之前我一直在说香港错在了什么地方，我们都知道硬币有两面，矛盾也有双方，数落完了香港的错，接下来自然就该回顾一下在这个问题上中央政府的失误，除非是想有意回避这一点，但那样就会像这几个月来我看到的其他大陆方面的讨论香港问题的文章一样，即你只敢批评一方(理解他们回避的原因)，于是立场便不足以让人信服。对于我来说，既然是讨论香港乱象，这一篇就必须写，否则这个系列就是不完整的，也无法证明自己一直试图保持的客观公正的立场，所以我觉得这篇的分量很重。还有，在开始写这个系列之前这篇的内容就大致在脑子里了，就是说批评香港不是因为没有意识到下面要写的这些，而是首先觉得暴民政治是最坏的一种，不批不行，而且他们对异己和无辜者的无底线暴力攻击也令人愤怒。
如果理想都能实现，如果人人都是天使，如果世间没有争斗，我当然希望给香港乃至所有人最充分的民主，而同时香港人也特别争气，把香港发展的特别好又能主动维护全民族利益......。好吧，梦该醒了！这样的假设没有任何现实意义，因为它没有一丁点儿实现的可能。所以，本文不讨论从理想主义的价值观角度应该如何如何，只讨论在现实中、在现有的体制框架下哪些是有可能做到的、能帮助把事情做好的、能带来哪怕是一点点实际进步的。那些开口闭口“X共独裁”如何如何，当年文革如何如何，甚至当初暴力夺权如何如何的，都可以省省了，因为这种立场和说法不能给现实中的中国带来哪怕一点点实际进步。中国不需要再来一场革命，更何况那些看似和现有体制势不两立的人们既没决心也没本事更没可能再去搞一次革命，最多也就是过过嘴瘾而已。中国的进步只能从渐进的改良中获得，相信这在今天是包括右派人群在内的中国人的整体共识。我不是官僚政客，没啥重要的身份，平头百姓一个，也不知道什么内幕，仅就公开能看到的东西姑妄言之吧。现在说这个问题自然是马后炮，马后炮也并非完全无意义，因为香港问题还没有解决（估计还要延续很久）。
对一国两制我其实一直有些犯疑，只是从来没有一个契机让我去好好想这件事。多年来几乎所有人都在高度赞扬这一政策，直到最近才看到些许不同声音。在这里必须要提一下YST（邵维华）大神，他10多年前的文章“漫谈香港”已被时事论坛置顶。邵先生胸怀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眼光长远，头脑清醒，见解独到，很赞！有时忍不住会想：香港回归除了一国两制还有其它办法吗？这也许只有中英双方最高层的几位才知道，不过我知道，要想保持香港的特殊地位和窗口作用则一国两制是必须的。让我犯疑的是，从现实角度看一国两制的实施过程难度太大，它需要国际形势的配合即英美较少干扰，还要领导人有心胸、智慧、魄力以及对全国政局毋庸置疑的掌控能力，此外还要能保持几十年的政策一贯性，这些条件都很难满足。
当初英国人管香港时起码在大方向上中英双方都是支持香港发展希望香港好的，因为双方都有利益在此，香港搞得好对双方都有好处。但现在把香港搞好对他们有什么好处？看看英国殖民史，什么时候英国人撤走时不埋下一大堆致命的雷？尤其是如果中国想借助香港的特殊地位来帮助解决重大金融问题像人民币的稳定和国际化之间的矛盾，人家凭什么要让你如愿？英美两国的最核心利益和产业就是金融，其他的产业一个早就空心了另一个也正走在越来越空心的路上，中国想把金融稳稳地控制住的想法直接和他们的核心利益冲突，不搞你搞谁？所以香港消停不了，中国想要解决金融战略的核心问题还需多方设法，别把宝押在香港身上。
关于一国两制对领导人的要求，先说心胸，既然一国两制，那肯定不可能像在国内一样事事都顺着自己的意，有些在国内合理的要求可能在一国两制下的香港就很难做到。比如中国人向有为尊者讳的习惯，公开羞辱重要人物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不像在美国，特朗普和希拉里都能被拍成小黄片儿。香港铜锣湾书店出书爱走道听途说揭隐私的路子，用哗众取宠来赚钱而已，很无聊。谁被人胡乱编排都会恼，何况大人物？这可以理解，可为了这点儿事就大动干戈实属不智，因此涉嫌突破一国两制的界限就更是大问题了。一国两制不是个空概念，真的落在实处时肯定会有让你不舒服的地方，这个对大陆和香港都一样，必须一揽子接受（比如23条立法之于香港），没办法说我只挑喜欢的要。编写和出版那些不入流书籍的人确实让人不齿，可也没什么好办法。有人说那你可以告他呀! 这么说太天真，就好比狗咬你一口你还能咬回去吗？这种人就巴不得大人物们告他们，正好能做广告和出名。这算是一国两制的一个具体而微的例子，比这大的还多的是，比如像李柱铭这类人，明知道他总是做坏事捣乱，但只能容忍，除非他犯法。还有层出不穷的政治事件等，容纳不了这些就搞不好一国两制。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国内的强力机关一定不能私下里把手伸到香港办案子，除非有合法的安排，在信息社会里这些事都瞒不了人，一旦发生影响极坏！什么案子的影响能比得上破坏“一国两制”、使中央政府承担“背信弃义”的名声更严重？如果是有些部门的人自作主张则高层应予严惩。
再说智慧。判断世界发展的潮流、洞察国际风云变幻等都是一个好的领导人应当具有的智慧，也都可能和香港的局势和对策相关，能有一定的预见能力并预先采取对策才可能避免被动。除了这些宏观的之外，我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就是大陆方面应该在何种程度上支持香港的经济需要，不遗余力地支持就能得到好结果吗？关于这个问题，邵先生的文章阐述的很好，堪称洞彻人性。在经济上中央政府对香港一贯是有求必应照顾有加，但香港并不感恩，就像被拮据父母娇生惯养长大的孩子一样。对香港的这种反应中央政府本应预料到并相应地调整政策。其实就算不谈人性，劫贫济富、一味迁就香港本身就对其它地区不公平。港珠澳大桥因香港的反对而不连接深圳是一大失策，像深圳这样发展的这么好、对周边经济的带动能力这么强的地方不大力鼓励反倒限制它实在说不过去，发展经济本就该各凭本事才对（如果现在还可行的话，强烈建议港珠澳大桥连接上深圳）。
说到魄力和掌控力，如果邓在的话，可以满足这个条件。其他人都做不到，非关个人能力问题，是时代不一样了。有了魄力才敢于做出重大决策，有了掌控力才能在做决策时无后顾之忧，保证决策能得到真正贯彻，而无需担心有人掣肘。如此在关键时刻才能敢放敢收，对香港做到可进可退。这个条件自邓之后的历届班子都不具备。一旦行差踏错，你不怕党内其他派系的攻击甚至倒阁？不怕成为所谓“历史的罪人”？都知道党内各种派系之间存在争斗，保身之道就是“宁左勿右”，“左”才政治正确，才安全。可这样势必就会导致对香港的政策趋于僵化。另一方面，在香港有乱时中央对香港又有些投鼠忌器，能用的手段很有限，个别终极手段一旦使用，又恐会用力过猛，影响过大。这两方面加起来就自然会造成进退失据。顺便提一句，朱镕基这个人，真是让人一言难尽。他那么说当然港人听着开心了，但当他们时不时把这段话当成尚方宝剑般祭出来，让后来的人怎么做？不是添乱嘛？！香港的事，中央、香港、英美有一方不合作都不好办，何况香港内部还有各种派系，谁能保证一定发展得更好？
还有政策的一贯性问题，一来存在各领导人自己的意识形态偏向和治国理念差别，二来各届班子面对不同的情况有不同的思路是很难避免的，当对待香港的政策有变化时就容易与人口实甚至掀起风波。如果一直是慢慢由紧到松还好，否则就会出问题。
中英谈判最开始中方占据极大主动，但后来没能把握好，对英国人的阴损估计不足，再加上一连两任秘书长都被对方策反，底牌被人摸透，谈判陷入被动。其实个人认为除了这些过程中的不足，在基本的指导思想上也有失误。比如在一国两制的大原则下，涉及具体的安排和说法都应尽量给自己留有余地，最起码要估计到在香港出现重大的不利情况时，除了动用杀手锏之外还应该给自己保留足以应对的其他手段。象“五十年不变”、“港人治港，高度自治”这样的承诺应该慎重，起码要给出相应的前提条件，否则就会自缚手脚。我相信当初这么说是抱有极大的善意的，但仅有善意是不够的，现在的结果是双方都极不满意。特首一定要在最开始就由港人选港人吗？既然英国人一直都是指派总督，国家完全可以顺理成章的可以延续这种做法，这样自然就不会一直有人抱怨“这不是真普选”，不会这二十几年每每为选特首闹得鸡飞狗跳什么事都办不成了。等回归顺利条件成熟再逐步放开特首选举则港人自然心情舒畅。这样尽管开始看着保守，但过程会顺利得多，反倒会更顺利地循序渐进推进民主。现在这样其实类似于“欲速则不达”，只不过不是出于主动，而是阴差阳错。
再着，中国一直不是法治国家，自古至今各个不同利益者和利益集团之间角力都用政治手腕、阴谋诡计甚至武力，不擅长用严密的法律条文和程序来平衡不同的社会需求和解决社会争端，所以中国严重缺少相应的法律人才和文化传统，这些导致了基本法中存在不少缺憾。比如23条这么重要的内容本该在回归之前就制订完成，那样就不会有后来发生的很多事了。再比如选举办法，也应写清具体内容，以减少双方误读和曲解的空间。还有像如何促进“一国”，如何一步步从各方面把“一国”的目标具体化并落到实处等等。
上面说了尽量不要说大话、过头话，以免自己被动，但是另一方面中国作为堂堂大国，中央政府说话应该言出法随，既然说了就应该尽最大可能做到。关于中央政府不干涉香港民主发展的话我相信是反映了邓小平的真实想法，否则以姬鹏飞鲁平这种等级的官员绝不会说出那种话。既然有驻军在，他们无论如何翻不了天，则当初就应该说话算数，不应做那些额外的动作。我知道上面担心放开了控制会有不好的后果，不过情况总不会比现在更糟吧？现在反倒要慎重些，最起码要严厉打击了暴乱分子再说，不能总是爱哭的孩子有奶吃，一闹就得益。
约半年前与爱伦聊香港问题时，我说中央政府的一大失误是在香港丢掉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就是群众路线。爱伦也深表赞同。中央政府需不需要控制香港？当然需要，只要世界上还存在着国与国之间的相互争斗。“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不是完全撒手。但如何控制是个关键问题。通过控制政界和商界高层，安插棋子的方法，我把它比喻为围棋中的捞取实地，而走群众路线能赢得民心，相当于取势。如果势完全没有了，就算捞到些实地最后也会输棋。我不懂围棋，只是用这两个名词来打个比方。从特首提名委员会的组成也体现了这一点，即特别重视那些头面人物们。中央有过一些帮助香港经济发展的举措，但最后的利益也大多到了各头面人物们手中。如果从回归时就眼睛向下，深入基层走群众路线，着重考虑普通民众利益，则今天肯定没这么被动。头面人物们一般家大业大，各种利益可能牵扯到各个方面甚至各个国家，顾虑多多，容易首鼠两端，到了关键时刻用不上。这次风波中一些政府官员、建制派议员和富豪们的表现就是例证。群众路线走得通吗？这是个问题。如果让49年毛手下那些清廉、朴素、勤恳、守纪律、接地气、充满理想主义的干部和军队来做的话，可能就不是个问题，甚至可能如破竹一般的容易。这么说没有为左派张目的意思，只是在阐述事实和分析道理，毛掌权中后期发生的愈演愈烈愈荒唐的各种政治运动也绝对是个问题。从97年到今天的干部能做到这一点吗？这个不用我说了，大家心里都清楚。络绎不绝的大陆官员到香港去与富豪吃吃喝喝，去大手大脚花贪来的钱，去捞取各种利益，去转移资金……，影响要多坏有多坏！所以要反腐嘛，反腐还在路上啊！你懂的。
用非公开掌握关键人物和安插棋子的方法来控制香港局势存在些弊端。首先是名不正言不顺。港人港媒和西媒就没断了拿这说事，经常指谁谁谁是“地下党”，甚至只要是上台的掌权的统统都当成地下党，然后就处处作对污蔑，比如像董建华，应该不是什么地下党，但总有人以此攻击和作梗。执政党当初打天下时地下工作成效卓绝，也不知是不是因此留下了路径依赖。其实作为这么个大国的执政党，又在很有作为地朝着民族崛起的目标迈进，做事自应该堂堂正正。把该做的想做的事摆到台面上来，效果应该更好。其次，一旦开始用安插人物的方法控制局势，就相当于自己下场竞技了，于是中央政府的角色就从裁判员变成了运动员，港府的所有失误和不足别人都可以怪到你头上，你还得听别人的批评或评判。为什么不能换个思路？自己不下场竞技，不直接控制，而是改当裁判员和检验官，把国家想要达到的目标和相应的时限都列明了，把香港人想要的都给他们，然后对港府和港人说，我把两制都给你们了，下面由你们来保证达成“一国“的各项目标，然后年年审查，看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小则批评指导，大则可以收回或部分/临时收回某些权力以示惩戒，如教育问题，如23条立法问题，办得不好，可以考虑下一届立法会选举减少直选名额、或降格他们的立法权限，或在某些关键职位上由中央指派如廉政公署等，把这些惩戒措施和条件事先统统写明了。在有言论自由的地方，社会舆论向来是倾向于批评政府的，而让大家出气的通道就是选票。既然政府是自己选出来的，那它做错了也就没什么好说的，只能自己愿赌服输，下一次争取选对了。如果拿掉了选票，就没有了出气的通道。再加上被认为在背后操控港府的话，那就更会把所有的怨气都背在自己身上，何苦来哉。不如放手，让他们自己去折腾，自己去选。就算选错了，他们也只能闭嘴。中央政府反倒可以站到一个批评者的位置上，既可以批评港府施政不力，也可以批评选民头脑不清醒，何乐而不为呢？当然，这都是书生之见，纸上谈兵，我也不了解实际上有没有可行性。或许以前有，现在太晚了？不过我相信如真能做到这点，肯定会有比现在强得多的控制力而且还名正言顺不用自己亲自上场，到那时就看他们还敢不敢逢中必反。
当初董建华之后任用陈方安生可否？这是我多年来的一个想法。现在当然不行，双方已经撕破脸了，但当初未必不行。董建华当特首时曾诚邀陈作为副手，陈同意出任，可见双方还是有可能合作的。如果当初中央支持她出任第二任特首，则她和董建华的合作态度会好很多，也应该不会中途辞职。我知道上面历来觉得她不是一路人，不能信任，但个人认为如果当初敢于用她很可能收到出乎意料的效果。对中央政府而言，任用陈方安生能很方便地展现心胸和诚意、收拢人心。这个人几乎相当于一面旗子，是香港民主派和很多民众心目中的最佳特首人选。当他们对历任特首都左看右看不顺眼时，心中的参照物就是她。如能任用她，则他们的心气都会平复下来，也不会再看每个特首都是“地下党”，总想着和特首做对。如果她能搞得好自然挺好，反正香港是中国的；如果她搞不好，则正好可以堵民主派的口，“看看，你们的最佳人选上来也不行嘛！” 还是那句话，既然谁也搞不成港独，总不会比今天的情况更糟吧？
归纳一下，上面其实说了两种思路。以我个人之见，在处理香港问题时，最稳妥的办法是在最开始中英谈判时就尽量不要说过头话，制订相关法律政策也都给自己留下足够的余地，在回归之后则在稳妥把握局势的情况下，同时推进一国和两制，开始一段时间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命特首，而后逐步推进民主。这样因为港人一开始的期望值不高，且中央政府的对香港的控制在一步步放开中，应不会产生现在这样一直不满、一味抗争的局面，而且过程更可控。其次，在话已说出且局势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的被动前提下，可以考虑放开直接控制，把自己的角色从运动员变成裁判员和检验官，如此应可在很大程度上避免像近期这样的被动。无论哪种方法，一定要对“一中”实行具体的目标管理，重点则在于司法体系、中华文化教育以及重要官员的身份资格上，逐步实现只有单一中国国籍者才能出任重要职位的目标。此外还要多走群众路线，想办法贴近那些起早贪黑“揾嘢食”的中下层群众，为他们的利益代言，这样能让自己站在一个道德高地上。赢得这部分最基层民众的支持，在关键时刻比那些头面人物强得多。
之前说过，民主是一种必要但危险的力量。前面的文章里主要强调了民主的危险性，这是因为香港的乱局就是围绕着民主发生的。现在我想强调一下民主的必要性，否则就会失之偏颇。民主的必要性首先来自天赋人权，比如14亿人口中的每一个都应该拥有对中国这个国家的一份所有权，这个所有权的重要体现方式，就是某种形式的民主。其次，民主具有巨大的凝聚人心的力量。中国的历史上每每出现国之将亡，而百姓莫不关心，甚至茫然无知的状况，像是上天对统治者的惩罚，实质上是统治者与百姓之间的相互遗弃。再次，从国际政治的现实考虑，民主代表着高屋建瓴的话语权，有民主的国家对无民主的国家说话时，往往可以居高临下，占尽优势。在当今世界，中国要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民主这个道德高地不可丢失，否则必将处处被动，受制于人。所以民主必须要有，但民主之路上存在诸多陷阱，如何谨慎稳妥地实行真正的民主，是考验政治家大智慧的时候，美国的建国先贤们是其中的翘楚。希望有关部门切不要从反面吸取这次事件的教训，而应该主动占领世界的道德制高点。那就是法治，自由和民主。民主有个时机和路径问题，可以谨慎，可以分阶段和因地制宜。而用法制来保障公民的基本人权和自由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也是中国在用完了后发优势之后下一步要开始用创造来引领世界潮流的必要条件，应该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高度来看这个问题。中国每年因政治吃的亏还少吗？走出去的机构、企业和个人被压制，被抵制，被防范，被刁难，被处罚，被歧视，数不胜数。很多正常的交流不能进行，各种有形无形的损失绝对是个天文数字。固然，在中国发展强大的过程中，一定会受到种种打压，但如果拿掉了政治原因这个西方国家最方便的着力点，将大大增加他们打压的难度。
自08奥运开始，西方媒体的所谓客观中正的形象在中国民众中开始怯魅，例如那句众所周知的“做人不能太CNN”。而在这次的香港事件中众多西方媒体更是形象破产，节操碎了一地。这对国人而言是一剂很好的免疫预防针，这也正是开放网禁的大好时机。我理解有关部门对颜色革命的担心，这个开放可以是逐步的稳妥的，但无论如何不能因噎废食。坚持封闭下去对国家绝对弊大于利，比如一个网禁就把无数爱国人士在外网上为祖国辩论发声的努力统统归零了，因为别人可以说这些人都是被派出去的。
最近开始看到了一线曙光，那就是高层宣布在深圳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 一开始我只看到了这个新闻标题还没看具体内容， 我就自己设想这个示范区的突破口首先应该选法治。这些年司法执法体系虽也有进步，但仍是腐败的重灾区。比如种种司法不公、贪赃枉法，甚至还有利用司法手段非法谋夺他人巨额财产等恶劣事件。不少地方政府多多少少都有单纯强调执行力、做事简单粗暴不顾民众合法权益的做法，像暴力强拆，驱逐低端，以及其他一些“一刀切”的做法等。再如对一些企业，需要时上门招商提供各种优惠条件，一旦政策有变则强制关闭，完全不顾企业布局运作需要很长周期的市场规律，给他人造成巨大的财产损失，像前一段猪肉价格高涨，除了非洲猪瘟就还有这个原因。所有这些都是法治问题，而法治的首要问题是各级政府要依法施政。如能先在深圳厘清司法机构，然后允许司法机构独立审判（在一定的反腐措施监督之下），一旦民众或企业能运用法律手段来保护自己免受政府某些不当的侵权行为影响，则这个示范区将一炮打响轰动世界。假以时日，外资外企必因安全公正的法治环境和深圳一贯据有的创新拼搏的精神而纷至沓来，深圳的金融产业也有望得到巨大发展，届时又哪里需要再不停地给香港送过路费买路钱。这两天专门查看了一下“先行示范区”文件的有关内容，看到写着：“法治城市示范。全面提升法治建设水平，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国际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 令人喜出望外！这个药方无疑极其对症，开到了点子上！“用法治规范政府和市场边界，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治化营商环境。” 这不就是当前各地政府工作中的最大弊病、最需要改善的地方？我相信这其中隐藏着巨大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只要全国都能把这句话做到，以国人的勤恳上进和经营天赋，肯定不用担心什么经济滑坡美国制裁了。诚望上上下下都能坚定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当法治、自由和民主在内地广阔的土地上一步步向前推进时，谁还去理会香港泛民和废青们的几声哀嚎！
一任风云变幻，自有大道通天！机不可失，时不我待！唯愿中华昌明！
（本系列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