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出国人员英语培训班
一九八四年元旦前，所办公室通知我，准备去武汉分院进行出国人员的英语培训。元旦后先要进行英语考试，春节后开学。
一听说要考试，大家就都紧张了。那几天，凡是要去培训的人一个个都抱着一本TOFEL在啃，不停地做练习，元旦也没有过好。元旦一过，分院就把我们叫过来集中考试了。考试题目就跟TOFEL一样。一大堆卷子，一大堆题目，就是在里面打勾，选择A、B、C、D……。几个小时下来，谁也搞不清楚自己考得怎样。打听不到任何消息，也搞不清楚会不会批准自己参加出国人员的英语培训。
春节刚过，人事处就通知我，赶快去分院看培训班的通知。参加了考试的人一窝蜂地跑到位于小洪山的分院办公楼，那里贴了一张学员分班上课的通知。分院根据每个人的考试成绩把要参加出国英语培训的人员分为A、B、C三个班，我被分到C班。大家在通知的名单上看了半天，发现所有参加考试的人都在上面，一个也没漏掉。原来那场考试根本就不是入学考试，只不过是分班考试而已。六室的小宋也在C班，他嘿嘿地笑着说：“早知道是这样，就不消那么紧张了，搞得年都没有过好。”突然，我们好像发现了什么，相互望着：“不是说分高级班、中级班和初级班吗？这C班是哪一级？布告里完全没有提到啊！”我们又仔细研究起这个名单来。后来发现，平时英语成绩比较好的人似乎多在C班。应当这是高级班吧，A班应当是初级班了。
二月中旬，英语培训班正式开学。开学第一天，领导给我们讲话，说这个班要培训四个月，是全脱产的英语强化培训班，可能会很累，叫我们做好艰苦学习的思想准备。上课了，一个胖胖的女老师走进我们班的教室。她自我介绍叫Mary，来自美国，现在负责C班的教学。这里一共有三个从美国请来的女老师，每个老师负责带一个班，不过也会交叉派到其它班教一部分课程。希望大家认真学习等等。讲完了，她看着我们，笑着说：“我讲完了，你们有什么问题就问吧。不过，我可是一句中国话也不会讲啊，你们只能说英文。”于是气氛一下子就活跃起来，大家都蹩着中国式的英语跟她对话：“你家里有些什么人？”“你会用筷子吗？”“你住的地方有没有三K党？”……。她很耐心地回答我们的问题。不过在关于三K党的问题上，问的人把中英文搞混了，说成是“三K party”。Mary不明白“三”是什么意思，愣住了。大家忍住笑，告诉她是想说 “three K party”，这才恍然大悟，和我们一起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她告诉我们，根据课程要求，给我们每个人录制了十盘与上课内容有关的录音带，明天带钱来买。另外，随时还会有其它内容需要录音，所以还得准备十盘空白带子。她的发音非常好听，也很清晰，好多录音带都是录的她朗读的声音。为了练习听力，我们也找来一些听力材料叫她帮忙朗读并录下来。她也很乐意帮忙，不过条件是得拿空白磁带给她也复制一份。大概是打算以后教别人时也可以拿来用吧。
为了方便学习，周末我跑了一趟汉口。在商店里看了半天，下狠心花二百多元买了一台双卡的录音机。当时这对我们这个家来说，算是置了个很大的“家当”了。
接下来的几天，另外两个老师也来我们班上过课。小个子Susan负责带B班。是新闻专业毕业的，看起来就非常机灵。她天生对周围的一切都充满兴趣，不过这后来也给她带来一些麻烦。负责带A班的老师是一个年纪稍大的美国人，好像是波兰血统。因为名字很长，记不住她的名字是由哪几个字母拼成的。大家都叫他Sleepcoal（沉睡的煤)，她也答应，看来也差不离。她很有耐心，教我们时像对幼儿园的小朋友讲话。
这个培训班和国内的英语课学习方法完全不同。就是从出国的实战出发，解决急需的英语知识和能力。书倒是发了好几本，但学习重点就是两大类。首先是口语和听力的强化练习。课本里除了最常用的一些新单词外。就是大量的情景对话和替换词练习，有时还叫我们各自扮演不同的角色演戏。并且给我们大量的录音带叫我们带回去听，第二天上课时再根据里面的内容进行提问和练习。这对于我们这些学哑巴英语的人确实难度很大，特别是听力。口语嘛，反正可以快快地说，也可以慢慢地讲。一个单词想不起来，可以换个单词或者换个说法。而听则不行，必须有很强的反应能力。特别不能一个个单词听，在脑袋里一个个翻译成中文，再拼接成一句话。而要练习用英文思维。老师特别要求我们，不要把每一个单词都听清楚后才去理解句子的意思。开始大家都不能接受：没有把单词都听清楚，怎么可能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呢？老师反问：你们在听中国人讲话时，是把每个字都听清楚了吗？大家一愣，都哈哈大笑起来。是啊，我们平时讲话时，哪里听得那么过细，不就是听到几个字后就明白对方说的什么了吗？关键是要改变思维方式和习惯。老师诙谐地告诉我们：如果你们哪天在做梦时能用英语跟别人吵架，那英语就算过关了。几年后我在德国时，晚上做梦用德语跟房东对骂，那时我才深刻理解到这句话的含义。不是说你的英文已经很好，足够了，而是说你能够用英文来思考了。这对学英语而言是个关键的变化，这表示英语在你心里已不再是一门学科，一门课程，而只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交流工具了。
另一个重点就是快速阅读，特别是阅读其中混有不认识的单词的文章，搞清楚其中的意思。老师问我们：“你们在学校学习专业课程时，遇见不认识的中文词汇怎么读的？“小宋大声回答：“那个词虽然不懂，但组成的几个字都认识啊！”老师毫不留情地反驳：“那英文课本中你不认识的单词，每个字母你不是也都认识吗？”大家都安静下来，开始思索老师的话。是啊，学习有很多途径，并不一定非要一个个单词中英文对照翻译后才能理解啊。比方说，用英文解释英文不也是一种方式吗？第二年我去德国，先去歌德学院学习了四个月的德文。上课的第一天，老师就问我们：“你们谁带了德文词典的？请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然后叫我们暂时忘记母语，也忘记曾经学过的英语，一切都用德语教学。当我们对某一个单词不懂是什么意思时，他可以用德文解释，可以画画，甚至可以做各种手势和动作来比划……，一直到我们明白为止。几个月下来，我们完全不要词典，也不靠中文帮助，一样也学会了德文！因此，在这个培训班里，我们不仅仅在学习英语，也在掌握学习外语的思维方式。这对我们到国外后能很快适应环境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培训班的进展速度很快。几门课同时展开，学习的形式也非常灵活，从来就不按照什么“单词-语法-课文”的形式学习，就是反复应用，反复练习。我们感到学习的压力非常大，一天下来很难消化当天的内容，能把作业做完就很不错了。回到家里，除了做作业就是听那二十盘录音带，一直听到半夜。四个月下来，我磨坏了录音机中的一个磁头。出国后，这些录音带被别人借去。他们惊讶地发现，这二十盘录音带上面的磁粉几乎被磨光了。后来，他们不解地问我：“这些带子听一遍就要二十个小时啊！看你把磁带磨成这样，你究竟听了多少个小时？”我粗略算了一下，一盘磁带能磨成这个样子，至少也听了三十遍吧。算下来我每天至少要听六个小时。换句话说，在那几个月里，我从来没有在半夜十二点前上过床！其辛苦程度远远超过了我上培训班前的预料。
在那四个月里，我们天天和老师们在一起，实际上不论上课还是下课，都在学习。到了周末，我们则常带着老师去武汉三镇游玩、吃饭，以增加练习的机会。她们也可以了解中美文化的差异。当然，她们也求之不得啦。另外，有空还在教室里给我们放原版的美国电影，锻炼一下听力。那都是一些在文革时供高级领导干部观看的“内部电影”。其实无论从政治性还是从艺术性来看，有些电影都是挺好的，实在挑不出什么毛病来。如《大屠杀》就是讲二战时期德国纳粹屠杀犹太人的电影。用当时的话说，就是“政治性、革命性都很强”的电影。我时常想：当时管文化审查和宣传的人是不是脑袋进了水？要不然这么好的电影怎么就不能给老百姓看看，接受一些革命教育呢？
Susan是新闻专业毕业的，所以总是想多跟大家接触。她听说我有个三岁的孩子，就跟我说：“能带来一起玩玩吗？我很喜欢小孩。”于是一天晚饭后，我和小樊骑着自行车，带着江苏淮一起来到Susan的房间。她看到小孩子高兴极了，连忙拿出箱子里的所有玩具显示给江苏淮看，极力想逗他笑。不料江苏淮从来没有见过那些黑猩猩、狗熊之类的野生动物，居然吓得抱着妈妈大哭起来。Susan看看江苏淮，又看看手中的玩具，感到茫然不知所措。那天，我们玩到很晚才回家。
Susan说她很想看看中国的家庭是个什么样子。由于当时还不是很开放，特别她又是从美国来的，我们犹豫了，没有马上回答。后来和隔壁的华丽家商量，他们其实也挺想请Susan过来玩玩。最后觉得由我们共同邀请她周日来新大楼吃中饭比较合适，这样万一有人告状找麻烦的话，有两家人也好说话。嘿嘿。当我们把这个决定告诉Susan，她高兴地拍着巴掌叫了起来。
到了星期天，我们一大早特别把走廊扫了一遍，把一些看不入眼的东西能挪开的尽量挪开，以免“造成不好的印象”。上午不到十点，Susan就来了。那天刚好下毛毛雨，Susan穿着雨衣，如果不注意，几乎没人会看出她是个外国人。我不知道她看到我们每家人住在像鸽子笼样的一间屋子里，只有公共厨房和公共卫生间，连洗脸洗衣服的地方也是公共的，会有什么想法。中饭后，Susan 说想上厕所。她刚一去，华丽就惊慌地叫了起来：“糟糕，我忘记打扫厕所了！里面一定脏得要命。”可我们只有这个条件啊。大家都无可奈何地说：“算了，顾不得那么多了，她如果实在无法下脚，就让她憋着回招待所再拉吧。”一会，Susan要回去了。她似乎很清楚我们的担心，很自觉地把雨衣穿好，还带上一个口罩，“哗”的一下子就骑着自行车冲出去了。然而刚出门还是被一个人看到，那人觉得有些不对头，站在那里看了她半天。我们担心极了，还好，没人来找我们。看来那是个懒得管闲事的人。我们松了一口气。
Susan讲话比较大胆，这给她带来了麻烦。有一次好像是在关于台湾的名字上说了些什么，总之跟中国政府的提法不大一致。这引起学生中某些人的反感。于是有人向分院打她的小报告，告她的状。说她在台湾问题上有“错误言论”，以至于听说还有人偷偷对她进行监视。这件事在学员之间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那个刚刚过了随便给人“戴帽子”、“打棍子”的年代，一些文革的余毒还深深地留在人们心里。人们对“苏修”、“美帝”也有很高的警惕性。特别是从美国来的人，一旦有什么情况，很容易就联想到“间谍”、“特务”上。
后来我经常到各个国家去以后才发现，各个国家的人对中国的情况根本就不是很了解，更不要说什么政治观点了。甚至有的国际友人看到大陆的中国人来了，为了表示友谊，到处找中国的国旗，结果找到一面国民党的旗帜来，还恭恭敬敬地挂上去欢迎我们。即便是德国-奥地利边境上的检查官，看到大陆和台湾两种不同的护照，也是感到莫名其妙，问我们一个国家怎么会有两种不同的护照？更不用说是普通老百姓了。所以，当时有些中国人对来中国的外国人由于无知而说一些不合我国政府观点的某些言行表现出一些激烈的反应，完全是多此一举。
我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后，不由得感到好笑！根本就不相信Susan会是“间谍”或“特务”。如果她真是间谍，一个起码的常识就是不要暴露自己！怎么会这样公开发表不合时宜的看法，让别人注意上你呢？
不过事实是，武汉分院好像是不太欢迎她了。而Susan对此浑然不觉。一个周末，在和学员们一起去汉口的路上，她很高兴地告诉我：这几个月来她对武汉有了很深的感情，也很喜欢这个地方。她说，等这一期培训班结束后，听说还有第二期、第三期。她很希望能继续留在武汉任教，以便能更多的了解武汉。
听到这话，我问道：“那如果分院不批准你留在武汉呢？”她顽皮地笑了：“我会很努力，很努力的争取，我会尽力申请。”听到这话，我不禁有些替她担心。这是何苦呢？既然分院已经对他有些不好的看法，根本没有继续留在武汉的必要。我试探地劝告她：“其实，中国有很多美丽的地方，那里的人和武汉的我们一样，都会对你很友好的。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再留在武汉。”她固执地说：“不，我喜欢这里，很爱这个地方，希望能在这里多留一些时候。”我不得不试着提醒她：“你在这里说话太随意，有的人听了不是很高兴。你说话要注意一些。” Susan呆呆地看着我，似乎听出些什么，但又不太懂：“你能说得详细些吗？”我不禁感到有些好笑：如果我什么都告诉你了，别人不是要说我是特务或者间谍？于是我装作很困难的样子，把手一摊说：“嗯，我英语不好，不知道该怎么表达我的意思。但总之，我希望你能在这期培训结束后换一个新的地方。”听到这话，Susan的脸暗下来，不说话了。几天后，她找到我说：“江，我想好了，我下一期不留在武汉了，我会去北方。谢谢你！”我不知道她怎么想通了。或许，还有其他人也向她表示了相似的看法？
这期培训班结束后，Susan去了大连。后来在去桂林旅游时还路过武汉，跟我们这一期的学员们见过一次面，还专门给我带来一大堆美国邮票……。
从二月中旬到六月中旬，四个月的学习期间，我几乎是全力以赴。除了早上送江苏淮去幼儿园，晚上把他接回家外，几乎没有过问过家里的任何事情。除了吃饭和睡觉，几乎和家里没有一点联系。满脑子都是英语，连做梦都想的是英语。小樊戏称：“这个家就是你的旅馆和饭馆！”当然，这里面也掺杂有埋怨和恼火。但我实在已经是筋疲力尽了。我也想做做家务事，但没有一点时间和精力。唯一能做的是，晚饭后把录音机和书带到办公室里去，学完了再回家睡觉，免得在家里干扰她和江苏淮的生活。但即便这样，学习也只能达到一般水平。特别是听力的反应能力较差，总感觉不是很满意。我询问过Mary：“怎么才能学得更好些？”Mary看了我一眼，很温和地说：“你年纪太大，已经超过学语言的最佳年龄。你能学成这样已经很不错了。”听到这话，我不禁感到非常失望。
四个月的学习很快就结束了。这个培训是一次很实用、针对性极强的培训，没有很多考试，就是根据平时的测评给出一个分数。毕业那天，武汉分院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一张英语进修的证书，以及我们的成绩单：我的课文练习九十四分，词汇与结构九十二分，NCE（新概念英语）课程平均八十二分，成语一百分，表达练习（听写、快速阅读、造句等）八十七分，五门课平均九十一分。这就是我这四个月努力学习的收获和回报。经过四个月的强化训练，每个人的英语水平确实都有了很大提高。特别是听和说的反应能力提高得十分明显。大半年后，我到了德国，立刻感受到这次学习带给我的好处。我能迅速地融入那里的生活和工作，几乎一点也感觉不到语言的障碍。甚至到了德国以后，我从德语字母都不认识开始，只经过四个月的学习，就能够满足日常的交流，并能把Ahne教授的一本德文小册子翻译成中文。这个培训班教给我的学习方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我的英语培训毕业证书
六月中旬，我们学员和老师们举行了一个很热闹的联欢会。在学习期间，学生和老师都建立了很深的感情，大家都有些依依不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