不够社会主义，而哈耶克嫌资本主义的欧洲还不够资本主义。因此，毛泽东要中国更社会主义，哈耶克则要欧洲更资本主义。
上图的上下两部分，是定性分析，说明毛、邓、凯、哈各自行为的哲学基础。为此，引进两个概念：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用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作为两种对立哲学范畴来概括理论分歧，最突出的例子是当代政治学的国际关系理论。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现实主义将现实的“实力”看作国家行为的基础。而理想主义却希望在这种“实力”以外，寻找更高的境界。例如，希望通过超国家的“联合国”来制约国家行为等等。现实主义的基础是人性之“恶”，认为现实社会不“完善”，且不可能被“完善”。现实主义一般扎根于过去的经验。理想主义相信人性可以改变，认为社会应该“进步”，且能够“进步”。理想主义一般着眼于未来的蓝图。当然，理想主义不是不谙世事。理想主义者不是纯情少女，天真无邪，沉湎幻想。同样，现实主义也不是没有理想。现实主义者不是贩夫走卒，蝇头小利，鼠目寸光。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是两种不同的思想方法，两种不同的哲学倾向（注13）。
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吗？自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毛泽东在中国“走下神坛”，行情一路看跌，声誉一贬再贬。时至今日，称毛泽东为理想主义者，似乎有背时宜。但是，当年那位从湖南农村走出来的少年，“独立寒秋，橘子洲头”，究竟凭什么，“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毛泽东是诗人，就算不是开国君主，单论诗词，也足以在文学史上“雁过留声”。国共内战前夕，他那篇公认的代表作“沁园春 • 雪”，曾轰动陪都重庆。一时间，舆论哗然，群情激动，从党国遗老到文人骚客，似乎都读懂了毛泽东的帝王之心。中国历代君主，马上取天下，下马治天下，讲究的都是文韬武略。然而，“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毛泽东历数各代君王，为什么偏偏只谈“文韬”，不提“武略”？在那硝烟四起，战火纷飞的年代，毛泽东为什么偏偏将一代天骄“弯弓射大雕”，轻轻搁置一边，而将全部批评集中在“文采风骚”上？历代毛词注释者，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建国后，高层时有窃窃私语：“隐身勉留千载笑，著书还待十年闲”（注14）。意谓毛泽东不懂经济，最好退居二线，著书立说。然而，毛泽东一声“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懂经济的陈云召之即来，挥之则去。不喊“万岁”的彭大将军，庐山上下道战书。毛泽东“应战”，讲“个把钟头”。言及“始作俑者，绝子灭孙”，朝中重臣，封疆大吏，无不动容（注15）。“横刀立马”的英雄，庐山一别，销声匿迹。“文革”初起，毛泽东写张大字报，连标点符号二百二十五字，“刘邓”司令部，盘根节错，一朝倾覆。可以说，毛泽东主政时，江山未必“多娇”，却是“如此”牢靠。不是理想主义，无事生非，翻天覆地发动“文革”干什么？真有城头易帜、江山改姓的危险，真有仓皇辞庙、挥泪宫娥的一天，是张春桥能够勤王，还是王洪文可以护驾？
毛泽东御医李志绥，根据亲耳所闻，披露“双百方针”和“文革”一脉相承，贯穿着同一条理想主义的红线（注16）。“双百方针”，毛泽东希望自下而上“放”出一批左派理想主义者，和他一起继续将社会向左推进。孰料事与愿违，“放”出了一批右派理想主义者。待看清“事情正在起变化”、“黑云压城城欲摧”时，为时已晚。不得已自食其言，转而反“右”。文理不通的所谓“阳谋”，其实根本子虚乌有，是杜撰的诡计。为了证明“洞察先机”，强辞夺理，口不择言，恰恰暴露出始料未及的无奈、被动应战的狼狈和文过饰非的尴尬。九年后，心有不甘的毛泽东发动“文革”。这次，他要直接在学生、工人、农民中寻找知音。可惜，这次情况更糟。不仅没有“放”出左派理想主义，连右派理想主义也踪影全无。“放”出的全是贩夫走卒式的“现实主义”者。在廉价的“忠诚”和震耳的“万岁”声中，拉帮结派，占山为王。一部“文革”史，“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但在毛泽东，这却是一部 “高山流水觅知音”的历史。从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直至陈永贵、吴桂贤、张铁生，可谓“每下愈况”。“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是毛泽东一生心结。不是理想主义，高坐云端，何苦向茫茫人间“寻寻觅觅”？不是理想主义，九五之尊，何至晚年“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不是理想主义，更不会在权力之巅，落得众叛亲离。以至于病榻之中，向邓小平承认“三分错误”，被告诉“不知有汉，无论魏晋”；弥留之际，向叶剑英托孤，殊不料对方早已磨刀霍霍，暗埋杀机。对政治家而言，理想主义不一定是褒义词。理想主义的政治家，既能建立前无古人的功勋，也能铸下后无来者的大错。政治家而理想主义，世上本来不多。政治家而理想主义而又大权独揽，更是少而又少。如果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算一条。苏联东欧同样共产党执政，但毕竟没有发明“大炼钢铁”、“文化革命”。毛泽东不是理想主义，中国最多多生几个“衙内”，早出几个“官倒”。却不至于“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太平盛世，竟能饿殍遍地，乾坤颠倒（注17）。
如果讲毛泽东是理想主义者，有背时宜。那么，称哈耶克为理想主义者，则几近冒天下之大不韪。哈耶克是公认的保守主义者。自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他更被奉为当今西方新保守主义（或称作新古典自由主义）的精神领袖。虽然哈耶克本人并不喜欢保守主义这个称呼，他宁愿称自己为传统意义上的“辉格党”（Whig）人。但是，无论是保守主义还是“辉格党”人，信奉的都是以尊重传统、尊重过去为特点的哲学。这样一种“向后看”的哲学，又怎么能归入一般情况下“向前看”的理想主义范畴呢？或许，和毛泽东一样，哈耶克也是一个异数。毛泽东起于草莽，在乱世英雄中能够坐上第一把交椅，自然精于权术，工于心计。但是，毛泽东的政治手段、宫廷权术，都没有妨碍他将“同学少年、书生意气”时形成的理想，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依此类推，在哈耶克保守主义的外衣低下，在他开口“传统”，闭口“习俗”的表象背后，或许也能深藏着同样执拗的理想主义倾向。
至少在一个问题上，哈耶克和毛泽东十分相像。虽然哈耶克“向后看”，毛泽东“向前看”，两人貌似南辕北辙。但是两人“看”问题的时间跨度，却同样遥远。毛泽东“向前看”，不看则已，一看便是一万年。如果说少年时代的毛泽东，还只是“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击水三千里”。那后来便是“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反修要反一万年”； “一万年后，地球上还有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斗争”等等。哈耶克不遑多让，更胜一筹。向后一看，不是一万年，而是几百万年。他的经济哲学，不讲则已，一讲就要追本溯源，从生物进化、盘古开天地开始。然而，看问题目光“遥远”，不管是“向前”还是“向后”，恰恰是理想主义的基本要素和重要特征之一。
哈耶克经济哲学的基础，是他所谓“扩大的秩序”（extended order）。在哈耶克看来，人类社会通过风俗、习惯、道德、语言、货币、契约、法律等等所体现的社会秩序，是经过长期自发（spontaneous）进化的结果。它既不是人类理性的产物，也不是人类本能的产物，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某种意义上，社会秩序可以说是“人为”或“理性”的，因为它不存在于人类的生物本能中；但是，另一种意义上，秩序又可以说是“自然”或“本能”的，因为它是自发的“无意识”的进化结果。同时，社会秩序不完全是理性的，因为理性无法创造和操纵“自然选择”；秩序也不完全是本能的，因为“本能”在进化过程中，必须反过来通过学习和模仿，最终服从于秩序。
在秩序或文明的起源问题上，哈耶克有别于霍布斯（Thomas Hobbes）。他不认为在原始的自然状态中，存在“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相反，他认为“利他”和“合作”存在于人的本能中。但是，单凭“利他”和“合作”，只能产生“微观”秩序，而不能产生“扩大的秩序”，从而无法使人摆脱自然状态。在社会秩序和本能冲突的问题上，哈耶克不同意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他不认为秩序压抑本能是人类的不幸，相反，他认为本能对秩序的适应和服从，是人类文明最可贵的成果，同时也是人获得自由最可靠的保证。在秩序和理性的关系上，哈耶克反对几乎所有主流地位的理性主义者。他认为理性不能指导道德和秩序的形成。相反，理性本身是形成秩序的那个“进化”过程的产物。在“进化”的问题上，虽然达尔文（Charles Darwin）有幸成为获得哈耶克青睐的为数有限的几位学者之一，但哈耶克并不同意社会达尔文主义。哈耶克认为社会达尔文主义混淆了生物进化和文化进化的差别。生物进化通过遗传实现，而文化进化却通过模仿学习实现。理性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是在两个相反的极端上误解了文化进化。理性主义以为文化进化是理性行为，是人类“有意识”的发明和设计；社会达尔文主义以为文化进化无异于生物进化，完全排除了人类的“有意识”行为。而两者恰恰都忽视了，文化进化实际上应该介于理性和本能之间（注18）。
上述的理论辨驳，在哈耶克思想中真正占中心地位的，是理性和秩序的关系。在这个问题上，哈耶克再一次表现出和毛泽东一样的“反潮流”精神。哈耶克所处的时代，令他目睹了“科学主义” 和“理性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崛起。以法国哲学家孔德（Auguste Comte）为先驱的、企图在社会研究领域复制自然科学方法的实证主义（Positivism）潮流，在二十世纪逐渐登上了社会科学主流的宝座，引起了包括行为主义革命（Behaviorist Revolution）在内的一连串研究方法的革新，在社会研究的各个领域引起了广泛反响。早在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和后实证主义（Post-Positivism）流行以前，约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哈耶克就从另一个角度与这股“科学”思潮进行了抗争。他当时写的一连串文章，后来都集中发表在他的《科学的反革命》一书中（注19）。
“科学主义”思潮更深远的背景，可以上溯至法国启蒙运动中以笛卡尔（Rene Descartes）等人为代表的“理性主义”。哈耶科深刻地看到，现代西方自由主义的来源，其实可以一分为二。其源头之一，是以大卫 • 休谟、亚当 • 斯密和亚当 •弗格森（Adam Ferguson）等人为代表的英国十七世纪苏格兰启蒙运动，因此可以被称为英国式的自由主义。英国式自由主义尊重传统，相信人类文明和社会秩序是自发的自然的进化过程，而不是人类理性设计的产物。英国式自由主义来自实践，虽然有一套“原则”，但没有“完备”的系统。自由主义的另一支源头，来自以笛卡尔、狄德罗、罗梭（J. J. Rousseau）和伏尔泰（Voltaire）等人为代表的法国十八世纪启蒙运动。法国式自由主义与其说是一套“原则”，不如说是一种精神“态度”。它从一开始就以反对国王和教会为目标，以清除人间一切“非理性”的现象和传统为己任，希望人从一切不合理的制度下获得解放，鼓吹历史上一切“信仰” 和“偏见”，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上，为自己的“合理性”作出辩解。用斯宾诺莎（B. de Spinoza）的话讲，“人除了服从理性，便有绝对自由”（注20）。这种哈耶克称为“构造主义理性”（constructivist rationalism）的法国式自由主义， 假设理性能够理解一切社会现象，发现一切社会“规则”。从而，人类可以按照这种被发现的“规则”，重建一个崭新的社会（注21）。哈耶克认为，无论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还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都是建立在这同一个对理性和秩序关系的误解之上。
在理性和秩序的关系问题上，哈耶克明确地意识到自己的少数派地位。迟至他于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致命的狂妄：社会主义的谬误》一书中，他还公开承认和二十世纪知识界的主流格格不入。所以哈耶克反对的，决不只是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不只是凯恩斯的“政府干预”。他的批判锋芒，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笔锋所至，横扫千军，傲视百家。上及柏拉图（Plato）、亚里士多德（Aristotle），中经托马斯 • 阿奎那（Thomas Aquinas），下至笛卡尔、罗梭、伏尔泰、孔德、边沁（Bentham）、约翰 • 穆勒（John Mill）、黑格尔、马克思、罗素（Russell）、凯恩斯、福科（Foucault），旁及文学家威尔斯（Wells）、福斯特（Forster），乃至物理学家麦克斯 • 波尔（Max Born）、阿尔伯特 • 爱因斯坦（注22）。一部西方文明史，诸多名家，数代风流，几乎一网打尽。这里，哈耶克和毛泽东又一次十分相像。哈耶克说，越有知识的人，越容易成为“理性主义”者。因此，在知识的阶梯上，越向上看，哈耶克的知音越少，同情社会主义的人越多（注23）。哈耶克的观点，几乎接近另一种意义上的“知识越多越反动”。与此相仿，毛泽东在中共党内的阶梯上，越向上看，愿意与他一起“继续革命”的人越少，有资本主义倾向的人越多。毛泽东发动“文革”，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毛泽东思想发展的必然结果。所谓“党内资产阶级”，是正宗的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这样，处在一条直线两端的哈耶克和毛泽东，通过“反潮流”的弧线走到了一起。
哈耶克的哲学，本来和理想主义争锋相对。因为，理想主义要按照特定的模式人为地改造社会，哈耶克却相信“无意识”的自发进化，两者泾渭分明，冰炭相异。但是，当哈耶克将“无意识”的进化，如此“有意识”地、系统地表达后，并如此真诚地、执拗地奉为唯一真理时，他便陷入了一个“两律背反”的困境：一方面，哈耶克坚持文明是“无意识”自发进化的结果；但另一方面，作为文明结果之一的哈耶克理论，却是“有意识”的理性产物。一方面，为了证明进化的“无意识”，哈耶克必须贬低理性；但另一方面，为了坚持自己理论的正确，哈耶克又必须条分缕析、褒扬理性。一方面，哈耶克斥责众多优秀“理性”为“致命的狂妄”；但另一方面，他又在无意中制造着另一种新的、可能同样“致命的狂妄”。一方面，哈耶克认为，人类个体的“理性行为”的总和，组成了集体的“无意识”进化；但另一方面，哈耶克理论正确的前提，却必须是他本人的个体“理性”，能够理解和把握整个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哈耶克理论，我们就必须相信整个文明的“无意识”性；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相信文明的“无意识”性，我们就要怀疑哈耶克理论的精确性。以至如果我们彻底相信进化的“自发”性，我们就难免感到哈耶克理论在历史上无足轻重；如果我们彻底服膺哈耶克理论，我们就不能排除包括凯恩斯在内的一切“狂妄”，其实都是人类“自发”进化的组成部分。
哈耶克的困境，就像一个在讨论信仰时，宣称自己什么都不信的人面临的难题。一个人如果声明自己有信仰，不管他的信仰如何低级庸俗，他的声明本身没有自相矛盾。但是，一个宣称自己什么都不信的人，却会立刻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因为，什么都不信本身就是一种信仰。哈耶克的困境，又有点像牧师面临的难题。牧师是神职人员，但牧师又是凡人。作为神职人员，牧师宣扬“神”；但作为凡人，牧师又怎么保证，通过他的“宣扬”，“神”性还能保持纯真？同样道理，如果牧师不代表“神”，那他就有可能在信口开河、误导苍生；但是，如果牧师宣称代表“神”，那他又立刻涉嫌亵渎神圣、大逆不道。哈耶克大概没有接触过东方哲学和宗教。否则，他会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或庄子的“得鱼忘筌，得意忘言”，或佛教禅宗的“不立文字，教外别传”中，得到认识论上“有限”和“无限”矛盾的启示。
正是基于同样原因，哈耶克也误读了他的辩论对手凯恩斯的名言：“从长远看，我们都死（in the long run we are all dead）”。这句话，是凯恩斯名言中最具歧义，也最招人非议的话。凯恩斯的原话，是针对马歇尔“从长远看市场终会达到均衡”的观点。凯恩斯认为，长远的观点无法指导当务之急，“从长远看，我们都死”。经济学家如果只懂“长远观点”，无异于在风暴来临时宣布：“风暴过后，海洋终会平静”一样，既简单，又无用。哈耶克抓住这句话，认为这是凯恩斯从根本上背叛自由经济的明证。哈耶克责怪凯恩斯没有“系统地”、“长远地”考虑问题。只注重短期政治效应，醉心于舆论、选票和公众需求，不顾短期“权宜之计”可能造成的长期危害（注24）。当代经济史学家中，即使是凯恩斯主义者，也只是从道德立场出发，为凯恩斯辩护。他们认为，在经济危机期间，政府有道德责任采取权宜之计，干预经济。政府不能眼看人民受罪，袖手旁观，消极地等待“均衡”到来。毕竟当“风暴”来临时，“救人”比经济学原理更重要。但他们都没有看到，恰恰是凯恩斯这句话，表明他真正懂得英国式自由主义和人类“自发”进化的真谛。因为，一个真正相信“自发”进化的人，就不需要“长远地”考虑问题。“从长远看，我们都死”的真实含义是：作为“有限”的个人，“长远地”考虑“无限”的问题，根本不可能，也毫无意义。
当哈耶克在一九四四年发表《通向奴役之路》时，凯恩斯曾评论说：“这是一本伟大的著作。在道德和哲学的层面上，我同意其中每一个观点”。凯恩斯这段广为流传的话，曾被不同地解读。哈耶克本人认为，这表明凯恩斯向他的观点让步。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凯恩斯出于礼貌的客套（注25）。其实，两种解读都不对。凯恩斯既不是客套，他是由衷地赞成哈耶克自由主义的原则。但是，凯恩斯也不是向哈耶克让步，他明确向哈耶克表示，“政府干预”未必是“通向奴役之路”。关键是由“谁”来干预，是“干预者”有无良知和道德。凯恩斯终其一生，从来没有象哈耶克那样，滔滔不绝地将自由主义的原则发挥得淋漓尽致，完美无缺。正像哈耶克所指责的，凯恩斯注重权宜之计。但是，凯恩斯的权宜之计，是不放弃原则的权宜之计，是真正参悟了“自发”进化道理的权宜之计，是保守主义者伯克（Edmund Burke）式的权宜之计。也正像哈耶克所指责的，凯恩斯没有“系统地”思考问题。但是，凯恩斯的没有“系统”，正是秉承了英国自由主义“非系统”的传统。惟其没有貌似完美的“系统”，所以才不会“封闭”。惟其不“封闭”，所以才能与时俱进。惟其与时俱进，所以才有人类的“自发”进化。自由主义对凯恩斯来说，是藏之于胸的原则，与生俱来的秉性，稳坐心头的佛祖。正是有了这种内在的修养，凯恩斯才能“随心所欲而不逾矩”。要真正说明哈耶克和凯恩斯的关系，还是要回到东方哲学。在中国哲学史上，郭象是《庄子》一书的权威注释者。但是，当郭象将庄子的寓言和隐喻加以理性的发挥和阐述后，《庄子》一书却未见得更加生色。因为，后者虽然更加明晰，却限制了前者无限的想象。这就是中国哲学史上所谓：“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注26）。
为什么哈耶克是理想主义者？因为哈耶克将英国自由主义的无限想象，关进了铜墙铁壁的理论框架之中；将来自实践的、开放的自由原则，变成了思辨的、排他的模式，并将这种模式定格在历史的某一点上。哈耶克反对黑格尔，但他与黑格尔一样自相矛盾。黑格尔相信事物内在的辩证发展，但他的历史辩证法却终结于普鲁士王国。哈耶克讲究“自发”进化，但他的进化却终结于十九世纪的欧洲。或者，更确切地讲，终结于一八七0年普法战争前的欧洲。哈耶克反对马克思，但他和马克思一样，偏爱达尔文的进化论。哈耶克和马克思都相信人类历史存在从“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的进化，都希望自己在社会科学领域扮演达尔文的角色。所不同的是，在马克思看来，他生活于其中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充满人间苦难和阶级压迫。所以，马克思和毛泽东一样，不满现实而寄希望于未来。但是，在哈耶克眼中，已成历史的十九世纪上半叶，却处处洋溢着道德的和谐和几近完美的秩序。所以，哈耶克同样不满现实，而对那页刚翻过去的历史无比眷恋。如果说马克思和毛泽东是面向未来的左派理想主义者，那么，哈耶克就是当之无愧的面向过去的右派理想主义者。
称凯恩斯和邓小平为现实主义者，似毋庸赘言。他们两位都是在社会现实的压力下，另辟蹊径的探索者。现实主义的行为动机，明白无误，一览无余。虽然他们继承的遗产如此不同，虽然他们推动社会发展的方向恰好相反，但他们身上却有许多有趣的共同点。例如，邓小平“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但这“老鼠”，却事过境迁，因时而异。它可以是“发展就是硬道理”，也可以是“稳定压倒一切”；它可以是“一个中心”，也可以是“四项原则”；它可以是“天安门广场”的坦克，也可以是“南巡”途中的春风。凯恩斯提倡“政府干预”，所谓“凯恩斯革命”或“凯恩斯时代”，都几乎和扩大政府干预是同义词。但是，凯恩斯并不迷信“政府干预”。一九四六年，在和哈耶克的最后一次会见中，凯恩斯曾向哈耶克当面保证，一旦事过境迁，他有能力扭转乾坤，迅速改变 “公众舆论”（注27）。不幸，几个月后，凯恩斯便与世长辞。没有人知道，如果凯恩斯活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他会主张什么。凯恩斯和邓小平一样，都是就事论事，因地制宜、与势推移。所以，毛泽东批评邓小平“白猫黑猫，不做思想工作”，哈耶克批评凯恩斯没有“长远观点”，两者批评的都是同一种实用主义的作风。有趣的是，与这种作风相联系，邓小平和凯恩斯都同样以“多变”著名。邓小平的“多变”，有民谣为证：“邓小平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凯恩斯的“多变”，则几乎为学界所公认。据说，哈耶克之所以拒绝和凯恩斯当面辩论，原因之一就是凯恩斯论点“多变”（注28）。
在行文讲话的风格上，邓小平和凯恩斯也颇多共同之处。邓小平从来没有像毛泽东那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讲话行文，言简意赅，朴实无华。一次，女儿毛毛问邓小平：“两万五千里长征，你做了些什么”？邓小平回答三个字：“跟着走”。毛泽东笔下的“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万千思绪、满怀豪情，到邓小平嘴中，只有三个字。两人风格之异，可见一斑。与此相同，凯恩斯也从来没有象哈耶克那样，从古到今、上天入地，将自由主义的原则滔滔不绝地诉诸笔端。凯恩斯的不善行文，还时常为人诟病。有趣的是，凯恩斯和哈耶克的书名，也体现出不同风格。凯恩斯的书名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哈耶克的却是《通向奴役之路》、《致命的狂妄》、《科学的反革命》等等。这些书名，传神地概括了这两位二十世纪最伟大经济学家间的差别。凯恩斯和邓小平一样：就事论事，质朴平实。哈耶克和毛泽东相近：海阔天空，无限遐想。
凯恩斯和邓小平最有趣的共同点，是他们看问题的时间跨度。前面提到，哈耶克和毛泽东都“目光遥远”，看问题以万年甚至百万年计。凯恩斯和邓小平与他们相反。邓小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声色俱厉。必要时腥风血雨、兵戎相见，甚至押上自己“一世英名”，在所不惜。但是，邓小平反“自由化”的时间，最长却不过“二十年”。一九八六年中共中央北戴河会议，中央要员为反“自由化”各执一词，互不相让。邓小平最后亲自出马，一锤定音：“反对自由化，不仅这次要讲，还要讲十年二十年”。邓小平此言一出，右派失望，左派高兴。十多年后，邓力群回首往事，称那次会议是参加过的中央会议中，争论最激烈的一次。邓小平的话，记忆犹新（注29）。但是，左派和右派，记住的都是反“自由化”，忘记的都是“二十年”。没有人问一下，为什么反“自由化”这样的原则问题，邓小平只讲“十年二十年”？为什么毛泽东“反修”要反一万年，而邓小平反“自由化”，最多只反二十年？以至二十年后的今天，居然没有人提醒中国政府，根据邓小平理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今年应是最后一年（注30）。
凯恩斯和邓小平一样“目光短浅”。这点，哈耶克似早有“定论”。在凯恩斯的文章中，目光最遥远的大概要算那篇《我们孙辈可能拥有的经济前景》，谈论的是一百年后的事。在写于一九三0年的这篇文章中，凯恩斯设想一百年后，西方发达国家的物质文明将发展到这样一种程度，届时人们基本衣食无忧。从而，人类将在历史上第一次可能摆脱“经济”的困扰，追求更高尚更有趣的生活目标（注31）。这个有点像马克思笔下共产主义的“凯恩斯遐想”，距今已不到四分之一个世纪。西方发达国家是否已接近这种状态，见仁见智。但是，凯恩斯的描述，透露了一个现实主义者心中“理想”的光芒。凯恩斯的“理想”，无疑受到摩尔伦理哲学的深刻影响。因为，在摩尔看来，世界上存在一种因“自身价值”而值得存在的东西（注32）。在凯恩斯心中，以“金钱”为动力的资本主义，并不是那种具备“自身价值”的生活方式。所以，凯恩斯的经济哲学，总是透出某种超越资本主义的情操。但是，邓小平的“二十年”也好，凯恩斯的“一百年”也罢，与毛泽东或哈耶克的“无限遐想”相比，总归相去甚远，体现了两种根本不同的哲学态度。
虽然凯恩斯和邓小平都是现实主义者，哈耶克和毛泽东都是理想主义者，但这种哲学归属并不是决定“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唯一标准。毕竟，凯恩斯和哈耶克同属西方知识精英，毛泽东和邓小平终为中国革命领袖。“知识”和“革命”南辕北辙，知识往往被用来建设现存文明，革命顾名思义就要推翻现存文明，两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为什么凯恩斯和哈耶克神游知识王国，毛泽东和邓小平却要拼杀于革命战场呢？要明白这一点，就必须在上述的静态、动态、定量和定性分析外，再加上历史的分析。只有历史分析才能综合其它所有的分析，才能赋予其他分析以现实意义。这样，前面提到的平面坐标，就必须被下面这个想象中的三维空间的政治光谱所取代。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当凯恩斯的剑桥学派和哈耶克所在的伦敦经济学院展开那场著名辩论时，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干什么呢？毛泽东那时大概刚离开湖南农村，身无分文，心忧天下。面对故国山河、列强欺侮，毛泽东曾在北大图书馆里寻找真理，到街头民众中呼号救国。但是，纵然一腔热血、心比天高，一介布衣的毛泽东，当时最容易听到的，毕竟是俄国“十月革命”的炮声。远在天边的凯恩斯和哈耶克，对他来说，遥不可及。邓小平与毛泽东不同，是中共党内的法国留学生。但是，邓小平的“留法”，究竟“学”的是什么？据邓小平女儿毛毛记述，一九二0年，年仅十六岁的邓小平赴法“勤工俭学”。但在法国，邓小平“勤工”则有，“俭学”则无。学了五个月法语后，便与学校不辞而别，加入了打“散工”的人潮。在施奈德钢铁联合工厂，邓小平一做就是四年艰苦的轧钢工人。至今法国档案馆，还存有工号为0七三九六的邓小平打工纪录。回首往事，邓小平曾叹息：做工所得，难以糊口（注33）。可以想象，邓小平当时处境，与七十三年后在他“南巡”鼓动下，涌进深圳、上海、北京的无数“外来妹”、“打工仔”相差无几。一九二0年的邓小平，虽然身在欧洲，但他和凯恩斯、哈耶克间的距离，不会小于今天美国洛杉矶中餐馆里“打工仔”和同一城市里兰德公司间的距离。毛泽东和邓小平都天资过人，以他们的才华，难以久居人下。这样，对毛泽东和邓小平来说，“革命”就成了非常自然的选择。
革命成功，马上取天下后，毛泽东勤于读书。但是，毛泽东过于沉湎于《资治通鉴》、《二十四史》。西方学术思想，虽时有涉猎，可惜除马克思主义文献外，只到达尔文、赫胥黎（Huxley）为止。邓小平和毛泽东不同，没有读书的习惯。高官厚禄后，如果“留法”生涯在身上还痕迹可寻的话，那就是在北京“养蜂夹道”打桥牌、途经巴黎“戴高乐”机场，买法式面包的嗜好。中国“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开始一言九鼎。那时的他，如果能在桥牌之余、金庸武侠小说之外，读点正经书的话，则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可惜邓小平有心救国，无意修身，眼光始终没有超越“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的格局。
今天，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社会主义”就意味着毛泽东时代的生活。殊不知世界上本来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只是形形色色的社会主义中最激进的一种。而早年的毛泽东、邓小平们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又是通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到中国的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本来，我们应该在各种思潮间划出一条条界线，区分带有社会正义的凯恩斯主义、温和的社会主义、“费边”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和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间的种种不同，择其善者而从之。当凯恩斯和哈耶克辩论的时候，正是社会主义思潮在全世界风起云涌之际。但是，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一员的毛泽东和邓小平，由本身的社会地位和民族背景所决定，在社会思潮的世纪大冲突中，与诸多温和、渐进、改良的社会主义失之交臂，在劫难逃地选择了列宁、斯大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而后者，恰恰是所有社会主义中最坏的一种社会主义（注34）。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后，社会主义思潮开始式微。在中国，毛泽东威望一落千丈，邓小平决定“经济改革”。在西方，受经济“滞胀”影响，“凯恩斯主义”的统治地位遭到挑战；相反，备受冷落几十年的哈耶克，伴随着里根和撒切尔夫人保守主义革命的旋风，声誉鹊起。如今回首，不能不感叹邓小平的“经济改革”和哈耶克影响的上升在时间上的巧合。虽然不能说邓小平的改革受哈耶克直接影响。但是，无可争辩的是，邓小平的改革确实和西方保守主义革命同步崛起。从而，以哈耶克经济哲学为代表的西方保守思潮，在客观上为邓小平的改革，提供了一个思想上的国际大环境；为“市场万能论”在中国的兴起，创造了必要的理论氛围；为中国人民的集体潜意识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过渡到“只有资本主义才能救中国”，准备了及时的精神指南；并最终为中国从最左的社会主义，一步滑到最右的资本主义，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上世纪九十年代后，弥漫于中国知识界的所谓“馅饼做大，人人有份”的说教，就是经过大众媒体消化后的哈耶克思想的残羹冷饭。而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口号，虽然后半句因象“共产主义”般虚无缥缈，为人遗忘。但全句内容却惊人地与“世界接轨”，是罗纳德 • 里根trickle-down economics的中国式翻版（注35）。所不同的是，里根总统权力有限，虽然对外作风强硬，对内却动辄掣肘。邓小平刚好相反，对外“韬光养晦”，对内雷厉风行，说到做到。“政策”所至，三军“保驾护航”。“八九风波”中，解放军更在北京街头打出威风，战绩举世公认。至此，“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改革，积蓄了足够的“政策力度”，从此跃马扬鞭，如入无人之境。
如果说毛泽东、邓小平早年接受的马克思主义，并非马克思的马克思主义。那么，邓小平晚年改革所受到的哈耶克影响，也并非哈耶克本人的影响。毛泽东、邓小平早年接受的马克思主义，是通过“十月革命”的炮声传到中国的列宁式的马克思主义。邓小平改革所接触到的哈耶克思想，是通过里根、撒切尔革命的政治鼓噪，并经过大众媒体的消化改造后，转展传播到中国的庸俗化的哈耶克思想。不仅如此，晚年位居要津的邓小平，不可能亲自接触西方经济理论。改革年代，当邓小平需要马克思主义时，胡乔木、邓力群可供差遣。但当邓小平需要西方经济理论时，他的周围却是一片空白，他急需一批新的“洋务派”知识精英。但是，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邓小平需要的“新”的知识精英，却只能在“老”的革命队伍中产生。正像前清王朝第一批企业家，只能来自于王公大臣一样。八十年代中期，笔者在杭州参加一次中外经济研讨会。那时我们刚刚开始“与世界接轨”，按国际会议贯例，与会者人手一份学者简历。西方学者，教育栏下几乎清一色的博士，经历则都为名校教授。反观中方，排在头一位的是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教育栏下赫然写着：小学毕业。经历则为：在东北参加土地改革。时隔多年，往事如烟。但这两份简历，却记忆如昨，历历在目。邓小平的改革、邓小平的市场经济，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开始艰难的起步。如果说青年时代的邓小平，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与诸多温和的、改良的社会主义失之交臂。那么，晚年的邓小平，同样由于历史条件的制约，又与诸多温和的、折衷的资本主义失之交臂，越过种种可供选择的中间阶段，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步跌进了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当然，跌进的是被修改得面目全非的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
自由主义经济学说发源于英国。但是，自从亚当 • 斯密《国富论》问世后，世界上大概发生过三次自由主义经济学向英国的“返销”。每次“返销”的“出口”地点，依次向东推移。第一次是法国人发明了“自由放任”（Laissez-faire）这个代表市场经济的专用名词。第二次是以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哈耶克等人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鼓吹原教旨主义的自由市场经济。第三次是今天正在我们眼皮底下上演的历史。它超出了欧洲的范围，是以受中国文明影响的东亚“四小龙”为开端，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为高潮所代表的亚洲“经济奇迹”。今天在中国，资本主义的自由让欧美诸国瞠乎其后。除了中国，“自由”的“资本”到哪里去找这样一片净土：那里没有工会、没有劳资纠纷、没有合法的罢工游行、没有非法的超时工作；那里既没有替工人讲话的左派议员，也没有鼓吹环境保护的知识分子；那里“市场”发达到教育已经“产业化”，“价格”敏感到医院拒绝救死扶伤；那里“谁与投资者过不去，政府就与谁过不去”。因而，矿工的生命可以“买断”，打工妹的青春允许“包养”。如此优良的投资环境，难怪国际资本趋之若鹜，海内外淘金者前仆后继。难怪有人淘金之余，曲笔邀宠。煞费苦心，炮制传记文学。书名大言不惭，叫作《他改变了中国》（注36）。
“六四”前不久，在“他”改变中国之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哈耶克有着如同恩格斯和马克思关系的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访问中国。当时，弗里德曼对中国经济颇多微词，在与赵紫阳会见时，频频指责中国市场化步伐太慢。但到二00二年，在为旧作《资本主义和自由》写再版序言时，弗里德曼一改初衷，称赞中国“正在向正确的方向前进”（注37）。而同一时期，弗里德曼对英美两国政府却远没有这么客气。一九九四年，也就是在里根、布什三届政府统治白宫十二年、撒切尔夫人掌权唐宁街十一年、英美两国经受了保守主义革命洗礼后，在为哈耶克《通向奴役之路》初版五十周年所作的导言中，弗里德曼对英美两国经济政策严辞斥责。他指责里根只是减缓而没有改变扩大政府的进程，布什几乎和搞“伟大社会”的约翰逊总统一样糟糕。他对美英两国政府痛心疾首，直斥他们“说的是资本主义，干的是社会主义”（注38）。弗里德曼这里指责的，既不是美国的民主党，也不是英国的工党。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英两国最右的共和党和保守党政府。将弗里德曼对美英右派政府的指责和对中国“改革”的赞扬两相对照，就能掂出弗里德曼“赞扬”的份量。就能知道中国政府必须作出怎样的努力，中国必须发生什麽样的巨变，“资本”在中国享受到了何等的“自由”，才能博得弗里德曼如此喝彩。
自哈耶克于一九九二年去世后，当今经济学家中，弗里德曼无疑是哈耶克思想最权威的代言人（注39）。有了弗里德曼“御笔钦赐”的赞扬，“金口玉言”的喝彩，可见所谓中国“一步跌进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并非空穴来风。有了弗里德曼对英美的批评，可见所谓资本在中国的自由让“欧美诸国瞠乎其后”，亦非海外奇谈。然而，中国的资本主义，又是面目全非的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因为，哈耶克虽然喜欢没有工会、没有最低工资的纯洁的市场经济，但他不曾发明“拖欠工资”的经营策略、“打白条”之类的信用手段；哈耶克虽然热爱“价格”支配下的自由社会，但他从未鼓吹行贿索贿、卖官鬻爵这样的商业活动，没有创造情人秘书、攻“官”小姐这类自由职业；哈耶克或许不反对周正毅发起的上海二十一世纪“圈地运动”，但他却会怀疑将控告周正毅的律师送进监狱的司法公正；哈耶克或许不会为抛家傍路，餐风宿露的离乡民工，发出萧伯纳“在路边他有流浪罪，离开路边他有闯入罪”这样费边社会主义的不平呐喊（注40），但他万万不会想到，世界上有雇用黑社会对付劳工，出动正规军保护走私的自由经济。所以，哈耶克不能对今天中国所有的经济现象负责。因为，今天的中国，不仅是“一步跌进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而且“跌进”的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注41）。
在哈耶克出版《通向奴役之路》的同一年，既非马克思主义者，亦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史学家卡尔 • 波拉尼（Karl Polanyi）出版了他的名著《大转变》。在这本研究资本主义历史的专著中，有一句惊世骇俗且又经常被某些人遗忘的名言：“自由放任是计划的，计划却不是计划的”（Laissez-faire was planned; planning was not）（注42）。波拉尼在书中以大量历史事实说明，所谓“自由放任”的经济制度本身，恰恰是政府干预的结果。其中不仅有人为的计划和设计，更充满了政治的压迫和暴力。波拉尼的论点，不仅曾被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所证实。而且，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又被上海周正毅式的 “房地产开发”所证实。所以，世界上本来不存在纯粹的市场经济，不存在脱离“计划”的自由放任。“计划”离不开人，“自由放任”同样离不开人。凯恩斯在和哈耶克辩论时有一个重要论点：修正资本主义，引进“计划”手段，不一定走向极权社会。关键是由谁来“修正”，由谁来“计划”。凯恩斯的论点，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中国改革的实践中，可以被颠倒过来使用：修正社会主义，搞活市场经济，不一定走向理想社会。关键是由谁来搞市场经济，有谁来自由放任。正像计划不一定是“奴役之路”，不一定通向地狱一样，市场也不一定是自由之路，不一定通向天堂。
二十世纪上半叶，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在欧亚大陆不少国家中陆续登上历史舞台。与此同时，凯恩斯主义也在西欧北美诸国，相继登上资本主义的历史舞台。今天，或许有人说，二十世纪两股主要社会思潮的冲突，是马克思的集体主义和哈耶克的自由主义间的斗争。其实，马克思和哈耶克之间的思想冲突，充其量不过是发生在书斋里学究间的冲突，是处在两个极端的两种思辨模式间形而上学的冲突。真正在历史舞台上对峙的，不是马克思和哈耶克，而是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的资本主义。真正每日每刻在人类灵魂和良知里决定选票的，不是《资本论》和《通向奴役之路》，而是列宁、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加“全面专政”和凯恩斯主义影响下的福利国家加大众民主。二十世纪末，随着中国的改革和“苏东”的崩溃，列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和凯恩斯的资本主义间的斗争基本划上句号。列宁、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在地球上基本消失，而凯恩斯主义依然活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生活中。在凯恩斯主义实行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任何不怀偏见的人，都不会说欧美发达国家是极权主义社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历史已经证明，哈耶克的“通向奴役之路”是危言耸听的神话。
当然，弗里德曼不会同意上述观点。弗里德曼至少在理论上前后一致。所以，“冷战”结束，他不曾像“终结历史”的福山（Fukuyama）那样喜形于色。相反，他在九十年代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政策照“批”不误。弗里德曼曾经说过，香港是比美国更好的资本主义。近年来，如果中国不是共产党执政，他也许会说中国是比美国更好的资本主义。但是，如果他真的这样说，这正从另一个角度证明了中国正在接近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马克思曾经预言，社会主义会首先在欧洲工业发达国家实现。然而，首先实现社会主义的却是经济落后的俄国和中国。同样，哈耶克式的纯粹资本主义，今天也没有在欧美发达国家实现。为此，弗里德曼寄希望于香港，寄希望于中国，寄希望于邓小平的“在内地再造几个香港”。半个多世纪前，怀着“没有人剥削人，没有人压迫人”的社会主义理想，毛泽东在中国领导了一场穷人反对富人的革命。结果，在建立起来的“计划经济”里，马克思主义的理想、“环球同热”的和谐世界、“莺歌燕舞”的良辰美景，一天都没有实现。二十多年前，怀着“提高效率”，“发展就是硬道理”的坚强决心，邓小平在中国实行了“改革开放”。近十多年来，通过种种听说过的和没有听说过的“制度创新”，中国的改革实际上变成了一场富人反对穷人的革命。结果，“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带领大家共同富裕”的理想，日渐遥远。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具有中国特色的哈耶克式的资本主义，不是“和谐社会”，更不是可持续的发展。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列宁“十月革命”的影响下，曾进行过一场马克思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不要仅仅因为对上世纪那场实验的反思、失望和厌恶，就矫枉过正地掉进另一场相反的理想主义的社会实验。而矫枉过正，不管是“穷人反对富人”，还是“富人反对穷人”，恰恰是世界上任何革命的通病。今天的中国，若要避免任何形式、任何借口的革命，就要避免这种“矫枉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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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凯恩斯的有关思想，最好地概括在下面这段文字中。在我看来，这是凯恩斯经济哲学思想的精髓。我上篇文章中所谓凯恩斯的“两层意思”，主要也是据此而来。在此不避冗长，全文抄录如下：
“For my own part, I believe that there i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justification for significant inequalities of incomes and wealth, but not for such large disparities as exist to-day. There are valuable human activities which require the motive of money-making and the environment of private wealth-ownership for their full fruition. Moreover, dangerous human proclivities can be canalized into comparatively harmless channels by the existence of opportunities for money-making and private wealth, which, if they cannot be satisfied in this way, may find their outlet in cruelty, the reckless pursuit of personal power and authority, and other forms of self-aggrandizement. It is better that a man should tyrannize over his bank balance than over his fellow-citizens; and whilst the former is sometimes denounced as being but a means to the latter, sometimes at least it is an alternative. But it is not necessary for the stimulation of these activities and the satisfaction of these proclivities that the game should be played for such high stakes as at present. Much lower stakes will serve the purpose equally well, as soon as the players are accustomed to them. The task of transmuting human nature must not be confused with the task of managing it. Though in the ideal commonwealth men may have been taught or inspired or bred to take no interest in the stakes, it may still be wise and prudent statesmanship to allow the game to be played, subject to rules and limitations, so long as the average man, or even a significant section of the community, is in fact strongly addicted to the money-making passion”. (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 374).
（2）见《战国策 • 魏策》“唐雎不辱使命”：秦王怫然怒，谓唐雎曰：“公亦尝闻天子之怒乎”？唐雎对曰：“臣未尝闻也”。秦王曰：“天子之怒，伏尸百万，流血千里”。
（3）据说，中国某著名学者对中国频繁发生的“矿难”的回答是：“谁让你们不幸生在中国”？ 如果凯恩斯和这位中国学者一样，当年也对英国失业者说：“谁让你们不幸生在英国”？那么，整个二十世纪历史可能要全部改写，资本主义可能真的会被社会主义埋葬。而这位学者，极有可能需要换一副嘴脸，排在工人阶级队伍前列，振臂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凯恩斯出身英国上流社会，为什么反而比中国党员学者更有“平民情结”？可能，有人会说，这是真正“贵族”和暴发户的区别。但是，更有可能，这是中国自一九四九年以来建立的逆向淘汰机制所产生的必然结果。四九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多少次公开的和隐秘的、多少次称为“运动”的（如“反右”）和不称为“运动”的（如“教育产业化”）运动。每次运动，都是一次劣胜优败的逆向筛选。多少次运动，便是多少次“黄钟毁弃，瓦釜雷鸣”。这种“逆向”机制所产生的人性扭曲和道德沦丧，后果难以估量。而那位著名学者，或许正是这种机制下“适者生存”的“精英”。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造成的自然环境破坏，虽然怵目惊心，但毕竟有目共睹，能被明确记载。然而，几十年来中国“逆向淘汰”机制造成的人文环境破坏、释放的社会“精神污染”，却用何种仪器方能测量？莫非，冥冥中鬼使神差，那位著名学者脱口而出的无耻，竞既是中国人文环境“污染”的体现，又是其精确的测量、忠实的纪录？
（4）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40.
（5）Keynes, John. M. 1936. The General Theory of Employment, Interest, and Money.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pp. 378-379.
（6）Hayek, F. A.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5.
（7）Keynes, John M. 1963. “Am I a Liberal?”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邓小平在“改革”初期，大概面临过与凯恩斯同样的困境：党内外的左翼是墨守成规的死硬派，他们分不清为社会主义治病和推翻共产党的区别。党内外的右翼是唯恐天下不乱的灾难派，不管他们的口号是“全盘西化”，还是“自由民主”，都是要一夜间彻底改变现成秩序。而一夜间改变秩序，不管是从“左”面改变还是从“右”面改变，都会导致革命。而革命，往往导致灾难。
（8）Keynes, John M. 1963. “The End of Laissez-Faire”.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凯恩斯有关“手段”和“目的”的区分，无疑受到摩尔伦理哲学的影响。凯恩斯那辈经济学家，往往有很好的哲学修养。和实证主义流行后，只会做统计模型的经济学家不可同日而语。参见 Robert Skidelsky “Keynes and the Ethics of Capitalism”.
（9）Schumpeter, Joseph A. 1942.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New York: Harper & Row Publishers. p. 6.
（10）Parsons, Wayne. 2003. “Politics and Markets: Keynes and his Crit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1）罗曼 • 罗兰， “向过去告别”。载罗大冈编《认识罗曼 • 罗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罗曼 • 罗兰像欧洲许多自由知识分子一样，心灵遭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强烈震撼。这位在这一时期撰写了“超乎战乱之上”和“精神独立宣言”的作者，在“向过去告别”的结尾处这样写道：“我不是一位活动家，而是一位思想家，所以我认为自己的责任在于努力保持欧洲思想的纯洁、明确、公正、自由，不从属于任何党派。一九一七年三月，列宁想让我跟他一起回俄国，我据绝了”。然而，一九一九年罗曼 • 罗兰的思想进一步转变，他继续写道：“一方面，我仍然希望以自由、明智、勇敢的个人主义为基础，建立起一个没有国界的国际主义思想堡垒。另一方面，指南针指着北方，欧洲的先锋和苏联的英雄革命者所奔向的目标是：重建人类社会和道德！”这些话，今天读来恍如隔世。但是，这在当时的欧洲并不罕见。凯恩斯在一九二五年的“简评俄国”一文中，就在道德层面上持有类似观点。只是作为经济学家，他始终怀疑苏联经济制度的有效性。然而，不管怎样，幸亏当年罗曼 • 罗兰“觉醒”晚了。他要是真跟列宁去了俄国，下场大概就会像活到一九四九年以后的鲁迅。四九年后，曾有人当着众多知识分子的面问毛泽东，如果鲁迅活到今天会怎么样？毛泽东略加思索，平静答道：“要么在牢里还要写；要么识大体，从此不讲话。”毛泽东回答得如此坦诚，不像“阳谋”。毛泽东的回答，其实是一种警告。为什么要“警告”？因为在这种场合，问题的提出本身就是一种挑战。面对挑战，毛泽东的反击言简意赅。为了保持帝皇的威严，康熙、乾隆大概都会如此作答。但是，如果罗曼 • 罗兰不幸身临其境，那么，创作《约翰 • 克利斯朵夫》的伟大心灵，感到的就不仅是痛苦，而是窒息了。
（12）Einstein, Albert. 1949. “Why Socialism?” In Ideas and Opinions. New York: Wings Books. 爱因斯坦在文章中用过的“为使用生产，而非为利润生产”(production for use, not production for profit)，遭到哈耶克的反复嘲笑。
（13）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争论的经典文章，可看E. H. Carr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出版的“The Twenty Years’ Crisis 1919-1939”。
（14）这两句最初在李锐的文章中读到，好像田家英对他说，中共高层流传这两句话。现在网上流传，好像这两句语出田家英。不详，待考。
（15）李锐，《庐山会议实录》，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3年版。第158-159页，及第384页。这是一本有关庐山会议第一手资料的书，弥足珍贵。
（16）李志绥，《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台北时报文化出版公司，1994年版。第185-190页，及第195页。
（17）当然，毛泽东作为政治家，不可能没有现实主义的一面。两者的关系，拙文“六四枪声中的政治改革”曾有说及。
（18）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1-28.
（19）Hayek, F. A. 1979 The Counter-Revolution of Science.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Hayek, F. A. 1982 “Liberalism”. In New Studies in Philosophy, Politics, Economics and the History of Ideas. London and Henley. pp. 119-151.
（21）Ronald Hamowy. 1999. “F. A. Hayek, On the Occasion of the Centenary of His Birth”. In Cato Journal, Vol. 19, No. 2
（22）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48-65.
（23）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3.
（24）Parsons, Wayne. 2003. “Politics and Markets: Keynes and his Critics”. In 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及Hayek, F. A. 1988 The Fatal Conceit: The Errors of Socialis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57.
（25）Rothbard, Murray. 1992. “Keynes, the Man”. In “Dissent on Keyne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 New York: Praeger. Pp 171-198.
（26）此语出自《大慧普觉禅师语录》。转引自冯友兰《中国哲学简史》。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4年版。第11页。
（27）Rothbard, Murray. 1992. “Keynes, the Man”. In “Dissent on Keynes: a Critical Appraisal of Keynesian Economics. New York: Praeger. Pp 171-198.
（28）另一个笑话是：凡两个经济学家见面，必有三种不同的观点。其中，起码有两种观点是凯恩斯的。见Robert Skidelsky “Keynes and the Ethics of Capitalism”.
（29）邓力群，《邓力群自述：十二个春秋》，香港大风出版社，2006年版。第407-408页。在那段著名的“反自由化”讲话中，邓小平还说：“自由化都是资产阶级的，没有无产阶级的自由化”。笔者历来认为，这是邓小平的杜撰。上无马克思主义传承，下违人民群众实践。纵然将“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统统归于资产阶级，也不能证明无产阶级没有“自由化”。比如，随地吐痰、乱穿马路，这种西方少见、中国泛滥成灾的自由，不是“无产阶级自由化”吗？既将“自由”阶级化，且把“民主、博爱”分给资产阶级，总该为无产阶级留点什么。二十年后，《邓力群自述》在香港出版，终于进一步戳穿了邓小平的杜撰，将“无产阶级自由化”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今年中国政论界，其实有两篇文章该写。一篇叫《邓小平教导我们：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2006年为止》，另一篇题为《读“邓力群自述”有感：谁说无产阶级没有自由化？》
（30）说“反自由化到今年为止”，不能说牵强附会。在忠实传达“领袖”意图上，至少不比当年陈毅引用的毛主席语录，“陈毅是位好同志”差。后者，毕竟只是毛泽东的私下谈话。前者，却是邓小平在中央全会上的公开发言。
（31）Keynes, John M. 1963.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32）Moore, G. E. 2004. Principia Ethica. New York: Dover Publications, Inc. p.iv.
（33）毛毛，《我的父亲邓小平》，台北地球出版社，1993年版。第60-66页。
（34）杨小凯提出区分坏的和好的资本主义。这是正确的。但是，他没有区分坏的和好的民主，更没有区分坏的和好的社会主义。就是在区分资本主义时，他也只将南美式的资本主义归入坏的资本主义。他没有看到，“市场万能论”也能导致坏的资本主义。
（35）所谓trickle-down economics，在美国几乎和里根经济学或供应学派是同义语。指给富人减税，最终穷人也会受益。此派的基础，是那条据说诞生在一张餐巾纸上的拉弗曲线（Laffer Curve）。
（36）见库恩著《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上海译文出版社二00五年版。
（37）Friedman, Milton. 2002. 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ix.
（38）Friedman, Milton. 1994. “Introduction to the Fiftieth Anniversary Edition”. In The Road to Serfdom.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xvi-xvii.
（39）本文写作过程中，弗里得曼于二00六年十一月十六日去世。享年九十四岁。
（40）Shaw, George Bernard. Fabian Essays in Socialism. New York: Dolphin Books. P. 22.
（41）当然，中国还有诸多政府管制的经济领域，同样不符合哈耶克思想。但这是另外一个问题。
（42）Polanyi, Karl. 2001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p. 147.
(陈翰圣完稿于2006年12月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