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来信，嘱读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说是王岐山推荐的。二十多年前在上海吃新闻饭，有从胡耀邦、赵紫阳身边传出的消息，业内便称作“海里”（指中南海）来的消息。不料，二十多年后，朋友还有“海里”的消息。不久，在网上看到当年的改革闻人中，也盛传此说。一时间，如“托古改制经世致用”般地议论起来，于海外奇谈中，“尽得京朝风气”。
王岐山，无缘认识。只是四年前他访美，恰逢欧巴马和希拉里角逐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他的讲话，好像不太得体。他说：“当前美国，是一个女人、一个黑人和一个老人在争斗”。这话，本是美国媒体的调侃。但出自一个到访的外国领导人之口，却极不恰当。好比去邻居家做客，邻居自不妨讲几句“蓬荜生辉”之类的话。如果你信以为真，也跟着“蓬荜生辉”起来，那就不伦不类，令人吃惊。在西方，这与社交礼仪有关。在东方，则更有一层深意，叫作“疏不间亲”。更何况“黑人、女人、老人”之类的话，充满美国最忌讳的种族、性别、年龄歧视。哪个美国政客，敢在公开场合捅这种马蜂窝？讲这番话前，王岐山说：“我这人离开讲稿讲话，容易犯错”。果然，如他自谦，离开讲稿，讲出了“黑人、女人、老人”。其实，说是“犯错”，严肃了点。准确地讲，这种话不是“犯错”，而是童言无忌。当然，四年前这段“童言”，希望只是一时口无遮拦，并不反映新一代“知青”领导人的任何特质。
这次推荐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书不错。与毛主席当年推荐赫胥黎的《天演论》相比，更好，也更现实。英文版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以前翻过。这次，常委履新，盛世危言，不妨再翻翻。与其说是读托克维尔，不如说是凑热闹，顺便猜猜新常委的心思。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的头脑，都知道一句话：“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越甚，反抗越烈”。托克维尔没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过，所以他说：哪里有压迫，哪里未必有反抗；压迫越轻，反抗反倒越烈。法国大革命以推翻封建制度为宗旨，但爆发革命的法国，却恰恰是当时欧洲封建压迫最轻微的国家。被革命送上断头台的国王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倾听民意，从善如流，在位期间经济发展迅速，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但是，这一切都无法阻挡革命的来临。因为，痛苦虽在减少，痛感却在增加，枷锁恰恰在最轻的地方，显得最不能容忍。正是从这种观点出发，托克维尔得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坏政府最危险之时，正是它开始改良之刻”。
中国民间的“痛苦”是否在减少？不知道，也无法测量。但中国的“痛感”却无疑在增加。这无需调查层出不穷的“群体事件”，也不用搞复杂的民意测验，只要乘次出租车，听听“出租车司机的政治”就足够了。托克维尔的书，有时像在写中国。例如，他说法国教会所以在大革命中首当其冲，因为它们扮演了旧制度中最丑恶的角色：控制思想，钳制言论。然而，它们对自由干涉的程度，只足以令人厌恶，却不足以让人害怕。这，与今天中国的中宣部多么相像？不幸，枷锁在最轻的地方，再一次显得最不能容忍。今天在中国，有人要“讨伐中宣部”。姚文元领导下的中宣部，有人敢讨伐吗？所以，痛苦在减少，痛感在增加，这是新常委最担忧的现象。马克思曾说：让资产阶级在即将来临的革命面前发抖吧，剥夺者要被剥夺了！历史转了一圈，现在轮到“无产阶级”的领导们发抖了。以“革”别人“命”为专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生的红二代们，可能要被“革命”了。
但是，也许新常委是杞人忧天。据托克维尔说，法国大革命的原因之一，是因为路易十六是真诚的改革者。他的改革动摇了旧制度的基础，为革命铺平了道路。幸好，中国没有“真诚的改革者”。自上世纪改革以来，“真诚的改革者”在中国本就不多，多的是吃“改革”饭的。改革初战告捷，也即“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连吃“改革”饭的也已所剩无几。眼下，中国多的是行贿的大款和受贿的“裸官”，他们现实、精明、势利，“杀头生意敢做，亏本生意决不做”。在这样的“精英”圈里，到哪里去找路易十六那样为革命铺平道路的天真的改革者？
法国革命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旧制度给人们留下了“哲学思考”的自由。托克维尔说，英国知识分子参与公共事务管理，德国知识分子躲进知识的象牙塔，而法国知识分子既不参与实际管理，也不躲进象牙塔。他们利用“哲学思考”的自由，侈谈自然权利和社会契约，企图用理性改造整个传统世界，为革命创造出了一个激动人心的“理想”。幸好，中国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中国最后一批这样的知识分子，已随“五四”运动一齐走进了历史。中国现在盛行的，除“医生收红包，教授卖文凭”外，就剩下王立军这样的兼职学者，以及“小沈阳”那样的社会名流，他们一般没有空“哲学思考”。伏尔泰和卢梭可能错了，但他们错误的前提，是他们自信自己在追求“真理”。今天中国知识界的优势，恰恰在于根本不追求真理。“真理，卖多少钱一斤”？所以，中国知识分子不会犯伏尔泰和卢梭的错误，他们没有兴趣做社会良心或时代灵魂，他们本身就没有理想，更遑论为革命创造理想。
世上凡真的革命，都离不开理想。无论在法兰西革命、共产主义革命，还是伊斯兰革命的背后，都闪耀着或尘世或宗教的理想的光环。只有痛苦和不公，不一定产生革命。索马里就没有革命，只有海盗。有了理想，才有无私，才有反抗强权的动力。没有理想的痛苦，产生的可能是极端的自私。他们不敢反抗比自己强大的，却擅长欺负比自己弱小的。他们不搞革命，却制造混乱、无序、以邻为壑、力大为王，以及“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中国不一定会在天安门广场再次爆发革命，但却可能在每个村落、每个街角孕育出无数“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
(陈翰圣，2012年11月30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