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鱼病教授W.Ahne来华
随着文革后的大学生一批接一批的毕业，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分配到科研部门来了。八十年代初，国家正处在恢复和发展的时期，当时制定了送大批人出国留学的计划。各单位都在挑选出国的后备人员。从一九八三年起，隔三差五地就听到周围有谁谁谁出国的消息。
夏天，李新新跑来告诉我，他要去挪威读博士。他虽然是工农兵学员，但基础很好，所以毕业后留校当老师。在这出国的大潮中，他首先就被学校选中，送出国去了。我们都感到羡慕不已。
六月，张书记找到我：“江育林，现在科学院要挑选一批人作为出国进修的候选人员。鱼病室准备把你推荐上去，你要填写一些材料。”说完，递给我一个清单。我一看，除了一般的简历外，还特别有《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及认识》和《父母在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及认识》。
听到这个通知，我呆住了，激动得好久都不能平静下来。出国，这个对我来说是想都不敢想的事情，我做梦都从来没有梦见过出国。在武大毕业前，看到其它同学考取了出国研究生，也仅仅是羡慕一下而已。从来就没有想过，这种事居然会落到我的头上？由于在文革中的经历，看到表格《本人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表现及认识》我的心里就格外紧张：我该怎么写？要写些什么表现？写些什么认识？我想了一整天，既不敢把自己写的太高，又不甘心把自己写的太低。想了很久，才写了几点：在下乡之前，自己是黑五类，跟着别人后面，别人怎么干我就怎么干。下乡后，没有参加运动。到工厂后，埋头抓生产。在武大期间则积极参加学校的各项政治活动，最深的感受是“亲身体会到党的政策正确与伟大”。嘿嘿。
关于父母的情况，我老老实实地把文革中父母挨整和被审查，最后被省委平反的情况写了一份材料。谁知交上去的第二天，张书记就来找我：“我怎么看你写的关于你父亲的材料和档案里的完全不一样啊？”我一听就明白了，一定是专案组的人又往我的档案塞进了不少乱七八糟的东西。中国人的档案啊，这个决定你命运的东西，把不明不白的材料偷偷地放进去，还不让你知道，连申辩的权利都不给你，让你生不如死。在它面前你毫无办法。好在张书记还问我，给我一个解释的机会。如果她就在我的材料上写一个“不老实”的结论，我将永远也不会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于是，我只好把爸爸被审查，然后恢复工作，最后被湖北省委平反的过程写了一个详细的补充材料。并强调，如果有任何情况，可以到爸爸所在单位调查。这样才算通过。最后经过体检，我这个出国备用人员才算是定下来了。
接下来我想知道的就是：我会去哪个国家？起码在语言方面我总要准备准备吧？不能在国外讲中国话啊！但是谁也不能回答我的问题。有个老师说：“听说这批去日本的很多。”我连忙去找了本日语教程。拿来一看，我的头都大了。如果要学到能顺利地用日语，没有一、两年是没有希望的，而且还不知道是不是去日本。我想来想去，决定还是老老实实提高一下自己的英语水平。这到哪里都会有用的。
一天，我去研究生宿舍，看到一本不知是谁丢下的《许国璋英语练习册》。好厚的一本，全部是题目，最后面还附有参考答案。我仔细看了看，题目编得确实不错。从简到难，循序渐进。于是就开始抱着它啃了起来。我做完一页就撕掉一页，花了几个月的时间才把它撕完。虽然听和说没有得到锻炼，但阅读和写作能力的确提高不少。
秋天，武大的同班同学陈应华也来到水生所：“江育林，我要去德国读博士啦！是世界银行项目资助的，在慕尼黑大学免疫所。听说你们跟慕尼黑大学有合作关系？跟谁比较熟啊？”我告诉他，我们是跟慕尼黑大学的水生所有交往，现在正准备邀请德国的鱼病学教授来我们这里交流。我羡慕地说：“我刚被定为出国预备人员，不知道能不能出国，要是我也有机会去慕尼黑就好了。”陈应华说：“好哇，有什么事找我联系吧。”临走时，给我留下了联系的地址和电话。
不料当天晚上，小樊在水院的同学两口子跑来找我：“听说陈应华是你们同班同学？”我惊讶地看着他们：“是啊，怎么啦？你们怎么会认识他的？”他们摇摇头：“我们不认识啊，是同事的女儿要和他谈对象，想了解一下这个人。”我笑了：“这样啊，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党员，人很老实，学习也不错。现在正准备去德国读博士呢……”还没等我说完，小贺就笑着说：“就是为这事操心啊！”“怎么啦？”我不解地问道。小贺不好意思地说：“女孩的父母不知道他靠不靠得住，会不会跑去德国就不回来了，把女儿晾在这里。”我一听就哈哈大笑起来：“你放心吧，这人挺靠得住的，没那么多心眼。再说，如果不放心的话，叫他们的女儿跟着他一起过去陪读不就没事了吗？”小贺也呵呵地笑了起来。
鱼病室的潘老师从西德回来后，就当了鱼病室主任。潘老师很重视我们和国际间的交流。他在德国期间听说了草鱼出血病的进展，也考虑到鱼病室缺乏病毒学研究的经验，就去慕尼黑大学的水生所，找到长期从事鱼类病毒学研究的W.Ahne教授，希望能在草鱼出血病的研究方面得到他的支持和指导，最好能进行合作。
那个时期，我国刚刚开放，中国和西方世界相互之间没有什么了解，技术水平也差距很大。多少年后听到一个笑话：水稻专家袁隆平当年去美国访问。第一次看到复印机，觉得不可思议，还把复印件和原件仔细核对半天，才确认复印的内容和原来完全一模一样。回来后兴奋地告诉大家，这玩意真好啊，省去了多少抄写之苦，而且一点错误也没有。哈哈！那时候，很多外国人都不敢来中国。而中国对从国外来的每一个人也都是带着强烈的戒备心理。不过Ahne教授是个典型的学者，根本没有考虑那么多，面对潘老师的邀请一口就答应了。于是，我们就开始了紧张的准备工作。一方面，领导再三强调：外事无小事。要我们做到在外国人面前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漏洞”！据参考消息上的一个真实的笑话：一个美国的艺术家来中国办展览，当然希望有很多人来看。其实那时候要看这个展览不仅仅是买票的事，是还要通过审查和批准的。于是国内的相关领导就问那个美国人：“你希望有多少人来看？”那人随口说了一句：“要是有五千人就好了。”于是，那个领导就前后安排挑选了五千人进场参观，不多不少。令美国佬非常“满意”。这就是“外事活动”！
但另一方面，我们还得准备做实验，听他讲课，教我们相关技术，和他探讨草鱼出血病的具体问题。我们必须随时向领导汇报我们的详细计划，连怎么说都要想好。搞得非常紧张和辛苦。
在他到来之前，我们简单了解到一些有关Ahne教授的情况：他的全名叫Winfried Ahne。1939年3月31日生于德国Tetschen。1973年博士毕业，1974-1979任助教，1979-1982任副教授，1983年刚聘为教授。Ahne教授于1964年结婚，1971年有一个女儿叫Petra……。嘿嘿，够详细了！起码我们对他有了大致的印象。
十月三号国庆刚过，Ahne教授就到了武汉。其实水生所有条件很好的招待所。但那时外事纪律规定：不得在招待所里接待外宾。所以不得不带他到离水生所有一个半小时车程的汉口饭店去住宿。
第二天是周一，大家早早就起来了。我们穿上新衣服，把实验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等待他的到来。所里还把武汉生物制品所的卢孝楨老师请来做技术指导和翻译。我们都是第一次接待外宾，每个人心里都很紧张。那天早上，所长助理吴建中去接他。在路上问他：“昨天休息的好吗？”Ahne教授支支吾吾地说：“嗯，房间里有小动物。”小吴很奇怪：“什么意思？”原来他住的房间里有老鼠。刚好空调又坏了，衣服脏了也不知道送哪里去洗。因为语言不通，也没法叫服务员。Ahne教授是第一次到共产党国家来。一进海关，就看到每个官员都用眼睛瞪着他，连饭店门口站岗的也是背着枪，一脸严肃，令他心里感到很害怕。而在我们心里，守卫边境，把好国门是件非常严肃的事情，当然是不能笑脸相迎。但对西方国家的人来说，这令他感到紧张和不习惯。加上酒店服务不是太好，晚上又有老鼠，这些情况令他有点难受。小吴赶快和酒店联系，给他换了一个房间。
到了实验室，卢老师立刻迎了上来。看到大家热情的欢迎，加上卢老师的沟通，Ahne教授的心情也放松多了。他到实验室后，首先就给了我们一大堆有关鱼类病毒的资料，以及一些他们常用的试剂和器材。那些在现在看来很普通的一次性细胞培养瓶、过滤器等器材。在那个年代别说没有用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把我们眼睛都看花了。特别是，他还带来一大瓶胎牛血清。这可是很难得的东西啊！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德国人真有钱呀！
接下来的一周多时间里，Ahne教授和我们进行了好几次认真的讨论。一方面对我们的工作进行了解，通过了解草鱼出血病的研究情况，从中发现存在的问题，也同时了解我们的研究能力和水平。另一方面，也把他们那里研究情况介绍给我们，包括教我们一些实验技术，还做了几次学术报告。Ahne教授的思路很清晰，在很短时间里就搞清楚了不少问题。
由于做病毒研究，细胞培养是最关键的技术。他首先就跟我们演示细胞传代的实验。当他进无菌室做演示实验时，大家担心他搞不清楚要用的东西在哪里，就叫我进无菌室去配合。我第一次跟老外在一起做事，心里非常紧张。好在语言上还没有很大障碍，但也是紧张得满头大汗。Ahne教授要求我们务必把培养箱的温度保持二十五度。当时气温已经接近三十度，而我们实验室的培养箱都是只能升温的，根本就没有能降温的功能。因此我从早到晚，只要他不在时，就赶快往培养箱隔层的水箱里偷偷地加点冰块，但又不能加多，否则温度又会降得太低。所以每当他来看培养箱时，温度都能保持在二十五度。他满意地点点头：“嗯，很好！很好！”两天下来，我累的半死。
几天下来，Ahne教授很快发现在做细胞培养方面我们没有问题。不但会做，而且还会建立细胞系，对病毒研究足够了。问题是我们的条件太差。关键因素在哪里呢？
在讨论中，我们问他最多的问题是：如何防止细胞被细菌污染？而他最不理解的是：你们怎么会出现污染？一年后我去他们实验室进修，才发现他们实验室几乎从来不污染，所以他开始根本无法回答我们的问题。但细心的Ahne教授很快观察到：我们的无菌室虽然简陋，但合乎要求。问题不在那里，而是我们的过滤设备不行。这样不能保证所用的试剂都是无菌的。所以，在后来他给我们购买的器材中，第一项就是包括不锈钢过滤器的一整套过滤系统。同时，他还指出有几个细节需要注意，如瓶盖从橡皮塞子改为螺旋盖子等这些看似无所谓其实是至关重要的细节。这些很快一个个都解决了。
第二个问题是细胞生长总不是很好，特别是长期培养后就越长越差。我们一直以来都把注意力集中在改善培养液和血清的质量上，可Ahne教授并不这样认为，他怀疑我们的水质有问题。他在实验室里到处看，突然，他看到我们实验室放着泡玻璃器皿的洗液缸，里面装满了硫酸和重铬酸钾。他马上明白了：“你们把配培养液的蒸馏水拿去测一下铬的含量吧！”我们没有一个人相信会是重金属超标：“Ahne教授，这个装蒸馏水的瓶子虽然是两年前用洗液泡过的，但已经装了两年的水啊。”但检测结果让大家大跌眼镜：铬离子超标几十倍！Ahne教授跟我们解释：玻璃表面吸附重金属离子的能力非常强，并且会逐渐释放出来，几年后都还能影响水质。而重金属是会严重影响细胞生长的。所以在德国，做细胞的器皿禁止用洗液处理。而我们用来培养细胞的培养瓶是玻璃瓶，也是经常要泡酸和洗液。这可能是细胞长不好的根本原因。因此，两年后，他给我们送来一整套过滤水和处理水的设备。有了合格的水和过滤器。我们的细胞工作就彻底改善了。
在研究过程中我们遇到的最现实的问题是：由于草鱼出血病是我国研究的第一个病毒病，大家谁也没有见过其它的病毒，所以病毒接种到细胞后会有什么变化，我们一点感性认识也没有，也许就是看到细胞病变也不认识。这个问题倒是他没有预料到的。他除了给我们做了几次讲座，尽量多给我们看看细胞病变的照片，也没有更好的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派人去他们那里进修一段时间。
就这样，在那段时间里，我们学到很多东西，他也对我们有了较详细的了解。他对草鱼出血病很感兴趣。在这期间，潘老师对我说：“小江，你要多跟Ahne教授接触啊。将来如果有机会需要派人出国学习的话，可能只能派你去。要让他对你有很深的印象才好。”所以，凡是有空休息时，都是我陪Ahne教授去东湖和武汉大学去走走。其实，他很快就发现我是病毒组里唯一一个病毒专业的，很多事情跟我讲讲就很容易讲通，印象已经够深了。
两周多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在草鱼出血病这个研究项目上，水生所和Ahne教授都有合作的兴趣，希望能加强联系。大家决定：他回去后和欧盟联系，水生所则找科学院联系，寻找进一步合作的条件。包括改善实验室的条件和派人去他们实验室进修。
Ahne教授二十号就要离开武汉从北京回国了。头天晚上，我匆匆跑去水果湖商场，买了一听茶叶，作为送给他的礼物。谁知在回来的路上，不知道谁把一个铁架子放在路中间。由于没有路灯，自行车猛地撞到铁架子上，我从自行车上摔下来，被狠狠地摔了一下。真的疼痛难忍，晚上睡觉时都忍不住哼出声来。那个叫痛啊！
第二天上午，我忍着痛，和潘老师一起送他去汉口机场。Ahne教授临走时特地给我一张名片：“江，在实验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和我联系吧。”
开始办理登机手续了。那时候没有先进的安检设备，海关检查都是要求旅客自己把箱子打开，他们再用戴着白手套的双手在箱子里翻来翻去。看到这些，Ahne教授背过身来，无可奈何地朝我们做了一个鬼脸。为了安慰他，我们远远地看着。当海关人员检查时，我和潘老师嘻嘻哈哈地说：“这个是我送的花瓶。”“这个是我送的茶叶。”海关人员听见了，回过头来看看我们，笑了笑。很快就把他放过去了。
那天水生所派我去太仓开会。所以送走Ahne教授的当晚，我就上了去上海的轮船。两周多的接待工作搞得我筋疲力尽。我上船后倒头就睡，睡了几乎整整两天，直到船开过了南京才缓过气来。
半月后，Ahne教授来信，对我们组，特别是对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问潘老师，是否已经确定将来派我去德国进修，他好去寻找资助。潘老师给了他肯定的回答。并告诉我：你好好准备一下吧。
于是，虽然国际合作还八字没有一瞥，但我出国进修已经提到水生所安排的日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