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定会：两个秃头在争一把梳子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八日至十日，中科院为草鱼出血病的科研项目举行了鉴定会。本来，如果我出国行程不推迟到话，根本就不会参加这个充满争议的鉴定会的。
一场鉴定会的题目居然是两个：水生所的《草鱼出血病病原及其灭活疫苗的研究》和病毒所长江所的《草鱼出血病病原——鱼呼肠孤病毒的分离鉴定》。鉴定会还没开始，从会的名称上就看出，这是一个充满火药味的会议。同时也看出：从领导到研究人员，所有的人心里都认为这两个实际上是同一个东西。矛盾的焦点根本就不是探讨这两个东西有什么不同，是不是一个东西，而是看这个成果算是谁的。这几乎没有一点学术气氛，纯粹的中国特色！我真的不明白，为什么一个科研成果一定要开鉴定会？让一批专家面对面的争论。而中国人最拿不下来的就是面子。怎么可能得出正儿八经的结果来？
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参加一个科研项目的鉴定会，这次会议彻底颠覆了我认为鉴定会 “应当”有的模样。很多我认为根本不是问题的问题，在这里都成了很大的问题。而我认为应当好好讨论的问题却无人问津。
按照我——一个刚从学校才出来几年的大学生——的设想，既然有这么多病毒学的专家聚在这里，就应当把两个单位的试验结果好好研究评估一下，认真分析一下发现这个新病毒的意义，在病毒学领域中的地位，还存在哪些不足，哪些是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地方。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鱼类病毒啊。而且找到了控制这个疾病的有效方法，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全世界都在看着我们。
而在会议前夕我听到的是：武大的高尚荫教授特别告知来参加审查项目的向进敏教授，水生所几年前把这个病毒的名字错定为疱疹病毒是他当时定的，责任应当由他负，请不要就这事找水生所的麻烦。高老先生主动承担责任的高尚品格让人敬佩，然而我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一个研究团队在研究一个新病毒过程中，先起错了名字，经过几年的深入研究，发现错了，自己再把它纠正过来。这不是在科学道路上很常见而又非常正常的吗？怎么会有人会找麻烦？谁知在鉴定会上，这真的成了一个麻烦，而且是很大的麻烦！
鉴定会开始了。陈燕新老师先上台，报告了水生所的研究成果。她好像很紧张，连病毒的核酸研究结果都忘了讲。倪先生在下面听得直摇头。接着是病毒所的柯丽华教授报告他们的研究进展。她穿着一双拖鞋在台上走来走去，悠然自得地讲着。在报告最后，她突然对水生所的工作进行评价。提出几个问题：一，水生所曾经把病毒的名字搞错了。二，水生所测定的病毒大小不对，三，病毒所对病毒做了核酸电泳后，认定该病毒有十条核酸带，而水生所对病毒做的核酸电泳，好像不能确定是十条带。而这是病毒分类最关键的条件。大家都楞住了。
接着，是鉴定小组的专家们分别对各单位的研究人员代表进行提问。潘老师决定叫陈老师和我两人去答辩。在去答辩前夕，我问：“谁回答问题？”潘老师说：“让陈老师一个人说吧。如果她有不会回答的问题，或者点名要你回答时，你再说话。”我点点头：“明白了。”
我跟着陈老师进了用来做答辩的房间。审查的专家们几乎没有问一个和我们科研有关的问题，问的全都是病毒学的基础知识。看来他们认为水生所的工作是缺乏病毒学知识的人做的，不可信。而这恰恰是陈老师的短板。例如：他们问：“你们采集到的病鱼有编号吗？”陈老师楞了一下回答：“有。”“那你们用来做研究的这个病毒编号是什么？怎么在所有材料里面都看不到。”陈老师搔了搔脑袋说：“湖北-01号”。专家们都笑了起来，大概是嘲笑她完全没有病毒学的基本常识吧。我尴尬地坐在旁边，完全没法插话，也没有人问我任何问题。就这样，别人问一句，陈老师答一句，没多说一句话。十分钟不到就出来了。
而据在场的专家卢孝楨教授后来告诉我们，病毒所的人在答辩过程中，不仅系统地介绍了他们的成果，还系统地“批判”了水生所工作中的各种问题。因此，这完全是个一边倒的架势。看到这个情况，我感到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晚上，我找到潘老师：“明天专家小组就要根据报告内容和答辩情况做最后结论了，而他们完全没有听到水生所方面的任何意见。我要求明天我一个人去做补充申诉发言！不要再叫陈老师去了。行吗？”潘老师透过眼镜片对我看了又看，好久好久没有出声。思索了半天才点点头：“好的，你去吧。记住，这可是最后的机会！就看你的表现了。”我说：“放心吧，毕竟做了那么多工作放在那里，是大家看得到的。”
第二天早上，专家小组接受了潘老师的提议，同意由我来做补充发言。我走进房间，专家们都围坐在周围。我站在中间，表达了几个观点：一、在研究过程中对一个病毒的命名根据研究结果进行修正是非常正常的，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二、对同样一个病毒进行正染色和负染色，其直径会相差百分之三十。你们认为病毒直径是65毫微米还是70毫微米是个问题吗？三、水生所是在缺乏病毒专业人员的情况下进行草鱼出血病病毒的研究，有些做法不够规范是事实。但每一个研究结果都是经过反复验证过的，到目前为止包括病毒所在内也没有指出水生所究竟做错了什么。四、病毒所对病毒分类所做的结论，是建立在以很早以前由国际病毒分类委员会提出的八项指标的基础上的。而这八项指标现在认为是有严重缺陷的，已于一九八二年在分类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废止，不再使用，而是采用新的分类标准。而水生所是按照新的分类标准来确认的。讲完后，我同时提交了国际病毒分类新标准的复印件。
我的答辩给审查小组很大的震动，有些专家听后不由得倒抽了一口凉气。他们没有想到，堂堂的中科院病毒所会采用一个被国际上已经废止了的标准来鉴定病毒。专家们拿着复印件看了半天，确认事实就是这样。
最后，这个会议纪要就成了一个“和稀泥”的纪要。
鉴定会那两天，我几乎没有时间睡觉。我一直在思索，鉴定会怎么是这样的？这个项目最伟大的成绩，应当是灭活疫苗对控制该病的重大意义。这真的很不容易。后来的事实证明，我的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全世界对鱼类病毒病的研究有很多很多，也有不少的研究比草鱼出血病研究要深，水平要高。但能够控制一个病到这个程度，以至于从因病死亡太严重而没有人敢养，到现在大量养殖，占我国淡水鱼产量的百分之二十以上，这是独一无二的一个。至今，还没有哪个国家比我们中国做得更成功！
至于对于病毒特性的研究，我板着指头算，也不过就是看了电镜，知道它的模样，分析了核酸，知道它的分类地位，再做了几个生物学特性的研究。这算什么呢？之所以看的很大，仅仅是因为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一个鱼类病毒，很新奇，仅此而已。如果说是高水平的科研，那简直是胡说。现在经常有人在病鱼里发现有新病毒，几下就把它搞出来，几个月就研究清楚，然后发表一篇SCI的文章就OK了。哪里还会在那里为一个病毒的“发现权”争得头破血流。争什么啊！
鉴定会后，卢老师来和我谈心。我谈了自己的看法。这次鉴定会搞成这个样子，是我无论如何没有想到的。卢老师点点头：“是啊，就为这点不算成果的东西还打成这样。真是，就像是两个秃头在抢一把梳子。”他满怀希望地看着我：“你不要管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到国外去努力学习，学些真本事吧。回来再好好干！”
我筋疲力尽地回到爸爸家。爸爸告诉我，武汉分院曾经打算请他来为这个鉴定会做评委。但时间凑不上，就算了。他还呵呵地笑着说：“开鉴定会好啊。反正就是写个鉴定意见就行了。”我没有做声。心里想“嘿嘿，你幸亏没有来啊！”
在随后的两个月里，病毒组不得不按照鉴定专家的意见，尽快补充病毒核酸电泳的照片。高老师提供了大量的病鱼组织，我们一次又一次把病毒浓缩和提纯，再一次又一次地抽提核酸，然后电泳。然而这个病毒是RNA病毒，核酸很容易被污染的酶所降解，稍一不小心，抽提出来的核酸就会全部被降解掉，结果就是什么也做不出来，或者是剩下很少一点点核酸，电泳后只能看到很微弱的带子，根本就看不清楚。
在那个年代，没有PCR技术，没有逆转录酶。不像现在，只要先把RNA转录成DNA，然后余下的工作就跟做DNA的研究一样了。记得去年十月我去太仓开会时，特意去上海找中科院生化所的老师们请教病毒生化方面的问题。他们一听说是研究病毒，都很感兴趣：“好哇，我们搞合作，一起研究好吗？”但后来一听说是呼肠孤病毒，脸就阴了下来，摇摇头：“哎呀，RNA病毒啊，不好搞，很头疼啊。”
怎么办呢？我们不断摸索条件，调整方法。针对因核酸量少而导致出现的带子很淡的问题，我们把胶放在暗室里，用紫外光照，并逐渐延长曝光时间，使带子和背景的反差能尽量增大些。经过两个多月的努力，总算是拿出了一张勉强说得过去的照片来。基本上能看得到十条核酸带，但其中有一条带非常粗，是宽宽的一条，很难判断这究竟是一条还是两条。
我们把照片给武大的严济慈教授看。严教授看着我，同情地说：“一个多片段的RNA病毒，能电泳成这个样子出来，也算是很不容易的啊。你们以后有空再摸索条件，看能不能搞个更好的照片出来。这次就这样了吧。”
啊，大家都累坏了。我也马上要准备走了，剩下的事情就由留下的人来做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