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小名秀云，公元一九三零年十一月十六日，出生在安徽省桐城县东南乡(今枞阳县)史家湾一个贫苦的女裁缝家里。
母亲从小没见过父亲，跟着我外婆生活在年年战乱、民不聊生的年代，吃了很多苦，受了不少罪。但是，家庭生活的艰难、社会环境的恶劣、外婆自强不息的榜样、培养和造就了母亲从小就聪明、勇敢、坚强、大胆、泼辣的性格。
母亲小时候，我外婆经常走乡串户给人做衣服，作活时间和地点非常不稳定，常常要很晚，甚至有时要一连好几天才能回家。小小年纪的母亲只好自己一人在家。白天，母亲在野地里和别的孩子们一起玩耍，受尽了大孩子的欺负也不怕，但到晚上就不行了。母亲跟我说过，她：“常常晚上躲在被窝里，想妈妈、哭妈妈直哭到天亮才睡着。”
我外婆外出做活的时候，中午是不能回家的。为了给我母亲做饭，外婆就在一个小瓦罐里放点米和水，麻烦邻居做饭时，放在他们家的锅堂或灶笼里煨点稀饭给我母亲吃。这一罐子稀饭，母亲一喝就是一天。母亲说过，她小时候最盼望、最高兴的事，就是外婆做活的地方离家很近，那样，她就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到雇主家看妈妈。外婆看见母亲来了，赶紧扒满一口饭菜，偶尔，还会在嘴里夹一丁点肉块或豆腐，再吐出来喂我母亲。这样的好事，也不是经常有，而且母亲和我外婆这样做，一但被雇主看见，就不好了。
外婆没有衣服做的时候，还在居住的祠堂房前屋后种点菜。母亲在四、五岁的时候，就能帮外婆挖坑、点种，六、七岁时还能和我外婆抬粪桶浇菜了。可在抬粪桶进菜园时很吃力，可又不得不抬。每次，母亲和外婆抬粪桶进菜园时，外婆虽然尽量用手抠着绳头，弯着腰，把担子的重心往她后面她那头移，可弱小的母亲还是要用两只手，吃力地把扁担往上抬。这样担子平衡，路才走稳当。可是，母亲人小身子矮，粪桶又大又重，往往一不小心，粪桶往母亲那头一滑，小脚的外婆和瘦小的母亲，会连人带桶跌倒在菜地里，弄的满身的粪水和泥浆。每当到了收获的季节，菜多吃不完，外婆还会让母亲拿到集市去卖。卖菜之前，外婆把菜摘洗干净，一小捆，一小捆地放在小筐子里，让母亲顶在头上，一个铜板三捆，买菜的人自己在筐子里拿，自己把线放在筐里，由于这些菜干净又新鲜很快就会卖完。
母亲很小的时候就会帮我外婆和邻居做一些邻人借债还钱这些经济上往来的事了。母亲说过，外婆虽穷，但做人厚道，讲信用，又常常帮助别人，四乡八邻的人都信得过她。所以，外婆需要用钱，根本自己不用出去，只吩咐母亲到人家说一下就可，还钱的时候，也是母亲去，从不出错。
日本人来了，有钱人家跑鬼子反，不做衣服了，寻常人家连饭都吃不饱，又要躲鬼子，哪有钱做衣服？外婆没有没有生活来源，只得领着幼小的母亲四处逃荒/难要饭。
1942年3月，桐城设立了“难童教养所”，十一岁多的母亲被收进去，外婆也庆幸地进去做了烧饭的杂工。
教养院里生活很苦，每天只供应一干一稀两顿饭，每到吃饭的时候，那些大点的孩子一轰而上，抢到一勺后赶紧吃完，这样，他们还能抢到压的满满的第二碗，母亲抢不过那些孩子，根本吃不饱，幸亏外婆在食堂做饭，母亲才能在外婆做饭时，到食堂后面的阴沟里舀一勺淘米水，捞半片烂菜叶或一些菜根根填肚子。母亲说过，在教养所里，她经常和孩子们一起上山挖野菜、采野果，还想办法捕鸟、抓蝗虫，只要能搞到吃的，什么办法都用过
“难童教养所”是不会让孩子们白吃饭的。
母亲和教养院的孩子们还要做扞（捡）猪鬃、糊洋火盒子等又脏又累的手工活。后来大了点，她还被送到县缫丝厂里做了童工。
在缫丝厂里，母亲每天站在烫人的缫丝锅边，飞快地在锅里的蚕茧上，找出细细的丝头，然后接在缫丝机上面的梭子上，一干就是十多个小时。这种工作，不但劳动强度大，时间长，又热又累，更要的是要双手灵活。母亲的小手在缫丝锅里被烫的脱了皮，烂的一块块的掉肉，也不能休息。在缫丝厂干活，冬天还好一点，夏天天气热，童工们经常在车间里热的晕过去，也只能被抬到外面凉一凉，醒过来再干。
母亲说过，幸运的是，打工之余，她还能在教养所办的学校里读书至小学毕业，不过，是从一年级读起，两年跳一级，三年就读完了。
母亲小学毕业后，考进了安庆师范专科学校艺术系，这才离开了“难童教养所”。后来，实在因为没有艺术细胞，母亲只好转科到体育系学习。
在体育系，母亲如鱼得水，田径、球类、体操等各科成绩都名列前矛。特别是跑步，每次参加学校，地区，甚至省级院校的长、短跑比赛，母亲都能拿到第一名。在母亲留下的照片里，至今还有一张她十六岁时，在全省中学生一万米长跑比赛中得到冠军后，和另一女孩举着奖旗的纪念照呢。
抗战结束后，国共两党又打了起来。母亲所在的师范学校，有一个女地下共产党，经常在课堂上宣讲党的主张。母亲出身贫寒，自小吃了不少苦，很快就接受了党的教育，并秘密地参加了党的地下组织，做过很多工作。不久，这位老师被国民党逮捕并杀害，母亲和共产党才失去了联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