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祖父辈养娃几个而如今二个都难?

为什么祖父辈养娃几个而如今二个都难?

如今的中国年轻父母们在为孩子倾注了大量的金钱、时间和情感后，很多时候会发出这样的感慨，“当年我们的爸妈是怎么过来的呢？”新中国成立七十周年了,    所谓的改革开放实质复辟资本主义温水煮青蛙式地改变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制度前后也过去40多年了，应该说物质条件和资源的过多开发利用后提升了反而为“带娃”带来了更多焦虑：市场化托育收费昂贵且缺乏监管，上班族的“工作母亲”面临工作和育儿的“双重焦虑”，社会对父母的专业性要求和对儿童的期待一样水涨船高，而低阶层家庭随时可能被批评对儿童“忽视”和“剥夺”……

改革开放以后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公共托育政策的消亡史带来的儿童观的变迁，尖锐地显现出，依托单位集体福利制的公共育儿模式曾经给了幼儿和母亲极大的帮助，当市场化转型国家从托幼体系完全退出后，儿童教养逐渐变成了一种社会竞争，从而催生出了对自身社会阶层充满不确定的焦虑型父母。改革开放后的今天社会所强调的精细化养育和娇贵化的儿童观，事实上强调的是权贵阶级中的生活方式的优越性。把“儿童”作为社会阶层再生产的私有工具，那当所有中国的亦或是所有的中华民族的孩子们长大以后，特色政府想要的中国又回到了剝削压迫阶级和被剥削压迫阶级的社会。

纵观中国近年来，育儿焦虑愈演愈烈，孩子学业压力有增无减。前两年二孩政策出台后，家庭对0-3岁儿童早期照料的社会需求凸显，呼吁重建公立托育体系。这一系列的现象也不由得让人们对“我们小时候”产生了很多追忆。因此，人们通过对新中国毛泽东时代的托育政策的历史演变的回顾，及其伴生的儿童观的变迁，也许对形成今天关于人们对儿童的情感和观念，会有一个更加全面和历史性的认识。

新中国建国初，为大力发展劳动生产力，政府鼓励城镇和农村妇女参加社会生产，一系列鼓励妇女和男性同样参与社会生产的政策，由国家计划经济体制保障执行；城市大范围的扫盲和技能培训帮助广大家庭妇女获得参加社会生产的能力。为确保集体劳动的可执行，也为了将原先“涣散”的劳动力动员起来，企业不仅承担生产任务，也建了如职工子弟学校、托儿所、职工住区医务所、澡堂子、食堂等等一系列生活保障基本设施……解决人们走出家庭，投入社会生产后的基本生活需求问题，一部分原先由“家”承担的生活功能分离出来，重点包括了原先由妇女在家庭承担的儿童照顾问题。这就是 “包下来”的集体福利制度。

在上述背景和制度依托下，以帮助女职工解决育儿困难为主要目的的福利性质的公共托育体系从50年代初开始建立。中国妇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妇女运动当前任务的决议》提出儿童照顾社会化的初步提议；1950年，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一届三次执委扩大会议将儿童照顾作为公共问题进行重点讨论；1952年教育部出台《幼儿园暂行规程》规定，幼儿园的任务是“教育幼儿，使他们的身心在入小学前获得健全的发育；同时减轻母亲对幼儿的负担，以便母亲有时间参加政治生活、生产劳动、文化教育活动等。”

可见，当时的幼儿园工作承担了教育幼儿和帮助母亲的双重任务。1953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规定，“……女工人女职员，有四周岁以内的子女20人以上，工会基层委员会……单独或联合其他企业设立托儿所（如尚未具备设立托儿所条件，而有哺乳婴儿5个以上须设立哺乳室）”。数据显示，1949年10月前，全国共有托儿所119个，到了1954年，全国厂矿企业、医院、学校等系统建有托儿所4003个、哺乳室2670个。此外，妇联、卫生、教育等部门还开展了一系列工作，“帮助广大妇女群众提高科学养育水平、农村防病治病，提高婴幼儿存活率”，“帮助家庭建立科学教育的理念”，“还帮助、鼓励农村、街道里弄鼓励设立托幼互助组织”等等。

可以说，新中国成立后的计划经济时代，儿童照顾问题与妇女解放议题密切相关。公共育儿政策的产生，恰是妇女作为社会劳动者地位形成的见证，而女性作为劳动者的主体意识也是伴随着集体化生产的过程而建立起来的——如果不是因为这股强有力的主体意识的确立，那么很难解释之后几十年的社会变迁，中国妇女一直保持较高劳动生产率的内在原因。

1980年代改革开放开始，中国逐步转向以市场经济为主导，特别是伴随着现代企业制度转型，依托单位制的集体福利制度逐渐消解，原先由企业承担的福利转向由市场和社会供应，现代企业制度打破了公有制，建立了合同制用工模式的机制。企业本身也逐步甩脱了政治和社会职能，而向“趋利”性转变，作为集体福利内容之一的公共托育制度也随之走向消亡。在这期间，国家从0-3托幼体系中几乎全部退出。托幼职能被逐步从（国有）企业职能中剥离，而由社会和市场来承担。1995年国家教委等单位颁布《关于企业办幼儿园的若干意见》中指出，“推进幼儿教育逐步走向社会化”，标志着托幼服务的主要提供者转向市场的开始。坚持走以市场为主题的模式，家长向市场购买服务。公办托幼机构大规模萎缩，2000年到2005年，全国集体性托幼机构减少70％；上世纪80年代起，与儿童照顾相关的政策主张，不再主要出现在妇女工作会议中。

计划经济时代公共托育制度所依托的单位，被称为“国家”，为企业职工提供了最基本物质福利保障、社会服务和高效度的精神激励。“公家”作为单位制的具体形式，通过反复加强的情感共享，激活激发情感认同，让群体成员之间滋生情感，而“集体认同”正是集体主义情感的核心。通过托育，那些看管孩子的工作者，既是“国家”里从事这一分工的工作者，同时也是和孩子的父母一同劳动和生活的“熟人”，这就是非职业化的彼此信任的关系基础。比如某纺织女工在需要加班的时候，“把孩子往厂长办公桌上一放，‘孩子交给你了，我们加班去了’。”由此可见，女工对工厂的职能认识是自己应该加班的，而女工认为由“公家”出面对自己的孩子进行照料，非但理所当然，而且也是放心的。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公共托育也是发端于五四时期的“公育”思想的现实载体，浸润于集体主义公共托育成为了具体实在的生活实践，由此改变了原先的儿童归家庭私有的观念。孩子不再是个人和家庭的私有，而是国家未来栋梁——“共产主义接班人”。儿童公育的思想产生颠覆了过去照料儿童是家庭妇女的天然职责的观念，而变成“公事”和工作——是将原先有妇女主要承担的“家务劳动社会化”的一种形式。也直接影响了社会大众对儿童的期待及教养方式。在建国初的《幼儿园暂行规程（草案）》中规定，幼儿园对幼儿（3-7岁）的教育原则重要的一条是“要使幼儿惯于集体生活”；强调“幼儿园不进行识字教育，并不进行测验”。由此可见，当时对于儿童的期待，并不提倡过早的知识教育，而是偏重于集体主义情感道德的塑造以及怎样做人的生活实践。

在毛泽东时代，国家层面，所有儿童被视为都是国家的“接班人”，在大部分的农村和城市普通家庭，较大的孩子被作为家庭预备的劳动力，从事“准成人”的家庭工作，包括帮助父母料理家务，从事辅助性农业劳动，照看管理较小的孩子等等——传统中国社会文化中“多子多福”的观念，在现实中并不仅仅指养老，对父母而言在，劳动能力上较早“成人化”的孩子能够给家庭较早带来收益和帮助，即“福气”。当时经济社会资源相对匮乏，儿童养育也相对粗放；相较于成人，儿童并没有被特殊对待，比如，彼时劳动是一种美德，家庭并不会因为是儿童，就放弃对其劳动能力和习惯的训练。在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文化中，人们对儿童并不采取“独特”化的情感和价值取向，儿童并没有因为年龄而成为一种特殊的身份。

随着90年代市场经济的逐步深入，企业经历私有化转向，国家集体主义传统逐步瓦解，集体主义情感随之被分化位移、多元流变。人们的个人意识、私有意识和权利意识的复辟，个人主义情感被激发兴起。市场机制对劳动者提出“适者生存”的丛林法则，妇女在市场化的职业竞争中日趋处于弱势，妇女解放话语式微，女性家庭角色回归家庭附属弱势。而以儿童教育作为未来家庭延续或家庭攀升社会权贵上层阶层的手段——这些因素让“儿童属于家庭私有”的意识重新复辟形成。

儿童教养的内容也不再强调集体主义情感对儿童社会化的重要性，而开始强调私有化竞争的独特性价值，教育方式讲求针对性和权贵上层社会的所谓文明性。对于权贵上层阶级儿童的照顾责任、女性担起的家庭角色、儿童不输在起跑线上的价值，回归家庭形成整个社会的竞争和攀比，使得儿童分为穷富等级而且又将儿童重新成为某个特殊家庭的私有。

对“工作母亲”面临着工作和育儿的“双重焦虑”，一重是“参与经济社会劳动的意识”以及在职场中加倍努力的竞争意识，另一重是竞争意识从个人向家庭子女教育的转移。某家子女上了某名牌大学,   某家儿子继承了他父亲公司的总裁位置,   某家父母送给他们的女儿一辆高级轿车.......各个家庭本身作为参与社会竞争的场域和砝码，传递着社会阶层的分化。某土豪家子女上了世界上最贵的私人学校,   谁家的孩子从小接受高级的专人或高贵学校私教。“儿童教养变成了社会竞争的一个特殊领域”。社会又分化为贫富阶级。贫者就养不起第二个娃。

当今天以公共托儿体系的重建期待为例来思考公共资源的分配方式时，特色政府需要厘清，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制度以集体主义生活方式、集体意识情感为基础形成的一系列照顾理念和制度框架——以劳动者为中心而不是以权贵为核心，以粗放锻炼儿童而不是以精细塑造儿童——在今天的公共托育场所，还可能再复制吗？毛泽东时代以照顾为主的托幼服务今天能被权贵富人家庭满意吗？过去基于对单位和熟人的信任所产生的“托付”行为，在今天的劳动契约关系下还能复制吗？更重要的是，今天的儿童教育高价市场，与优质资源集中在权贵子女的教育领域，形成怎样的关系？而当特色政府要延伸这些优质平价的公立教育资源至3岁以前的时候，谁更容易获得？穷人能有钱支付吗?  原先从小学开始的择校焦虑，是否有可能随即提前交上压金 ？人们当然都知道儿童并不是“无差别”的，因此，如果这些资源是有限的，那么特色政府该如何分配?   优先配置给怎样的家庭或儿童？而放任自流引入市场化后,  有钱家庭及他们的孩子可以选择贵族私校,  又或是送到国外更贵顶尖学校,  而普通家庭及他们的孩子呢?  这两部分孩子长大后又该如何?  转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剝削压迫和被剥削压迫的历史圈中了。中国特色政府的执政党还是共产党人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