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在其名作《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开头处写道：“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马克思这篇文章的主角路易·波拿巴，是拿破仑的侄子。他是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总统，后来又通过政变，成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皇帝，也即拿破仑三世。但是，这位皇帝的结局有点可悲可笑。在1870年的普法战争中，不懂军事的他御驾亲征，并亲自指挥作战，结果屡战屡败，自己被敌军活捉了去，为法兰西第二帝国的灭亡敲响了丧钟。在马克思看来，路易·波拿巴虽然借用他伯父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像一个初学外语的人那样“勉强模仿”着拿破仑，但他的所作所为只是一幅“拿破仑的漫画”。所以，拿破仑在历史上演出的是正剧或悲剧，而路易·波拿巴上演的却是喜剧、笑剧，甚至闹剧。
十九世纪法国波拿巴皇朝的历史，似乎正在当前中共红朝重演。习近平刚上台时，很让一些人激动过一阵。因为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老先生，据说是中共开明人士。在中共另一位开明人士胡耀邦下台时，习老先生是唯一一位拍案而起仗义执言的人。所以，不少人以为习近平幼承庭训，子承父业，终将为中国开辟一个开明的时代。殊不知，习近平虽然是习仲勋的儿子，但他更是中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这个集体的儿子。“无产阶级革命家”中有位叫陈云的说过：“接班还是我们自己子弟可靠”。这个所谓“我们自己”，指的就是这个总共不过几百个家族的集体。在这个集体中长大的儿女，以前统称为“太子党”，后来又叫“红二代”。最近有位网络神人，为他们发明了一个“赵家人”的称谓，一时传遍神州，脍炙人口。
但不管叫什么，这个集体的儿女大多在1949年前后出生。这段时间里，中共大局渐定，“红二代”的父辈们开始享用自己的胜利成果。其中不少人，江山和美女，鱼与熊掌尽收囊中。于是，“红二代”们大批来到人间，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首批baby boom（婴儿潮）。这批人虽然姓氏不同，或姓薄，或姓习，但有着共同的特点。他们生在父辈们的“新中国”，长于自己人的“红旗下”，从小生活优渥。然而，他们又有着和优渥生活极不相符的知识贫困。他们既没有历代公子王孙必须经历的四书五经的发蒙，又没有西方上流社会放眼现代文明的条件。满脑子被灌输的不是阶级斗争的刀光剑影，便是“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狂妄。刚成年，他们正赶上“文化革命”，满脑子的阶级斗争加上满肚子的志大才疏，使他们急于品尝父辈们生杀予夺的权力滋味。于是，他们组建起最早的红卫兵，身着将校呢军服，手舞铜头皮带杀向社会。在1966年炎热的8月，有多少人倒在了他们的愚蠢、无知和少年特有的残忍之下？他们把整个北京城杀成人间地狱，杀成众人眼里的“红色恐怖”，他们心中的“血色浪漫”，多少人妻离子散，多少人家破人亡？他们的所作所为，无情青史终将笔笔记录在案。“文革”后，别的红卫兵遭到大批清洗，他们作为红卫兵的始作俑者，却非但没被清洗，反而在父辈的庇佑下，和他们一度被打倒的父母一起重返权力中心，身上没有伤痕，心中没有忏悔。“改革开放”后，他们更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一夜暴富，在陈云“自己子弟接班”的嘱托里青云直上。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红卫兵的创建者们，终于全面登上政治舞台。和当年法国波拿巴皇朝的历史极其相似，一个中国共产党的第二帝国，伴随着一个“红二代”的拿破仑三世，一齐粉墨登场。
于是，他们需要借用伯父的“名字、战斗口号和衣服”，来上演自己的活剧。摆在他们面前的，有两位伯父可供选择：一位是邓小平，一位是毛泽东，他们选择了大伯父毛泽东。这种选择有两个原因：第一，虽然他们今天的地位和荣华富贵是拜邓小平所赐，但他们的精神家园，却是在毛泽东的雨露阳光下发育长大的。原教旨的共产主义理想，是他们幼年的人生洗礼；“文革”初期“老子英雄儿好汉”的壮怀激烈，是他们少年时代的精神初恋。他们内心深处最根深蒂固的精神支柱，都和毛泽东的名字紧紧相连。别的不论，光看语言风格，无论是薄熙来的“敢同恶魔争高低”，还是习近平的“洗洗澡、治治病”，都和毛泽东的文风一脉相承。第二，他们继承的政治遗产来自邓小平时代。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尤其是邓小平通过江泽民实现的那些“改革开放”，在中国造成了天怒人怨的腐败和不公。“红二代”们虽然才疏学浅，但自视甚高，历来以天下为己任。玩着手里的政治遗产，他们总要找个地方下手“革”点“命”，方显出英雄本色。然而，对一个红色传人来说，有什么比“革”黑色的“命”更顺理成章，比“唱红打黑”更令人神往呢？“文革”初期，他们打过“黑五类”，现在他们找到了“改革开放”时期的“黑五类”。这个新“黑五类”包括官场的腐败、民间的自由，以及“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切不符合他们“政治规矩”的事物。这次，他们要“革”改革开放的“命”，所以必须绕开“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直接乞灵于毛泽东。中国的拿破仑三世，和他的“红二代”朋友们一样，遏制不住“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冲动，决定拿起童年的玩具，披上毛泽东的外衣，像“文革”初期那样杀向社会。
他杀向官场，杀得那里人人自危，自杀率一度逼近“文革”时期。只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杀出一个“红二代”的贪官。他杀向东莞，杀得那里人仰马翻，花容失色，狼烟四起，一片萧杀。只是到目前为止，杀翻在地的都是贫民的女儿。他杀向文艺界，穿越时空，召开毛泽东式的“延安文艺座谈会”。影响所及，把北京城杀回到几年前的重庆，把猴年春晚杀成薄熙来的“唱红打黑”。他杀向党内，提出要讲“政治规矩”，不得“妄议中央”。不要说共产党如今是执政党，就是当年落草为寇，啸聚山林时，至少表面上讲的也是“党的政策”，“共产国际的决议”，不至于把个黑社会的“规矩”，成天挂在嘴边。他杀向股市，没杀成一万点，恼羞成怒，调公安部进驻证券所，谁抛股票抓谁。用专政PK股票，警察应付熊市，经济思想之不拘一格，前无古人，真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国内杀厌了，他杀向国际。越境抓人，法外刑讯，四面出击，到处“亮剑”。从北国到南疆，从东海到西沙，杀得自己不剩一个朋友，杀出一个反对自己的联盟，把毛泽东周恩来苦心经营的中美关系，杀到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低点。运筹帷幄，折冲尊俎，或合纵连横，或远交近攻，没听说过一路送钱，送出个孤家寡人下场的。毛泽东周恩来地下有知，眼看这种“崽卖爷田不心疼”的行为，一定会指着陈云的鼻子大骂：“谁说自己子弟接班可靠”？
国际上没杀出成就，最近又杀回国内，提出媒体要绝对忠诚，一概“姓党”。在共产党眼里，媒体叫“笔杆子”，军队是“枪杆子”。这“两杆子”，如同李逵手里的两把板斧，是用来砍人的。在这个意义上，媒体“姓党”本是祖传秘诀，并无创意。但同样的话，放在毛泽东嘴里，这叫“不要书生办报，要政治家办报”。毛泽东的话，听上去总还像领袖的语言。如今到了习近平嘴里，变成了赤裸裸的“姓党”，那么直白、粗鲁、市井，江湖气息呼之欲出。所以，读书多少，文化高低，自会流露在言谈举止中。不必如数家珍，专门告诉别人，自己看过几本书。
毛泽东在中国搞社会主义，结果搞出来的是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同样共产党执政，苏联东欧至少没有“文化革命”。邓小平在中国搞资本主义，结果搞出来的是全世界最坏的资本主义。同样中国文化传统，同样初级发展阶段，香港台湾至少没有发展出官僚权贵加流氓地痞的资本主义。
习近平上台，本应痛定思痛，深刻反思毛泽东邓小平的两个“最坏”。如能把这个问题想透想清楚，兴许能踏踏实实干点事，点点滴滴谋进步，比做什么“梦”都强。可惜，他偏偏宣布“前后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难道真的“没有最坏，只有更坏”，他要把两个“最坏”合起来，创造出个“更坏”吗？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是“革”毛泽东“前三十年”的“命”。他当时面临一个两难困境：不改革，等死；改革，找死。习近平的“前后三十年不可互相否定”，其实质是要用毛泽东的“前三十年”，否定邓小平的“后三十年”。这样，他同样陷入两难困境：不反腐，等死；反腐，找死。目前看来，习近平对后半个困境，即“反腐，找死”，认识明显不足。把件毛泽东的外衣，披着披着披成了自己的灵魂，正是这种“认识不足”的表现。毛泽东的“继续革命”所以失败，重要原因之一是得罪了中国官僚阶层的大多数。但毛泽东在有生之年能坚持“继续革命”，能成功地把中国搞成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自有他的历史条件。习近平若想再搞一次全世界最坏的社会主义，他有这种能力和历史条件吗？所以，在一定历史条件下顺势而为，便是风云际会。失败了，也还算历史的悲剧甚至正剧。反之，昧于大势，一味蛮干，那不叫意志坚定，那是刚愎自用。披着伯父的外衣，画虎不成反类犬，哪怕一年“请您检阅”十次姓党的媒体以及同样姓党的军队，演出的终究只能是历史的笑剧甚至闹剧。
（陈翰圣，2016年3月19日）
（原载香港《动向》杂志2016年36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