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权所有，严禁转载】当全中国还都沉浸在奥运会开幕的兴奋中，周六一早我按每天的习惯打开彭博社的网站Bloomberg.com，赫然看到一条可以震动全球电子行业的新闻：我们的老牌竞争对手德和仁公司被美国道琼斯30的跨国工业巨头商博集团 (Dow 30’s Industrial Conglomerates: Schaumburg Group) 以44亿美元收购，成为商博旗下的100%的控股子公司，保留德和仁的品牌，保持目前管理架构并仍以现有的模式运作。
这时硅谷还在周五的下午，我本来正准备与方达克通话讨论中国团队的问题，这条新闻给了我一个最好的开始的话题。果然一向沉稳的方达克一接起我的电话就说：“哈，我正在等着有人给我来电话聊聊德和仁被收购的事呢，说说你的看法吧。”
我对商博公司不是很了解，但知道不同于大多数科技公司是由工程师或科学家创建的，商博是上世纪六十年代由美国两个投资家以股票收购的几个工业技术公司为基础组成集团，然后历经四十多年不断的收购、剥离、重组，集团成长壮大到今天的规模，拥有六大业务群 (business unit)，并成为组成道琼斯指数的30家巨头公司之一。我坦率地告诉方达克我对商博的了解仅限于此，我不知道商博的核心竞争力是什么，德和仁又可以怎样在商博的平台上获得更好的发展。
方达克说：“你一定听说过SMS吧，但别告诉我那是手机短信服务 (I’m sure you’ve heard SMS, but don’t tell me it’s short message service)。”
我一下想起了SMS是Schaumburg Management System既“商博管理系统”，是基于丰田的TQM全面质量管理和由摩托罗拉创立但被通用电气 (GE) 光大的6西格玛 (Six Sigma)延伸出的一套效率管理方法 (lean management system)，这应该是商博之所以能够把如此多样化的几十家子公司整合在其旗下，并使之成为一个历经几十年经济变化而持续盈利，且给予股东稳定回报的增值机器的“核心竞争力”。但SMS的理念和方法已广泛地被业界认可更适用于生产密集型的企业，却如何能够给德和仁这样的技术密集型企业带来效益和价值呢？方达克同意我的看法，并坦言他作为德和仁出身的人，也不能一下子理解此次收购对德和仁和商博双方的利益共同点究竟在哪里，尤其在现在大家都知道经济步入调整期时还以如此高价收购，唯一的解释是一向以传统工业技术为主的商博集团希望以德和仁为滩头阵地来打入电子技术领域。他也告诉我并购消息发布的第一时间，他就和杰瑞及乐波特博士讨论过，杰瑞会和德和仁的CEO联系，乐波特博士也会给他的老对手也是老朋友的德和仁的创始人打电话，祝贺他们的同时也试探他们的想法。至于对我们仪器行业的影响和我们在乐波特的应对策略，我们需要逐步地观察和研判，但是方达克和我都“一致同意”要在美国周一一早九点半纽约股市开盘时立刻抢购德和仁的股票……然后双方会意地大笑。
笑过之后，方达克又提起奥运会，我知道他要借闲谈奥运会来结束谈话，我赶紧三言两语塘塞过奥运会的话题，告诉他我打电话的另一个原因。我还是一贯的原则，在与老板谈我的决定而不是分析情况时，只谈确信的事实和打算采取的行动 (facts and actions)，而不谈任何猜测和假设。况且我也知道方达克的时间有限，所以我先不会提及成都的神秘客户，詹骏的被边缘化，或王金波王银波兄弟档，更不会提及“天使大单”等话题，这些至少在目前都是我自己的事情，与方达克无关。我就只接着我三周前通报他的中国发现的订单造假问题说我打算做的处理，告诉他张宇航明白无误且肆无忌惮地承认他不仅订单造假，还行贿于客户和集成商，我打算对他采取最严厉的纪律处理 — 解雇，以此来向全体中国团队表明我们对任何违反商业道德规范的零容忍的态度和对职业操守的毫不妥协的坚持。
方达克听完我说的，稍微沉默了一会儿，告诉我他认为只要事实清楚，他同意我的处理决定，只是在方法上他建议用尽可能缓和的方式，从而为工作顺利交接赢得一些时间。我知道他真正担心的是张宇航所负责的航天系统的客户。我可以理解方达克作为外国人对中国的神秘的“关系”的忌惮甚至敬畏，特别是他出于作为上市公司负责全球销售的副总裁对每个季度的营业额的至高的考量。
其实作为具体负责中国政府业务的我，航天系统的客户对我的意义相对更大，我又何尝未曾想过张宇航在他负责的那些航天院所多年建立起的联系，和他一旦被解聘后可能对客户关系乃至对乐波特业务的影响。但是作为成长于此的北京人，我对关系的理解不单只是概念。我认为所谓“关系”有两种：一种是经过长期的合作建立起的互信，久而形成一种稳固互惠的生态圈，这种关系是积极的开放的，只要有动力有能力，假以时日任何人都可以开发培养这样的关系，这在中国美国都一样；而另一种其实就是私人利益的绑定，这种关系的双方都是“有奶便是娘”，随时会随着利益的变化而取舍，而且这样的私利关系无论在哪里都见不得阳光，利益的任何一方都不敢把它放在桌面上谈。我相信张宇航的所谓关系就是这样，而且他这样的“坦诚”不仅肆无忌惮恐怕也是绝无仅有。即使在法律还相对不甚健全，腐败现象还不仅限于个例的我的祖国，真正决定产品选择的科研技术人员的大多数都是以产品性能和质量为上，最先看重的是品牌和其代表的价值。个别采购人员的私利因素可能在短期内的项目上造成一些阻力，但长期而言不仅不会对乐波特在航天系统的业务有影响，我们坚守原则的操作反而可以帮我们提升乐波特在客户端的信誉。
我把我的看法告诉方达克，同时告诉他我打算继续留用同是参与了订单造假的孙自立，这样做有几个方面的好处：一方面他作为张宇航的“徒弟”在订单造假中不是主要角色，相信我解雇张宇航可以对他起到教育和挽救的作用；另一方面我可以让他接替张宇航在航天院所的业务中担负主要责任，给他以快速成长的机会，让他看到希望；也是充分利用他与跟张宇航“工作”时建立的客户联系，为我们平稳接过航天系统的业务赢得缓冲的时间；同时还可以让他作为非正式的沟通渠道，把我对张宇航处理的原因转达给张宇航的那些互相“照应”的“哥们儿”，起到敲山震虎的作用，并可由此向航天院所的客户表达乐波特的新的中国管理团队对商业道德的至高无上的遵守。
方达克略作沉吟后，表示他完全信任我的判断并支持我的决定，同时还提醒我要Vivian联系公司在北京的法律顾问，请律师起草辞退函件以确保我们的操作完全符合中国劳动法的规范。
我谢过方达克的支持和建议后挂断了电话，然后和已经起床的家人边吃早餐边谈论着昨晚奥运会的开幕式。儿子说他在美国的朋友们也看了开幕式转播，都羡慕他此时可以在北京。虽没有亲临现场，但儿子向他的朋友们吹牛说我们住的公寓就在“鸟巢”旁边，可以从窗口看到天上的“大脚印”的烟花，等等，让他那些远在美国根本对北京多大没有任何概念的朋友们着实嫉妒了一番。正在这时，我的手机响起，是方达克又打过来。方达克说他想到我解雇张宇航将是乐波特在中国自建立以来第一次因违纪解雇员工，而且是在我上任仅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为了表示支持并保证顺利，他决定要亲自来北京。他告诉我他本来也有计划两周后要去乐波特日本分公司，他可以先于去东京的前一周到北京，要我不要先急于处理张宇航，等他到后再办，况且我这边与律师协调也需要时间准备。我感谢过他的考虑的周全，并要他把确定后的行程给我，我好让Jennifer给他安排酒店。
作为已入不惑之年的成熟的职业经理人，我在做工作的决定时，决不会掺杂个人感情因素，所有的决定都是基于理性的分析与判断的选择。但另一方面人也都是有情绪的，我的喜欢挑战和竞争的性格让我一想起我即将采取的行动就有一种莫名的兴奋，这不仅是由于张宇航那充满挑衅的态度，更是我对面前一场大戏即将开场的期待，我是这场大戏的一个主角，同时也是编剧和导演，解雇张宇航不过只是我开始登台后的第一次展露身段而已。我自从1998年开始做带团队的经理人后，曾因为公司财务的原因遣散 (lay-off) 过十几位下属，那种场合下心里更多的是对下属的歉疚，特别是对一些共事多年并谈得来的同事。但这将是第一次因为违纪而解雇员工，我把我所有对欺骗和腐败的厌恶都集中在了张宇航身上，为他即将成为我在十几年前的经理培训中学到的、却一直没有机会实践的对违纪员工的解雇方法的第一个实验对象而感到遗憾。
（待续）
