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门忆旧
© 邵燕祥／文
邵燕祥
小引
中国有些词语，你说经不起推敲也行，你说耐人寻味也行。比如“备忘录”的备忘两字，说是怕忘记才记下，通常这么理解，但能不能说就是“准备忘记”呢？
苏东坡说人生好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他写了四句戛然而止，却没说，那雪泥待雪晴后化为残雪，化为泥泞，那指爪痕又到哪儿去找呢？
人生苦短，从我记事起，六十多年，在这座时而仿佛凝止于历史深处，时而在时间长河里颠簸沉浮，一阵披金戴银一阵淡妆素抹一阵粗服乱头一阵面目全非的古城里，大街小巷穿行无数，有些胡同已经消失，有些胡同将要消失，那些地名只留在老地图上，那些屋瓦墙砖，日光月色，柳絮榆钱，春风秋雨，卖小金鱼儿串胡同的吆唤，卖豆渣糕揭锅时的甜香，都只留在我的记忆里了。
记忆和梦，有什么不同？也许记忆曾经是实，梦压根儿是虚的，但来自亲见亲经的一切进入记忆，成了深深浅浅的影像，跟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又有什么两样？
叙写自已的记忆，跟说梦有什么两样？这些记忆，都不是像背书那样刻意铭记的，经过时间的筛汰，都成了断断续续的碎片。
人们说往事如烟云。记忆的碎片就是萦回岁月间的烟云。一个画家画烟云，无论是用工笔油彩画作巨幅，还是三笔两笔写实兼写意的素描，真的能画出某年某月某日某地的烟云么，怕也只是心中的烟云罢了。
这里东鳞西爪，也只是我记忆中的北京，我心中的北京，我梦中的北京。故国神游，是我个人的，感性的，不是考据的，宏观的，全知的，更不是导游的或经典的。
脸上皱纹日以深，大脑沟回日以浅；近期记忆随时淡去，远期记忆纷至沓来，如云如烟如电如梦，狙击我平静的心。写下来，作为排遣，或能如了却夙债，渐渐遗忘吧。
万历桥
地在拐棒胡同和朝（阳门）内大街之间。
小时候常听母亲跟人说起“万里桥”。笼统地感到那是个很远的地方，在我家的东北方向。
也许因为觉得远在万里外，从来没动过去看看的念头，直到我十岁迁居，左近也串过不少胡同，东看看西看看的。
后来读了杜甫的“西山白雪三城戍，南浦清江万里桥”，心中暗记，我的旧家那儿也有个万里桥呢。
这个遥远的梦，是前两年打破了的。翻看一本关于北京街巷的新版旧书，离我家咫尺之遥的，不是万里桥，而是万历桥。
那末，是明朝万历年间在那儿修过一座桥，桥下应有水，经过三百多年的变迁，谁知道哪一年起水就没了，桥也废了。就跟南城的虎坊桥一样，空留下个名儿。
口口相传，难怪万历桥传成了万里桥。又是大清，又是民国，市井百姓有几个还能记得那年朱翊钧的年号“万历”？以讹传讹是顺理成章的。“万里桥”不是更撩人遐思么？
那一带原是前炒面、后炒面连着前拐棒、后拐棒。现在地图上统称炒面胡同、拐棒胡同了。
万历桥的地名早并入拐棒胡同。桥不在，名亦不在，其地犹在。我每每穿过它，往东走不远，到朝内大街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去。
吉祥戏院
旧址在金鱼胡同西口路南，曾与老东安市场、东来顺饭庄为邻。
一说听戏，我记起的首先是散戏归来，那绿色的马车一路哒哒的马蹄声，而我就在母亲的怀抱中睡着了。
那都是我四周岁以前的事。我懂得什么戏，更别说听戏。翻检最初的记忆，还剩下一个大花脸敞着胸“哇呀呀”地悲声叫着被人押下场去。该是斩马谡吧，随后一阵锣鼓声，人们纷纷站起来，其时我已经睡过一觉，又到上马车回家的时候了。
那家戏院是吉祥。马车经过的是金鱼胡同。
我四周岁那年是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人占了北平，我们当然不再随母亲出门听戏。岂但不听戏，连公园也不去了，照父亲的说法，公共场所都有日本人，有日本人就有危险。父亲曾经许愿，带我们上吉样戏院旁边的五芳斋吃汤包，结果在日本占领的八年都没兑现。
母亲是戏迷，不能听戏，才买了“无线电”，一个笨头笨脑的木壳四灯收音机。除了每天中午和下午五点不得不听的新闻以外，多的是播放着京剧唱片。
新闻只有父亲一个人听，总是“东京大本营”的公报之类。父亲脸上没有表情，心不在焉又心事重重，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好像是1943年的复天，因为他老念叨欧洲第二战场，我曾经编造新闻去安慰他，说听同学讲的，美车已准备好要在诺曼底还是西西里登陆了……
认真听广播里的京剧唱段的，其实也只有母亲一人。她是真喜欢。她希望我什么时候上戏曲学校去。
我连西皮、二黄、四平调都分不清，却也自忖着什么时候会去学唱戏。我不知道我能不能在台上坚持下来，有一个星期天上午，我一个人坐在腰房里，对着马蹄表，一口气唱了三刻钟，老生、青衣我全包了，本来计划至少唱一个钟头，无奈口干舌燥想喝水，停了下来，毕竟独家清唱，没人捧场，没意思，没兴致接着试下去了。
大概是父亲不同意，我终于没转上戏曲学校。
如果我真的如母亲所愿去学戏，且不倒仓的话，到1959年，无非京剧界青年演员里多划一个右派罢了。我深信，性恪即命运，也深信，政治即命运；而某种性格遇到某种政治，那是逃不掉的宿命。
屯绢胡同
地在西城太平桥大街路西。它的东口往北，路东便是有名辟才胡同西口（辟才者，劈柴也，避俗改名，似要广开才路了，犹驴市改礼士胡同，类此例甚多）。
恰恰五十年前，我在1951年春夏，在这条胡同住了几个月。不知道电台怎么在这里租了个小四合院权充宿舍。我分配在一明两暗北屋的西头一间。并不都是从单身宿舍迁来。后院住着两家蒙古语组的蒙古族同胞。矮胖的一位名萧懋华，还有瘦高的一位，名字忘记，即使不穿民族服装，也是典型蒙古人，萧是乎乎脸庞，那一位颧骨也高高的，脸色都偏黑透红，两位年在四十以上，都有家眷，似乎穿民族服装时为多。我们都是早晚见面友好地点头之交。他们大约是在家里起伙的。而我和一些单身汉，多半是到班上吃早点，再吃过晚饭，有时候还到别处遛跶一阵才回来。星期天留在小院里的人很少。我有一首较长的诗《再唱北京城〉，就是一个星期天，静谧无人，独自临窗写下的，诗末注明了日期：1951年5月13日。
在那之前不久，我所在机关单位，像在北京中直和国家机关（即中共中央直属和政务院所属关》党委管辖的单位一样，正开展“忠诚老实”学习运动，即每个工作人员全面填表交代自己的家庭出身经济状况，七周岁后的生活、学习经历，写政治思想自传交代政治经历、党派关系和思想转变过程，提供各个价段的历史证明人和国内外的社会关系（亲友师弟的政治面貌生活来源），更正过去瞒了或填写错误、失实的内容。我保留有当时统一下发的自传写法和填报提纲，刊于《天涯》1999年第1期（收人广东人民版《夜读札记》）。
我当时十七周岁，是个没有精神负担（包括“历史包袱”）的孩子，不但喜欢同代人扎堆谈笑，也不惮与年长的人寒喧。但跟萧懋华他们住前后院，却没有攀谈过，回想起来，恐怕就是“忠诚老实”这一运动的气氛使人压抑，使人戒备，不愿意跟“从旧社会过来的人”搭界了。
这个小四合院，环境其实跟我小时住家有相仿处。但当时毫无怀旧的心情，也无心领略“故国平居”的老北京韵味，一句话，只是早出晚归当个睡觉的地方罢了。倒是每天下班，骑车从西长安街出发，到西单进皮库胡同或大木仓，经二龙路，一路上走马看花，享受半小时的幽思遐想。教育部大红门，中国大学遗址，沦陷期间，俞平伯、常风先生都曾在此执教；这所规模没怎么改变的大宅院，更早是北京城有名的凶宅之一。现在二龙路已经垫平，二十年代这里低洼潴秽，据说闻一多名诗“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春风吹不起半点漪沦”就以这里为原型。如今这个成为龌龊社会的象征之地，像外城的龙须沟那样，作了北京市街道卫生和居民组织的橱窗。我到二龙路街道办事处，找那些刚刚从家门走向社会的大娘大婶们采访过他们带头订的“爱国公约”。
不久，我又迁回北城麻花胡同宿舍一排新建平房，带着我一个柳条包就搬了家。从此没再来过屯绢胡同。
三十多年后，我和于浩成谈起他的父亲（原名董鲁安，后曾用名于力），说起对老先生的诗词，尤其是写于晋察冀边区反扫荡中的诗集《游击草》十分欣赏钦佩，难得他那样对古典根柢深厚，驱迭自如，用以写太行山现实斗争中的山水风物，爱憎甘苦，格调高古而又流丽可诵；确是今人写诗词的上品。浩成因而向我说起他的少年时代，原来是在屯绢胡同度过的。抗战前董鲁安教授执教于燕京大学，在屯绢胡同买房安家。大约在太平洋战起不久，他们全家先后奔赴晋察冀边区，也是从屯绢胡同出发的。
还有一位朋友也跟屯绢胡同有一段缘分，不过是痛苦的因缘。她父亲傅大庆是被日本人从屯绢胡同寓所逮捕的，从此永别，那时她才一两岁。
她写过她的“四个父亲”，书在境外出版，我未读过。有一本国内刊物介绍过她的父母。她母亲是耆老冯恕的女公子（我小时就见过冯恕为商店题的匾额，直到五十年代还有），抗战初期只身投奔大后方，在越秦岭南下的巴山蜀水间，搭乘运货的卡车，曾历惊险。到达重庆后，似在中共的十八集团军办事处工作，在那里结识了曾经留苏的傅大庆，并由叶剑英主婚结为伉俪。傅大庆俄文好，中文也好，有译著，是叶剑英十分倚重的干部。新婚不久，他们被派回日寇盘踞的北平，所从事的应是高层次的战争情报工作，我读的那篇文章于此一笔带过。事情的转折在1940年或1941年，我这位朋友还在襁褓，她不会记得在屯绢胡同她家的院里怎样临时架线，怎样紧张发报，这一切都是她的父母协同的；她更不会记得，就在似乎平常的一天，窥伺在周围不断缩小包围圈的日本军警突然闯入，带走了她的父亲。
屯绢胡同里两位朋友的旧家，我都没去寻访过，因为我不知道门牌号。近六十年过去，人去楼空，恐怕“物业”也面目全非；但也未必，因为那一带至少前几年还没有房地产商大兴土木，或许还有残墙旧院，依稀往日规模吧。
一条普通的胡同，在北京，绝对不是显眼的街衢，在全民抗战的历史深处，竟也藏着一些可歌可泣的，可敬可悲的人和事。这里住过我的朋友，他们的父辈又是留名青史的爱国者、共产党人，自然容易引发我们的忆念。而小小的屯绢胡同在过去几十年上百年里，街坊邻里中又有多少可怀之人、可纪之事呢？
我在1951年住在那里几个月，于此完全懵懂不觉，只偶尔站在院里，从瓦顶望出去，左近没有楼房碍眼，四合院框住了一方北京的蓝天，真是坐井观天啊
四川饭店
在和平门绒线胡同路北。
1960年秋冬，文秀已经怀孕半年，她不说，我也知道她吃不饱。肚子大了，脸小了，人憔悴，还要上班。我们从单身的时候就吃食堂，现在想独立起伙也不行，不许退，没粮票。每大下班打饭，三下五除二就划拉下去了，菜也稀汤寡水，可谁都没想过给的份量不足。好几年后听说，一个管行政的副局长决定，在食堂吃饭的每个人头上，每天扣一两粮食。我们就胡里胡涂让人盘剥着，晚上还要到班上学习两小时，归来暗淡灯光下，更觉得夜长。文秀是连炸带鱼的骨头都放在暖气片上焙干，轧碎了吞服，不是好吃，也不是充饥，是稀罕带鱼骨里那点钙质，孕妇婴补钙，别轻易糟蹋了啊。
我从农场回北京刚刚一年，逃过了农场最恐怖的挨饿岁月。旅法华侨陈润康回国不久，到国际台做西班牙语翻译工作，因为“攻击我们党有官僚主义”，打成右派。他的胃切除过三分之一，还是下放劳动，在黃骅农场我就看他单薄可怜。后来饿得够戗，回北京过春节，从陈为熙处借了些钱下饭馆，可能饿得太久，又吃得太猛，下胃壁破裂致死。
那个冬天，又从机关“精简”一批人下放，名义是支援大庆油田，都遣送到黑龙汇的安达市。我知道有个文艺编辑，原来不在下放名单，但他身材魁梧，食量大的人更吃不饱，在护国寺街西口商店偷点心的时候被抓，也没批判，就下放了。那时候买点心也要粮票，主管经济的陈云决策开放免收粮票的高价点心和糖果、是后来的事。随之，幼儿园就流传着新儿歌：“高级点心高级糖，高级老头儿上茅房……”
1959～1960年，副食商场除了凭证定量供应可怜巴巴的一些点心（桃酥之类）以外，空空汤荡，水果货架上摆过蜡制的假香蕉、假苹果。一般饭馆主食也得凭粮票买，只有高级饭馆才卖免收肉票的菜，价格高得吓人不说，机关里也不允许干部下饭馆（大约是要同群众同甘共苦的要求吧），偶尔去的人都是偷榆摸摸的。
我和文秀粮食定量应该说还可以，特别是我，因为到表演团体办公室打杂了，帮忙起草报告，为文工团员申请按体力劳动（吹管乐手则应按重体力劳动）确定粮食定量，批准下来我也沾了光，得免于浮肿。苟延性命于大饥馑之年，我们都有侥幸偏安于斗室那种可怜的知足心理。
只是缺少油水。我们也下过一次馆子，在离机关较远的公主坟附近，为的是避开熟人，不记得什么因由，又想上一趟四川饭店，或许是听谁说那儿还能保质保量吧，于是揣足了钱，跻身于虽不算熙熙攘攘却也是一群沉默无声而神色恓惶的食客之中。
绒线胡同这个路北的大院，1953年还是国家监察部所在，当时我来过，几重院子，“庭院深深深几许”，难得的是院中仿佛静谧无人，槐荫铺地，是真正北京四合院的情味。
我们这些大路的顾客，不用深入，只在最外一进进食。因为是在特定地点吃这一餐高价饭，事过四十年依稀是草草杯盘憧憧人影。本来可以吃完，但省下没吃完的鱼香鸭方，装进饭盒带回家，仿佛已难想象世界上还有这样精心而美味的烹调。
但这次从四川饭店回来，我们两个负疚地相约：不再上馆子了。不全是因为贵，而是想到老父老母他们自已不会去吃高价饭菜，也不会跟着我们去吃饭馆：我们心中有愧啊。
1961年2月初，文秀生了个儿子。闹闹满周岁以后，物质供应逐渐有所好转，这是周恩来、刘少奇、陈云、邓小平他们贯彻执行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初见成效。
我说四川饭店这个宅院还是监察部时我来过，那是1953华初在全国宣传贯彻《婚姻法》，这项工作由当时的监察部长刘景范牵头。他持有关会议，文质彬彬。我因操办广播特别节目，向他请示有关事项、都很顺利。
后来没有工作关系，渐渐忘却。五十年代中后期一路折腾，自顾不暇，哪里管得了监察部大院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变成了四川饭店？
到1962年，困难时期剩下个尾巴，从大饥荒中活下来的人们刚刚缓过一口气，却在北戴河会议上，针对李建彤小说《刘志丹》传开一句可怕的话：“利用小说反党是一大发明。”
小说作者李建彤是刘景范的妻子。刘志丹是刘景范的长兄。
于是刘景范的名字消失了。
直到1975年前后，我在广播文工团劳动时还听说，刘景范和李建彤的女儿（刘索拉）想到广播乐团来而未果，被拒绝的理由也是父母的“问题”。
共和国的历史，至少前三十年可以概括成一句话：好日子不得好过。稍微有点安居乐业的可能了，就要折腾，非折腾到鸡犬不宁，“搅得固天寒彻”不止。
附注：四川饭店现在北京有多处分店；总部仍设在绒线胡同，但文中所述老四合院已成该店与人合资的什么俱乐部，不对会员以外的公众开放了。果然又是一番沧桑。
钟楼
无论从哪个角度向北城眺望，隐在鼓楼背后那灰砖暗绿顶的钟楼，都比鼓楼更吸引我。
鼓楼红墙金瓦，富丽雍容，像过去北京九城的每一座丽谯一样，不过中间多了一张大鼓坐在鼓架上而已。
钟楼似乎密闭得多，远远看去，门窗为黑洞。钟楼是独特的更是神秘的。
它的神秘，在于它应该有钟声，却没有钟声吧？
也许在于它曾经播散的钟声，据说如同一个少女在呼喊：“鞋……鞋……”这是怎样凄厉的声音呢。
是的，就因为从我“怀抱儿”的时候，就听说那个故事：老钟匠的女儿跳进了沸腾的铜水，大钟才熔铸成型；但老钟匠赶来抢救独生女儿的时候，只抓住一只鞋。女儿的魂灵还在要那只鞋，随着钟声在空中如水波散去，消失在远方。
我没有听过钟楼的钟声。我出生的年代，钟楼已经不鸣钟了。但我想象着那一声声“鞋……鞋……”慢慢幻化为“血……血……”
人的命运为什么是这样的？
听得太多了为救亲人而牺牲。
冥冥中谁是这残酷的主宰？
谁说灾难都要用献祭少女来禳解？……
我在四十年代后期，每到交道口来，都向西步行到钟楼，围着它踯躅一圈，钟楼后身的地名叫铸钟厂，已成为一户户矮墙小院人家，只是露天半埋着一口钟，也许是什么年代从钟楼里换下来的旧钟吧？
总是这么思慕着，这么凭吊着。不知何年何月的那一霎，让人惊恐，困惑，不是悲惋，而是茫然。
1948年，我试图重述这个钟楼故事，失败了。后来我不止一次在诗里、散文里涉及它，都没能解释心底一个情结。
这情结我想始于幼小听到的这个传说，第一次让幼小的心灵感到难以负担的沉重：关于生与死，生命的如流星之一闪，生命归于万劫不复地消失……这是不可掌握的命运么，这是毕生难解的谜团？
1951年春，我又到钟楼去过，那座废钟依然半截埋在铸钟厂胡同的一角。
二十世纪快结束时，好像有一个傍晚，我偶然经过那附近，想去看看钟楼后头是不是还半埋着那口往日的铜钟……但被周围小铺小摊煎炒烹炸各种吃食的油烟和嘈杂闹攘的叫卖声包围，压抑着，我连忙逃离了……这是没有几年的事，但记忆力越来越差，我已分不清这是实有的经历，还是片断的梦境了。
红楼
那时候我们说“红楼”，就是指沙滩路北的那座红砖四层楼。顶多是听说日本人占领时一度在地下室关押过中国的爱国者。
那时候到沙滩红楼去，是为了上孑民图书室借书。孑民即蔡元培先生，老北大校长，和五四运动一样早隐入遥远的历史。图书室在一层，进门向西，北面头一个门，空间不大，但所陈都是我们想读的书，除了现代文学作品以外，还有人文科学的著作，如艾思奇、沈志远、韩幽桐等先生的书；北平沦陷八年，难得见到大后方的出版物，这些土纸印刷的书格外引人，还有某些解放区作品，在解放区印的或注明香港印的；再就是复员以后北平、上海出版的图书和杂志，基本倾向都是对国民党统治下的社会现实持批判态度的。
这个由北大同学办的图书室，面向的读者包括像我这样的中学生，甚至主要是我们。我们与北京大学没有任何关系，分散就读于各校，也没有任何抵押或保证，办一个借书证可以把书带回去。似乎也很少有人借去不还。那时的年轻人多么珍惜彼此的信任啊。
我1948年暑假考入中法大学，校内活动多了，也办自己的社团和阅览处，这个孑民图书室我才不来了。
在暑假，我参加过北大同学办的，吸收中学生们参加的歌咏队或合唱团。最后一次记得是由晏福民主持并指挥。他高高的个子，声音洪亮，戴眼镜，却不文绉绉。他是教育家晏阳初的儿子，文革后听说他在某次政治运动中卧轨自尽了。一个英气俊爽的热情青年，一个这样暗淡血腥的下场，反差太大，难以联结起来，因为虽可想象毕竟不知道其间若干年他是怎么过来的。
歌咏队还结识了一位写诗的同学黄海明。七八年后，1956年我还接到过他的来信，那时他在阜外大街路南的城市建设部工作（部长为万里），后来失去联系。
1951年，红楼二层东头开放了“李大钊同志纪念堂和毛主席在校工作室”、据说那里早年是北京大学图书馆，1918年前后青年毛泽东曾在那里供职，萧三著《毛泽东的青少年时代》提到过。
我当时手头有仇焕香师赠我的影印本《初期白话诗稿》。开卷即李大钊手稿《山中即景》，依次有沈尹默、胡适以至陈独秀的诗笺，记得陈诗有“万人如蚁北京城，安得有人愁似我”之句，行书匆匆写就，天头上写一大正体即所谓繁体的“獨”字。骨格停匀，令我过目不忘。我决定把这部书转赠给“李大钊同志纪念堂”，那里无人负责接受，我便持到西门北京大学图书馆请为转交，由图书馆入门处签一收条。后来偶然重访这一纪念堂，未见陈列。红楼长期成为国家文物局机关所在，这个“纪念堂”并”工作室”不知何时就悄然关闭了。那本赠书，也许会归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书库吧：此书姜德明兄有藏，我以为是值得重印一下的。
南北长街
南长街、北长街，南北贯通，南连东西长安街，东为故宫，西为中南海，在紫禁城外，却是旧皇城以内，少有的一条清静的街道，长远的规划也属于保留原貌、不盖高层建筑的区域。
北长街路西有个女一中，南长街路西有个六中，只收男生：从排号可知都是“老老年”开始设中学时的常春藤学校。老校舍，老教师，教学质量市内数得上的。这里的毕业生们也以出身于母校为荣。
我家住东城，没有亲友在西城上学。但我1952年在广播电台工作的时候，到女一中一个高中班级（是不是卓娅班记不得了）参加过半天活动。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柯斯莫捷米扬斯卡娅即卓娅的母亲所著一书：《卓娅和舒拉的故事》，很快就像《刘胡兰小传》（果星著）一样在青少年中广泛流传。那时中国没有畅销书之谈，但几十万本书一投出去，激起的是真诚地阅读和向英雄学习的热潮。我在《文化生活》节目里连续四天播出了关于向卓娅学习什么的内容，女一中那个班要办一个活动，找到我，正好诗人臧克家也在天津报上写了文章推介此书，我就找到他一起去了。
和我在五十年代参加过的所有青少年的活动一样，我永远忘不了的是：真诚。
后来又有《古丽雅的道路》、《普通一兵——马特洛索夫的故事》这些介绍苏联卫国战争中英雄人物的传记出版，也都引起轰动。而像卓娅、舒拉、古丽雅，他们都因反法西斯而牺牲，令人钦敬，同时他们又都还是在校生的年龄，这些书里写到他们在家里、在学校，跟父母、师长和同学的关系，日常的笑语和生活细节，都使一代年轻的读者感到亲切。
除了誓死保卫祖国、“保卫斯大林”符合当时“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大气候，有利于社会和学校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教育这一面以外，那一代年轻的读者从卓娅身上借鉴的，大概主要是自觉磨炼自己的意志和性格这一点了。如果他们有所获益，恐怕也主要在这一点上，因为他们将在建设祖国的号召下，准备到边远的艰苦的地方去贡献青春。贡献，是不带侵略性的。
南长街的那个六中，我没去过。但这个六中，在1966年夏至1967年春，以私设牢房拷打并采取极其残酷的刑罚虐杀师生而闻名。那是鬼哭神号，令人发指的历史。当时的各种红卫兵小报都有过详尽的报道，有的并附照片，我在这里不赘。
如果没人否认这是犯罪的话，犯罪心理学应该回答这样的问题：当时最高班即高中三年级的学生，该是1960年暑假后升入中学的，他们中怎么会产生成批杀人不眨眼的凶手，视老师同学为土芥，为虫蚁，在他们身上一逞虐待狂心理的儿戏？这些还未成年的罪犯，不但没有贡献自已青春的意识的影子，他们明目张胆、有所仗恃地剥夺别人的青春以至生命。
就以这个毕业班来谈，他们1954年至1960年的几年小学生活里，也许还来得及学唱“让我们荡起双桨……”，来得及听讲卓娅的故事；而一进中学，就赶上中苏交恶，卓娅也跟着其他苏联文艺作品退场，轻歌曼舞都算是修正主义，随着阶级斗争的弦一步比一步绷紧，青少年的学唱榜样就集中到“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的雷锋身上。雷锋“对同志像春天般的温暖”，体现在为周围的同志，为驻地的群众，为不相识的路人以至遥远灾区的百姓，做连串的好事，包括省下生活费汇款捐献，这些事多半是琐屑的，早早晚晚的，又须持之以恒，“出门在外三千里，好事做了一火车”，要的是埋头苦干，甘心“吃亏”而不是“占便宜”，其实是很不容易学的。比起来，容易学的倒是“对敌人像秋风扫落叶一样无情”，毛主席指向哪里，就打向哪里！
走过南长街的时候，我忍不住想：现在六中的在任老师里，还有1966年腥风血雨的亲历者吗？现在六中的在校学生有多少人知道校史的这一页。
也不知六中和女一中校名改了没有
按院胡同
按院胡同西口在复兴门顺城街。
1949年2月，农历的新春正月，刚刚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平，三千多中共地下党员，五千多民主青年联盟盟员，犹如庆祝史无前例的节日。
魏绍嵘是我在汇文中学就结识的诗友，大我三个年级，我跳班上了中法大学，又成同学。这时候还编到一个民联小组里了。
有一天他约我到按院胡同10号去，说商量办一个文学杂志的事。到了那里，主持其事的是诗人青勃，我在《诗创造）上读过他的作品。
说起办杂志，大家兴头都很高。我们倾向革命，倾向中国共产党，其中不能不说各种进步期刊起了很大作用。许多文学杂志，我们知道是党办的，或是党支持的。我们诗中歌唱的原野，指的多半是解放区，我们诗中向往的光明，几乎就体现在共产党身上。
我们不必互报身份，都是一见如故。有两三位穿灰色棉军装的（记得其一是侯敏泽），似是进城参与接管的，他们承担到军管会去办理登记。我们相信，在国民党统治下，我们还办了大大小小那么多文学刊物，甚至是油印的；现在解放了，还不是更该放开手大干了吗？
会后我准备南下，就没有问这件事。直到5月底调回北京，魏绍嵘已参军走了。我参加广播电台工作以后，纳入一定的工作和编制序列，一心便不再旁鹜。过一年见到侯敏泽，他也到《文艺报》做编辑了，没再提起我们自己办刊的事。
后来仿佛听说，我们计议的期刊，在1949年春夏，曾以《文艺劳动》的刊名出版过，敏泽或曾参与其事，青勃不知是否还挂名。我好像偶然翻阅过，编委阵容似乎大大扩充了。这个记忆在疑似之间，也许《文艺劳动》跟按院胡同之会完全无关。
再读到青勃诗集《鹁鸪鸟》时，他早已在河南。八十年代以后重逢，彼此都有了一段划右的经历。说起三十多年前事，青勃说那是他的一个朋友愿意出资，他便出面操办的。我知道青勃四十年代在国民党统治区从事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很活跃，社会交往也很多。
那个按院胡同10号，是个道地的小四合院，室内铺的花砖地，油漆髹饰也还新，不像老式的没落之家。从那时又半个世纪过去，门牌号也换了，不知院落主人换了几茬，已划进房地产商成片开发的蓝图否？
我工作在广播系统，远离文字出版单位，即使在1957年有人倡导同仁刊物的是非关头，我也从没再做民间办刊之想。但我记得1949年初到广播电台，领导我的左荧（后任北京广播学院院长，已故）上过延安鲁艺，参加革命以前就是文艺青年，一直喜爱文学，闲话间还透露过想要离开广播工作，去办文艺杂志的念头。今天记得他这个话头的，可能只有我一个了。我想，他的这“私字一闪念”，至迟到1955年反胡风时就该彻底打破了。
解放初期，不是组织分配，而想联手创办出版物的人，多不多？我们都太天真了。
翠花胡同
在王府大街北头路西，近美术馆。
关于这条胡同，不可磨灭的记忆，是1950年秋，我曾去它路北一家精神病院探视病人。
我和齐越一起去看高而公。高而公笔名梁星，写过《刘胡兰小传》。有关的事我在《独对残编忆而公》里都说到了。
对精神病院的印象是恐怖二字。病人逸出常规的言语对我的神经也造成刺激、干扰和压迫。招架不住，匆匆逃出。也许是因为精神准备不足，但我以为，若再耽搁一二十分钟，我也要随之错乱了。但那天，高而公其实是冷静而正常的。
现在回想，那所医院当时是民营的，在新旧政权交替之际，管理不善或有之，这也有护理人员不足等因素。
高而公不久出院，后来病情反复，似没有再住翠花胡同那家医院。
但那次听人总结的一条规律，我却牢牢记住了：医生同病人谈话，病人承认自己有过精神病的，就是病情全愈，可以出院了；向医生辩论，说自己压根儿没病的，就还在病中，须继续住院治疗。
这个经验也许值得推广到精神病院以外去。
不过，在苏联，在我国文革前后，都有把健康人当作精神病患者关进精神病院的事，不在此列。
本文选自《记忆》第1辑，林贤治，章德宁／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