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

我生到这世界是何其幸运，因为我有世界上最好的父亲。他有着令人不能不写下来的精彩的一生。他给予了我不求回报的爱和真正的爱。很多年前我就想写，又怕写不好，随着时光的推移，记忆逐渐淡去；但是人生中真正的瑰宝，不能忘，不该忘, 让女儿把还记得的写下来，在病榻前念给您听。

我的父亲，生于1935年，北平。我的祖父，祖籍安徽巢湖，是中国第一批正规医学院毕业生，曾在东北医院当院长。东三省沦陷后，祖父不愿当亡国奴，来到北平开了一家诊所。诊所堂上的匾一直保留到解放后文革期间才被撤下来。因为祖父常接济穷人，看病经常不收钱，甚至花钱给病人买药，入不敷出，维持不了生活。后来接任了华北中学教务处的职务。我的祖母，祖籍南京，幼时丧母，由姐姐带大，年少时随姐姐家人来到北平，住在与祖父相邻的胡同。家中有祖母年轻时的一张照片，还有一把折扇，正面是祖父画的画，背面是祖母写的字，字比画儿更漂亮。用当代的通俗语言讲，我的祖母是美女和才女。祖父与祖母生了三个儿子，各相差两岁，最小的那个就是我的父亲。

1937年，日本占领北平。父亲从来不提他的童年，不知是不记得了，还是选择性遗忘。但经常提起两件事：一件事是七岁那年是邻居老大妈救了我父亲的命。那年北平流行霍乱，日本人看见有生病的人就拉到郊外活埋。当时日本兵进了院子，邻居老大妈急中生智，把发着高烧躺在床上的父亲拉出来，拉到树下和别的孩子一起打扑克牌。日本兵看见小孩儿在玩以为没病就走了，其实我父亲当时已经烧得糊里糊涂的了。另一件事是染上伤寒，到最后身为医生的祖父知道父亲已经不行了。父亲要喝凉水，祖父就满足了父亲最后这个要求。没想到喝下凉水，父亲竟然又慢慢地好了起来。

我的父亲五岁那年，祖母患了肺结核，无钱医治病逝。祖父为了维持这个家，又娶了后奶奶。多年后也是我的父亲母亲给后奶奶养老送终的。奶奶最后时刻惦记的人就是在幼儿园还没回家的我，此乃后话。奶奶心肠好，但是不怎么会做事，一家人勉强过活。父亲从来不提他的童年。我从妈妈那里知道父亲小时候捡过煤核儿，就是别人烧过但没烧透还有点芯的煤渣。记得我小时候，每当饭桌上有大白菜，父亲看见大白菜的帮子，都高兴地唱歌一样说：“大帮帮，吃大帮帮啰”。我猜想“大帮帮”是父亲小时候最高兴的美餐。

 

 

我的父亲 （二）少年

父亲的求学路充满了挑战。父亲从来没有上过小学，就是祖父在家里教一点文字，大哥上学回来再教一点。后来父亲和二哥一起直接上了祖父任职的华北中学，同时就读于初中一年级。华北中学是101中学的前身，是干部子弟学校。1950年祖父因肝癌去世。在祖父同事的帮助下，二伯父和父亲勉强上完初中。他们每天上学都要走很远的路，父亲年小体弱有时想坐车，总是二伯父劝他：咱没钱，不能坐。父亲说当时学习很困难，语文还好，数学完全没有学过，是二伯父给了他很多帮助。祖父去世后，大伯父作了学徒以养活全家，二伯父考到管吃住还给钱的冶金学校。父亲是三兄弟中身体最弱的一个，也是祖父最放心不下的一个。祖父最后的时刻跟父亲说：“三儿啊，有机会，还是要念书啊。”这句话父亲一直记得。父亲在哥哥和老师同学的关心下，经过努力考到能够住宿的高等中学男七中。

在男七中的第一年父亲开始能跟上学业，第二年赶上超过同学，第三年就已经出类拔萃。父亲是靠每月发放的甲等助学金渡过了高中。再后来二伯父冶金学校毕业，分配到南昌当了矿长，大伯父也不用去做学徒了，考上了石油工业学校，最后成为了土木工程师。在男七中，父亲因为暑假也住在学校，还参加了舢板队。这项现在在美国很时髦的运动，在那个年代炼就了父亲强健的体魄和过人的意志。每次舢板队训练完还会发一个面包，父亲没有吃过，吃得别提多香了。父亲一直说，他是党和国家培养出来的。父亲节俭，但不自卑。快要考大学时，钢笔尖坏了，父亲就在石头上磨。有一个同学走过来向父亲炫耀：我这是派克笔，你有吗？父亲头也不抬。笔磨得漂亮，试也考得好。

父亲高中毕业那一年，新中国选派一批公派留学生送往苏联，接受国家需要的领域的专业训练。父亲被选上了，而且被选中到政治要求最高的专业：国际关系。这个专业让一心想学高压输电的父亲很是摸不着头脑。在前往苏联学习之前，所有留学生要在北京外语学院补习俄语一年。当时全国选送的公派留苏预备班学生，每年有只有一百人左右，但是几年后从苏联学成回来却一半不到。因为巨大的学业压力，语言压力，心里压力和生活压力，很多留苏生得了神经衰弱，不得不退学。前苏联大学里实行的是淘汰制，每年刷一次，能毕业的中国留学生其实不到一半。我的父亲就是其中一员。父亲曾提到过在苏联的时候有一个学工业的同学学习遇到很大困难，想来和父亲交换专业。后来发现父亲的专业不仅要用俄语学，还要学法语，因为父亲就读的是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法语系，他感到父亲的专业难上加难，自己也受到鼓舞不再打退堂鼓了。父亲还曾经提起，去苏联留学前，国家为他们每人发了两大箱衣服，泥子大衣，丝绵大衣，几套西服和内衣外衣，对于以前连衣服都穿不上的他想都不敢想。在父亲的心里，一直想着报答祖国好好学习，不知这是不是他克服一次又一次困难的动力。现在的父亲虽然因病记性差了很多，但对当年苏联的事记忆犹新。有一天在电视机前看到当年毛主席在苏联慰问留苏学生的镜头，大礼堂内留苏学生像潮水般的涌起鼓掌，父亲清楚地指出他当时坐在第二排， 那已经是半个多世纪前的情景了。父亲在苏联学习了五年。1961年中苏关系破裂，所有留学生提前回国。那时国家有困难，父亲和同学们把平时发放积攒的生活费全都拿出来交给了国家。还差几个月，父亲本该就拿到国际关系专业的硕士学位了。但是这并没有妨碍父亲在自己的祖国演绎的另一段精彩。

 

 

我的父亲 （三）青年

回到祖国后，父亲被分配到外交部西欧司负责法国工作。1969年10月借调到周总理倡议建立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工作。友协，一个为新中国外交打下多方基础的机构，当时只有九个人，工作忙到没有周末和节假日。随着国内外形势的发展，友好团体来华越来越多，比如1971年的基辛格访华和1972年的尼克松访华。不过，提到这段令父亲年难忘的经历，就一定要提到一位重要的客人：尤里斯.伊文思（Joris Ivens）。伊文思--中国患难时期的忠诚的老朋友，也是父亲终身难忘的老朋友，好朋友。1898年生于荷兰的伊文思是与卓别林同样的无声电影大师，但是为正义和理想而拍电影的伊文思用一生经历致力于拍摄历史纪录片，毕生清贫。1938年，出于对中国人民的抗战事业的支持，伊文思第一次到中国拍摄抗战，结识了中国共产党领袖周恩来，并把当时仅有的财产--摄影机送给了正在筹备的延安电影团。1938年，我国所有的抗战镜头都是用伊文思送给我们的摄像机拍的。在此后的50年中，伊文思一直与这个国家的命运连在一起。

当时精通法语的父亲，负责安排伊文思在中国的电影拍摄活动。周恩来总理对亲自请来的客人非常重视。四人帮一直反对这件事，一直严密监视企图抓住周总理的把柄。工作伊始，父亲就由于紧张受到了周总理的批评。伊文思到来前，在人民大会堂的化妆间，周总理一边理发一边问年轻的父亲：伊文思刚拍的一部电影讲的是什么，父亲因为紧张，落下一些内容，总理马上补充上来。父亲感叹周总理的伟大，工作的细致深入和对干部的严格要求。原来周总理熬了一个通宵，把伊文思所拍电影全部仔细看过。那时，其实周总理已经病重，张春桥一直在伊文思来中国拍电影这件事上虎视眈眈。1975年周总理病情加重，不能出来接见伊文思，张春桥出面代理。见面前，张春桥向我父亲了解情况，企图说伊文思是在给社会主义泼污水，逼着我父亲作证。我妈妈回忆说，那天我父亲已经气得一句话说不出话来，一宿未眠。只问了我妈妈一句：我要是进监狱，你们怎么办？

伊文思所拍记录片，追求两个字：真实。无论是去新中国的工厂，农村，城市，如果当地提前得到通知整理和收拾过，伊文思就坚持恢复原状才可以拍。没有级别观念的伊文思一直把父亲当作在华工作期间最知心和最信任的人。是伊文思的纪录片，把一个真实的新中国展现给全世界。虽然接待伊文思的工作只是父亲当时工作的一部分，我也无从知晓父亲在和伊文思拍电影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什么，但是很多年后，父亲每次见到新闻电影制片厂的那几位老朋友的时候，那种津津乐道，那种神采飞扬，令我相信那是父亲年轻时最精彩的经历之一。也许是伊文思的正义感与理想主义感染了他们。世界哪里燃烧，伊文思就把摄影机投到哪里去，并始终把镜头对准普通的人。但是对中国，正如伊文思自己说的：“我不能预言将来会发生什么，中国人民自己会决定的。我同中国人民在感情上连在一起。”

父亲组织纪律性很强，在对外友协工作期间，收到过数不清的来华访问团所送的各种礼品，全都如数上交。而且出于对工作的保密性，父亲工作中的事很少和家中谈。好多年以后退休的父亲曾蛮有兴致地模仿当年见过的江青的言行举止，把我们笑得前仰后合。记得家里有一块长方型的水晶石，正面是尼克松总理的亲笔签名，背面写着：“你永远是美国人民欢迎的朋友。”还有一个水晶的酒杯，是当时宴请尼克松总理时父亲所用的。在去美国留学前，我曾经问父亲这些东西的来历，才知道父亲也参加了1972年尼克松总理访华的接待工作。

在对外友协的日子，父亲出差是家常便饭。记得常常是我在院子里玩儿着，就看见父亲拿着公文包匆匆地消失在铁门外。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父亲也像其他党员干部一样，去过五七干校，喂过猪，挨过斗。但是乐观的父亲总能把喂猪的事都描述得那么有趣和令人向往。那些不愉快的经历我从没有听到过，也许就像艰苦童年的记忆一样被选择性遗忘了。

 

我的父亲 （四）中年

 

 

1980年父亲被外交部派往位于瑞士日内瓦湖畔的常驻联合国代表处驻外使馆履行长达四年的任职。父亲每个星期都给家里写信。期间短暂的回国探亲，每天都有人来家里谈工作。我最喜欢听父亲讲故事，虽然父亲知道的绝大多数事都不会和家里讲，属于“国家机密”。但当时上小学的我可不管那么多，每次搬个小板凳，专门坐在爸爸和客人的两个沙发之间听他们谈话。无可奈何的爸爸和同事只能用我听不懂的语言继续谈。上初中后，我曾在政治课本上读到过这样一句话：八十年代初我国外交事业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和丰硕的成果。我知道那里面一定有父亲的一份功劳。

1985年到1989年，是我童年记忆中最幸福的日子。那段时间的爸爸从瑞士回国，期间除了一次短期地去欧洲各使馆检查工作，一直在我们身边。我的爸爸是个特别风趣，幽默，健谈的人，知识与故事永远说不完，对国事家事都有更广阔的视角和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每天晚饭后，爸爸都拿着筷子，敲敲打打，唱出各种国家奇怪又好玩的民歌，全家边唱边跳，充满了欢乐。那个时期在爸爸的影响下，我喜欢上了文学，开始一本一本地读大部头，喜欢上了孙犁的小说，严文井的散文，喜欢上了音乐。我的爸爸还是位男中音，早在苏联上学的时候，就在音乐会上独唱，伴奏的是留苏同学郑小瑛。老爸的豁达与宽容，也体现在对儿女的态度中。我爱我的爸爸，所以那时侯有一天听到爸爸感叹自己老了，我伤心极了，无法接受。

1990年底，爸爸又被派往非洲多哥共和国使馆开始了长达五年的任期。妈妈交代好家里的事，也不得不和爸爸一起去。那时父亲已经五十五岁了，本着要到艰苦地方去的思想，选择了这个任命，那也是派往国外的最后一任。非洲五年，父母都多次染上黄热病，发冷发热打摆子，加上落后的医疗条件和饮食条件，还有当地的战乱和工作压力，健康迅速地差下来。期间父母回国探亲时，在饭桌上，妈妈向我们诉说着父亲是多么盼望全家在一起吃个饭啊。可是往日健谈的父亲竟一言不发。我伤心地趴在桌上偷偷掉眼泪。父亲像看懂我的心思一样，慢慢地说：“你看动物园的老虎，小老虎还活蹦乱跳，老老虎就不动了。”那是我第一次意识到爸爸真的老了。多年后在家里读到一首父亲同事写给外交官杂志上的诗《在战火中献出青春与生命》，再真实不过。外交官的牺牲与付出是只有外交官的家庭才能懂得的。

爸爸有一辆永久牌自行车，是从苏联回国后买的，一直用到我们长大离开家都没有坏。小的时候，我上的是全托外交部幼儿园。周末爸爸就推着这辆自行车，从胡同口的大巴上把院子里所有的小朋友都接下来：大梁上坐一个，坐垫上坐一个，后座上坐一个，右脚蹬上站一个，而我呢，总是站在离爸爸最近的左脚蹬上。爸爸就推着这样一辆车把把五个小朋友送回家。上初中的时候，爸爸在我们身边。每个周末爸爸都用这辆自行车推着我的手风琴送我去上课。我高中毕业那年，父母从非洲回来看我，那时我还是北京四中的住宿生。离开学校的最后一天，我有无数的东西要放到爸爸的自行车上，最后爸爸的自行车比装五个小朋友的时候还满载，不能骑了。爸爸就推着这辆车，从西皇城根一步一步地走回了我们在东单的家，回到家爸爸还不觉得累，可把妈妈心疼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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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父亲 （五）老年

1994年父母终于从非洲卸任回国，父亲继续任职于外交部干部司。那时的我已经上大学二年级，住在清华，我们的家也从东单搬到了城南。父亲母亲每个周末过完后都会亲自把我送到车站，看着我坐车离开。我的爸爸，没能送过我上小学，没能送我上中学，我的爸爸是送我上大学的。后来外交部在清华附中和清华附小每年赞助了几个名额，并在周末派几辆大巴专门接送这些孩子。父亲很高兴地把我也送了上去。一同等车的年轻同事看着小小的我和白发苍苍的父亲好奇地问：“您的女儿是初中部还是高中部？”爸爸回答：“都不是。”同事搞不懂又问：“那准备考哪呢？”老爸幽默地不告诉人家，说：“哪儿也不考了”。父亲母亲的开朗和顽强使得他们在一两年内就逐渐恢复了健康。

父亲在外交部离退休前的几年和之后继续被返聘的几年中，一直负责外交部的招聘工作。因为父亲，我一直认为，在中国外交部是一方净土。从没见过主管招生的父亲有什么物质往来，或者亲友往来。父亲多年凭着敏锐的判断力为中国挑选未来的外交人才。我还是相信，今天的中国外交队伍的成绩，仍然有着父亲的看不见的功劳。父亲的思维极其敏锐，看国际国内大事小事都有非常独到而深刻的见解。每次和父亲的讨论，请教，谈话是已经长大了的我无比珍惜和最为珍贵的时光。

彻底离退休后，父亲的生活也相当精彩。父亲如愿以偿地参加了外交部老干部合唱团。排练，演出，干得像工作一样有劲。外交部老干部合唱团在北京音乐厅有过专场演出，也在各种比赛中胜出过，还出过一张CD。爸爸来美国的时候送给我，我一直好好地珍藏。那里蕴藏了一代人的热忱与梦想。唱歌是父亲年轻时的一个梦想，也是少年时我的梦想，虽然现在那只是一个梦想，可是我知道歌唱可以带着我的心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歌唱也是年迈的父亲在家中的欢乐的源泉。我知道我也要把这个无价之宝传承给自己的孩子，歌唱着，生活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