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 弢 —— 我经历的八十年代的同胞难民 （一）
近日来英国三十九名偷渡客的死亡，全世界的媒体闹得沸沸扬扬，一时间成了众口一词，都又谈起了难民偷渡的话题。虽然警方尚未盖棺定论，事因的真相还在调查之中，然而八十年代的一段亲身经历，让我接触到了当时的偷渡客，这些往事至今仍是记忆犹新 ··········
俗话说，八十年代的中国留学生，到了西方没有打过工的，就不算真正意义上的留学，而且所有的自费留学生初来乍到，为了生计打工是在所不免，我也不例外。为了挣得生活费我进了中餐馆，从而也接触到了来自祖国的难民 ·········
我的顶头上司、就是那个准经理，她是八十年代初半偷渡来德国的难民，浙江青田人，据说青田人的移民史可以追溯到一百五十年以前。说偷渡，就是蛇头通过地下组织承包一个中国居民把他用半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运送到西方国家，偷渡费八十年代初已很惊人，到了九十年代涨到一人十八至二十万人民币，想象一下那时一个大学生的工资还不到一百元。但一到德国报了难民打了黑工，头两年等于白干，挣来的钱全部还债，第三年起就是净赚。德国审理一个难民的程序当时最快也要四、五年，就是到了最终不能被批准，在这个时间段内挣的钱还完债后还剩下一个天文数。最后能留在德国当然理想，当时的西德是个肥得流油的国家，为很多难民的首选。万一留不下来，转道去南欧意大利、西班牙的也远远好过回国。
而所谓的半偷渡既自理从中国出发，想办法到达西方国家的边境，再由蛇头帮助越过边境把人偷渡去西方国家。这些做偷渡生意的老手早已买通西方国家的边防，有固定的通道、时间、价码。首先，这些半偷渡客通过关系拿钱买来一张非洲某个国家的探亲访友邀请信，因为那里已有他们早先移民出去的亲朋好友。这些偷渡客以此名义申请到中国护照，有了护照便去那个非洲国家办签证，从这种非洲国家得到签证易如反掌，因为很难得有人去这些国家探亲或旅游。
鉴证费既是这个国家的一项收入，所以签证管理非常松。其次，去办签证的国人事先都已打听好了一个行贿手腕以更便捷得到签证，就是在这非洲国驻京使馆递交护照办理签证，护照里夹进 100 美元，算是给签证官的好处费，这些都是心照不宣的事，而且行情也会随时渐长，如若给少了就有拒签的可能，给多了自然就白白浪费外汇。八十年代初至中期这个价码一般打得住。象非洲这种穷国 ，100 美元可是一笔非常可观的财富，那么强烈的诱惑何以抵挡，况且这些国家腐败成灾，滥发签证，好处唾手而得。
等到拿了非洲国的签证后，下一步要办过境签证，走的比较多而又实惠的线路是从北京买一张西伯利亚大铁路的火车票，八十年代票价 在 400 元人民币上下，从我国的二连浩特出关，途径蒙古、苏联、波兰进入东德。有了目的地国的签证，办过境签证就容易多了，因为这些不是入境旅游或入境居留签证，只有三四天的过境期，对过境国除了过境客给该国带来消费的好处外不会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我们的同胞去沿途路经的国家申请签证，声称火车到了东柏林，然后转飞机去非洲，理由实在，整个安排无懈可击。
办过境签证的贿赂价码在五十美元上下，手法一样，把钱夹在护照内，办签证时签证官把钱放置一边，盖完章后把护照一给，钱就不提了。这种做法很灵，使馆人员照章办事，既做了工作又得了好处，事情办得天衣无缝，不留下任何蛛丝马迹，而国人则免去了无谓的审查，得到签证顺理成章，可谓互惠互利。也听说有过河拆桥的国人，看章已盖好，再要回美元。签证官无奈只好吐出贿赂，明知上当也是哑巴吃黄连哑口无言，生气也没用。有事成后自鸣得意漏了口风，但这种人会被老乡唾弃，骂他是害群之马，殃及后人。
这些国人到了东柏林，并没有买机票去非洲，而是等待从法国或荷兰过来的蛇头，由他们把这些偷渡客从东德过境西德，借用西德过境通道，进入法国、荷兰，这样就不给西德留下什么问题和痕迹，被收买的边防军也可心安理得，没有后顾之忧。而从西德过境的蛇头承诺这些过境客决不留在西德，不会给他们造成后患。瞧，犯法还讲个诚信。
如果目的地国不是法国、荷兰而是西德，那走法就不一样。到了东柏林必须转火车去捷克，当然事先办好捷克的过境签证，声称从布拉格转机去非洲，实际上到了捷克后，利用天黑翻山越岭冒着生命危险被领着穿越绿色地带进入西德的巴伐利亚，据说那一带的边界管得最松。
有一年我独自一人从北京去东柏林开国际会议，为了替国家节省外汇不坐飞机，用人民币买票，走的就是西伯利亚大铁路。一上火车不久，就有同胞乘客来打听我去哪儿，听说我去东柏林开会，就都摽上了我，说他们不懂外语要跟着我走。那时中国人思想单纯，又时兴助人为乐，到了国外同胞不会外语，替人解难，则是每一个中国人的责无旁贷。从北京到莫斯科火车要走七天七夜，这一路上那些人对我是关心倍至，除了上厕所，什么都替我办，还时不时地提供食品、水果、零食，到了二连浩特，中国的火车轮子要换成苏联的宽大车轮，需要三个小时，是进餐馆加餐的机会，我被他们抢着邀请。
结果到了东柏林，我带去的一行李方便面几乎没动。这些人事先早已打听到，火车到了莫斯科后要从莫斯科站去白俄罗斯站换车，他们不会外语要出租车会有困难，都求我到时帮他们要好出租，并争着跟我同坐一辆车，而且主动提出承担车费以保证自己不在换站途中丢失，所以整个旅途中争先恐后地拍我马屁。也正是在这趟火车中，我对他们进行了七天的 “访谈”，把偷渡出国的情况掌握得了如指掌，并收集了一大堆鲜为人知的资料。
这些人听说了我是作协的，作家嘛好奇，什么都想知道，既然对这方面有兴趣，为了讨好我，他们积极配合，有问必答，我就这样把偷渡行情打听得巨细无遗。然而，虽然他们开始时是那样地巴结我，但到了莫斯科转完火车站后，他们就没有一个再理我了，到了白俄罗斯站排队盖章去东柏林时，我被他们远远地挤到了一边。他们已经用不着我了，火车会自然而然地穿过华沙到达东柏林，在那里会有人来把他们接走。他们这样做也不在乎别人会不会把他们看成过河拆桥、忘恩负义！
我眼前的这位准经理就是这么一种难民，当然她也是从捷克被人偷渡过来的。她的女儿还小，一岁多一点，她来上班时，孩子在家就由保姆看着，保姆是他们同村一起跑出来的难民，给一些钱让她看孩子，到了下午餐厅休息时碰上准经理不能及时回家，保姆便带着孩子来店里。厕所卫生、店堂吸尘和厨房洗地是她的第二份工作。这些中国人到了国外来的目的就是为了钱，让他们在家闲着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他们在国内的高利贷会让他们想得发疯。
不久前一次类似的情况让我难以忘怀，那是我刚来德国两个礼拜时，第一次跟中国难民打交道的经历，从而了解到这些难民负债出国急于挣钱寄回家还债的压力。那是我来德国后一次在住宅区商场买东西，一个德国男子，五十来岁，见我长着一张亚洲脸便主动过来跟我攀谈，他原来是德国艾伯特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的老总，对中国人包括对外国人都非常友好，他女儿夏娃在难民营做志愿者，后来爱上了一个南美的难民，结婚并生有一女一男，生活很幸福。在夏娃做义工的难民营里，住着四个中国难民，管理人员见他们日日抑郁寡欢，以为他们吃不惯面包不开心，就把主食换成了大米，并不见效，又设法安排他们去上德语课，好象他们又提不起兴趣。问问他们，用英语指手画脚地说说，不尽明白，他们整天更多的是愁眉苦脸，不知道是他们不会英语还是别有原因，弄得难民营的管理员不知所措，不知怎样才能解决他们的问题。他们很想帮助这四个中国人，希望他们能快活起来，到了德国就该宾至如归，百般努力终不见效。然而，他们怎能知道他们的帮助终究是徒劳的，他们是永远帮不了他们的忙，永远满足不了他们的心愿，而他们也永远不敢道出自己的真情。
这位中国人的友好使者把我介绍给了自己的女儿，我们约定一块儿去难民营看望中国同胞，由我当翻译。同胞见到我时极为紧张，怀疑是使领馆派来摸底的，一问三不知，守口如瓶。我于是主动介绍了自己的身世，说自己在这里留学，也在餐馆打工，说了不少餐馆的事例，这样他们才慢慢消除疑虑，道出了真情。他们的不开心是因为还没有找到工，当然是打黑工。难民是包吃、包住、包衣服、包零花钱的，就是不给工作许可。而难民营里的一切该算是上乘的待遇，而我们的同胞对这一切都兴致索然，这些生活用品、国家发的福利品他们可有可无，每个月发的那么几个零花钱跟他们的既定目标大相径庭，他们要挣大钱，挣大钱就得打工，就靠这几十个马克来满足他们的欲望相去甚远。
我从骨子里是个地地道道的中国人，我有过生活的经历，对国情实在是再了解不过了，若把实话原本地翻译给了德国人，不就出卖了同胞，给整个中国抹黑，还会直接影响他们日后的难民开庭审判。象我们这样文革过来的一代人，在那种政治环境中长大，有很强的政治思想意识，看什么事想什么事都与政治挂钩。而我也太能理解同胞了，中国人中你我他，大家一切的一切不都是为了一个钱字？不就是因为德国的马克大、值钱、不就是因为德国的钱好挣吗？
这四位国人都是江苏上海的，他们虽然也算是被偷渡到了西方，但他们采取的方法和走的路线与其他福建青田难民不一样，也根本花不了二十来万人民币。象他们这些人，一般都有大学学历，有的还是上海苏州的大学老师。国內的大事发生后，他们都以带头人的名义到了西方。他们先在国内通过中介在捷克注册一家皮包公司，或许连皮包都没有。然后以这个公司的名义获得捷克的入境鉴证，算是某种商务投资。在捷克落脚后一年之内通过蛇头从捷克偷渡到慕尼黑，人一到慕尼黑马上把会暴露自己身份的所有证件全部销毁，然后去移民局申报难民，声称自己是难民，通过地下组织到了西方，为了这个组织的安全，那些人把那些为了帮助他们出境的所有证件都已随身带回。
在我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后，他们对我毫无掩饰地实话实说：难民营里他们根本不明白我们来德国的目的，以为我们真是受了迫害。而我们的真实情况又无法让他们知道，这儿的福利是不错，吃住零花补贴什么都该让人满意，但我们在家又不是饿肚子，因为没的吃才来的西德，我们来的目的是打工挣钱，不挣钱我们在家欠的债拿什么去还，越拖债就越重，高利贷是会吃人的！这种情况我心知肚明，我唯有感慨自己国家的落后，如果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跟西德相差无几的话，自己又何苦要受打工这份罪呢？这份钱如果在国内也能挣到，来了一心一意地读书不就是了？！遗憾的是情况不是这样，对同胞的无奈，我除了安慰也爱莫能助。结果我非但没有劝他们要遵纪守法，不要去打黑工，反而记下他们的电话，许下承诺，一旦有打工的机会马上联系他们。事后我想，自己其实也跟打黑工差不多，虽然有合法的学生居留，但老板也没有给我正式缴纳社会保险金，是五十步笑百步罢了，是一个 “合法的黑工” ，因为从法律上说，学生只允许假期打工。自然，当年在德国的留学生哪儿会有这么全面的法律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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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月25日易稿慕尼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