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弟弟江小林
在我上小学不久，弟弟就出生了。在此之前，我一直是和两个姐姐一起相处。弟弟和我相隔七岁，又是最小的一个。因此大家都把他当作小把戏，在爸爸妈妈心中当作心肝宝贝也是很自然的事情。
小林出生后，妈妈就开始上班，家里请了保姆来照顾他。其中时间最长的就是钱阿姨。钱阿姨照顾得非常尽心尽力，把小林养得胖乎乎的，胖得连嘴巴都合不拢。所以经常成为大家的笑料。我们总是逗他：“来，比赛！看谁的嘴巴闭的时间长。”于是他就使劲地闭上嘴巴。但坚持不了两分钟，嘴巴就又张开了。
到四岁时，小林开始上幼儿园了。每天要送到阅马场小学旁边的一个幼儿园里。由于从小被保姆带大，不习惯集体生活，所以刚开始送去时又哭又闹。有一天居然偷偷地从幼儿园里跑掉了。这可是不得了的事情，全家人都出去寻找。结果等大家累得筋疲力尽，空手跑回来时，发现他正躲在钱阿姨的围裙底下，满头满脸的灰。原来是他自己跑回家了，而且是从紫阳湖的对岸那边回来的，天知道怎么认识的路。后来大家都非常小心，再三嘱咐老师盯紧他。我也每天下课就跑到幼儿园的栏杆旁看看他还在不在，天天是提心吊胆。不过，他后来习惯了集体生活，也就不跑了。
我们搬到广埠屯以后，院子里有自己单位的幼儿园。离家很近，也就是二百米吧。那时，爸爸经常出差，妈妈也有时外出劳动，就我一个人在家里。所以小林那时候基本上是全托，每到星期天才接回来玩。他也习惯了。
到他五、六岁时，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小林就不再全托，而是在家吃住。那时他很小，也不愿意吃杂粮。家里的细粮基本上都是给他和爷爷吃。那时候有一点好东西都舍不得吃，总是要拿在手里玩好半天。记得有天早餐，爸爸给我们一人一个鸡蛋。那是很久很久都没有吃过了。我拿在手里舍不得吃，而小林非要看着我吃进去才行，坐在那里又哭又闹。爸爸发脾气了，命令我赶快吃下去。我气坏了，把剥了壳的鸡蛋一口塞进嘴里。爸爸觉得应当慢慢吃才能吸收，怕我把鸡蛋的营养浪费了，就在我脑袋上狠狠地扇了一巴掌。搞得我一天上学都很不痛快。但是到了下午，我刚放学回家，小林老远就叫“哥哥”，高兴地扑了过来。看到这些，我把什么都忘掉了。
等到小林开始上小学的时候，正是国家最困难的时候。不仅仅是粮食，什么东西供应都十分困难。我们用的练习本也是像草纸那样黑黑的，用钢笔写字会渗透开来。小林期末当了三好生，高高兴兴地拿着奖状回来报喜。大姐姐看到那黑黑的纸不由得笑话他的奖状像草纸。小林一听就大哭起来，安慰他好久才缓过气。爸爸气坏了，把大姐姐臭骂了一顿。
小林刚开始学识字的时候，闹了很多笑话。有一次院里周末要举行舞会。就在那里贴了一张告示：今晚有快乐舞会。小林回来高兴地告诉我们：今天有快乐牛会。我们都大笑起来，告诉他应当是舞会。但小林坚持说：那一定是牛会。因为在告示那粗旷的毛笔字里，“午”的的确确是稍微出了一点头。他还经常考我们生字。不过他说的是武汉话，报出来的拼音可都是普通话，所以我们常常写错字。如“摘棉花”被写成“栽棉花”。这时，他就非常得意的笑了。
平心而论，小林的童年比我“快活”。之所以不说“幸福”，是因为我无法评估 “幸福”。这就好比是穿在脚上的鞋子，是否舒服只有自己知道。就如在深圳的一天晚上，我在外面散步，看到几个清洁工在路边走。突然其中一个看见路边有个大饮料瓶，高兴地跑过去捡起来，得意地显示给同伴。其得意之情溢于言表，我感到她当时的幸福感绝不亚于炒股的赚了二十万。对同一件事，不同人的幸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但小林那时的快活则是无疑的。由于广埠屯毕竟是在郊区，农村和城市的结合部。所以城里人认为是野孩子才玩的东西，像玩泥巴这样可以搞得满手泥满头灰的游戏，在这里都可以尽情享受。这些对我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而小林都体验过。虽然有时也被妈妈痛打一顿，但也是值得的。所以当妈妈有次回忆起小林在家门口玩泥巴，搞得身上都是泥，就气得打了他一顿，并把他的作品都扔掉了。小林大哭一场，搞得妈妈心里很难受。妈妈谈起此事的意思是不该把他做的泥巴玩具都扔了，让小林哭得那样伤心。我听了后却羡慕不已。如果小时候能这样玩一天泥巴，我宁可晚上自己把屁股翘起来让妈妈揍一顿，多快活啊！
小林比我们小很多，所以从小一直受到我们的关爱和呵护，当然也有管教和责骂。由于共同语言较少，一直缺乏像我和两个姐姐之间那样的交流和默契。在心理上形成了被关爱是理所当然的定势，对挫折缺乏足够的耐受力，对世道的不公缺乏宽容和理解。因此在后来也为此吃了不少苦头。
弟弟小林分别是一岁，二岁，四岁和八岁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