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人生（74）汪厚铎老师指导我进行教学改革
难忘恩师汪厚铎老先生。
1982年7月26日，下午，我们语文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告诉我，袁校长决定，“汪厚铎老师下学期和你一起备课，负责指导改革实验。”
当时，我奉袁福校长指派，准备执教人民教育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教社”）语文教材改革实验班。
人教社的这套分编型语文教材《阅读》和《作文·汉语》，是建国以来改革步子最大的一套教材，与该社传统的《语文》课本完全不一样。而且，进行这套教材改革实验的规模，也是建国以来最大的一次。根据教育部的通知，全国各省、直辖市必须有两个城市和两个农村的省级重点中学参加六年（1982年至1988年）改革实验。各省市教学研究室具体负责组织工作，人教社负责编辑教材、组织实施教材改革理论和实践指导工作。每年暑假组织全国各省市的执教老师学习教材、集体备课、交流总结经验。
1982年8月底，按武汉市中招办划定的初中录取分数线，华中师大一附中（以下简称“华师一附中”）录取线为182分。语文实验班50人，分数线上学生有33人，分数线下的有17人，是部分教职工子女及其他关系的子弟。
第一次家长会，就有家长质疑语文教改实验，说：“我们的孩子考华师一附中，不是来给你们做实验的。谁都知道，既然是实验，就可能失败。如果失败了，对你们学校、对老师没有什么，但是对我们家庭来说，就是天大的事了！”
1982年8月29日，晚上,在办公室。教研组长吴六林老师跟我谈语文教改工作问题，说：“学校决定请汪老师跟你一起备课，希望你一定多征求汪老师的意见。汪老师热心教改、知识丰富、肯动脑筋、能出点子；你要做语文教改的有心人，像刘友三老师那样，注意积累资料，多动脑筋。”他说：“这个担子很重，千万不能辜负家长和校长对你的信任！”我表示，一定要虚心向老教师学习，多做工作，勤于思考，善于积累，经常总结，争取实验成功。
1982年9月2日，开学第一节课，汪老师听我讲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下午备课时，他就这节课谈了近40分钟的意见，肯定了优点，指出了问题，还就个别问题展开了讨论。汪老师对这节课很满意。以前在校读了六年书，还不认识汪老师。短短几天接触，我觉得汪老师非常坦率，也如他自我介绍一样，性子很急。他工作认真，学问渊博，记忆力强，独立分析问题能力很强，不随大流，敢于坚持个人见解。总而言之，我将从他那里学到许许多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老带新”，这也可以说是华师一附中的优良传统吧。
汪老师第二次听我的课，课后便评讲了，他肯定优点后指出，这节课的问题是时间抓得不紧，有些地方旁逸斜出了。他希望我要高度重视这个问题，非常严肃地指出，“这个问题实际上是教学上的自由主义，往往是灵机一动，计上心来，脱口而出。以后在教学上不能搞自由主义，一定要有计划有目的的讲课”。“该讲的一句不少，不该讲的半句嫌多”这也是刘友三老师传授给我的经验之一。
我在实验班上的第一次公开课，严格说来是失败的，但是几位听课的老教师还是充分肯定了成绩，同时也指出了问题。
吴六林老师认为，老师自己的普通话不标准，因此不敢严格要求学生，以后要加强学习普通话，平舌音和卷舌音一定要分清。黄伯宜老师认为整个课堂教学的结构还可以，但是没有形成高潮。还要注意板书规范：“分”应该写“八、刀”，不能写成“人、刀”或者“入、刀”。汪老师非常体贴地说：“几个月来，你是处于内忧外患之中，讲课出现这些问题，也难怪。”
汪老师最后还告诉我：“上公开课与平时上课要两样处理，当断则断，不要在枝节问题上浪费时间，再就是紧扣时间安排，不要轻易耽误时间。”
一周后，为武钢三中来听课的老师们上了一节《想和做》公开课。汪老师课前与我一起备课，设计教案。针对上次公开课存在的问题，汪老师一再强调在掌握时间时，宁可多几分钟，切不可安排太紧。教学目的单一化，不要面面俱到。在克服一种错误倾向时要防止另一种错误倾向的发生。
他陪外校老师听课后，肯定这是一堂启发式的课，基本上达到了张志公先生“讲台上下融为一体”的要求。
1984年12月14日，上午，吴老师让我和汪老师商量一下12月17日大型公开课《孔乙己》的事情。届时来听课的，有200左右华师大中文系的见习生，还有各地来的近百位语文老师。
吴老师再三叮嘱，一定要认真研究一下教案。
汪老师说：“教案没有什么看头了，关键是要在课堂上发挥已经养成的好作风。”因此，他又谈到：“我认为我们的初中语文实验基本成功，有两大突破。一是课堂教学搞活了，这有两个经验要总结，首先是培养了学生的好习惯；再就是教学民主作风好。二是作文教学可称是最大的成功经验，老师基本上从作文堆中爬出来了。说成功是因为学生未由于教师不批改而无兴趣，另外，学生写作能力的提高是最有说服力的。”他认为要认真从这两方面进行书面总结。
大型公开课《孔乙己》快要下课之前，学生即席提问“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这句话中的‘大约’和‘的确’是矛盾的，作者为什么要这样写？”引起学生热烈讨论。最后一个学生的发言说：“我觉得这一句可以这样理解：这个‘大约’是因为孔乙己死了那么多年，没有人知道他死的消息，大家只能根据推测来判断。推测的根据是孔乙己一生的遭遇，说明他的死是带有必然性的。所以要在后面用‘的确’孔乙己在社会上没有地位，也很穷，所以他死了就没有人知道得那么确切了，只能用‘大约’这个词说明。”
该生的发言刚一结束，在场听课的大学见习生们长时间热烈鼓掌，下课铃声在掌声中响起。公开课圆满完成了任务。
汪老师不仅是语文教学改革的实践者和领路人，而且特别善于总结经验教训。我初中三年试教的所有总结和论文，都是汪老师直接指导下完成的。难忘恩师赐教之恩！
汪老师还是闻名遐迩的书法家。走进我们华师一附中校园，随处可见汪老师的墨宝。当年在我们语文组，汪老师曾是我们语文组中青年老师的书法导师。我们组长吴六林老师自己拿钱买来笔墨纸张，规定每一位青年老师每周在汪老师的指导下写大字。汪老师戏说：“你们有吴六林奖学金，一定要好好练习写字啊！”每到上书法课时，汪老师不只是讲理论，讲完以后，还有手把手教我们一笔一划认真书写。如果说我们这些老师的书法有那么一点点进步或提高，那都是汪老师辛勤指导的结果。
三十多年，弹指一挥间。回忆往事，汪老师的音容笑貌如在眼前，他的谆谆教诲牢记心中。看到当今华师一附中如日中天，尤其难忘当年母校的那一代德高望重、专业功底深厚的各科老师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