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来的爱伦夫妇是家里朋友，爱伦不仅礼貌细致周到，而且还很有趣，相处之时，如沐春风，大人孩子都喜欢她。我们每年都至少会聚上一两次，去他们那儿，来我们这儿，或者相约一起出去吃饭。爱伦曾经拿的是教育学方向的学位，移民前在香港也是从事教育工作。她曾经提起过司徒华，骄傲地说：“我们叫他华叔，可惜他现在已经走了，我们都好怀念他！”
从她那里我开始注意到司徒华，了解到他既是一个坚定的爱国者，也是一个坚持不懈的民主自由的追求者和实践者。他曾经领导香港教育界与港英政府斗争，争取中文为法定语言，其后又带领大家为提高教师薪酬而抗争。在这些活动中，司徒华成为香港教育界的工运领袖。司徒华曾经与新华社香港分社走的很近，关系良好。中英开始谈判之后，他又成为了基本法起草委员，89之后，司徒华退出起草委，双方分道扬镳。司徒华品德高尚，光明磊落，在香港教育界和民主派中拥有崇高的威望和道德感召力，是一个心中有“大公”的人。我对司徒华很赞赏，原因不止于上面提到的，咱们后边再说。
爱伦和她崇敬的司徒华理念一致，既崇尚民主自由，同时又很爱国。有时在说到某些相关话题时，她的爱国之情溢于言表。上一次我们见面时，反送中运动还刚开始不久。微信上经常有人发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我想知道港人的看法，于是主动问起她。聪明的艾伦没有直接回答我，而是问我的信息来源是什么？我有点儿不好意思地告诉她主要是微信，不过我两边的文章都会看。然后她接着问：“那你怎么看？” 既然是我挑起的话题，我只好硬着头皮说下去。我先从造成港人不满的因素说起，就见她对我说的某些内容似乎既认可而又有点保留，等我说到这次事件的根本原因是港人一直以来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而造成这种不信任的症结在于八九事件，爱伦一抚掌，“对啦，这才是根本原因！” 她终于放下心防，开始说起她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她说林郑这个人很有能力，很有本事，但是她不会团结人，大家都不愿意跟她共事。她当特首之后很多有能力的人都不愿意出来。又说起示威学生的一些情况，能听出来她是同情学生的。不过我告诉她，这一次大陆民意的绝大多数都是反对的，包括很多平时很开明的人。我说：“他们争民主争权利可以呀，但是打出港英和英国的旗子算怎么回事儿？一下就让人反感了。” （那时还早，还没开始打美国旗，也还没有太多后来越来越过分的乱像）爱伦同意，“我也不赞成他们这么做。” 还说他们香港来的人中间聊起这个话题也会起争执，后来大家都回避这个话题。“我是中国人，我很爱国，我都特别想国家好啊！” 爱伦说的有点动情，眼圈微微泛红。我跟爱伦说我认为这样的运动得不出好结果，在这种运动中总是更极端的声音会更大声更能影响群众，而理智很轻易会被淹没，最终往往是不撞南墙不回头。这时，爱伦的先生从后院看完花回来了，他对政治话题不感兴趣，我们就停了下来。谁知道老先生过了会儿自己用香港话嘟囔了一句：“什么外国势力挑拨，当别人傻的吗？”
很遗憾当时时间短，没能跟爱伦充分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