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州小学枪击案后，美国朝野又掀起一阵控制枪支的呼声。每当造成重大伤亡的枪击案发生后，总会有这样一片呼声，已记不清有多少次了。媒体热议，政客慷慨激昂后，这片呼声就会归于平静，直到又一次枪击案发生。这次大概也不会例外。
对一个估计有两亿支枪流于民间的国家来说，控制枪支，谈何容易。首先，当然是有人反对，反对者中最有名的是美国步枪协会（NRA）。他们反对的理由，可以归结为几条。第一，“枪不杀人，人杀人”。 这，自然无可辩驳。不幸，除了自然灾害，世上的坏事都是人做的。枪，只是工具。工具既不做坏事也不做好事，但却能提高做坏事或好事的效率。枪，提高的是杀人的效率。所以，枪虽然“不杀人”，却帮助“人杀人”。
第二条反对理由是：如果禁枪，交枪的都是守法的好人，坏人不会交枪。这会使情形变得比现状更糟，坏人可以持枪行凶，好人却不能拥枪自卫。这派理论家颇有点经济学功底，据他们说，好人和坏人对枪的“需求弹性”不同。好人对枪的需求有弹性，坏人没有。因为对坏人来说，枪是做坏事的必需品。所以在禁枪的条件下，坏人会不惜一切代价把枪搞到手，好人不会。但是，这种逻辑稍微向前推进一步，结论应该是好人更没有“弹性”。因为，在人人需自卫的前提下，坏人对枪的需求，可能只是为了抢钱，好人却是为了保命。但不管怎么说，这派的论点总之是不能禁枪。不但不能，还要扩大合法携枪的范围。五个月前，科罗拉多州电影院枪击案发生后，就有人建议要在电影院里合法携枪。这次，自然是要在学校里合法携枪。只要全民武装，人不离枪，枪不离手，枕戈待旦，坏人一旦来犯，即可立歼其于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这，自然不失为一种伟大的战略设想。可惜，历史记录对此不捧场。美国民间有两亿支枪，每次枪击案后，凶手不是被警察制服，便是自己饮弹身亡，从未听到过人民群众奋起歼灭凶手的动人故事。再说，好人必须拥枪自卫，还纳税养警察干什么？人人必须持枪自卫，离霍布斯（Hobbes）的人自为战，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还有多远？
第三条反对理由最有学术深度，运用的是社会科学里所谓Counterfactual（反事实）的论法。按这派说法，估量枪支泛滥的后果，不能只注重被枪击杀害的人数，还要想到如果没有枪支泛滥可能造成的后果。例如，正因为人人有枪，所以强盗才不敢贸然入室打劫。否则，强盗早已明火执仗，为所欲为。这派的根据，是一种和事实相反的假设，颇接近国防军事理论。为什么要花钱建设国防？因为没有国防，别人可能侵略你。但有了国防，侵略者不敢来，国防反倒显得貌似无用。因为这种论法建立在与事实相反的假设上，所以既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但这种理论的核心是威慑论（deterrence），即有了茅，就要有盾来威慑；有了盾，则需要更锋利的茅来反威慑，这便形成了军备竞赛的逻辑。强盗有枪，所以好人要有枪。等到好人有了枪，万一强盗（出于没有“需求弹性”）搞到坦克了呢？好人得买反坦克火箭？美苏两家军备竞赛，还能找到明确的谈判对手，所以军备竞赛是有节制的。好人到哪里去找潜在的强盗谈判？
以上是思辨，实际情况怎样？同样莫衷一是。拥护禁枪者以英国和日本为例，说两国控制枪支，所以谋杀率低；反对禁枪者以瑞士和新西兰为例，说两国不控制枪，谋杀率同样低。这种类似英语里“苹果比桔子”（apple to orange）的比较，没有多大意思。比较有意思的是九十年代卡尔·博古斯（Karl Bogus）的一项研究。他对比了美国的西雅图和加拿大的温哥华，他发现两地除枪支管理法律不同外，其它各方面，从经济发展、城市规模，到地域、文化、人口、种族、失业率、中间家庭收入等等，都十分相似。他在收集了两地长达七年的犯罪数据后，得出结论说西雅图的枪击谋杀率是温哥华的五倍。更有趣的是，两地除枪击谋杀率外，其他犯罪率，如打架、盗窃等等，都十分相近。这虽然不能说是“最终证明”，但至少是一项控制了其它变量后，推论出枪支管理和持枪行凶间因果关系的具有说服力的研究。
其实，控制枪支不是学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美国所以枪支泛滥，有其历史原因。讲高尚点，是人民拥枪，可以保卫民主，推翻坏制度。讲实际点，则是美国当年地广人稀，要向不毛之地开拓，带杆枪，可以壮胆。谁知两百多年后，时过境迁，原因早已消失，结果却留了下来。现代政治制度，不可能被民间几条破枪推翻；现代民主，也不靠民间几条破枪保卫。流传在民间的枪支，纯粹只是一种历史的沉淀。但要改变这种沉淀，却恰恰是民主制度的弱项。
民主是好是坏，见仁见智。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民主是维持现状最好的制度。民主需要妥协，左右互相拉扯，结果总是离现状不远。这也是民主制度所以稳定的原因之一。在非民主的环境里，情况可以不同。譬如毛主席当家，他老人家喜欢枪，是军委主席兼NRA董事。那用不着什么Counterfactual的论法，全国也就“不爱红妆爱武装”起来，枪立即风靡神州。但毛主席有个缺点，就是他终要死掉。毛主席一死，邓小平上台。碰巧邓小平不喜欢枪，喜欢“稳定压倒一切”，那自然即刻禁枪。谁不交枪就是反革命，统统枪毙。同样不用什么“西雅图PK温哥华”，照样把枪给禁了。民主做不到这点，民主需要耐心，需要等待。第二次世界大战，就等到了“珍珠港事件”；反对恐怖主义，也等来了“九一一”。控制枪支，同样需要等。所以，世上鱼与熊掌总难兼得。民主也不能兼得，民主有民主的局限。
（陈翰圣，2013年1月3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3年329-330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