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去世时，同时代之人对他的评价

作者：言九林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鲁迅被深深地烙印在了几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之中。不管喜欢或者不喜欢，他都是一种无可回避的存在。

今人究竟该如何评价这一“无可回避的存在”？将目光拉回到鲁迅去世之年，重温当时的舆论，不失为一种很好的借鉴。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去世。各方政治力量随之动作起来。比如，胡子婴回忆道：

“一九三六年十月鲁迅先生逝世，……当天，我们妇女救国会正在史良家开会，我接到宋庆龄的电话，告诉我这个噩耗，并说鲁迅先生的遗体将送到万国殡仪馆，要把葬礼搞成一个运动。我立即召开了上海各界救国联合会的干事会，共同商讨办法。”①

国民政府自然也有所反应。11月，国民党中央党部曾就鲁迅去世的媒体宣传，下达过这样一份指导意见：

“查左翼作家鲁迅逝世后，各地报纸刊物多为文纪念，阅其内容，复逾常规，殊有纠正之必要，兹指导两点于下：一、鲁氏在五四运动时，提倡白话，创作小说，于文化界自有相当之贡献，此点可予以赞扬。二、自转变为左翼作家后，其主张既欠正确，写作亦少贡献，对于这点，应表示惋惜之意。至盲从左翼分子之无谓捧场文字，利用死者大肆煽惑，尤应绝对禁止刊载。”②

这份指导意见，将鲁迅的一生区分为文化、政论两大块，肯定前者而否定后者。实际上等同于国民政府对鲁迅的“官方评价”。

左翼方面，据夏衍披露，当时通过“文委”（主管文化工作的地下组织，首任书记潘汉年）所属各联和有关人民团体，连夜组织了一支以“文委”所属各联为主的送殡队伍。包括了学生、店员、女工、家庭妇女，这支队伍粗粗估计大约会有五、六千人。

这些人随着灵车行进，各行各业、每一集团，都安排一个有经验的“队长”，以便前后呼应，传递消息。队伍还沿途高呼口号。夏衍评价道：

“由于事前考虑得比较周到，所以鲁迅出殡在几百万上海人中成了一次政治性的大示威。”③

保安方面对鲁迅的评价，也是这场“政治性的大示威”的一部分。在公开的“追悼电报”里，保安方面主动宣布和承诺：

“为了永远纪念鲁迅先生起见，决定在全苏区内：（一）下半旗致哀，并在各地方和红军部队中举行追悼大会；（二）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基金十万元；（三）改苏维埃中央图书馆为鲁迅图书馆；（四）苏维埃中央政府所在地建立鲁迅纪念碑；（五）收集鲁迅遗著，翻印鲁迅著作；（六）募集鲁迅号飞机基金。”

同时要求国民政府做到：

“（一）鲁迅先生遗体举行国葬并付国史馆列传；（二）改浙江省绍兴县为鲁迅县；（三）改北平大学为鲁迅大学；（四）设立鲁迅文学奖金奖励革命文学；(五)设立鲁迅研究院，搜集鲁迅遗著，出版鲁迅全集；（六）在上海、北平、南京、广州、杭州，建立鲁迅铜像；（七）鲁迅家属与先烈家属同样待遇；(八)废止鲁迅先生生前一切禁止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④

不过，上述要求，未获得国民政府的任何回应。

图：鲁迅葬礼出殡

学者当中，李长之大概是国内最早的“鲁迅研究者”。鲁迅去世后，李在悼念文章中一再表达了自己对鲁迅的敬爱之情和未能再见一面的遗憾。⑤

但其出版于鲁迅去世前夕的专著《鲁迅批判》一书，仍有着对鲁迅的尖锐的批评（该书付印前曾送给鲁迅审阅）。在李长之看来：

“鲁迅不是思想家。因为他是没有深邃的哲学脑筋，他所盘桓于心目中的，并没有幽远的问题。他似乎没有那样的趣味，以及那样的能力。倘若以专门的学究气的思想论，他根底上，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他常说不能确知道对不对，对于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发他当前所要攻击的一方面，所以没有建设。”

对鲁迅的文学造诣，李长之也有自己独特的见解：

“他缺少一种组织的能力，这是他不能写长篇小说的第二个原故，因为长篇小说得有结构，同时也是他在思想上没有建立的原故，因为大的思想得有体系。系统的论文，是为他所难能的，方便的是杂感。”⑥

总体上，李长之对鲁迅仍持肯定立场，赞誉他是“国民性的监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运动的保护者”。

晚年李长之

1936年10月24日，为纪念5天前在上海去世的鲁迅，清华大学中国文学会在校内举行了追悼会。

不过，追悼会的筹办并不顺利。学生虽然积极，但大部分教授表现冷淡，很多人没有出席，甚至有以“唱昆曲”为由拒绝参加者。

追悼会由中文系主任朱自清主持。闻一多也在会上发了言。朱、闻二人虽然虽身在文坛，但都没有谈及鲁迅的文学成就。

朱自清以“鲁迅先生近几年的著作看得不多，不便发表什么议论”为由，回避了这个问题；赞誉了鲁迅“救救孩子”的口号，说“他的一生中他始终帮忙青年人，所以在死后青年人也特别地哀悼他”。

闻一多的朋友梁实秋、徐志摩等大多与鲁迅存在恩怨，但闻与鲁迅素无往来，唯一一次相见也是在公务场合，彼此并无交流。闻把鲁迅和韩愈相提并论，却并非赞誉鲁迅的文学成就，而是认为鲁迅与韩愈一样，都是“不劝人做好事，而是骂人叫人家不敢做坏事”。十余年前，1925年3月，闻一多致函梁实秋，曾将鲁迅列入“非我辈接近之人物”，不愿意刊物前几期“参入此辈之大名”。这种看法似乎始终未变，在追悼会上，闻说了这样的一段话：

“鲁迅因为个性的关系，仇人很多，和他认识的人，除了那些喜爱他那种性情的人以外，十有八九都是他的仇人。”⑦

1940年代，闻一多进入到左翼文化阵营之后，对鲁迅的观感与评价曾有所改变。

闻一多

林语堂是鲁迅的好友。鲁迅去世之日，林身在纽约，次日始自友人电报中得知消息。一个月后，林写了《鲁迅之死》一文，作为悼念。其中如此剖白自己与鲁迅的恩怨纠纷：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我请鲁迅至厦门大学，遭同事摆布迫逐，至三易其厨，吾尝见鲁迅开罐头在火酒炉上以火腿煮水度日。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是鲁迅之知我。《人间世》出，左派不谅吾之文学见解，吾亦不肯牺牲吾之见解，以阿附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不乐，我亦无可如何。鲁迅诚老而愈辣，而吾则响慕儒家之明性达理；鲁迅党见愈深，我愈不知党见为何物，宜其刺刺不相入也。然吾私心终以长辈事之……。”⑧

这段剖白颇具“微言大义”。

略言之，林语堂从人格上肯定了鲁迅（“是吾失地主之谊，而鲁迅对我绝无怨言”），却在思想立场上拒绝认同鲁迅。“初闻鸦叫自为得道之左派”、“鲁迅党见愈深”等语，更隐约透漏出对鲁迅抛弃独立立场、成为左联盟主、卷入党争的不满。

《新青年》时代，陈独秀与鲁迅曾有过颇多交往，后日渐疏远。1932年陈独秀被捕入狱。因陈患有十二指肠及胃溃疡，国民政府特许濮清泉等人前往狱中轮流看护。据濮清泉回忆，陈在狱中曾如此评价鲁迅：

“总之，我对鲁迅是相当钦佩的，我认他为畏友，他的文字之锋利、深刻，我是自愧不及的。人们说他的短文似匕首，我说他的文章胜大刀。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我是期待他有伟大作品问世的，我希望我这个期待不会落空。”⑨

所谓“他晚年放弃文学，从事政论，不能说不是一个损失”，显见陈独秀重视鲁迅的文学造诣，但对其以杂文卷入党争从事政论，则很不以为然。这样的看法，至鲁迅去世之日，也未更改。1937年8月，陈独秀出狱。11月，发表《我对于鲁迅之认识》，作为迟到的悼念。其中说道：

“鲁迅先生的短篇幽默文章，在中国有空前的天才，思想也是前进的。在民国十六、七年，他还没有接近政党以前，党中一班无知妄人，把他骂得一文不值，那时我曾为他大抱不平。后来他接近了政党，同是那一班无知妄人，忽然把他抬到三十三层天以上，仿佛鲁迅先生从前是个狗，后来是个神，我却以为真实的鲁迅并不是神，也不是狗，而是个人，有文学天才的人。”⑩

陈独秀自己也曾深入卷进党争。他对鲁迅的上述评价，大约存有一种“过来人的经验之谈”。

图：陈独秀，1934年摄于南京监狱

王芸生是民国的著名报人。他主持下的《大公报》，曾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宗旨。1936年鲁迅去世次日，《大公报》第四版全部是鲁迅逝世的新闻、照片。

其中有一篇题为《悼鲁迅先生》的短评，在所有的报道中独树一帜，对鲁迅褒贬皆有。文章写道：

“他那不妥协的倔强性格和嫉恶如仇的革命精神，确足以代表一代大匠的风度。他那尖酸刻薄的笔调，给中国文坛划了一个时代，同时也给青年不少不良影响。无疑的，他是中国文坛最有希望的领袖之一，可惜在他晚年，把许多力量浪费了，而没有用到中国文艺的建设上。与他接近的人们，不知应该怎样爱护这样一个人，给他许多不必要的刺激和兴奋，怂恿一个需要休息的人，用很大的精神，打无谓的笔墨官司，把一个稀有的作家生命消耗了。这是我们所万分悼惜的。”?

据王芝琛披露，这篇文章虽未署名，实际上正是出自他的父亲王芸生之手。

王芸生当时是负责凌晨看大样的编辑主任。这篇短评刊出后，正为鲁迅守灵的巴金“气得跳了起来”；与鲁迅交往颇多的萧乾则大闹报社，以辞职相挟，要求报社公开道歉，处分执笔者。无奈之下，《大公报》只得以再刊登一篇由萧乾执笔的、全方位盛赞鲁迅的文章，以这种方式将这场内部纷争平息。

王芸生与鲁迅素无交往，文章的褒贬只是出自他个人对鲁迅的观感。此番风波让他始料未及。当然，他也不会想到，这篇文章会变成一团阴影，一直笼罩着他的后半生。

王芸生

以上，是鲁迅去世之日，同时代之组织、舆论与友人对他较为典型的几种评价。

至于亲人方面，1950年代，许广平撰写《鲁迅回忆录》时，所采取的已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方式，如周海婴所言：

“确切地说许广平只是初稿执笔者，‘何者应删，何者应加，使书的内容更加充实健康’，是要经过集体讨论、上级拍板的。因此书中有些内容也是有悖作者原意的。”?

今天的中文知识界，对鲁迅的评价早已不再定于一尊，而是高度分化。有些人对这种高度分化感到不舒服，乃至于哀叹“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民族，一个有了英雄却不懂得敬重和爱戴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民族”。

其实，这种哀叹大可不必。今日中文知识界对鲁迅的种种评价，其实并未超出李长之、闻一多、林语堂、陈独秀、王芸生……这些人当年的意见。而且，这种高度分化，正是评价鲁迅时应有的良性常态——只有一种形象者，是神非人。

图：《申报》1936年10月20日关于鲁迅去世的报道

注释

①胡子婴，《忆“一二九”到“七七”上海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收录于《“一二·九”以后上海救国会史料选辑》，1987。

②方汉奇/主编，《中国新闻事业编年史》（中），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P1342。

③夏衍，《左翼十年》，收录于《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P827-828。

④中共中央等为追悼鲁迅先生告全国同胞和全世界人士书（一九三六年十月二十二日），收录于《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 第13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P357。

⑤李长之，《哀鲁迅先生》，1936年11月，载于《潇湘涟漪》月刊（长沙）第二卷第八期。

⑥李长之，《鲁迅批判》，北京三联书店，2014，P181-182。该书初版于1935年。

⑦颜浩，《闻一多：新文艺和文学遗产》，山东文艺出版社，2006，P52-56。

⑧林语堂，《鲁迅之死》，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于纽约。载于1937年1月1日上海《宇宙风》半月刊第三十二期。

⑨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收录于《文史资料选辑 第24卷 第71辑》。

⑩陈独秀，《我对于鲁迅之认识》，1937年11月21日。载于《宇宙风》第五十二期。

?王芝琛，《一代报人王芸生》，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P39-42。

?王锡荣，《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原稿解读》，收录于《认识中国的一扇窗》，漓江出版社，2014，P155-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