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站在前人的肩膀上
一九八二年底，国家下达了“六五”攻关项目，草鱼出血病被列入重点科研内容。鱼病室开始集中力量攻关。下一步工作的重点，就是寻找对这个病毒敏感的细胞。这是病毒学的基本常识：能找到敏感细胞，就能建立研究病毒的黄金方法和黄金标准，而且很容易进一步深入研究。因此，我们立即开始进行各种探索，一次又一次地建立草鱼的各种细胞系，一次又一次地用病鱼组织去感染细胞。即便我们用这接种了病毒的细胞去感染鱼也能使鱼生病，毫无疑问地证明了病毒确实在细胞里，然而，感染了病毒的细胞没有一次显示出有病变的迹象。我们做了很多种推测，想尽了各种办法，还是没有成功的迹象。当时大家怎么也不会想到，即便在三十年后的今天，这个病毒仍然没有相应的敏感细胞，所有的研究都不得不用鱼体试验来做。这注定了草鱼出血病研究走的一定是一条极其艰难而又漫长的道路！
这几年，陈老师、李正秋和其它老师们为做细胞付出了很大的努力。那时的条件真的太差，连细胞培养液都要自己买各种氨基酸和生化试剂来配制，其质量可想而知。还要从奶牛场拖来刚出生的新生牛，自己杀掉来取牛血清。这里不可预见的干扰因素很多，最让人感到头疼的是无菌室的条件很差。不仅容易污染，夏天里面也热得让人根本无法在里面久留。做一会试验就浑身流汗，气都喘不过来。因此在做细胞的工作方面，失败的次数远远多于成功的次数。
看了前辈老师们的记录本后，我开始重复他们的试验，看有没有可以深入研究的突破口。我重复了柱层析试验，但由于不知道病毒有多大，根本没法确定收集病毒的位置。我重复了免疫电泳试验，但由于不知道这个病毒的免疫特性，做出来的沉淀线根本就搞不清楚表示什么意思。我也重复了血球凝集试验，但由于不知道这个病毒究竟有没有血凝特性，所以无论有或没有血凝现象都无法解释任何问题……。唯一成功的是计算半致死量的感染试验。它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确实是一种由活的病原引起的疾病，而且从不同地方收集到的样品具有不同的毒力。但也仅此而已。
因此，所有的问题都集中到一点：这究竟是什么病毒？我开始重新考虑研究的技术路线。因为前辈老师们所用的方法都是只适用于对已知病毒的检测，而如果连这个病毒是什么样子都搞不清楚时，检测结果根本就无法解释，就如同在雾里看花。看来，首先把病毒提纯并进行观察研究，确定是何种病毒，然后才能进行其它的研究。而对于未知病毒又一下子找不到敏感细胞的情况下，超速离心几乎是提纯病毒的唯一可行方法。
病毒非常小，即便放大一万倍，直径也在几毫米到零点几毫米之间。但它们的特点是个个都几乎一样大。因此用超速离心机在每分钟几万转的离心力下能把它们沉淀下来，进行初步浓缩收集，并根据病毒的特性逐步去掉杂质，就可以得到纯净的病毒样品。
这个工作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非常费劲。因为病毒在鱼的内脏里非常少，需要将大量的病鱼内脏处理后才能收集到很少量的病毒。而且在浓缩和提纯的过程中还会损失一部分，所以需要离心很多次才能收集到一点点病毒。要进行观察和研究，我就不得不每天不停地开离心机。每离心一次需要两个小时，连装载样品、开机和慢慢停下来大概还要十五分钟。在正常情况下一天只能在上午和下午各离心一次。这太慢了呀！我开始动起脑筋来：如果每天早一点上班，并事先做好第二次上样的准备，在上午下班前就能离心两次，再把第三次离心开始后才去吃中饭，下午上班时第三次就完成了。下午再这样做，并稍推迟一些下班，我就能再离心两次。这样，我一天能处理五批样品，一天就能做二天半的事情！而我仅仅是稍微早点上班，稍微晚点下班而已。很划算啊！
在后来几个月的时间里，我几乎整天就呆在离心机旁边，一次又一次地离心。高老师从各地收集到大量的样品供我摸索提纯的条件，我和陈老师则联系了东湖对面的湖北医学院电镜室，每提纯到一点病毒，就送去观察，根据看到的结果来推测病毒可能所在的位置与杂质的特性，确定下一步应当怎样修改浓缩和提纯的方案。我们试验了用蔗糖垫底，试验了梯度离心，尝试选择不同的转速和离心时间……，一步步地向成功靠拢。那段时间里，满脑子想的就是离心，离心，离心！我不由得联想到居里夫人用离心机从成吨的沥青中浓缩出一克镭的过程，应当比我这还要艰苦千万倍吧？
经过大约半年的努力，到一九八三年初，我们终于提纯了病毒，拿到一张非常清晰的病毒粒子的照片。通过它我们得到了大量病毒的信息。这张照片多年来一直被作为经典引用。
大家对照片进行了细致地研究和讨论。首先，很显然，这不是原先说的疱疹病毒。因为它没有囊膜，形态也完全不同。它应当是一种呼肠孤病毒。其次，当我们加入几滴病鱼血清后，这些病毒立刻凝集在一起。而在这之前，电镜中看到的病毒是散开的。这提示我们看到的这些病毒确实是草鱼出血病的病原。第三，由于照片非常清晰，连病毒外壳上的子粒形状都能看到并一个个数出来。所以能确定它不是轮状病毒（一种很相似的病毒），并能对其结构特性做初步推断。这样，我们迅速对这个病毒的生物学特性，理化特性和形态学特性进行了全面的研究。
电子显微镜下看到的被抗血清凝聚到一起的病毒粒子
下一步，就是要发表文章了。我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这里写一篇文章的过程是如此复杂和漫长。我和陈老师写出初稿后，首先送到鱼病室的几个老师那里，再送到倪先生那里，再送到所领导那里……。经过逐一审查修改后，转了一圈，最后回到我手里时，改动得我几乎不认识它了。我简直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很疑惑，不是说“文责自负”吗？为什么要这样修改呢？如果修改后出现错误，这个“文责”应当由谁来负呢？
文章的发表过程是个令我十分尴尬的过程。我必须坚持真理，否则发表出来的文章会让内行的读者笑话。然而要让文章能发表出去，我又必须很小心很认真的对待每一个修改意见，能按照修改意见的尽量照修改意见去写。就这样，这篇总共只有两页半不到二千字的文章，审查了几个月，一直到六月初才算完成，再送到北京的《科学通报》编辑部等待发表。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多年后，我当了室主任，当年轻人拿来准备发表的文章给我看时，除了错别字外，我从不在文章底稿上做任何修改，而只是单独在另一张纸上写下我的意见和建议，由他自己决定是否修改，并提醒他“文责自负”。
做试验 给鱼注射疫苗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和前辈老师们一起，在草鱼出血病的研究方面有了很大的进展。这是我国研究的第一个鱼类病毒。由于没有敏感细胞，其研究的难度可想而知。何况做这些研究工作的人还都不是病毒专业的人，则更是难得可贵！虽然我打通了一条发现真理的路，但那是我站在前辈老师们的肩膀上，看清了他们走过的弯路和死胡同，从中找到了通往成功的途径。
我们的研究成果不仅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而且在一九八四年九月一日至七日，潘老师还代表我们去日本的仙台参加了第六届国际病毒会议。他在会上报告了草鱼出血病病原的最新研究成果。
啊，一年多来付出的汗水终于有了回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