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医闹事件和残案

北京市朝阳区民航总医院急诊科的杨文医生在12月24日傍晚被患者家属孙文斌残杀事件报道以来，我不止一次眼睛湿润，也不止一次流下了眼泪。除了感到悲哀，还有无言的愤怒。不少文章评论这种悲剧的发生主要是中国医疗制度问题，尤其认为是改革开放后医疗制度的弊端；当然，发表这种看法的作者也没有一人为凶手孙文斌辨护，因为无论从那个角度分析，他都是一位有预谋、极其残忍的杀人凶手。除了同意现行医疗制度存在问题以外，我个人认为医闹事件和残案的发生更主要的是人们的素质问题。

我出生和成长在一个医生世家，从小在医院的职工宿舍长大，耳濡目染了许多事情。其中印象特别深刻的事件之一发生在上个世纪70年代中下旬，我上初中二年级期间。一对到我父母工作的医院做婚前检查的年轻人中，准新郎被查出生殖系统有问题，未来不能生育。得知这不幸消息，准新娘及其家人取消了婚约。意想不到的是准新郎家人带着一帮人到医院来闹事，要打负责男士婚前检查的泌尿科D医师。那些天医院不得不将D医师东躲西藏，当然他也不能正常上班。找不到当事的D医师，他们就闹到院长办公室，我的父亲是负责业务的副院长被首当其冲地成为目标。虽然当时被众人阻拦，我的父亲没有被打，但接下来的几天，他也不能正常上班。不知道这些人是如何知道我家的住址，他们跑到我家门口等待我的父亲，恰好遇到我下午放学回家，他们对只是一位初中生的我破口大骂。当时我真是吓坏了，与我一同回家到我家玩的女同学也被吓着了。因为这些人已经闹了好几天，已经严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有人已经上报公安部门；后来，那些人被带走了。那些人的具体结果我没问父母，并且只是在我被围堵漫骂的那天我才知道事件发生的原因；我的父母平常很保护我们姐弟，不和我们讲在医院发生的不适合我们年龄的事情。

我目睹的第二个医闹事件发生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上旬，我正在临床实习的医院。当时我轮转到小儿科，指导我实习的是一位比较年长的女老师，我非常喜欢她。当时科室里的老师们都偏年纪大，但也有两位大学毕业不久的年轻医生，都是女士。有一天早晨，儿科门诊部一片乱哄哄；我还没进诊室，我的老师就将我拉到一边，嘱咐我先待在儿科住院部，这里由她和科室里的其他老师们来负责。后来得知是一位患者家属带着一帮人来闹事（注：以下患者和当事医生的名字都是化名）。具体事情是前一天晚上有一位父亲和奶奶带着发高烧的10个月左右的婴幼儿A到医院看急诊，当班的医生包括小儿科年轻的B医生。她给患儿A作了相关检查和诊断后，就决定用青霉素退烧，并且在注射青霉素之前做了皮试，阴性。患儿退烧后，他的父亲和奶奶带着他回家。据患儿家属说一到家就发现孩子脸色发紫，没有反应，于是，赶紧又返回医院。到了医院后，医生发现孩子去世已经有好一会儿了，并且诊断是因窒息而亡。当时离过春节不到两周，是寒冷的冬天；那个年代没有私人汽车，也没有出租车；患儿A的父亲骑自行车，奶奶怀抱孩子坐在自行车后座在家和医院之间来回。医生们怀疑大概是考虑到孩子刚退烧，奶奶担心孩子受凉，可能包裹和抱得紧了一些，造成了谁也不愿意发生的悲剧。然而，患儿A的家人坚决不接受孩子因窒息而亡的解释，坚持是因为青霉素过敏而亡。完全不顾事先青霉素皮试阴性的事实，也不愿接受医院请其他医院专家来解剖鉴定死因的提议，他们坚持是因为青霉素过敏而亡，并且要找小儿科年轻的B医生偿命。当时，也是严重影响医院正常工作秩序，医院也是将B医生东躲西藏，暂时不让她来上班。我不止一次见到年轻的B医生泪流满面，那份恐慌和惊吓令我难忘。具体后来怎么结束的，医院没有公布，据说是给了患者家属赔偿金，尽管医院没有实际责任。

我亲眼目睹这两件医闹事件发生在医疗制度改革之前，所以，我认为医闹事件主要与人们的素质有关。而如今医患关系紧张、冲突加剧，除了现行医疗制度存在的弊端，主要与医患双方的素质都有关；其中包括一些医疗单位和一些医护人员的贪婪以及职业道德缺失， 一些患者和家属的无赖以及蛮横无理；归根结底，主要还是与人们的素质有关。如何提高全民素质，增加对生命的尊重和敬畏，任重而道远。但愿医闹事件和残案不再发生，杨文医生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